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再聚首——六合一中1967届初二（2）班纪念入学60周年聚会纪实（2024.6.20）

一飞冲天

在荷花盛开，荷叶飘香的美好季节，2024年6月20日，六合一中1967届初二（2）班29位老同学怀着喜悦的心情在六合区沈家寨盛宴楼酒店举行纪念入学60周年聚会。老同学从南京、扬州和六合等地汇聚到这里，共叙深厚的同窗情谊，气氛欢乐祥和，聚会取得圆满成功。 　　张张老照片，勾起老同学的思念和温馨的回忆。忆往昔，岁月峥嵘，看今朝，欢聚一堂。想明天，温情如昨。相聚使我们重温起那一同走过的日子，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历久弥新，永不退色。 　　六十年悠悠岁月，在无声无息中悄悄过去了。今天我们相聚，重温一次久违的名字，辨认一次原来的模样。尽管我们曾经无法联系，可我们之间的友谊没变，我们的同学情沉淀了六十年，到今天依然那么新鲜。 贺建明诗词楹联选 一、诗词 人生感悟岁月抚琴韵，人生沐艳阳。伯鸾凭德耀，子女溢兰香。花放三千色，莺啼百里芳。开怀迎故友，阡陌入诗囊。金陵春色金陵春色丽，画舫荡秦淮。燕影穿烟柳，莺声绕榭台。梅红香雪海，云锦醉心怀。墨客提纤笔，情丝入画来。二、联1、南京秦淮河联：诗花荡秦淮，看朱门巷陌，万家灯火拥画舫；文脉承春意，听烟水浆声，九曲弦歌伴墨香。2、南京栖霞寺联：沐汉唐烟雨，登紫阁丹楼，放眼禅林，玄机悟透天解语；听吴楚鼓钟，赏春花秋叶，洗心佛境，道德修成运栖霞。 　　这次聚会虽然短暂，但短暂的聚会，往往会让我们倍加珍惜。这次聚会，让你的记忆深处会留下深深的络印。这次聚会，会便我们沉甸甸的友谊，还会延伸向你我有生之年。愿我们的聚会成为搭起传播友谊的桥梁，同学之间永远保持联系。 　　老班长说：同学情就像陈年的老酒，越品越香甜，越品味越醇。让我们为今生今世刻骨铭心的同学情，干杯! 六十年聚会纪实（一） 六十年聚会纪实（二） 六十年聚会纪实（三） 学友张国平演唱歌曲 回到回不去的从前，其实从前从未走远1964年6月底，六合县城里的实小、紫小、北小、广益、新生、冶浦、彤华、葆真小学和县郊的灵岩、龙池、城西共11所小学的六年级学生，走进六合县中学（后来改称“六合县第一中学”、“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设立的考场。经过“小升初考试”洗礼，50多名“幸运儿”组成了一个新的班级，从那天起，我们成了初中同学了。在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编撰的《校友名录》里，这个班级正式“番号”为“六合一中1967届初二（2）班”。2024年6月20日，该班组织“同学60年聚会”活动，活动的主题词为：“回忆当年趣事，畅叙同学情谊”：1964年9月到1966年5月，同学们尊敬师长，勤学尚德，班风淳朴。班级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古城墙上，护城河边，同学们摘桃、挖藕、采莲、捉鸟；月光下，在后山茂密的树林里玩“捉舌头”的军事游戏。1966年6月到1968年10月，同学们到北京等地串联，有三个同学在此期间到新疆农八师尝试支边；同学们在教室里面挖过备战地道，组织过军训拉练，集体自发到农村参加劳动体验生活。六十年须臾，六十年唏嘘。我们曾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哭、一起笑……回到那年，回到那天，回到回不去的从前，其实从前从未走远。 学友李庆苏演唱歌曲 张国平红紫岁月—回望母校“四年”2011年是我的母校—六合高级中学建校7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母校、恩师、同学。一、火红年华（1964.9——1966.5）我的母校此时段校名为“六合县中学”，简称“六中”。（一）俄语 1964年9月，我考进“六中”，编入初一（2）班。“六中”分“前山”和“后山”两部。“前山”有校行政办公室、初三和高中年级15个班级；“后山”那建在老城墙废墟地基上北高南低的三排半“苏式”教室则是我们初一、二低年级12个班级学生的“乐园”了。“我们为什么学俄语”？初一（1-2）两班学生开学上课时手捧俄语课本时都在问：“初一（3-6）班为什么学英语？苏联和我国关系不好，学俄语有什么用？”十几岁的孩子头脑中毕竟存不了太多的疑问，因为我们班主任沈美华老师教俄语，沈老师“美丽而华贵”（美丽的花），她用那婉转若黄鹂的声调把那“含有颤舌音”的俄语说得像甘泉一样甜美流畅，很快就征服了我们一群求知欲渴的孩子。从北大街小学毕业又分在初一（2）班2个成绩优秀的好友范念瑢、沈家安都做了班干部，而性格自卑内向的我还沉默于“地平线”下。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以语数外三门课都是99分的成绩居然列全班第一。班上干部名额早已分完了，沈老师破格“委任”我担任中队长的“虚职”；学期结束时又因原班主席余加双调任年级大队委，我又转任班“主席”职务（1998年起我从事区教育工会工作，我那带“主席”称呼的历史其实应该上溯到1965年）。