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未名湖、博雅塔等建筑群，是北大燕园标志性建筑，也是北大百年燕园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湖光塔影，钟亭石舫，垂柳摇曳，小路蜿蜒，燕园的美让人流连忘返。</p><p class="ql-block">园内外的师生、造访者，没有人不被这美景所吸引，来此打卡拍照的更是络绎不绝。连未名湖畔的第一体育馆，都成为了毕业生拍照的背景板。</p> <p class="ql-block">大约八十年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站在燕园未名湖畔留影，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燕园。</p> <p class="ql-block">2023年末，时值京城大雪，笔者踏访北大燕园，做了一篇《北大燕园古建与人物塑像：那一双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其中提到的一双眼睛，就是燕园创始校长司徒雷登。没想到此篇吸引了上万人浏览，当然这都是关注北大燕园古建魅力的阅者，也是关注北大燕园大师先贤魅力的阅者。</p><p class="ql-block">不过，有阅者留言：最不该缺少的是司徒雷登先生的塑像！为什么没有他？</p><p class="ql-block">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为他塑像并把他的塑像放到特定的公共空间，有时是一件非常纠结与困难的事。这不仅是因为某个人物本身的复杂性，而且因为社会历史和文化时空的复杂性；评价者立场、观念、心态的复杂性以及格局的差异。</p><p class="ql-block">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恰恰处于这样一种复杂性中。司徒雷登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唾骂与声讨或褒奖与掌声。然而，复杂性恰恰是人性及历史人物的一部分。</p><p class="ql-block">笔者本篇无意也无力评价司徒雷登先生的所作所为，不过司徒雷登当年的朋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在1948年司徒雷登就任驻华大使后的第二周就在报刊上致公开信：表示对其任命“不敢稍示欣愉”，认为一个教育家、慈善家，转变为一个政治家、外交家“实在是一件悲事”，注定会“徒劳而无益”。张公此言掷地有声，一语成谶。</p> <p class="ql-block">司徒雷登浮雕，这是雕塑家朱成先生作品。这幅浮雕比较传神，不过它鲜为人知，因为被放置在北大燕园北侧的斯坦福中心的室内。</p> <p class="ql-block">《在华五十年》是司徒雷登的一本自传，写于抗战时期被日本人拘禁的监狱。读者观之，见仁见智。中文版封面上出版者标注的两句话，道出了毋庸置疑的事实。</p><p class="ql-block"> 他卷入了中国的一个时代</p><p class="ql-block"> 中国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p><p class="ql-block">郝平先生在为《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写的序言(2008）中云：司徒雷登“在华生活了56年之久”，他出生于杭州，去世46年之后，骨灰安葬在杭州“可以说是魂归故里”。他是一个“了解中国、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p> <p class="ql-block">《无奈的结局》此书系北大历史系毕业、曾任北大校长、书记郝平先生所著，据闻基于当年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继2011年第一版、2019年第二版之后，2023年9月又推出了第三版。</p> <p class="ql-block">司徒雷登在晚年的遗嘱中表示，希望自己的骨灰安放在北大燕园，安放在他爱妻的身旁。司徒当然不知道夫人的墓经历“文革”早已下落不明；他也不会知道这种遭遇绝不是个例；他更不知道自己一波三折的骨灰安放，最终落脚在他的出生地杭州。</p><p class="ql-block">司徒雷登黑色的墓碑与白色和平鸽、十字架相衬的设计在墓主司徒雷登名下只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八个字，蕴含了无尽的话语，或许也是一个“无奈的结局”。(照片来自网络)</p> <p class="ql-block">燕京大学创始校长司徒雷登先生和他的爱妻深情地依偎在一起的塑像 (艺术制作李斌先生；统筹策划：燕京大学校友会理事程嘉树先生）。</p><p class="ql-block">与司徒先生共事17年的刘廷芳在撰写《司徒雷登先生年谱》一文中说：“先生终岁在外募捐之时居多”(先后赴美8次），“先生办学，夫人佐之，诸苦备尝”。可惜当1926年燕京大学乔迁燕园前夕，夫人路氏因久病而逝终年48岁。刘廷芳感叹：夫人<span style="font-size:18px;">“不达迁居之望，同人哀之”。</span></p><p class="ql-block">没能和夫君看到这“这血汗之功”这“如此壮丽之校舍”。司徒雷登将爱妻“葬之于新校址旁，从其爱校之志也”。</p><p class="ql-block"> 这尊塑像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也放置在未名湖北“利荣森楼”院内的北大斯坦福中心负一层的司徒雷登厅旁。塑像基座上用中英文镌刻着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p><p class="ql-block">司徒雷登夫妇一生无儿无女，他们的身后留下遗产或许就是燕园和近万名英才辈出的燕大学子(其中包括56位院士，四位人大副委员长），以及中美两国人民薪火相传的文化交流与传承。</p><p class="ql-block">司徒雷登夫妇深情的目光像是在注视着我们，注视着未名湖、注视着燕园、注视着来者。</p><p class="ql-block">这是司徒雷登的塑像第一次进入北大燕园；这一年是2019年、燕京大学建校100年；这一年是司徒雷登离开燕园后70年。</p> <p class="ql-block">司徒雷登厅一角，开门正对着司徒雷登夫妇的塑像。这个厅作为教室可以和斯坦福大学校园中的230个教室相连，通过音视频实现中美学生“跨越太平洋”的同步学习与交流。</p> <p class="ql-block">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到燕京图书馆旧藏 ，刘廷芳撰写的《司廷徒雷登先生年谱》(1946年印制)。</p> <p class="ql-block">1946年有校友动议为七十寿辰的司徒雷登先生铸像，被司徒先生婉拒。弹指间近80年过去了，校园内未闻为司徒先生立像之声。</p><p class="ql-block">想来，在偌大的北大燕园里有没有一个司徒雷登的塑像、有没有他骨灰安放之地，已经并不重要了。燕园的未名湖、博雅塔等古建筑本身不就是司徒雷登存在的纪念碑？在尊重与敬畏历史的人心中、在几代燕大人心中不也有他的一座纪念碑？</p><p class="ql-block"> 当然，这也是燕园的设计者、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Murphy）和众多中国同仁与工匠的纪念碑。</p><p class="ql-block">北京大学校长当年胡适曾说过一句话：“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对于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亦是。</p> <p class="ql-block"> “别了，司徒雷登！”李斌先生创作并赠送的这幅油画，挂在了燕园北大斯坦福中心司徒雷登厅旁。司徒雷登先生，他在又不在。</p><p class="ql-block">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p><p class="ql-block"> 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