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抗洪治疫中徽州官民 “义治”

八月雪

　　编者按：近日，古徽州的黄山市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未见的特大洪涝灾害，横行肆虐的洪水席卷徽州大地，山田，农庄，城乡街道遭受汹涌澎湃洪水袭击，省委书记，省长跟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起深入歙县，休宁，屯溪等洪涝重灾区的抢险抗洪第一线，指导抗洪抢险，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抗洪干部群众，昼夜奋战官兵……广大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战，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抗洪灾的凯歌。

洪涝灾害带来各种疫情泛滥，历史上屡见不鲜。 明清时期，神州灾疫频繁，其中江淮南北波及范围广、危害十分严重的大瘟疫有8次，徽州一府六邑无一幸免。明清王朝腐朽官僚的怠办延误，使得江淮南北“疫如徭役之役，沿门合户皆病之谓”，百村千户“僵死载道”“孤村几无人烟”。

但徽州并未像江淮其他地方一样频繁发生“饥民抢掠四起”的兵荒马乱现象，也未造成大规模的饿殍满野、哀鸿遍地后果，除了当地儒家思想道德礼仪教化文化传承外，不能不归功于当地官府灾荒背景下的社会调控措施和民众救荒的“义治”作用。

　　明清时期，神州灾疫频繁，其中江淮南北波及范围广、危害十分严重的大瘟疫有8次。明嘉靖二年至三年（1523年-1524年）、万历十六年至十八年（1588年-1590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崇祯十一年到十七年（1638年-1644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一年（1785-1786年）、道光元年（1821年）、咸丰六年到八年（1856年-1858年）。

明代庐州知府龙诰曾记载了嘉靖二年江淮庐州地区（合肥）大疫之灾：“地方连岁凶荒，去年尤惨。已蒙抚按奏税粮草及大发钱粮赈济，又给散牛具、子种，劝民趁时布种。不料穷民命薄，瘟疫流行，乡市人家，不问官民老少，悉皆传染。虽蒙本府分役差官捱门问疾，逐村施药，既给之姜茶，又赈以食米，奈何药不胜病，人莫胜天，愈治愈病，愈病愈死。一门之内多者十数口，少者三五口，甚有举家染病，无人炊爨、阖门就死、无人殡葬者”。

此次瘟疫灾害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弘治十六年（1503年）和正德三年（1508年 ）瘟疫之灾。龙浩这样写道：“臣访之父老，询之士夫，佥谓弘治十六年庐民亦尝染疫而病死者数万，未尝如今岁之既染疫而复重之以灾也。正德三年，庐民亦尝罹难，而灾饥者数万，未尝如今之既罹灾而复继之以疫也。大祲大扎并遭于一时，荒时荒村益惨于旧岁”（雍正《合肥县志》卷21《艺文》）。

　　数年神州大疫，“强村巨室，悉成莽苍”，民众对疫病的极度恐慌和无知更渲染社会恐慌，“无知之民惑于渐染之说，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瘟疫可怕的传染性也使得“父子不相顾，兄弟不相往来”（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二），以至于很多百姓并非死于疫情疾病，而是“汤药舒粥不继，多饥饿以死，乃归咎于疫”（ 汪志伊《荒政辑要》卷八《防范·悯时疫》）。有的地区甚至出现饿殍盈野、哀鸿遍地景象。“大饥疫，山陕河南诸省，应天苏松嘉湖杭绍，处处皆荒，饥民抢掠四起，不可胜数。疫死者以万数。米价每石至一两八钱，麦每石至八钱”（《万历邸抄》）。

疫病的迅速爆发和染疫者大量增加，灾民颠簸流离四处逃亡，加速市场粮食价格暴涨，由此“饥民抢掠四起”，社会动荡不安，这也成为瘟疫过后江淮南北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

万历的十六、十七年，瘟疫蔓延传播徽州，一府六邑无一幸免。但徽州并未像江淮其他地方一样频繁发生“饥民抢掠四起”的兵荒马乱现象，也未造成大规模的饿殍满野的后果，除了当地儒家思想道德礼仪教化文化传承外，不能不归功于当地官府灾荒背景下的社会调控措施和民众救荒的“义治”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瘟疫状况和特点

