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谈（三）

雲峰夢溪

四、横向历史比较与思考

　　读史或史学研究者还要对自己的民粹主义保持警惕，抑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对治史的不利影响，避免非理性情绪化，认识到民粹主义的危害。如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2012年9月15日西安用“U型”怒砸日本车致人严重伤害事件。这些表面好似爱国的运动，最后都彻头彻尾地演变为一群于国百害而无一利的乌合之众的暴行。抛开“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并注重从国际的或全球的视野来看待本国和他国史。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用一种情绪化的方式去对待别国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源自我们的自我历史自闭与自赏。经济需要开放，科学需要开放，史学同样需要开放。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曾说：“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落后。”的确，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哲学、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许多成就，而这思想科技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环境。而这一轴心时代的欧洲也正是产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众多思想明星的时代。

　　秦汉之后，如果将世界史与中国史做个比较，经过比较，客观的说，此后的中国历史与一些优秀的民族或国家历史相比是有许多明显短板的。首先以科技方面来说，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短短三百年时间里，西方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欧拉、拉格朗日、伯努利、莱布尼斯阿贝尔、高斯等等，不可胜数。这三百年时间里，中国却没有产生一位在科学界有影响的科学家。虽然明朝万历、崇祯年间，中国出现了以著《农政全书》并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著《物理小识》的方以智为代表的科技人才。《物理小识》的价值并不仅表现在它的实用性方面，也表现在科学见解方面。方以智在该书中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在当时是领先于那个时代的，17世纪晚期传入日本，为知识阶层争相阅读。此书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因不被朝野重视，终未被光大。即使到了近现代，我国在科技方面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

　其次，一个民族的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是有其历史渊源、因果的，这无不与民族自身文化特质和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关。自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实行自上而下郡县（皇权）专制统治，又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淡然无存，前者权利集中在皇帝和少数人手里，等级森严，限制民权；后者禁锢思想，缺乏思辨和探索。尽管历史上多次出现周期性的动荡、分合和改朝换代，皇权专制与思想禁锢却坚如磐石地延续了两千多年，在这片土地上自然难有民主和新思想产生的土壤，在这双重的钳制下，一个戴脚镣手链的民族，怎能翩翩起舞？试问，谁见过一棵盆栽的榕树可以参天？故制度的包容与思想的思辩与开放，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另外，文化传统上，我们尊经重典，重注疏训诂，尚诗词歌赋，少数理逻辑，乏思辨质疑。总是自诩为“天朝上国”，孔孟为万古常道。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民族性格崇尚等级、中庸，却缺少血性，要么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委曲求全的毛病始终存在着。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洲的中世纪，延续近千年，是欧洲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至暗时期。宗教教会是一切社会规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自然科学人文学者，普遍受到宗教的打压，没有任何的自由发展空间，民众长期处在蒙昧状态和对宗教的迷信中，“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自然科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文艺复兴的曙光使欧洲逐步摆脱黑暗，民众思想开始觉醒。公元1215年，英国签署限制王权的法律文件《大宪章》为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催生君主立宪制而出台的《权利法案》播下了种子，此时中国处在理学盛行倡导“存天理、灭人性“的南宋，14至16世纪欧洲兴起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文艺复兴倡导尊重人权时，那时是中国将人分三六九等时的元朝，16世纪以来是欧洲的科学蓬勃发展时期， 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的发现和理论推断，推动了欧洲的科学进步。他们的发现不仅影响到物理和天文领域，也为现代科学和工程学奠定了基础。此时的中国处在宦官专权的明朝；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是中国大兴文字狱的乾隆时期。凡此种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欧洲文艺复兴后，中国的皇权政治制度一直还是铁板一块。

　　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在于民众的思想解放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缺乏民族凝聚力和科技支撑的繁荣终将昙花一现。比如，中国两宋期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皇权专制、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巨大，军力羸弱，先半亡于辽金，最后全亡于元。鸦片战争前后，靠茶、瓷和丝织品等贸易，加之国大人多，清代的GDP仍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和系列屈辱，国人痛定思痛，从封闭、孤芳自赏的状态变为开始关注世界，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如魏源的《海国图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的出现，国人已意识到差距，开始学习西方思想科技文化，以寻找发展之路。但在世界民主文明风潮的吹拂下依然清廷依然顽冥不化，当时向西方的学习还是停留在“坚船利炮”技术层面上和办银行、建工厂等经济方面这浅表引进学习。戊戌变法未得到清朝最高决策者的一致认同，变法只讲“民权”不提“民主”，拒绝进行任何政治与社会变革。结果，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国门遭受一番屈辱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兴起的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得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已千疮百孔、苟延残喘的清廷最终于1911年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然后是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才是物器的现代化，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了，看似捷径，实则是死胡同，走不通。”这警言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另外，上述历史也说明，GDP这个统计经济总量的指标并不是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唯一核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