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二）

崔

　　博物馆的天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汉代织锦护臂，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95年发现于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此锦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锦面绢里，为五重平纹经锦，纹样和题材新颖别致，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花纹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气纹及孔雀、仙鹤、避邪、老虎等瑞兽纹，上下每两组循环花纹之间贯穿小篆体“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结构复杂，工艺精湛，堪称是我国汉代锦的精华。

该锦再加上墓中出土的其它锦上的文字，合起来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寓意五星同时出现于东方之天象对中国征伐有利。

图为古代射箭时所用护臂（射禧），护臂所用面锦色彩绚烂，纹样诡异神奇。图案为云气、瑞兽、吉祥语、星纹的精巧设计，在祥瑞云气纹样间，有序织出"凤凰一鸾鸟一麒麟一白虎"等"大瑞"的瑞兽图案，并依次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吉祥小篆文字及圆圈纹表现的"五星"图案；织锦织造以白、青、黑、赤、黄五色丝线见出，对应"五星"的吉祥语和星纹设计，呈现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密切关联，鲜明地昭示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奢华织锦的创制，表达祈佑祥瑞的寓意。经纺织考古专家鉴定，"五星"锦是五重平纹经锦，汉代典型织锦基本都是经向显花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织造非常厚实，经线密度大。这些文字和上面这些鸟兽的图案、云纹的图案，都不是绣的，也不是彩绘的，是织出来的，文字是典型的中国小篆文字。小篆文字在吉祥的云纹，祥瑞图案间巧妙设计，织造出来，显现出汉代织锦设计制作的匠心独具和技艺上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伏羲女娲交尾图》，唐代绢画， 高221.5厘米，上宽105.5厘米，下宽80.9厘米。

伏羲和女娲是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相传他们是兄妹，伏羲龙身，女娲蛇躯，当时世界上只有他们二人，兄妹俩别无选择，最终结为夫妻。从此他们不但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且成为了繁衍人类的始祖。

画中，伏羲女娲手持规矩，上身相拥，蛇尾缠绕，两者上部画有炎炎烈日，尾下则是皓月当空。画中所表达的具体含义，现在人无从知晓，有人说酷似生命遗传基因结构图，还有人说是古人臆想的神秘符号，总之，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留下了非常神秘的色彩。

伏羲女娲都属于创世纪的大神，他们手里都拿着有特定含义的东西，左边的女娲手持圆规（画圆的工具），右边伏羲手持方矩（曲尺，画方的工具），天圆地方是古人的理念，所以伏羲女娲在一起有规划方圆、建立秩序，甚至创生万物的含义。世界的秩序被建立后，还要被保持下来，所以伏羲女娲手里还有另外两件东西，女娲的左手拿的像四根木棍一样的东西叫算筹，是古代算数用的工具。计算有两个结果，即对与错，所以算筹代表是非对错。伏羲的右手手持一个墨斗，它代表着黑与白，里面拉出来的线代表着曲直。伏羲女娲原本就有男女阴阳缠绕之意，所以整幅画代表着是非对错、黑白曲直、规矩方圆、阴和阳，这就是世界运转的规律。

之前出土的伏羲女娲图蛇身缠绕的比这幅画要复杂，中间会打结，在中国的神话里伏羲女娲是人类最早的夫妻，结与婚姻产生了联系，永结同心、结发夫妻这些词汇就是用来描述永恒不变的爱情。

局部。中国古代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创造了万物。汉代中原多地墓室和宗族祠堂的供奉物中多刻画伏羲女娲图。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和巴达木古墓群中也出土有73幅较为完整的伏羲女娲绢麻画，时代为魏晋南北朝后期至隋唐。其中，一些图将伏羲女娲描绘为汉人的形象，另外一些图将伏羲女娲描绘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汉胡两种风格同时出现，说明新疆地区各族先民在祖先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刻统一，也更加说明新疆与祖国内地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青铜武士俑》，1983年出土，高40 厘米，中空，用红铜合模铸成。