史载，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灾害次数频频繁多，达到289 次之多，其中，水、旱灾害最为频繁，疫病灾害一共14次。但与江南其他地区一样的是疫灾更多的是发生在春夏秋的旱涝等其他灾害之后，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旱涝灾后，人体戾气上升，“潦必伤阴”“旱必伤阳”，“阴阳受伤必滞而成毒，毒气溃发，人物相感缠而为患”（汪志伊的《荒政辑要》卷八《防范·悯时疫》）。加之饥荒造成四处飘零的人们“饥肠虚空”更易染疾。“盖饥寒之民离家就食，昼暴夜露；或遭风雨，必成疫疠”（《方苞集》下集外文卷五《与徐蝶园书》）。

《徽州府通志续编》这样记载：徽州地区“六邑饥，又大疫”，“大饥，斗米一千八分， 民大瘟疫，僵死载道”，百村千户出现“孤村几无人烟”现象，表明瘟疫大多是在大饥荒爆发之后发生，且造成了大量的民众死亡。大疫之下徽州大量灾民病亡及流离失所，耕田荒芜，造成粮价上涨。《徽州府志》记载“戊子己丑六邑饥，斗米一钱八分”，按明制，一石为十斗，即米一石需银一两八钱，比万历年间的平均米价每石六钱八分左右，增涨了164％。

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徽州，瘟疫为何能如此大面积流行？

原因有三：一是瘟疫传染极强，徽州无法幸免。仅瘟疫严重的万历十年到十八年来看，大江南北，几乎无处不疫。瘟疫最先爆发在北方，随之蔓延至江淮两岸，万历十六年之时，逐渐传播到南直隶和浙江地区。万历十六、十七年两年间，徽州一府六邑瘟疫全面爆发。

二是徽州重峦叠嶂符合瘟疫扩散传播的条件。徽州山林密集，气候湿热，疫病时有发生，当地民众为祈求风调雨顺和无恙安康有着逢闰五月举办善会禳疫的风俗习惯（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

三是古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江南通志》，卷2）的自然环境，使水旱灾害频发，灾后戾气上升，直接导致疫病，水旱灾害后的饥荒又使灾民免疫力下降，造成疫病传播扩散。尤其是在徽州人烟稠密的集镇，巷侧街旁“一值久雨初晴，湿热交蒸，酿而为毒，饥民肠胃虚空，一触其气，立成疫疾”（寄湘渔父的《救荒六十策》之《赈荒之策·粪除街道》）。

　　万历十七年，不仅徽州府六县，南直隶以及浙江诸郡县，都普遍出现灾荒饥荒不断，疫病流行状况，引发地方府县官吏震惊“数十年来，四方灾变，未有如今年之甚，亦未有如今年之广者”。病死饿死者无数，以至于百姓易子而食，“人情淘淘，劫夺公行”（《万历邸抄》万历十七年己丑卷）。

万历十八年，时任吏部员外郎的邹元标上疏万历皇帝：“今之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鉴于疫情特别严重，户部覆本中提议：“此后各省直有遇重大灾疫，许令各府州县，作速申文，合于抚按，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或买药饵拯救，死者或买棺木，或设义挥殡埋”（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二）。

可是，这些基本的救疫措施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才可实施。但明中后期，朝廷对于自宋元时期设立的大疫之灾救治灾民的惠民药局等救灾治疫功能作用逐渐减弱衰败，以至万历十年到十八年全国疫情爆发之际，朝廷竟无系统有效的救灾治疫办法。朝廷腐朽官僚的怠办延误，更加剧疫情蔓延，引发社会动荡和盗情四起，歙县知县彭好古为严厉打击盗贼发布教谕“迨至凶年而人人相戒日：宁死饥，毋死盗也”（ 万历《歙志》传卷一《令宰·内传》）。

不过，灾疫频发的徽州一府六邑并未像江淮其他地方出现饿殍满野情形也没有引发暴民“抢掠四起”、兵燹不断的社会动荡。这主要是徽州地方官吏灾荒背景下采取的社会调控措施以及民间形式多样救灾抗疫的“义治”措施发挥了的积极作用。