工作职责是每周统计学生出勤情况上报教导处和上课喊“起立”，那“夫思大气”（‘起立’的俄语译音）是我至今还记的俄语单词。1964年10月，发生了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前者大大鼓舞了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困境的全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斗志；学校里内容为“做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主题教育活动接连不断；1965届“六中”高考成绩全省出名，赵燕玲同学还考上清华大学；那当时学校内读书气氛真是浓郁，想不好好学习都难！“原子弹炸倒了赫鲁晓夫”，中苏关系有望缓和，我们学俄语的初中生也添了劲头。我和分在“英语班”的原北小毕业的同学还曾讨论学习俄语、英语的难、易点的分析：俄语写得好看（字母可写成花体）、易读好听（字母直接拼读且有卷颤舌音），只是语法难懂（词性与变格）。可能那时考试的要求不高？难度不大？我们上初中后，只要按照抄好的课程表，上学时把几本要上的课本往胳肢窝一夹就走，哪像现在的中学生背的书包那样大那样重。“小考小玩、大考大玩”，除了早读，考俄语前，背背单词、理理语法，俄语成绩居然也不错。沈老师时值恋爱花季，几个调皮同学后来编了几个版本关于她的“爱情故事”，一年后，换了俄语老师，和沈老师也没联系了，我只相信“沈老师调到江南和她的印尼华侨的同学成就了美好姻缘”的版本。初二时，先是一姓姜的外地口音的女老师教俄语，感觉不如沈老师，中途要换老师了，听说是天津人，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果然上第一节课，感觉非常好：端庄又略带大城市的洋气，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流畅动听的俄语。讲台上点名簿旧了，字迹小而且有点模糊，她提问时点了“张国干”，在哄笑中我红着脸站起来。彼此初次见面，印象特深，她就是我15年后在六合二中的同事——我十分敬重的张乃铨老师。学习俄语两年，我不知当时能达到什么水平？随着中苏（俄）关系的风云变幻，俄语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用过。两年前，我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出境到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在和俄罗斯的小商贩交换小商品时我边说：“哈拉绍！”（好）、“思巴谢巴！”（谢谢）、“达思维大列！”（再见），边比划手式边交谈，那一天可算是我说俄语最多的一次了。 张国平红紫岁月—回望母校“四年”一、火红年华（1964.9——1966.5）（二）语数开学第一节语文课，高大帅气的解寅生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读着《落花生》。从解老师解读中得知：许地山，台湾出生的作家，小时候他父亲曾以落花生作比喻教育子女,给许地山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落花生》，以教育孩子。1921年许地山开始创作时,就以《落华生》作为自己的笔名(在古文中，“华”同“花”),勉励自己要做一个具有“落花生”品格的人。我和语文课的亲近，却因第一篇作文《我的家庭》而放缓。面对贫困但不乏温情的家庭、而却又有历史问题“受管制”的父亲，褒扬不得、批判不忍，作文空洞无物。我最要好的同学沈家安写的《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后引起的褒贬不一的反响，我更是把自己“家庭出身”问题严严的包裹起来。数学的“内敛”比语文的“外扬”更适合我。欧阳譔老师总是以军人的步伐走向讲台，然而教态却和蔼可亲，甚至能容忍调皮学生的“恶作剧”。“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使我沉浸在“思维的体操”中乐此不疲。初一下的初夏，我们班正在西门外草塘公社极乐大队小圩小队支农劳动时，有同学告诉我年级数学竞赛得奖了！傍晚回校时看到橱窗内红纸布告：“第一名张国平一（2）班，第二名殷松山一（1）班、张新生一（3）班周某某一（5）班……”，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甜透心的滋味。那时学校没有围墙，教室后面就是拆去城砖的古城墙。我从北外街上学到学校，每天四次要穿越呈“s”型的古城墙上。那时古城墙两面坡上栽满了松柏，间杂着一些桃、杏果树和很多叫不出名的花草树木；城下护城河里荷花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真是比鲁迅先生的“百草园”要美丽百倍的“乐园”。