该俑深目高鼻，头戴顶附弯钩的高顶遮沿帽，上身赤裸，腰间系短裙。左腿屈起，右腿下跪。双手环握，拳心相对，手中各有一孔管，原应为弓箭一类的武器。全身肌肉发达，双目凝视前方，显得威武有力。 战国墓殉葬武士俑并不鲜见，但一般为陶质和木雕，青铜铸造武士俑则极为罕见，其应是战国时期在伊犂河流域活动的少数民族塞种人男子形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弈棋仕女图》，唐代绢本设色画，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的屏风画。

该画出土时已破碎，经修复，重现了11位妇女儿童的形象。画面以弈棋贵妇为中心人物，围绕弈棋的主题，又有侍婢应候、儿童嬉戏等内容，是描绘贵族妇女生活的一组工笔重彩风俗画。

此图中贵妇身着典型的唐代服饰，发束高髻，额间描心形花钿，身着绯衣绿裙，披帛，手戴玉镯，做举棋未定、正在沉思状。贵妇神情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画面线条流畅，质感逼真。依据仕女穿着，该贵妇当为六品官吏之妻。

此画是复制品，真品无法展出。

该画为丝质工笔重彩画。图中贵妇体态雍容丰满，神态优雅娴静，衣着华丽名贵丝绸时装，坐在木榻上，凝视着棋盘。伸出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夹着一粒棋子，思索着如何落子。表现了贵妇人的悠闲、消遣和弈棋时注意力的集中与神情的投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就开始流行，在唐代达到鼎盛，并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上至皇帝、宫廷，下至平民百姓，都是围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整个作品画风飘逸洒脱，笔法轻松自如，色彩高雅别致，线条流畅。虽然时隔千年，整个画面的色彩保持得很完美，赭如虹、绿如翠、褐如油、蓝如海，加上衣裙上精美的花纹，使得整个画面色彩如初，呼之欲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阿什图”人头骨化石》，新疆地区最早的人类是哪种人类呢？直到1981年阿图什人头骨化石的出现，人们才有了答案。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专家对阿图什人头骨化石的特点、级别和地层、地理环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分析，鉴定这一人头骨化石至少有一万七千年的历史，为18岁左右的男子头骨，比现代人头骨要厚。 　

“阿图什”人头骨化石的出土，意义重大，它证明新疆地区历史悠久，至少在一万七千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彩绘天王踏鬼木俑》，此俑出自唐代将军张雄夫妇合葬墓，这种俑是作为墓葬“守护神”置于墓室门外，以保卫墓主人的“安宁”。天王全身施彩、双目圆睁、神态威严、气势雄伟，降魔除妖，以保高昌左卫大将军张雄灵魂平安。这类木雕天王踏鬼俑，到目前为止在国内仅见一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木亭模型》，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来自1000多年前的唐代，高20.8厘米，整体呈红色，由梁、柱、斗拱构成，中间有8根圆柱支撑，下方有方形底座，整个木亭充满盛唐气韵，说明1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就对新疆地区影响深远，这件“木亭模型”是代表中国古代建筑文明的重要文物，包含着中国古建筑的精髓——斗拱，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

该木亭为随葬冥器单体建筑，明确地展示了唐代栏杆、柱式、斗拱等具体形制。木亭由亭基、亭身及亭顶三个部分构成，平面呈正方形，八柱，柱头有卷杀、柱间用阑额相连，柱顶铺作华拱后尾，以榫卯相连，没有亭顶，亭子四周有勾栏，正面中部和两侧尾端各有一出口。它是目前仅见的唐代亭台式建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彩绘骑马戴帷帽仕女俑》，唐代手工泥塑彩绘俑， 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仕女发束高髻，额间花钿，上身穿白色小花纹襦衣，下穿黑色树叶纹图案的绿色长裙，裙上端高及胸部，足穿黑靴，骑在鞍马上，形态典雅，再现大唐贵族妇女的雍容华贵。

　　镇馆之宝之一《彩绘泥塑打马球俑 》，唐代（公元 618～907 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为彩绘泥塑作品。打马球者头戴幌头，蓄八字短须，身穿圆领紧身绛色窄袖长袍，骑于白马飞奔；脚穿黑色皮靴，足踩马蹬，两目注视地面，右臂扬起，高举鞠杖，呈击球状。马躯体浑圆，前胸宽阔，四肢强健，充分展现了西域骏马的风采。打马球俑整体造型比例匀称，造型精巧，形象逼真，极富动感，不仅展现了驰马挥杖强体魄的大唐雄风，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