　　灾疫中徽州官民救灾治疫中“义治”作用

明清时期，由于明代官府设立的预备仓等备荒设施到明中叶全面衰败，后期救荒治疫事业主要靠民间的人力和物力“义治”完成并取得积极社会效果。徽州地方官府和宗族组织除了在灾疫中积极发挥非常有效的社会调控功能外，还激励和支持商贾和乡贤文达形式多样的救灾治疫义举。

徽州官民救灾治疫中有以下“义治”举措

1、推行聘医施药分丸。疫病暴发之际，由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小规模的惠民药局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江淮南北地方官府为稳定社会往往将救灾治疫纳入官府职责范围，积极采取了延聘名医、制药分丸和鼓励民间“义治”的措施。

正德末，如皋县县令徐相都“值岁疫，率医士赉良药，日巡委巷中，亲视病者，疗治之”（崇祯《泰州志》卷四《牧政·徐相都传》）。在缺医少药情况下，官府采取请人备制药丸，进村入户分发扩大救治面。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淮扬大疫，提督江苏学政、江苏巡抚、江南河道总督庄有恭亲往“令有司察民病者予药，死者予槥，并檄管内推其法行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二《巡抚福建兵部右侍郎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庄公墓志铭》）。

在新安医学盛行的徽州，灾疫中，新安医士纷纷悬壶济世、布施药剂，积极参与救灾治疫，官府和各乡村宗族组织鼓励和组织宗族医家开展形式多样“义治”活动，填补官府和宗族组织救灾治疫不足，四面八方徽商们也积极解囊相救形成当地广为赞誉的“义治”现象。明代徽州医药世家余淳,“值万历戊子岁大疫,出秘方,全活不可胜纪”（《古今图书集成》之《医部·医术名流列传》）。医家张明徵，“世精岐黄,业授太医院官,后回籍开馆施药”，以至徽州村乡“四方踵至,应之不倦”（ 民国《婺源县志》之《人物·义行》）。

嘉靖年间，“祁门县内瘟疫流行，死亡相继，哭声载道”，祁门县朴墅乡名医汪机“免费施治，救人不可胜记。”传曰汪机“久之求者益众，所应益博，活人至数万”（ 镜山先生李汛著《石山居士汪机传》）。

婺源县商贾程大防对“疾病不能致医者,为施方药，多所全活……邑侯重之,礼以宾筵”。清时期盐商汪应庚疫“在扬则施棺槥、给絮袄、设药局、济回禄、拯溺舟、育弃婴”，“时疫疠继作，更备药饵，疗活无算”（《汪氏谱乘·光禄寺少卿汪公事实》）。

　　2、推广备荒仓储、激励义仓建设。一是普遍建立预备仓。预备仓是明代朱元璋起始推行的备荒仓。

弘治《徽州府志·恤政》记载，徽州府的预备仓在明永乐初年建立，与其他地方洪武初年即已建成预备仓相比，晚了几十年。但徽州府的预备仓数量充足，县府预备仓的数量大多在4所以上，而且逐年增加，休宁县增加到15所。仓储谷数充足，弘治前全府预备仓储谷数竟达到23万多石，平均每人拥有近半石的救灾粮，大疫中防止了饿殍盈野现象发生。

明中期后，徽州跟大多数地区一样，预备仓颓废，管理混乱，储谷减少。嘉靖《徽州府志》记载当时预备仓状况：“粜及赈，大半饱积胥市猾。乡民赴领，忍饥待哺，至有不偿往返费，间持空囊以归”（ 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六》）。

二是兴建廉惠仓。嘉靖《徽州府志·恤政》载：“廉惠仓，在郡城北，正德十五年太守张芹建”。“正德十二年丁丑，知府张芹买田三千亩，令六邑作廉惠仓备荒。”在太守张芹力推下，徽州六邑普建廉惠仓。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六》也记载婺源县廉惠仓计“田二百六亩八分三厘一毫，岁收稻三百七十九石二升，系张公捐赎所置，贮仓备赈”。祁门县廉惠仓“田地塘一百四十余亩”（万历《祁门县志》卷四《恤政》）。

