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外纪事（6）奔波于晋蒙之间的父亲

振业君

文/韩振业

通往故乡赵家村的土路

我的父亲身体一直很好。直到临终时，各项主要指标，包括血压、血糖和心脑血管等等，都没什么问题。应该说，他是天生的一副好身板，自然也与艰苦生活的磨炼分不开。记得在他八十多岁时，腿脚还灵活，走路也稳当，每天早上，都要走出去，沿大街遛达大半天。

一天，他从附近的集宁马莲渠蔬菜市场回来，颇有兴致地与我们讲：“我看啊，把那些菜蔬贩出一些来，随便换个地方去卖，就能赚几个好钱。我是年纪大了，怕有人对你们说三道四，不然我真想出去试试。”听他这样说，我们自然要泼点冷水，同时也联想到了他年轻时奔波于晋蒙两地做生意的经历。

父亲一辈子以农为业。但他历来认为，光靠土里刨食，是富不起来的。要想挣钱，还得捣腾点买卖，搞点副业。他在刚成家时，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但从来都对过好自家的日子劲头十足，信心满满。可以说，家业兴旺，是他的毕生追求。他靠自己的双手和心血致富，不走歪门邪道，不发不义之财。

花甲之年的父亲

父亲在农忙时，尽量多租种一点别人的土地；农闲时，特别是在北方农民在家“猫冬”，吃喝玩乐的季节，他却不失时机地搞一些长途贩运。常常迈开双腿（后来才赶上了毛驴车），顶风冒雪，跋山涉水，往返于内蒙古与山西老家之间，倒买倒卖，赚取差价。

比如，家乡有句老话，叫“正猪腊狗”，意思是在正月养猪、腊月养狗，是最佳的月份。在这个养猪旺季，父亲每年都要往返五百多里，回口里贩卖几次猪娃子。个中辛苦，确实让他铭心刻骨，终身难忘。以至到了晚年，每每见到晚辈们，总要讲讲他的这段经历：

那时天寒地冻，风雪交加，为了保证猪娃的存活，不致于做赔本买卖，他总是要不分昼夜地赶路。背后口袋里的猪娃，一路上不停地动来动去，拉屎撒尿，常常使得他棉袄、棉裤干了湿，湿了又冻，最后都变成了冒着臊臭热气的冰壳子。

在那个土匪和“棒儿手”（小股劫匪）如毛的年代，除了吃这些苦，还会经常在夜间或山区行走时，遇到半路打劫的歹徒，那样他就会血本无归，只能自认倒霉了。就这样，他年复一年，奋发图强，从零开始，积攒财富。不几年，就把房东侯姓主人的一处完整院落，买到了自己的名下。并且筹划着要购买田产，购置大农具和牛马等等。

那时候兵荒马乱，时局不稳，货币经常贬值，官方发行的纸币靠不住，唯有鸦片烟和银元，才是比较靠谱的硬通货。所以，人们普遍用银元和烟土，俗称“一白一黑”，来积攒和储存财富。经过多年努力，父亲终于也积攒下了数量可观的大烟土，他兴致勃勃地谋划着，将这些烟土变现后，能添置多少土地、农具和骡马。有了这些财富，他对于把日子过得更富足，有了底气。

眼看着他发家致富，成为富人的美梦就要成真。由于他的家底被几个穷兄弟发现了，并乘他又一次回口里时，设计骗走，挥霍一空。这就使他的致富美梦化成了泡影。结果是因祸得福，在土改时，按贫富确定阶级成份，他被划成了贫农。

晚年的父亲母亲

开始时，父亲对自己的贫农成份，是有点不服气的。据他讲，如果不是那些穷弟兄，把他辛苦积攒起来的洋烟板子，私分和挥霍掉，或者再晚几年搞土改，他起码应该是上中农或富农。当然，他那能料到，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局，贫下中农，在此后近三十年间，成了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依靠对象。真是因祸得福，人算不如天算。

解放后，随着集体化的推进，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对农民实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他们自主赚钱和自由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了。最终，像金箍棒在地上划了个圈儿一样，人们被牢牢地禁锢在了一村一队之中。即便偶尔外出几天，也必须履行请假报批的手序。如若超假或擅自离开生产队，那就要面临这样的处分：或开会批斗，或反复检讨，以及扣除工分、口粮等等。特别是到了文 革那些年，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倒买倒卖、超额养殖等等，更成了农民不可触碰的禁区。即便如此，父亲对过好日子的追求，依然没有放弃过。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夏天，连阴雨下个不停。村里人都知道，每逢雨天，鱼儿就会逆流而上，正是下黄旗海捕鱼的绝佳时机。于是父亲与村人们一起，去海边辛苦了一天一夜之后，冒雨步行二十多里，扛回来一大口袋的官村鲫鱼。

当天晚上，母亲就大致拾掇一下，焖了满满当当一大锅。不知是什么原因，鱼熟之后，这口大锅的锅底开裂漏水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啊！锅坏了，一家人的饭食喝水，还有猪鸡等禽畜的饲料熬制，都成了问题，这可是当务之急啊。但那时又没有什么来钱处，生活非常拮据，家里连买一口锅的钱也没有啊。

于是，父亲又想起了他的老行当，先是去邻村赊下了几畦子水萝卜，然后冒着雨，担起一对箩筐，沿村去叫卖。经过三天多的倒腾，终于又买回了一口大锅。于是乎，父亲的倒买倒卖生意，也就不再继续。在我的记忆中，这应该是父亲一生之中，最后一次做生意了。（完）

作者为内蒙古集宁人，现居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