除了上课，我们整天都泡在没有围墙的乐园里。春夏，我们骑在桃树杈上摘个毛桃尝尝鲜，背串单词顺顺口；秋冬，我们在河边挖嫩藕，捡莲籽。凭着对这片区域的熟悉，担任“班主席”的我，曾经模仿着电影《渡江侦察记》，在农历十五的夜晚组织《捉舌头》的游戏：几十个学生分成两组，从自己的大本营中派出若干小组，去捉对方“俘虏”，在皎洁的月光下，从婆娑的树影中，沿古城墙坡道上来回穿梭，多么刺激多么浪漫。生活中交替着“快乐忧愁”，初二时数学老师彭秉文接任班主任。彭老师一开学，便宣布我为“班劳动委员”，对于职务的下调，我是有准备的，一个月前暑假里，彭老师清楚地知道“我哥哥——他当时的学生”因“政审”不合格而“不予录取高中”的“我家的悲剧”。彭老师把我叫到一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比你哥哥成绩好，考高中还是有希望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政治表现’！”我像成人一样频频地点头，这句话永远镌刻在我心中。我努力做好劳动委员的工作，半学期后，彭老师又调任我为班学习委员兼数学科代表。我也渐渐地明白，班级中“职务和中心人物”已名是人非，从“学习成绩好”向着“家庭出身好”转移，班上以团支部为管理核心，像我这样的“家庭出生”的学生什么时候能加入共青团呢？ 张国平红紫岁月—回望母校“四年”2011年是我的母校—六合高级中学建校7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母校、恩师、同学。一、火红年华（1964.9——1966.5）（三）音体在“北小”读书时就向往“六中”，缘由是“很好玩”，我哥曾带我观看过“六中”的“周末晚会”。晚会在现在“一中教师宿舍楼”处的“学生大饭堂”里，周末晚饭后，饭桌一外搬，全校师生聚集一堂，吹拉弹唱，好不热闹！伍介仁、姚大椿老师的相声、林祖康等老师的二胡，都是晚会保留的节目。“一二.九”是学校的传统合唱节，初一时，我们班合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全班同学在沈美华老师的指挥下，声情并茂地唱完这只歌，荣获年级一等奖；1965年的春节，学校从各个班抽人编排节目，我们班余嘉双的“击鼓说唱”、张群等人舞蹈《毛主席的光辉》是我校拥军优属上演的品牌节目。我很羡慕有艺术才华的同学，我更感谢我们的音乐老师顾厚培老师。我十分喜欢听顾老师的那有金属般有穿透力的歌声，更努力认真的学习音乐课上“乐理”知识：音符、节拍、节奏、旋律、视唱、练耳等，至今我的一点“音乐细胞”全是从顾老师那儿学的。遗憾的是因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买不起乐器，没有能参加器乐兴趣班学习。1964年10月，庆祝“国庆十五周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带领我们走进“艺术世界”的时间节点。从广播中我们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半年以后新闻记录片里又看到这么好看的舞！“红歌”就是从那时唱响的。1965年的“一二•九”，全校27个班在《东方红》里27首歌中抽签，我们班抽到《到敌人后方去》，那天，“六中”师生再演了一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学校“前山”与“后山”之间本来是一大块开放的操场，行人可以从北门牛市巷穿过操场到西门。学校每个班级都轮流安排半天劳动，从城墙根挖土平整操场。简陋的操场一点也不影响一年一度的学校田径运动会的热闹。运动会前各班除运动员训练外，学校里每个学生为争取班级那张开幕式中“入场式”的奖状，个个都要练一个多月的“正步走”。学校实行“劳动卫生制度”，每个年龄段都有一定的体育锻炼标准，达到标准后可以得到相应的“奖章”，同学们都重视早晨和课外活动。操场上吕登进老师指导学生练篮球，杨怀湘老师指导学生练体操，孟旭东老师走“浪桥”都引得众多同学围观，我们都是体育老师的“粉丝”啊！我哥是当时学校田径代表队“铅球”运动员，他写得那首“晨铃寂空响，操场锻炼忙，练壮咱身体，接好革命班”短诗正是我们内心的写照。“又红又专、接革命班”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词，从只在学校大会上才见得到的严涛然书记，到喜欢背抄着手在教室间巡走的教导处常复春主任，再到每一位老师，都在设计和实践着“红色”教育的课题。“忆苦思甜、学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等活动不断出新。1966年3月，在前山“万寿宫”里，一场图文并茂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展览拉开帷幕。展览中学校精心推出的三位“高中学长”深深地印在我脑中：“郭学亮、王登玉、顾国民”，分别出生于农民、工人、革命干部家庭，政治表现好，学习态度优。