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中央与红军主力的逃生。那就意味着不可能把全部人员带走，必须留下相当一部分人来保护老弱伤残和坚守待机；更重要的是牵制部分白军，减少撤退大军后卫的压力。一万六千多留守部队将面对几十万白军的疯狂围攻、血腥屠戮；而且这一万六千人中半数是伤员，有三千多还是需要人抬着走的重伤员。能够作战的轻伤员与非伤员只有六七千人受过作战训练；其余都是地方赤卫队员，很多人连枪都没有握过。转移计划只有政治局常委知道；而留守人员只有三人团才能决定。决定统率留守人员的人必须是最可靠的人，所以斯大林同志最信得过的“工人阶级出生的领袖”项英便首先得到了三人团全体的认可。项英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以后，他坚持南方游击战与组建新四军做出过重大贡献；当然，也如众所周知有过重大失误。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毛泽东等许多人表示反对。毛泽东虽然被革除在中枢之外，但闻讯后专门去找三人团，希望能重新考虑一下，因为瞿秋白正患肺病。但三人团认为，正因为患肺病，所以不宜长途行军。紧紧跟随三人团的项英说得更直白，他指摘毛泽东等人要求带瞿秋白走是小资产阶级情绪；他认为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经受住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才是坚强的革命者。就连毛泽东也差一点被留下来。政治局常委里有三个人主张把毛泽东留下来，有两个人提出异议。异议主要有两点：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中外声望不小，留下来会有很多质疑的声音，甚至共产国际也会指责——果然，此前发给“国际”的电报当天收到的回电里有一句关键性的话：“毛泽东必须随行”；中央红军是他一手缔造，他不随行，广大指战员闹起来怎么办？同时也考虑到，如果把毛留下，项英的领导地位可能受到动摇，毛很可能在苏区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带毛一起走置于眼皮之下，谅他也造不了反。这才不得不同意“毛泽东随行”。但项英叮咛三人团要“警惕毛泽东”会运动军队。三人团曾决定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乡家。这样的结果无疑是被敌人捕杀。毛泽东闻讯马上跑去找三人团，大发脾气，坚决要求带王稼祥走。理由是王稼祥乃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身负重任，必须一起走；否则我毛泽东也不走了！反围剿作战一天比一天艰难了。在三人团“全线抵御”阵地战的部署下，连续苦战了近一年的红军进入了更加惨烈的血战阶段。高虎脑（地名，下同）战斗，白军倾泻到红军阵地上的炮弹多达三千多发，方圆一公里炸成焦土；万年亭战斗，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长与军团以下四十二位干部一起阵亡，战士牺牲更不计其数；驿前保卫战，红军指战员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在此战中阵亡了两千三百五十二人；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身负重伤。时至10月6日，白军攻占了石城，进入了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他们决定10月14日对瑞金发起总攻。此时，毛泽东请得中央书记处同意到于都视察。他到达于都时，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看见他形容憔悴，十分担心。关切地问道：“主席身体不舒服吗？”“身体不好，精神更差！”毛泽东摇头叹息，抱怨道。两人正谈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周要求毛泽东顺便了解一下于都以远和以近的地形，能搞清大概的敌情更好。毛泽东放下电话，沉默了一会儿。他明白了，三人团决意要从这个方向突围。果如他所猜测，二十天后大军正是从于都向外冲的。毛泽东完成了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并用电报发去后，发起了高烧。总医院院长傅连璋同志闻讯从瑞金赶来。很容易就诊断出是恶性疟疾。此后毛泽东在床上昏迷了八天。毛泽东回到瑞金后，红一军团的两位领导林彪、聂荣臻来看望他。林彪小心地问道：“主席，我们要到哪里去？”聂荣臻抱怨地诘问道：“怎么到现在还不告诉我们目的地？”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面无表情，无力地回答道：“中央命令你们去哪里，就去哪里！一定要服从命令！”现在得唠叨一下对中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多次作出轻率决定的三人团是什么时候产生的。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领导机构，选出了政治局十一名委员：在苏联的有王明、康生，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在中央苏区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毛泽东、顾作霖；候补委员关向应、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被排挤在权力中枢之外；副主席项英、人民委员会主席（页末注：即政府首脑，相当于总理。）张闻天却都比毛泽东有权。朱德的职务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表面看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组织系统已十分健全，由一个人两个人包办一切是很难办到的。然而，根据伍修权（兼任李德的翻译）回忆：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这是中革军委中新的决策班子，或者说是凌驾于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军委之上的一个领导班子。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写道：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即他所谓的‘三套马车’加上种种罪名。”从这段话可知，三人团在广昌战役前就已经存在了。三人团的产生，导致了中革军委集体领导制名存实亡。而对三人团影响不小的李德究竟是什么身份？多年来众说纷纭。1937年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质询王明，共产国际怎么派了李德这么个完全不懂行的德国人到中国去指导中国革命？王稼祥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就没有派过李德到中国去，他（王明）本人也从未对李德作过什么指示；他只听说是苏军总参谋部的谍报机构派到中国去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也不知道。师哲的说法也证实了王明所言不诬。师哲早在李德到中国前就在共产国际工作，了解一些情况。他说李德不过是苏军的一名普通特工，最初奉派到满洲搞情报，后来不知怎么到了上海。有一次偶然在共产国际办事处见到了博古等人。博古把他请到苏区做军事顾问。博古等人把这尊神越供越大，利用在他身上虚拟出来的共产国际名号，挤开了毛泽东。毛泽东又向三人团建议“轻装前进”。也遭到了拒绝。红军总部第一局奉三人团之命汇总了将要带走的物资的资料，主要有枪支五万六千三百三十四支（包括机枪）、子弹三百二十八万二千多发、迫击炮五十二门、炮弹三千二百一十八发、冬衣九万六千件、盐巴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二斤、药品一百八十七担，还有十天的粮食。甚至还有工厂设备、医院的艾克斯光机。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随着战事越来越险恶，毛泽民感到银行的大量现金堆在瑞金银行不安全，便在石城地区建立了秘密金库。这是攻打国统区县城及其土豪劣绅土围子缴获、没收的黄金、白银、珠宝、玉器，苏区铸造的银元，国民党的纸币。白军向中央苏区收缩包围圈，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很着急，找到毛泽东，说准备把财宝运到兴国去藏起来。毛泽东说，不行，莫说兴国守不住，瑞金都快丢了。毛泽东又想了想说，干脆分给各部队保管吧。结果，这些财宝便分散给广大指战员保管起来了。在后来的长征风雨中，这些放在战士们兜里的财宝对红军指战员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