　　陶俑。

　　东汉王朝建立后，北匈奴不断侵扰汉朝边疆。为抗击北匈奴，74年冬，东汉明帝命骑都尉刘张、司马耿恭、奉车都尉窦固及耿恭堂弟驸马都尉耿秉，一起出击依附于北匈奴的西域地方政权车师，大获全胜。战后，东汉明帝重设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任命耿恭为戊己校尉，屯驻车师后部金蒲城（今吉木萨尔）。驻守边城，是对耿恭的重大考验。75年3月，北匈奴单于派2万骑兵进攻车师，耿恭派300人前往救援，途中遭遇匈奴的大队骑兵，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此时，恰逢东汉明帝去世，车师趁机背叛，勾结匈奴一起进攻耿恭驻地。为便于防守，耿恭将军队转移到疏勒城（今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在匈奴军队的攻击下，疏勒城危在旦夕。万般艰辛中，耿恭与士卒戮力杀敌，坚守数月，最终仅有13人突破重围。汉章帝因耿恭在兵力极少的情况下"固守孤城"，面对数万匈奴，毫不畏惧，对统一大业有功，封其为骑都尉，以示奖励。后来，人们修了耿恭台，以纪念他为维护国家统一而不顾生死的英勇斗争精神。

当年农垦人的帽子。

　　农垦人使用的镰刀。

91年，汉朝大败北匈奴后，东汉重设西域都护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西南）。94年，西域各城郭全部内属，东汉再次统一西域。97年，班超以东汉名义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条支（今叙利亚）、波斯湾。102年，班超返回洛阳，不久后便病逝，享年71岁。班超的出使及都护西域，不仅加强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而且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班超在西域活动30年，其"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农垦人使用的锤子。

西汉末，王莽篡权，西域与内地的政治联系暂时中断。但位于塔里木盆地西端的莎车王延父子，为维护国家"大一统"不懈努力。西汉时，延曾在长安作侍子，深受中原文化熏陶，爱国热情深藏于心。继莎车王位后，延推行汉朝政令，依照汉朝典章制度治理莎车国。匈奴控制天山以南大部时，莎车王延坚持世代归附汉朝，不愿背弃，不肯附属匈奴。18年，延去世。汉朝追赠延为"忠武王"。延去世后，其子康继莎车王位。康遵循父亲的教导，继续领导西域各地各族人民进行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统一。康非常关心内地形势发展，积极主动地同汉朝政府取得联系，希望早日恢复西域与内地的联系。29年，河西走廊的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以东汉政府的名义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委任他统辖西域各地。74年，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使"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再次形成。莎车王延与康父子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农垦人穿的鞋子。

唐朝统一西域后，在西域不仅设置了州、县、乡、里或都督府、州等行政管理机构，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军事机构，统率驻军，以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宁和各族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维护商贸畅通。640年，唐朝在交河城（今吐鲁番西雅尔郭勒）设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702年，唐朝在庭州（今吉木萨尔）设置北庭都护府。711年，北庭都护府升为大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作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事行政管理机关，官有定员，职有专任，确保唐朝在西域行使政治、军事权力，对维护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安全、维护唐朝政治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垦人使用的煤油灯。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空前危机。1865年，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地区，在沙俄、英国、土耳其等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侵略政权。随之沙俄出兵侵占了伊犁，新疆局势岌岌可危。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海防、塞防之争，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并主动请缨。1875年，清朝政府改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任命金顺为帮办新疆军务，西征大军源源出关。为能迅速收复失地，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军事策略，在新疆各族人民的积极配合下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彻底摧毁了阿古柏侵略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1877年，左宗棠为维护中国主权和颍土完整，反对朝廷在《交收伊犁条约》上签字，他携棺木出关西征，亲驻哈密大营，誓死与沙俄决一死战，士气为之大振。在内外形势逼迫下，沙俄终于退出强占10年之久的伊犁。新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达到新高度，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进一步增强。