学校也真选对了，尽管他们都失去高考升大学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生活圈内都靠前排列，也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了。 张国平红紫岁月—回望母校“四年”二、朱紫岁月（1966.6---1968.10）此时母校的改称为“六合县第一中学”，简称“一中”。（一）串联1966年6月13日，学校后山的初一、二年级12个班早读课刚下，从前山过来的同学说校部贴满了大字报。大家正在议论纷纷时，学校广播中传达上级通知：全国大中学校一律停课闹革命。我们一起涌向前山的校部，大字报是首先由高一、高二的学生写的，批判矛头指向他们的班主任：“姚斗铭高二（3）、王怀诚高二（2）、刘力理高一（2）、王素华高一（3）”（另外两位老师陈桂兴、杨庆凤年龄轻、出身好）。这4位可都是我们平时所敬重的老教师啊！（王怀诚老师还是我“历史知识”的启蒙者）这可把我们搞糊涂了。学校里空气越来越紧张，初中生也跟着闹起来。班上几个对班主任彭秉文老师有意见的同学，在策划斗彭老师，数落罪状有三：一“滑头”：平时说话“油”（幽默）；二“流氓”：曾上课时在讲台上系裤带；三“立场问题”：歧视工农子弟、重用“出身不好”学生。我这才明白彭老师一年前“撤我职”的良苦用心。我尾随着“大流”前往学校附近的“大官巷”彭老师家中去揪斗彭老师的队伍，在大院门槛上犹豫不决，不进去被同学批为“不革命”！但我有脸见彭老师吗？可能彭老师知道了风声早已避开，这股“浊流”空喊了几句口号就作“鸟兽散”了。那些天我们初中各班由高中选派来的学生（老师靠边站）统一组织收听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学习报纸社论，讨论有关政治形势问题。紧接着，毛主席发出了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以后我们基本上天天写大字报。写什么？看谁不顺眼就写谁，只要能上纲上线就行。学校教室外面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多数都是批判被打成右派、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也有的给学校或者老师提意见。在写大字报批判的过程中，也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暗察暗访，特别是对学生揭发老师中的问题还秘密叫学生写出证明材料，并盖上手印，这些都成为后来批斗老师的材料。这阵“斗师潮”搞的师生之间人心惶惶，后果极其恶劣，王素华老师不堪忍受她“倾尽心血”那些学生“恩将仇报”而含恨离开人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全国革命师生代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运动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学校从各班选派了一些出身好表现优的老师和学生代表前往北京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接见。从北京回来的人传来一个新的消息：见到毛主席是每个学生的愿望，根本不需要选派。这一下全校就炸开了锅，各班学生都在组织队伍要求学校发给标志、证明和费用，开始了大串联。临行前的准备会上，一位同学当场揭发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没有资格出去串联，我是一声不响地含着泪离开会场的。 　　一时之间全校基本是倾巢而出，凡是有条件外出的老师和学生都离开了学校。我们班只剩下四个“同病相怜”的人，几天后，我们到时任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高二（3）班学生、烈士子女奚兆萍处软磨烂缠，终于赢得同情，得到介绍信和临时学生证。在浦口火车站领取前往北京的火车票时，厄运又一次降临，只因介绍信上那两位同学家庭成分沾有“地主”二字，不但不准去北京，而且介绍信上的姓名还被“发票员”无情地划去，失去继续串联的资格。望着他俩黯然离去的“背影”，我百感交集，只能默默地祝他俩以后好运！（童炎林，现六合区政府副处级公务员；沈家安，现南京市众彩市场公司副总。）11月6日夜，我和张群挤上北上的火车，慢车车厢里严重超员，据说三天后才能到北京。我们碰巧混上“南京——北京”特快的硬卧车厢，火车经过我早已在地图上熟悉的城市：济南、德州、沧州、天津，七日晚我们从永定门火车站下车，乘汽车到先农坛体育场集中等待分配住宿。北京的接待水平堪称一流，几万人流很快疏散，8日凌晨我们被分在西城区砖塔胡同居委会里住下。11月11日天未亮，我们每人分得四个大馒头，步行2个多小时到长安街上。成千上万的学生坐在地上耐心地等待。“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歌声此起彼伏。