绩溪县廉惠仓“正德十二年知府张芹买寺田收租积贮备荒，嘉靖四十年人宏济仓，万历四年，知县陈嘉策重建”（嘉庆《绩溪县志》卷三《食货·积贮》）。可见，这种官办性质的备荒仓储起到了灾疫中官府无法拿出平籴资金时确保赈灾粮供需的作用。而且，廉惠仓存谷在官府岁银紧缺时，在官府劝谕和倡导下，徽州一些富贾乡绅积极输粟官府，实施帮助官府救灾“义举”。《沙溪集略》之《祥异》卷载：“乾隆十六年辛未夏秋冬三时,亢旱,赤地千里,民饥食寡,斗米五钱,知府何公达善、知县王公鸣劝谕捐赈减粜,里中批捐米石赈济族人”。

到了明中后期，廉惠仓跟其他官办备荒仓储一样，难逃被侵渔的厄运。嘉庆《绩溪县志》这样记载：“廉惠、仁济二仓所收寺产银多被侵渔，民无实惠”。由此，为弥补救灾备荒不足，明中期后，徽州各村乡宗族组织积极介入备荒，组织贤达乡绅和族人筹资兴办义仓和社仓，填补了官府赈灾粮食储备空缺。

　　三是义仓与社仓兴起。义仓与社仓系民间资本籴谷备荒的仓储。由于徽州系宗祠遍布的宗族社会，所以，徽州早期赈灾治疫往往体现在乡贤达儒和商贾捐输祠田的籴谷中，以此扶贫帮困，接济穷困潦倒的族人。

明万历年在广德从商的歙县沙溪商贾凌景芳，“尤喜施与周急赈穷”，“乃捐其资置田与族饥馁者，共亩计之凡有若干；创屋与族无依者，共楹计之凡有若干。又置冢一区，与族之死无归者，共族之人养生丧死无憾。”（乾隆《沙溪集略》卷） 歙县县令林元立由此赞叹不已，亲作《凌氏义田记》写道：“凌景芳者，其义士欤!”

明中叶后，为弥补赈灾救疫空缺，徽州乡村普建社仓。万历《休宁县志》的记载，万历九年，休宁县全县共有社仓37所。期间，祁门县知县刘一爌在祁门县建社仓 60座，婺源县也“四乡或置义田为仓”（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六》）。

社仓建立之初，贮谷有官府倡募，但主要是民间集资。祁门县社仓官府“给本银四百七十一两，买稻一千五百七十石，并各约输稻，令乡约分贮各仓备荒”（道光《祁门县志》卷十四《恤政》），社仓义谷发散和管理也是由民间义士承担，官府只是发挥组织领导作用。

　　3、广泛募捐赈济饥民。从明初到万历年间徽州府县积极筹备充足的赈灾粮款赈济饥民。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大疫之时，祁门县赈济稻谷3151石、银1420两，赈济灾民达12050人，杜绝了“道殣相望”“人相食”现象发生。

由于宗族组织作用，徽州乡村贤达商贾广泛兴起赈粥、赈粮捐银等赈济饥民的义举。歙邑灵山人方灌“佐彭侯(即彭好古)输粟以赈，而于里中又计口授粮，存活甚众”

（道光《歙县志》卷八《人物志·义行》）。婺源县汪逢阳，“平粜施粥济饥，赖活无算”（ 乾隆《婺源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义行一》）。

民国《婺源县志·人物·义行》卷中也记载明代311位捐资捐粮“义行”的徽州贤达轶事，当地官府积极倡导和激励宗亲乡里踊跃义捐。《沙溪集略》之《祥异》卷记载：“万历十年大饥,斗米一钱八分,知县彭公好善助赈,里中煮粥赈济。”“乾隆十六年辛未夏秋冬三时,亢旱,赤地千里,民饥食寡,斗米五钱,知府何公达善、知县王公鸣劝谕捐赈减粜,里中批捐米石赈济族人”。