　　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天山南北后，为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实行军府制，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各地驻防官兵，兼管新疆行政事务。但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加之缺乏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机制，军府制已无法应对新疆的复杂形势。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数次上奏清廷提议新疆建省，并力陈"设行省、改郡县，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之利。陕甘总督谭钟麟、继任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也先后上奏清廷陈述新疆建省之必要，于是，新疆建省进入实质性阶段。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在新疆地区正式建省，取名"新疆"，意为"故土新归"。刘锦棠为首任巡抚，省城设在迪化（今乌鲁木齐）。

新疆建省是新疆行政体制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它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是我国大一统政治理念不断深化的结果。新疆建省使新疆第一次实现了与祖国内地行政制度的完全统一，也实现了新疆天山南北行政制度的划一。从此，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政治关系更加密切，内部也更加有机地联为一体。新疆建省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安全稳定，防止外来侵略势力觊觎、渗透和分裂，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中是1961年边疆人用自己的双手播种棉花，纺出的54支纱线。

　　新疆和平解放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时主政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为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兵临玉门关下，直叩新疆大门，毛泽东主席作出"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英明决策。新疆国民党军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等拥兵自重，企图阻止解放军挥师进疆，而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进步人士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同胞福祉和新疆未来，汇聚新疆军政和平力量，决定起义，并一举挫败了国民党顽固分子分裂新疆的图谋。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到人民主阵营的行列。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和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市长屈武也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得以和平解放。新疆各族人民从此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滚滚历史洪流中！

　　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新疆许多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活动，刘先俊便是其中的一个。刘先俊（1882～1911年），湖南宁乡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他早年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接受革命思想。回国后在湖南等地任职。1911年，新疆巡抚袁大化为改编新军招募军官。刘先俊被推荐到了新疆，但并没有得到袁大化的信任。刘先俊察觉出袁大化欲借沙俄势力割据西北，与革命军对抗，便开始与迪化的革命党人万象春联络，筹划起义。但起义计划被发现，刘先俊决定提前起义。他率领起义军100多人，与敌人发生枪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被俘。袁大化亲自审讯他，一次次对其严刑拷打。刘先俊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刘先俊牺牲时年仅29岁。刘先俊领导的迪化起义，让武昌起义的革命烈火在边疆熊熊燃烧，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红军在会宁会师后，为打通新疆到苏联的国际通道，西路军向西挺进，但在河西走廊遭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伤亡惨重，余部400余人在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下，于1937年4月到达新疆的星星峡。陈云等前来迎接。经整编，西路军左支队对外称"新兵营"。1937年冬，新兵营分为四个大队，学习驾驶汽车、军医、无线电、俄文等专业技术，陈云、滕代远和苏联专家为他们授课。1937年底，"新兵营"挑选25名青年学习航空技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之后，"新兵营"学员分批返回延安，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中走出了28名开国将军。乌鲁木齐西后街和幸福路分别建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总支队"和"新疆航空队纪念馆"，以纪念当年"新兵营"星星之火和光辉业绩。

屯田戍边，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精神财富，流传千年，饱经风霜，国家"大一统"与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精神取向从未改变。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后，为促进新疆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建设，确保祖国边陲长治久安，党中央英明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铠甲未卸、征衣未脱，便开启了就地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中。解放军将士们顶风沙、战戈壁，冒酷暑、斗严寒，节衣缩食，白手起家，硬是在万古荒原上开垦出一片片良田，浇灌出一片片绿洲，兴建起一座座工厂，新建成一座座城镇。官兵们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最终完成了生活上自给自足、工农业从弱到强的壮举。1954年10月7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继续担负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光荣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兵团深化改革和向南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指出，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求兵团履行好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三大功能"，发挥好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四大作用"，这为做好新时代兵团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创造着新的辉煌业绩。