大约下午3点左右，远处传来“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坐在我们前面的人呼啦一下站起来，后面的人也急忙往前挤，我急中生智钻出人群，佯装维持秩序张开手拦住身后人。毛主席在敞篷车上挥手从我们面前一晃而过，虽然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我们仍然感到很幸福，急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1966年11月11日下午3时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承蒙张群在北京供电局工作的二叔指导，我们在北京市委、团中央，北京大学抄看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看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游北海、景山、颐和园。我们在北京度过终身难忘快乐的10天。接着我们沿着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转一圈，以33天行万里路花去12元人民币，成行了空前绝后的“革命大串联”。 张国平红紫岁月—回望母校“四年”二、朱紫岁月（1966.6---1968.10）此时母校的改称为“六合县第一中学”，简称“一中”。（二）派斗1967年1月3日，我步行串联住在南京邮电学院。早晨零下11度，南京历史上最低温度记录。我亲眼看到佩戴红底黑字的南京“赤卫队”被红底黄字的南京“工总司”宣布为“保皇派”而“取缔”。全国性的群众组织派性斗争弥漫开来。这时校内大小战斗队不下50个，天天都有新的组织产生。当时学校广播室是公用的，有什么消息谁都可以在那里发布，各个组织可以通过广播亮明自己的纲领和宗旨，宣传自己的主张。当时的各类组织五花八门，名称也奇形怪状，但大都从毛主席诗词中或是革命历史中取名，都是与阶级斗争相关而且都具有战斗性和革命性。我们班同学根据同学间亲疏喜好关系分别成立了两个战斗队，人数多的队选择我起的“指点江山”为队名，为便于战斗，我们在前山校部抢了一间办公室作为队部。1967年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一行动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马上影响到全国各地，各类组织虽然目的不同，都在竞相仿效，就是从当权派手中把权夺过来，再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自己掌权。六合城内一些有丰富社会生活经验的“机关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中部分人抢先一步，于1967年2月18日宣布夺了六合县的党政大权，我们学校的叶善齐老师一夜之间也成了“县太爷”。“马蜂窝”一捅开，这批人“出头椽子”先烂，不久便退出历史舞台。随后县内形成了由机关干部、学生组成的“联合造反总司令部”（联总）和由工商业职工、学生组成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两大派。在这种形势下，学校里各类组织也在秘密串联，各自在找观点相同的组织联合。高二（1）班学生颜某等是校内最早起来“造反”的学生领袖，“造反”的禀性和社会上的“工总”一拍即合，在学校里串联了高一、二及初中的部分战斗队率先成立“六合一中‘井冈山’兵团”，总人数约占学校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高三年级学生因等待“高考”而晚一步“造反”，他们中某同学，因为家庭成分好学习表现优，大多原是学生中的干部，兴趣、性格和县里的机关干部相近；他们串联了学校大部分战斗队组成“六合一中‘红色造反司令部’”（红司）。高三学生中另一批“对立面”，以宋某某为首的组成“六合一中‘中南海’兵团”，后来和“井冈山”兵团一道加入“工总”派。两派的区别其实是“造反”的“风格与态度”的差异。“工总”派人群中不少是在过去运动中挨过整的或是所谓“出身有问题”的人或他们的子女。 这一派由于过去受到的压力大、迫害多，所以反抗性大，造反性强，正迎合了当时“造反有理”的潮流，因此得到外地回六合串联的在校大学生的支持。以北京大学学生刘某某、南京大学学生秦某某（都是六合县中学毕业的往届毕业生）为首，组成了外地大学生“赴六”造反组织，回到家乡煽风点火，充当了“工总派”幕后领导的角色。应该说他们当时都很纯洁又很幼稚，敢于革命和冲动，缺乏智谋和策略，特别致命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和斗争实际，注定都不能成功，最后甚至成为悲剧——秦长林就是一例。我们班另一派中的某同学的哥哥是“赴六”造反的大学生，他们那一派加入“井冈山”，我们这派自然就加入了“红司”。相比较，“井冈山”人数少而精，策划、宣传、辩论、写文章等各方面人才都有，尤其是“井冈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出彩。