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华人海员侧写

淡如水

利物浦街头“中国剧院”局部 到世界各地主要城市游览时，我和先生都会去当地的中国城看一看。2016年8底去利物浦时也不例外。 2016年利物浦“中国剧院”门前 1942年在利物浦的中国海员与上图同一门前 在靠近中国城不远处的一条不长的街巷里，在一栋三层楼高的红砖维多利亚建筑外墙上，我看了令人惊讶的一幕。在一、二楼本应是窗户的地方，悬挂巨幅展板。驻足观看，原来是华人海员在利物浦曲折传奇的历史图片展。 利物浦街头华人历史展局部 一扇颇具中国元素的红色大门，几名着工装、身上落满油漆斑点和灰尘的白人男性站立在门边吸烟。我猜想他们或许在对建筑物内部进行装修，但似乎悬挂于外墙上的图片展示虽然暴露于室外，但并无陈旧破损感。随掏出手机进行拍摄。仔细看，墙上也挂了一个在伦敦重要的名人历史故居或博物馆前看到的圆形蓝色匾额：中国剧院。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利物浦作为主要的港口城市，其海上贸易，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远东，主要是与中国的贸易使得利物浦迅速跃居伦敦之外的第二大贸易港口。 19世纪中期的中国，大清已是日薄西山。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英帝国强行打开了大清的大门，伴随着多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香港、上海、宁波等地陆续成为英国人来华贸易的重要口岸。 与此同时，1849年英国废除了《航海法案》。从此，“一艘英国商船上75%的船员必须是英国国籍”的规定被废止，这为更多的中国海员在英国商船上工作提供了可能。来自英国利物浦的霍尔特以及他的轮船公司，敏锐地发现并利用了这一商机。 在那个时代，中国劳工的廉价与勤奋早已名声在外。他们在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挖金矿，在美国和南美修铁路，吃苦耐劳却薪资低廉。 “中国剧院”外观及展览 英国霍尔特轮船公司将招收海员的目光放在了中国的东南沿海。这里的渔民生活困顿，为求生存不惜远渡重洋，加上他们世代以捕鱼为生，熟识水性和海上生活。这让他们成为霍尔特轮船公司最佳的海员人选。 中国海员护照 19世纪末的利物浦，迎来这座城市的高光时刻。依赖于其重要的港口地位，成了除伦敦之外英国最发达的城市。随着霍尔特轮船公司雇佣华人海员数量的逐年增多，作为霍尔特轮船公司总部的利物浦，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华人的面孔。到了20世纪初，利物浦已经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但这里与美国的唐人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这里几乎没有中国女人。 轮船公司及中国海员家庭照 微薄的工资本就不允许中国海员们将自己在国内的媳妇带到英国来生活。更何况，英国于1914年还出台了《外国人限制法案》。该法案规定，除非妻子已经超过了40岁，否则包括中国籍海员在内的所有非英国海员都不得将妻子带进英国。这就像1840年甲午战争前的清政府不准英国商人将妻子带进广州经商居住，只能待在澳门和香港屯门一样。只不过，时间变了，被限制对象也变了。 华人海员极其亲属和后裔 在几乎没有中国女人的利物浦，中国海员们想要在此养儿育女，扎下根来，唯一的办法是和本地的英国女人结婚。 利物浦中国城牌坊 然而，中国海员想要迎娶英国女人，除了要和利物浦本地白人男子竞争外，还要面对一个难题。英国《1905年外国人法案》规定，一旦一个英国女人嫁给了外籍男性，她将失去英国公民身份。（这条法案只适用于嫁给外籍男性的英国女人，娶了外籍女性的英国男人却不受此约束）。 中国海员在国际商船海员枪械学校学习如何使用欧瑞康枪 诚然，20世纪的利物浦，英国女性和外籍男性结婚通常会遭到家人的反对。特别是她们还要冒着失去英国公民身份的风险。但当时的利物浦本身也是一个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大熔炉。除了传统的英国人，还有诸如大饥荒后流入利物浦的爱尔兰裔和因黑奴贩卖而留居此地的非洲裔等多种不同身份背景的白人或黑人女性。但最终，选择与中国海员结婚生子的，大多是那些生活在利物浦社会边缘及底层的姑娘们。 利物浦中国海员 利物浦中国海员 当时英国和利物浦对待中国海员的态度与美国等地对待中国劳工的态度一样。一方面，资本是逐利的，霍尔特这样的商人当然希望能够用既能吃苦，又相对廉价的中国海员；另一方面，利物浦本地男人却对中国海员恨之入骨。他们觉得中国海员不但抢了他们的饭碗，甚至还开始和他们抢女人了。深陷内卷漩涡的本地人开始向政府施压。 1914年，英国颁布了《英国国籍和外国人身份法案》，限制中国海员到英国定居。然而，正当英国准备抵制中国海员时，一战爆发了。英国开始向印度、非洲等全世界多个地方招募海员，而中国海员再次当仁不让地成为英国面向海外招募海员中的主力军。 一战期间，英国商船船队招募的中国海员人数超过了6000人，而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居住在利物浦，利物浦的华人社区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华人海员与英籍妻子合影 一战后，英国经济进入萧条期。1920年代，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为保护本国企业，英国政府开始限制进口，国际贸易也开始萎缩，航运业受到严重打击，而利物浦受到的影响则最大。 来利物浦的中国船员变少，导致上岸定居的华人也越来越少，老一辈的华人去世后，他们的子孙们也大都因婚姻而被同化，利物浦的华人社区渐渐萎缩，留下的只是遍布全城的华人后代开的洗衣店。 但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39年9月，英国对德国选战。和“一战”时一样，为了补充商船力量，英国再次从上海、新加坡、香港等地招募了大约两万名有经验的华人海员。利物浦作为是英国商船队的总部所在地，再次涌入不少华人男性。 