图中是农垦人穿过的袜子。

　　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临危受命，率清军西征，收复新疆。清政府为数万西征大军后勤补给招募内地人随军，被贫苦生活逼上绝路的天津杨柳青人纷纷响应。约3000余户、1.5万杨柳青人肩挑货担，踏上漫漫长途，跟随左宗棠大营进疆，史称"赶大营"。杨柳青人跟随清军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为西征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保障，有人甚至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忠骨。三千货郎满天山，不仅带来了"针头线脑"，而且还带来了先进的工业、手工业、传统技艺、商业等，乌鲁木齐、伊犁、奇台成了"天津商帮"的聚集中心，带动了沿线陕、甘、晋、绥等地的经济发展。"赶大营"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历史壮举，以一镇之微而影响中国六分之一土地达数十年之久，对新疆百业兴起、文明进步、文化交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共生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历史。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全国一片欢腾，但稳疆固边的形势依然严峻。1952年2月，为了祖国领土完整和边疆安宁，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令，新疆近20万官兵及家属集体就地转业，组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为了让官兵安心扎根边疆，部队从湖南、山东等地招募大批女兵援疆。1950~1952年，八千名湖南女兵和两千名山东女兵入疆，他们成为兵团人的妻子和母亲，被誉为"新疆戈壁上的第一代母亲"。1963~1966年，又有四五万名上海女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远赴新疆的戈壁荒漠，与男兵一样住地窝子、喝涝坝水，扛着农具开荒生产，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1960年，我国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壹元纸币上的人物﹣-"女拖拉机手"，其原型就是山东女兵金茂芳，她驾驶过的那台苏式拖拉机，至今存放在石河子军垦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很多女兵靠组织介绍、领导牵线自愿组成家庭。婚礼简陋，生活艰苦，但地窝子里婴儿的啼哭成为戈壁滩上最动听的晨曲和那一代女兵爱情生活的最美诗篇。几代戈壁母亲，一干就是一生，把青春和血汗挥洒在了新疆大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她们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兵团精神的最美书写者。

　　一首歌里，有我们值得铭记的人；一首歌里，有我们终生难忘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将士们高唱王震将军作词、王洛宾作曲的《凯歌进新疆》，挥师入疆，开启了新疆的全新时代。诗人铁依甫江用《解放的时代》讲述了那个和平时代的到来；马寒冰和刘炽的《新疆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谱写了序曲；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展现了第一代石油人激情燃烧的岁月；风雪中的雷振邦将帕米尔高原上的刻骨情谊化作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自江南的音乐学家周吉，与边疆人民生活数十载，一曲《天山青松根连根》，道出了新疆各族人民血浓于水的亲情；《草原之夜》，令人怀想起"东方小夜曲"中的爱情；我走过多少地方，《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新疆歌曲传唱神州大地，成为新疆的名片。在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的过程中，歌声是其中动人的旋律，可谓旋舞乐动天山去，歌从大美新疆来。

　　中华文化多姿多彩，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一种大型传统古典音乐，16世纪肇始于民间文化，发展于各绿洲城邦宫廷及官邸市井，集传统音乐、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以哲人箴言、先知告诫、乡村俚语、民间故事等为主要内容。每一套木卡姆都有琼乃合曼、达斯坦和麦西来甫等三部分组成，在其文化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十二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伊犁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流派。十二木卡姆是由叶尔羌汗国王妃阿曼尼莎汗在对当时的维吾尔音乐艺术进行搜集、整理、改编和规范基础上形成的。400年来，十二木卡姆都是师徒相传、口传心授。到解放前夕，木卡姆已濒临消失。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开始对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进行采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等抢救性工作。在万桐书、连晓梅、周吉等一批音乐艺术工作者的执着坚守下，才使得一度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得以重现光彩。2005年，十二木卡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06年，维吾尔木卡姆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10月成功发射升空的"嫦娥一号"卫星搭载31首歌曲，《十二木卡姆》选曲名列其中，响彻天空。

　　有一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世界传唱最广的华语歌曲之一。它是由被誉为"西部歌王""西部民歌之父"的人民音乐家王洛宾先生改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生长在北京的王洛宾满怀爱国热情加入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次在和新疆运送抗战物资的车队联欢时，王洛宾被一位维吾尔族司机的歌声吸引，连夜改编、整理了《达坂城的姑娘》，新疆由此令他心驰神往。1949年，王洛宾在西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与王震将军共同创作了歌曲《凯歌进新疆》。从此，王洛宾在新疆度过46载，走遍了天山南北，记录、整理了大量新疆各民族的民歌。他一生创作、改编整理的千首歌曲中，新疆民歌占了700多首，如《达坂城的姑娘》《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在银色的月光下》等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这些歌曲打开了人们了解新疆、认识新疆的艺术之窗，拉近了新疆与外界的距离，促进了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新疆地理位置特殊，多个民族在此迁徙、聚居、繁衍生息。因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舌尖上的文化交流积淀深厚的地方。饺子、馄饨源自中原，现在已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美食。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的饺子、馄饨、草编粽子，虽时隔千年，但出土时依然精致，证明这里的饮食文化曾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将西域的葡萄、安石榴等10余种食物原料传入中原，"胡饼""炉饼"等西域胡食在中原地区也风靡一时。唐代，茶叶逐渐传播至西域，西域各族人民特别是牧区的广大民众逐渐接受了汉族饮茶风俗，并衍生出奶茶。虽然时光流逝，新疆与中原饮食文化交流交融从未中断过，而且不断相互接纳。抓饭、拉条子、烤包子、新疆大盘鸡，以及川菜、湘菜、陕西特色小吃等，一直丰富着新疆的饮食文化。