顾厚培老师多年培养“兴趣班”中的有音乐舞蹈才能的学生大多进去了，我们“隔壁班”的漂亮女生于某某、姜某某等都是宣传队的骨干。宣传队员身穿绿色军装，腰系军用皮带，飒爽英姿令人羡慕。“红司”人数虽然多，其中“逍遥派”也多。我这个“黑五类”子女也是个“逍遥派”，平时待在家中不出门，偶尔有一回到“战斗队部”去，从室内地洞里翻到多本“三十年代的出版的“鸳鸯蝴蝶派”——《新月》杂志”和一些“古典名著”，不说也知道，一定是我们同学在什么地方“战斗过”的“战利品”。1967年6月，六合两派因利益的争夺而冲突日趋紧张。“工总”和南化公司产业工人中的“好派”拉手；“联总”为扩大实力，和冶山铁矿矿业工人造反派联合。战斗队通知我准备到冶山铁矿去玩，那天我们在东门外冶浦街尾小铁道旁集合，几百名“红司”学生登上平时运矿石的“小火车”，红旗飘扬战歌嘹亮、浩浩荡荡地驶向冶山铁矿，那天自然是有吃有玩。此后，六合城里有了戴着钢盔帽、握着大刀长矛雄壮的冶山铁矿工人游行队伍。六合“工总”派势力被挤出六合，主力撤到南化安营扎寨去了。1967年8月，六合两派由“文攻”升级到“武斗”。8月8日晚，县城中心的延安路口，从南化过来的一队工人造反派掼下几颗用“黄磷”制成的“燃烧弹”就撤退了。次日又发生“工总”以“青年工人高正荣‘离奇’死亡事件”大闹六合的“八.九事件”，两派武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8月30日上午，“工总”未等及计划中扬州援兵到来，贸然进攻六合城，在枪林弹雨中，“工总”丢下近十条鲜活的生命，惨败而去。其中有六合一中的3名学生：宋某某（高三学生）、张某某、贾某某（初二学生）。几十年后，我现在仍然记得贾某某的音容：微黑清瘦的高个，初二时转到我们班；有音乐秉赋，会拉小提琴和抱着曼陀铃弹唱，因和继母关系不好而住校；1966年10月大串联时和我班另俩同学赵德强、崔绍健去了新疆石河子农八师要“支边”，本来完全可以“避祸”，他在新疆待了半年多突然回来了，据说因钟情“井冈山”宣传队一漂亮女生而追慕不舍，参加了“工总”，却成了令人潸然泪下的未写完的另一版本的《山楂树之恋》。 张国平红紫岁月—回望母校“四年”二、朱紫岁月（1966.6---1968.10）此时母校的改称为“六合县第一中学”，简称“六合一中”。（三）聚散196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枪声戛然而止，武斗的大幕徐徐落下。一年前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冲出校门，打打和和，分分合合，血气方刚，青春无敌的红卫兵小将冲杀一阵之后，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是无职无权一介书生。于是坐下来各自舔伤口。武斗的伤者带着耻辱的疤痕苟延残喘痛定思痛，死者则如烟尘如泡沫随风飘散无人问津，行凶者一个个改头换面，藏起凶器擦掉血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逍遥者又可以在校园内不受“造反者”的“鄙视”而恢复学生的身份。“复课闹革命”实质就是把原来在社会上横冲直闯的形形色色的学生造反队组织统统解散，拉回到原来的学校、班级用“复课”的方式框起来。 1968年元旦过后，全班同学相隔一年半后，又回到学校后山的原来的教室里。我们班同学之间派别斗争中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虽然心里不和也能保持面和。初二学生，与初中毕业的标准相比，还有一年的课程没上，同学们还是希望“复课”的。当时的现实是老师们大多数是被揪斗过的，部分人还有所谓的“历史问题”，一时难以定性，当然不可能马上拿起教鞭走上讲台。在我们班原有的任课老师中，只有任语文课教学的金一正老师还能上课。在寒冷的冬天，金老师穿着老式的蓝色中装棉衣，用颤抖的手，捏着粉笔在黑板上写：“沁园春.雪”。用毛主席诗词作教材是一场浩劫之后最稳妥的，我十分珍惜着难得而来的学习机会，加上自学，把公开发表的毛主席三十多首诗词背的滚瓜烂熟。春节过后，解放军进校“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管、军训”让“复课闹革命”中的“复课”走开，只剩下“闹革命”了，学校又容不下平静的课桌了。和“66届初中”及高中学生相比，我们“67届初中生”这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数学中的‘平面几何’、物理中的‘热、电学’、化学”等都没有学过，缺少理科基础知识而难以继续自学，直接导致我们这批“67届初中”同学在文革后恢复高考中考上大学的很少，成为我们“终身”的“痛”！分到我们班的军代表是安徽籍的排长叫王文元，和“姚文元”同名。我喜欢他，不仅认为他名字起的好，有文化气息，还在于他平易近人，平等对待每个同学。在军训之余，常给我们讲军队里、文革中一些事。清明节前，王排长组织我们步行到桂子山烈士陵园去扫墓。