而故事和剧情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和很多其他中国海员一样，一名名叫杨楠（音）的中国海员在利物浦与一名叫格蕾丝的当地女性坠入了爱河。 战争时期，海员们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来到利物浦的中国海员们被安排在饱受德军潜艇威胁的北大西洋等海域，执行着危险的护航任务。 “二战”时候的中国年轻海员已经与“一战”时的海员有所不同，部分人在经历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后，已经不愿意忍气吞声，他们要为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而战。 罢工、不续签合同、谈判，在多次斗争和争取之后，《中英关于英籍航海船舶雇佣中国海员待遇及条件之协定》终于在1942年4月24日签订。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海员终于获得与英国海员基本同工同酬的待遇。客观地说，这些华人海员的待遇较之于他们同时期的国内同胞而言，虽然工作辛苦而危险，但待遇和福利却是云泥之别。这一点从他们的装扮和举止可以看得出来。 伊冯娜（左）和母亲格蕾丝 1945年10月1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后重建，住房紧张，为保护本国工人利益，英国内政部会议就认定中国海员是“一个对利物浦不利的因素”，决定将他们遣返回中国。 从1945年12月底到1946年间，利物浦警察和移民稽查员与航运公司合作，联合围捕了这些在“二战”中为英国卖过命的华人海员，强行把他们送上船只，遣返回中国或新加坡。其实，对于那些工作量减少，待遇急速降低的单身中国海员来说，他们本来也没准备再干了，影响并不大。 但对杨楠（音）这样已经在英国结婚生子的海员来说，突然被遣返出境就显得过于残忍。杨楠在被迫离开英国时，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华人海员与他的混血家庭 1946年2月，杨楠和格蕾丝的混血宝宝伊冯娜出生。在当时相对保守的英国，格蕾丝嫁给黄种人，又被“抛弃”的故事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格蕾丝选择了在伊冯娜18个月时再婚，但她亦选择告诉伊冯娜她的真实身世：他有一个“上海爸爸”。 利物浦中国海员纪念碑 利物浦中央图书馆 伊冯娜与中国的情缘应该是天生注定的。伊冯娜和她的丈夫曾经于1981年至1982年在香港工作和生活过。1982年，伊冯娜还第一次访问了上海，她知道这是她父亲出生的城市。她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上海那么大，她不知道父亲的故居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后来是否回到过这个城市，但她总是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共鸣，连呼吸的空气都显得那么熟悉。 1949年，英国霍伦特船务公司上海分公司迁往香港。伊冯娜的母亲曾告诉过她，自己曾经收到过一封伊冯娜父亲的来信。信是从香港寄来的，香港可能是杨楠最后生活的地方。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上海，伊冯娜都并没有尝试去寻找自己的父亲，因为当时她以为自己是被“上海爸爸”抛弃的。 2002年的一天，伊冯娜在收听BBC西北电台广播时，听到有同样经历的中英混血后裔寻亲时，才知道当时的英国当局曾强制遣返了一批他父亲那样的华人海员。“我的父亲可能并没有抛弃我，他只是迫不得已与我分离了”。想到这一切后，伊冯娜突然热泪盈眶。 此后的近20年，伊冯娜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父亲，她查遍了利物浦、伦敦、上海、香港等多地的档案馆，试图寻找父亲与那些当年在利物浦定居的华人海员相关的历史。虽然至今，她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上海爸爸”。但却揭开了利物浦华人海员史的巨大帷幕，从而使我在2016年8月底在利物浦中国城附近所看到的“中国剧院”及华人海员史料展。 2006年，伊冯娜自费在利物浦码头为中国海员竖起一块纪念碑。这块纪念碑不但纪念着中国海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做出的贡献，也记录着他们与利物浦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的居民的千丝万缕联系。 利物浦大学 以下是2006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的报道： 利物浦中国海员纪念牌揭幕 往事尘封60年 　　1月23日，利物浦默西河码头区，一场特殊的纪念牌揭幕仪式正在举行。崭新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牌上镌刻着中英文烫金字：“谨以此匾献给曾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这个国家的中国商船海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献出生命的人们———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我们更不会忘记：那些被要求离开的人们———他们不得不离去，在这个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永远也不知道丈夫下落的妻子们，还有那些从未见过父亲的孩子们。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让历史不要重演。”利物浦市市长、市议会代表、中国驻曼彻斯特副总领事、从未见过父亲的中国海员的孩子代表致辞，献花圈，80多岁的中国老海员吴先生和副总领事为纪念牌揭幕。 利物浦街景 2024年6月22日 写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