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四）

老兵

改变命运的高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所有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和未成年人，成为这场运动的工具。红卫兵在各地风起云涌，先是随意进入任何场所、私人家庭（主要是“走资派”和“黑五类”的家），以“破四旧”的名义，打、砸、抢、烧各种认为是“四旧”的东西，接着是全国大串联，参与武斗。这样折腾了一年多以后，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是大学迟迟没有复课，更没有招生。

　　1968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培训。1968年7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制为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学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国的工厂企业推广。从“七二一指示”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教育革命的思想和培养大学生的方针是：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另一方面，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教育部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或“工农兵大学生”。

　　从1971年开始，不仅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招生，其它各大学也在一些专业招生，只是1971年和1972年，各大学招生的名额还比较少。

我当时在新疆兵团213团（在哈密二道湖）1连小学当教师，也是学校的负责人。因为我这个人在文革中是逍遥派，在连队也没有参与批斗走资派和所谓“牛鬼蛇神”的活动，在连队放羊四个月既被抽调去小学教书。工作踏实肯干，从没有出现过任何违法乱纪的情况，和连队职工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当时在连队职工和连队领导的心目中，我是所有知青中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所以，1972年我们团分配了一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的时候，连队职工和领导很快就推荐了我。本来连队把我的材料也早早报到团政治处，但是等了很长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是被人顶替了。

　　这次事件，对我的打击还是比较大。在这之前，我也想过上大学的事，但是并不是特别迫切，因为小学的工作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但是这次之后，上大学对我来说，那就是非常迫切的愿望了。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复习功课，就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1973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应该忘记的年份，因为这是10年文革中，工农兵上大学唯一一次恢复高考的一年。

前面已经指出，根据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从1970年开始的大学招生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招生的，没有文化课考试这一环节。

1973年，邓小平正式复出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开始主抓科技教育工作，4月3日，由邓小平主持工作的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科教组提交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招生工作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的文化程度”。

《意见》也正式决定高校在招生时增加对语文政治、数学、理化等几门课的考试。



　　1973年的招生考试，仍然是先把各大学的招生名额分配到各地（我们是团场），然后由各地（单位）的知青自己报名，群众和领导推荐，去参加文化课考试，最后根据考试成绩由学校复审决定录取。我记得我们团推荐的名额是一比四，既一个名额推荐四个人去参加考试。这一年我们团分配到了两个名额，一个是兰州大学的经济学，一个是中南矿业大学的采矿，兰州大学的名额分到了我们连队。

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推荐，由于我上一年被人顶替，大家都知道，所以毫无疑问，连队首先推荐了我。文化课考试，因为我做了一年的努力，所以也轻松考了全团第一名。

　　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

 张铁生于1950年出生于辽宁省兴城县，18岁中学毕业后，就跟随母亲前往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并于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

因为张铁生为人踏实肯干，不久后又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队长，并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1973年6月27日，张铁生得到通知，大队经过研究后决定推荐他去参加6月底的高考，然而此时距离高考已经没几天了，再加上张铁生因为要劳动的缘故，根本没时间复习。

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1973年6月30日下午考理化的时候，张铁生整整迟到了20分钟，还好考场正是他的母校，而监考老师还认识他，因此情急之下，张铁生当即选择了跳窗进入教室，监考老师不但没有批评他，还发给了他一张试卷。

张铁生因为没有复习的缘故，拿到试卷后感觉两眼“一抹黑”，仅仅做了三道小题。张铁生想到自己两天前才接到通知参加高考，结果只能交白卷给别人当陪衬，心里不由得感到十分绝望。绝望之余，一种对高考制度的不满油然而生，于是他在试卷的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

张铁生在信中写道，自己从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活动，专心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因此没有复习的机会。自己得到参加高考的通知是在27号，两天时间只是匆忙地翻了一下数学教材，对于理化知识只能干瞪眼。

他认为，这个只有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制度，让那群多年来逍遥浪荡的“书呆子”，顶替了多年来勤勤恳恳工作，为了集体劳动利益放弃个人学习权益的自己，心里对此实在感到不满，在信的结尾，张铁生请求领导能对自己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让自己上大学。

高考成绩出来后，张铁生的成绩是政治语文38，数学61，理化也不是白卷，但成绩只有6分。

如果张铁生没有在理化卷子后面写那封信的话，他可能会继续回到大队里发光发热，但是张铁生不会想到的是，就是因为这封信，竟然彻彻底底的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张铁生的这封信交上去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动，直到有一天，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将张铁生的信件当成一件“奇闻”讲给了时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毛远新。

当时，毛远新和江青等四人帮关系密切，1973年的高考是邓小平和周总理亲自推动的，因此素与两人不和的江青等人便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专门指示毛远新，让他在辽宁“搞一点材料出来”，将刚刚开始的这项考试制度彻底破坏掉。

毛远新决定将张铁生树为典型，当天晚上就命人将张铁生的试卷和材料送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亲自删去了张铁生在信中提出的“考虑让自己上大学”的要求。

然后毛远新指示手下将这封删改后的信件，于1973年7月19日发表到了《辽宁日报》上，标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称这是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试卷”。

8月20日，张铁生的这封信件被《人民日报》所转载，张铁生顿时成为了全国知名人物，甚至被称为“白卷英雄”。他也因此顺利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所录取，不久后还正式入了党。

而张铁生引起的这起“白卷风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一些高校还没有发出录取通知书，他们不敢唯分数论，一些考得好的学生可能没有被录取，而参杂录取了一些成绩比较差的人。而1973年之后高考制度因此再次被彻底废除，直到1977年才再次恢复高考。

　　好在我在7月中下旬（是在白卷事件之前）就接到了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根据时间推算，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应该是在白卷张铁生事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所以这次录取没有受到张铁生白卷事件的影响。

　　据有关资料，在1973年，这一届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是通过考试入学，这一年的大学录取情况显示，共有15.3万名学生被录取。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教育政策和社会环境，也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现在来看，张铁生当时也根本没有想到他那份发牢骚的信，居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本来无法上大学的他不仅上了大学，而且还入了党，当了官。但是没有过几年，短时间内又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度过了15年的囚犯生活！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当一个普通人糊里糊涂的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时，他自然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1973年的这次高考，都以为1977年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次高考，事实上，1973年是文革开始以后的第一次高考，是邓小平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试验，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次试验，那年有15万人进入高校学习。

文革以后有一段时期，针对工农兵学员在学历认定和待遇方面一度存有的争议，1993年教育部发文明确将“工农兵学员”学历确定为“大学普通班毕业”，既大学本科学历。

　　1973年的高考，虽然已经过去了51年，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次高考，但是从历史上来说，那是一次非常值得纪念的高考，不仅那次高考改变了我和很多人的命运，而且那是一次在10年文革的特殊年代，一次及其重要的高考改革试验，因此，它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