　　1950年10月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隆重的国庆晚会，新疆文工团的演出引起了全场轰动，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即席吟赋《浣溪沙》一首。次日，毛主席和诗《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诗中，毛主席用“于阗”一词指代新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建的新中国乾坤朗朗、各族人民欢聚一堂，寓意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各族人民大团结。1951年，作曲家刘炽应王震之邀来新疆采风，说新疆是"歌舞之乡"。由此，新疆"歌舞之乡"的盛名不胫而走，并传遍世界。新疆各民族的歌舞各具特色，维吾尔族歌舞、哈萨克族民歌、蒙古族长调、回族"花儿"等，都是我国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疆这个歌舞之乡呈现了一朵朵奇葩，光彩夺目，在新时代焕发出了蓬勃生机，丰富着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特殊的文化资源禀赋和地理环境赋存，使得这里拥有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具有唯一性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在新疆发现有我国数量最大、类型最多、时代最早的有机质类文物：出土的毛纺织品年代最早、数量大、类型多、保存好、研究价值高；其中汉晋锦绣规格高、品类多、色泽鲜艳，研究意义殊绝；在此发现的自然干尸数量为全国之最；出土简牍、文书所见语言文字种类之多居世界之冠。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毛织织物、汉唐时期的奢华丝绸服饰、彩以及宋辽元明清以来各民族绚丽的服饰，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新疆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服饰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素有"衣冠王国"美称的中国服饰历史文化的宝藏；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见证；新疆古代服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百余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田野发掘和民间征集，汇聚了先秦时期至清代新疆古代居民使用过的各类服装、鞋帽和装饰品。通过这些服饰珍品的发现和研究可见：新疆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多元的历史文明辉煌璀璨；新疆地区自古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启了新疆历史的新纪元；汉唐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域实施的统辖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服饰文化不仅受到了中华服饰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创新发展输入了养分，新疆地区古代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图中是彩条纹毛布，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哈密市五堡墓地出土。

　　羊形柄木梳，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1986哈密市五堡墓葬出土。

　　战国虎形圆金牌，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1977年乌鲁木齐市阿拉沟墓葬出土。

　　先秦时期西域先民使用动物骨骼、玉石（玉、玛瑙、绿松石、孔雀石）、玻璃、金、银、珠宝、青铜等材料加工制作成朴美多样的装饰品。在一些贵族墓地中还出土有黄金首饰、配饰及动物纹的牌饰等。

图中是战国对虎纹金箔带，战国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1977年乌鲁木齐市阿拉沟墓葬出土。

　　公元前60年，汉朝在今轮台境内设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军政事务，新疆从此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两汉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华美的丝绸、柔软的棉布、精美的毛屬以各种形式运到西域，极大地丰富了西域服饰及其原料品类。在楼兰（鄯善）、于阗、精绝等绿洲城邦故址发现的丝绸、毛布服装，款式多样，保存较好，一些奢华高档锦绣制作的服饰明显是两汉中原王朝对西域绿洲王族的赠赐封赏，体现了两汉时期中原与新疆地区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三国曹魏政权在西域设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已校尉管理军政事务。327年，前凉政权设高昌郡。吐鲁番盆地460年到640年年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新疆地区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各绿洲城邦，毛纺织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棉纺织业初具规模，随着西域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丝绸纺织技艺也传至西域，高昌锦、龟兹锦、于阗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不同地区的服装款式和装饰品各具特色，充分显示出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