明黟县县令在其《旌义堂记》赞誉了乡民胡彦本捐谷赈济善行，文中写道：“正统辛酉之年，予宰黟县。岁旱饥，耆民胡彦本慨然出粟一千二十石赈乡人千四百三十户有奇。予以奏闻，上遣使赍敕奖谕，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且复免其丁役”（嘉靖《黟县志》卷十四《艺文》）。正统九年至嘉靖年间，黟县当地因捐银捐谷善行义举受到朝廷和各官府敕赐建牌坊旌表其功德的“义民”7人。

　　4、施棺建冢、掩骼埋胔。大疫之年，尸骨横野。疫死之人“多疠气薰蒸所致也，一经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灾沴之祲也”（汪志伊《荒政辑要》卷八《防范·悯时疫》）。所以，掩骼埋胔对防止疫病的迅速扩散多有裨益，也是救疫有效手段。尤其是对于礼仪教化下徽州，十分重视亡故宗亲的安置。明代官府即设立义冢，民间商贾贤达和乡绅更是致力于施棺建冢，“一听贫民无地者葬焉。无棺者给之”（弘治《徽州府志》卷五《恤政》）。婺源县城西人汪逢阳，“性慷慨，勇于行义”，万历十六、十七年，瘟疫发作时，曾施棺埋葬三百余冢。

据歙县县志记载：成化年间歙县环溪商贾朱克绍在歙县二十七都汪村捐资买地设立义冢，且“复买地二亩收租以备每年清明日设馔祭之。”“成化十八年新安卫千户于明捐己赀买山地一十余亩，遇有贫难不能葬者，皆给棺葬之。有司为之立籍。” 明代歙县乡贤吴文光在万历饥荒大疫时，设“糜粥以饲饿者，出钱米以周贫乏，施棺槥以揜道殣”（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歙县岩镇佘氏一族有举善建义冢者曰：“乃今相得株山之麓,据歙西岩镇之东,袤广十亩而盈,厥土隐延,草木茂蓄,峰回水迎,生气其乘,且通衢外连,既便且安,乃环之为义冢,听凡不能葬者葬焉,以是,毕吾施死之志。”表达出灾疫之际为“无力举葬者”葬焉安身的义举之心。

不仅如此，徽州贤达们还广建义宅为灾疫中四处流落、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明弘治甲寅年间，歙县岩寺有佘姓乡贤建义宅“为屋若干楹”,专供那些灾疫之年颠簸漂流的灾民和族亲安身，“凡族之疏而屯者,听入居之”,颇受乡里赞颂。明徽州著名大学士程敏政为此专门撰写《佘氏义宅记》赞道：“若论范之义庄，郑之义门，世可多见乎? 况出于一廛之下,布衣之士能居其族而不使之沦没,可不谓义乎!”

　　5、通商平粜，拯救灾民。灾疫之年，官府和民间均采取通商平粜措施救灾，其中平粜粮价拯救饥民成为徽州民间参与“义治”救灾的特点之一。

《沙溪集略》卷四记载徽商凌顺雷灾疫之年冒着暑热奔波苏皖，购得谷米“平价以售”轶事：“岁辛未旱饥,道殣相望，公虑市米无多,人有怀金钱而枵腹终日者,乃冒暑热往返江苏间采买接济,道经严陵青溪,居人阻截,公等筹画申理得直,故米艘得源源而来,平价以售，如是者数四,乡里赖之。”

民国《婺源县志·人物·义行》也记载程一庆的商人在“岁饥”之时,“减价平粜,远近至者日数万人”。民国《婺源县志》记载“祯九年水灾，晚稻无收”灾疫面前，“知县李寅宾平粜预备仓稻……且谕士民奔请。”并在同乡的户部主事汪秉忠的帮助下，使皖赣通衢。

徽州官民救灾治疫中“义治”特点

纵观徽州官民救灾治疫现象，有以下特点：其一、参与人员众多，救疫的阶层广泛。灾疫中不仅有徽州府县官吏申报领受灾银谷物赈济灾民、减赋缓征、劝谕地方宗族组织和贤达商贾救疫行动，还有村乡各宗族和乡贤儒士商贾形式多样捐银捐谷施粥供粮等义捐救疫活动。婺源县疫情严重，“疫疠遍满，道殣相望，孤村几无人烟”，知县万国钦“倾储为 赈”，同时，鼓励富民平粜出粟，给予旌表，有力不出者予以惩罚。各村乡的乡贤绅商积极配合官府和宗族积极救灾，普通庶民也倾囊而出，以救时疫。