那时到桂子山的路，是晴天阵阵灰，雨天一身泥的沙石路。中午过后，我们往回走，疲惫不堪的队伍里，他用“苦不苦，看看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解放全人类”口号激励着大伙。全班学生相互照顾，一路歌声：“六月骄阳红似火，我们爬山又越坡，口干舌燥心里甜，一路行军一路歌。”正是这首《一壶水》的军歌，支撑我们走完那几十里路。那久违的同学情谊、团队精神、集体生活氛围，保持乐观心态等，为我几个月后选择走“上山下乡”的路作了铺垫。 对于我们这批“老三届”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在“文革”中方方面面的表现，据说毛主席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主席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中虽然也有代表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六合学生中两派造反组织首领：“红司”的郭瑞龙、“井冈山”的颜昌言只是分别担任六合专区、六合县“革委会”的不驻会的常委）。然而，毛主席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工人、农民、学生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心态。全国的大学、中学虽然都复课闹革命了，但是全国各地仍然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再到后来，毛主席看到，军宣队进校也不能使学校的秩序稳定下来，怎么办？毛主席做出一个决策，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6月，社会和学校都在反复宣传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典型“董家耕、方玉”等事迹，并组织在校学生下乡“支农”劳动。我们班选择了班上王维忠同学的家——灵岩山脚下的灵岩公社前王大队，我们每人自带草席、床单，分散住在社员家里，房东对我们热情周到，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班级设立一个伙食点，虽然不如在家或学校得好，但每天都尝到“油条丝瓜汤”、“辣椒炒山芋藤”等农村自采自摘自给自足的蔬菜。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支农劳动一直没间断过，简单的农活也能对付过去。同时，在劳动中，互相帮助，进一步加深了同学友谊，通过与社员近距离接触，增强了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大家不仅在劳动中得到锻炼，还不忘宣传毛泽东思想，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每天晚上，我们集中在生产队碾场上边歌边舞，唱的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金珠玛米呀古都”等。快乐并不能掩盖我们心中的忧思，面对着眼前突兀拔地而起的灵岩山发问：“我们前方的路怎么走？”1968年9月，三年没有招生的学校要招新学生了。三届的初中学生要上高中，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取消了，改为学生户籍所在的街道居委会推荐，我们班58个同学只有两个同学（街道干部的子女）升入高中。“腾笼换鸟”，新学生进校了，我们也到了和母校告别的时候了。10月，我在学校里报名，成为六合县文革以后第一批“上山下乡”到“六合县五.七农场”插队的知识青年。自此班上58名同学各奔东西，天各一方，失去联系。亲爱的母校、老师、同学们，我想念你们!回望母校“四年”学习生活，是我人生轨迹中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火红年华与朱紫岁月并存。《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朱紫”：朱，正色；紫，间色；恶邪好而夺正色。我想引用希腊神话潘多拉魔盒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潘多拉，希腊神话中宙斯用粘土做成的地上的第一个女人，作为对普罗米休斯盗火的惩罚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根据神话，潘多拉出于好奇打开一个‘魔盒’，释放出人世间的所有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等，当她再盖上盒子时，庆幸的是‘希望’还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