　　精绝古国是《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丝路南道的古绿洲城邦，今尼雅民丰县北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精绝国故址，在精绝王墓里发现的锦绣服装，华贵典雅，规格等级高，制作技艺上乘；袍、裤、衫、裙、帽、袜等多用锦、绢、毛等制成，反映了中原丝绸文化对精绝在内西域城邦的强烈影响。这些丝绸服装是研究新疆乃至中国古代服饰的重要实物资料，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研究价值。

图中是刺绣方格纹锦手套，汉晋（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2003年乌鲁木齐市征集。

　　楼兰是《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重要的绿洲城邦（西汉昭帝元凤四年更名为鄯善）。在楼兰地区的LE北壁画墓、孤台墓地、营盘墓地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半袖衫、绢袍、长袖绢衣等服装，是研究楼兰绿洲城邦居民社会生活、服饰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新疆尉犁营盘汉晋墓地位于丝绸之路楼兰道要冲，据考证是《汉书·西域传》中的"山国"（墨山国）故址，是目前罗布淖尔地区发掘的面积最大、资料最为丰富的一处墓地，出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均带有明显汉文化特征，还包括西域特色的毛织品、木器、弓箭，以及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玻璃、金银器等，对于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被评为"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充分说明营盘作为丝绸之路中道重镇的地位。

汉晋时期，新疆地区居民使用的首饰和装饰品，因其地域不同，呈现出材质多样、品类丰富、等次有差的特征。在塔里木盆地周边诸绿洲城邦遗址等级较高的墓地中出土的锦囊、香囊、帛鱼等，做工考究、缝制精细、秀雅大方，显现出汉晋西域女子对锦绣丝绸类装饰品的珍爱；在吐鲁番盆地、在巴里坤草原、在特克斯河谷地带发现的游牧人墓地中，出土的金银饰品草原游牧文化气息浓郁，装饰图案多以动物纹为主，显现着草原骑马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审美。

　　翘头蓝绢鞋，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1964年在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彩绘木雕仕女俑，唐，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唐代西域女子发髻图。

　　彩绘泥塑骑马仕女俑，唐，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

　　服饰。

　　双耳彩陶罐，距今约 4100～3200 年，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双耳彩陶罐，距今约 4100～3200 年，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彩陶盘，距今约3200～2800年，哈密市亚尔墓地出土。