歙邑谢氏兄弟，家仅千金，却倾囊而出，以赋饥民。徽州商贾为救疫“输金千万而不惜”（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卷十五《尚义》）。正是徽州上下齐心协力、万众抗疫，万历十六、十七年瘟疫流行时，徽州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无数百姓赖以生存。

　　其二、多方施策、精准救疫。由于徽州旱涝灾害易发多发的环境使当地官府和民众积累了丰富防灾抗疫经验。

嘉靖时佥事林希元在总结救荒有六急“垂死贫民急饘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米，既死贫民急募瘗，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汪志伊《荒政辑要》卷首《纲目·荒政丛言》），这些大疫中六急措施在徽州均得以实施。由于徽州基本是旱涝灾后有大疫，饥饿灾民免疫力低，极易染上疫病。于是，徽州各界的祛疫自救中，以施粥供粟为首要措施，除了官府输粟外还组织乡里村民广泛开展施粥供粟以解抗疫中燃眉之急。像歙县岩镇人吴文光，“设糜粥以饲饿者，出钱米以周贫乏”举不胜举。

瘟疫爆发之际，义诊施药又成为控制疫情的必要手段。徽州新安医学明代已自成一体，涌现出大量的医学世家，瘟疫暴发之时医家拯救人们于危难之中。休宁人余淳，精于医术，“值万历戊子岁大疫，出秘方全活不可胜计”（《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医部·医术名 流列传》）。

　　其三、徽州宗族组织有序组织和引导率众成为徽州社会救灾治疫的力量支撑。

一是宗族组织教化引领作用。徽州宗族社会尤为重视道德礼义教化和宗法礼仪传承，在宗族组织的倡导下，徽州“自朱子后，多明义理之学”。用族规家训熏陶教化弟子知书达理，循规蹈矩，规制族人修德崇善，由此养成了济贫救困、行德仗义优良文化传统。

二是率众力行善义捐活动。建立完善的社仓义仓捐输管理制度，推举族人管理，组织族人积极参与施粥捐粟救治饥民。激励和支持宗族发展医药事业，培育医药世家，聘请名医义诊，施药接济灾民。广泛发动族民乡里筹集赈灾粮款，劝募乡民商贾义捐，组织设立义冢收掩“以揜道殣”。

　　其四、儒家义利观和仁爱思想的道德教化为徽州官民“义治”抗疫提供思想根基和文化支撑。为维护封建礼治，祖籍徽州理学大师朱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和义利观。在这种道德思想教化和礼义文化熏陶下，“儒风独茂”的徽州社会形成了帮贫济困的文化传承。

在徽州宗族看来，大灾大疫中，赈灾施善、解救灾民无论对府衙官吏还是对村乡庶民都是应推崇赞颂的德行善举，对于彰显“族党之望”“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意义重大。所以，在这种行义举善文化传承中，徽州商贾乡贤儒士都倾心于灾疫中的义捐义赈，即使是赤贫之士，也节食盛餐，依然急公趋义“黾勉积蓄十数年而一旦倾橐为之”（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尚义》）。清乾隆年间，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两淮盐法道员鲍启运俩兄弟为完成父亲遗愿，“本先君之意，先其急者，置体源户田五百四十亩，专以赡给族间四穷（鳏、寡、孤、独），归诸宗祠”，为防灾救疫，鲍启运想到还有一些“贫乏者，每届青黄不接之际，众口嗷嗷”，于是，“亟又置敦本户田五百余亩”。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徽州抗灾治疫成效，主要是地方官府激励引导和乡村宗族组织率领以及乡贤乡绅和族民踊跃参与，使得各种捐输的“义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救灾帮困的义举善行有着其道德思想根基和文化传承，对于当前抗洪救灾防疫中汲取其优秀文化传承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