　　双腹耳网纹彩陶罐，距今约2500年，巴里坤县南湾墓地出土。

　　双耳彩陶罐，距今约 2800～2500年，哈密市艾斯克霞尔南墓地出土。

　　单耳彩陶罐，距今约 2500～2300 年，鄯善县苏贝希墓地出土。

　　轧渦旋纹革盒，距今约 3000 年，哈密市五堡墓地出土。

　　蘑菇状立耳圈足铜鍑，距今约2500～2200年，乌鲁木齐市征集。

　　虎形圆金牌，距今约2500年，托克逊县阿拉沟墓地出土。

　　狮虎形金箔饰，距今约2500年，托克逊县阿拉沟墓地出土。

　　陶罐，距今约 4500 年，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地出土。

　　陶豆，距今约 4500 年，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地出土。

　　陶罐，距今约 2500～2400年，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地出土。

　　彩陶罐，距今约3300～2200年，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

　　彩陶瓶，距今约 3300～2200 年，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

　　双系圈足铜鍑，距今约 3000～2200 年，哈巴河县特木里克墓地出土。

　　刻划纹陶罐，距今约4200年，

布尔津县博拉提墓地出土。

　　双联石罐，距今约 4200～3900年，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墓地出土。

　　双口单耳彩陶罐，距今约 2700～2200 年，伊宁工业园墓地出土。

　　带流陶壶，距今约 2400～2300 年，特克斯县恰甫其海水库墓地出土。

　　五羊纹彩陶壶，距今约3000～2200年，沙湾市鹿角湾墓地出土。

　　单耳带流彩陶罐，距今约3000～2600年，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

　　筒形罐，距今约3000年，民丰县尼雅北方遗址出土。

　　田园葡萄纹彩陶罐，距今约 3000～2500 年，和静县察吾呼墓地出土。

　　陶壶，距今约 2300 年，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出土。

　　金指环，距今约3000～2000年，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出土。

　　铁格夹金腰带，距今约 2300年，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出土。

　　鹰形金饰件，距今约3000～2200年，乌苏市四棵树墓地出土。

　　牛形金饰件，距今约3000～2200年，乌苏市四棵树墓地出土。

　　毛织腰衣，距今约4000～3400年，若羌县小河墓地出土。

　　羊角铜饰件，距今约2500～2400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墓地出土。

　　镂空铜牌，距今约2500～2400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墓地出土。

　　铜珠，距今约3600～3400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下坂地墓地出土。

连体木罐，距今约3000～2200年，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

　　狼食羊圆形铜饰，距今约 2500～2200年，于田县圆沙古城遗址出土。

　　左为木雕女像，距今约3800年，尉犁县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出土。

右为石雕女像，距今约3800年，尉犁县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出土。

　　翼兽对视铜环，距今约 2500～2200年，新源县 71 团鱼塘墓地出土。

　　羊鹿纹木桶，距今约3000～2200年，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

　　动物纹骨牌饰，距今约 2400～2300年，特克斯县恰甫其海水库墓地出土。

　　《穆天子传》（清刻本） ，清代，现藏新疆博物馆。

　　汉朝时期，是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基本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汉王朝以怀柔远方的雄才大略、宏富的内在特质、兼收并蓄的气量造就了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的两汉文明。

西汉前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地区，在焉耆、危须间设立僮仆都尉，赋税城郭诸国。汉武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反击匈奴，并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月氏、乌孙等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汉军3次出兵重创匈奴后，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设使者校尉在轮台等地屯田。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同年，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新疆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语成为西域官府文书的通用语之一。公元前 48 年，汉朝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天山南北屯田事务。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

早在 2000 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这里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或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语书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最早开发新疆地区的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龟兹人、焉耆人、于阗人、疏勒人、莎车人、楼兰人、车师人，以及匈奴人、汉人等。

　　汉朝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设官建制，屯兵戍守，其最高军政衙署营建，基本是按照汉朝边郡军政建置等级规制而定。云纹瓦当应该是运用在官府的建筑上，是汉代军镇建制规制的体现。

　　八龙纹金带扣，汉代（公元前 206～公元 220年），焉耆县金疙瘩遗址出土。

　　司禾府印，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碳精质地，正方形，桥形钮，印文为篆书“司禾府印”四字。汉代在西域设立都护以来，西域各地的屯田事务均由都护掌管，先后设置了许多校尉、都尉，领统各地屯田，并专门设置宜禾都尉。“司禾府印”的发现足以说明，东汉时期在民丰县尼雅附近一带也曾设置有屯田机构。

　　弩机，汉晋（公元前206～公元 420年），若羌县阿拉尔墓葬出土。

　　龟兹五铢钱，汉代（公元前 206～公元 220年），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出土。

　　五铢钱，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和田市买力克阿瓦提古城遗址出土。五铢钱为圆形方孔，正面铸汉文篆"五铢"二字。在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均发现数量可观的五铢钱。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五铢钱流通于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城郭，在促进丝绸之路繁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裴岑纪功碑，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原位于哈密市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原碑高139、宽61厘米，已残断；原有文字6行，每行10字；碑文记述了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郡兵击败匈奴呼衍王的史事。

　　花形木雕，东汉（公元25～220年），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出土。

　　双系陶罐，汉晋（公元前202年～公元420年），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采集。

　　小铜镊，汉晋（公元前202～公元420年），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出土。

佉卢文木简，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

佉卢文是早期印度贵霜王朝所使用的一种文字，是使用阿拉米文字、记录和书写古代西北印度俗语﹣﹣又称“腱陀罗语”文书，这种文字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随着古代印度贵霜王朝的灭亡，这种文字逐渐成为了一种死文字。东汉后期，佉卢文传入鄯善、精绝、于阗等绿洲城郭，在5世纪前后消亡。在中外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下，这种死文字已经得到系统的解读。

　　“讨南羌”锦残片，东汉（公元 25～220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

　　虎鹰嘴怪兽搏斗饰牌，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吐鲁番市交河故城为北墓葬出土。

　　骆驼金饰，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吐鲁番市交河故城沟北墓葬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