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振芳轶事

(王兰生)

文图/王兰生

引子：

（上图）丁振芳像照。

丁振芳是山东黄县人（现今龙口市），生于1921年出生。丁振芳从小接触进步思想，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运动，于1939年6月参加八路军，194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期担任山东军区兵工七厂政治指导员、教导员、厂长等职，他还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工作出色，屡建功勋，多次获劳动模范称号。

 

 

丁振芳是我党第一代老军工，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培养的红色军工企业家，是有丰富的建厂经验和具备工业大视野的工业家。这样的工业人才在建国前后时期凤毛麟角，非常缺乏，非常难得。

 

 

随着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般的节节胜利，1949年解放军很快渡过长江，解放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丁振芳随军南下，同年9月以军事联络员的身份进驻上海第一钢铁厂，旋任厂长。

（上图）上钢一厂时期的丁振芳。

蒋军敌机“二六”期间轰炸上海时，丁振芳临危不惧，到生产第一线组织广大工人疏散，隐蔽，自己却与少数骨干坚守炼钢炉旁，吃住在厂里，稳定了人心，坚持了生产。丁振芳有个特点，是个工作狂，不顾家庭也不顾小孩的，厂就是他的家。1950年他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1955年，丁振芳调任上海最大的钢铁厂——上海第三钢铁厂厂长。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他同炼钢工人一样，加班加点，长年吃住在厂内，搞技改，搞革新，为上海钢产量翻番，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图）1957年，丁振芳与上钢三厂热工试验工作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第二排左起第七人是丁振芳。

（上图）丁振芳与1958年——1964年共青团上钢五厂委员会委员合影留念。左起第五人是丁振芳。

（上图）1958年7月14日，丁振芳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上钢三厂转炉车间。左一戴草帽的是周恩来总理，左二戴草帽的是丁振芳。（这张照片曾经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时在中共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

（上图）1958年7月14日，丁振芳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上钢三厂转炉车间。当中戴草帽的是周恩来总理，右面最前的是丁振芳。（这张照片曾经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时在中共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

（上图）1958年7月14日，丁振芳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上钢三厂转炉车间。丁振芳向周恩来总理介绍转炉炼钢情况。（这张照片曾经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时在中共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

（上图）1958年7月14日，丁振芳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上钢三厂转炉车间。周恩来总理手拿炼钢镜仔细观看转炉炼钢情况，手中拿草帽的是丁振芳。（这张照片曾经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时在中共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

 

 

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梅陇镇饭店私人请客上钢三厂党委书记陈大同、厂长丁振芳两人吃烤鸭，表达了周总理对上海钢铁工业的无比重视和鞭策。

（上图）1958年9月28日，丁振芳陪同毛主席视察上钢一厂转炉车间。毛主席手拿炼钢帆布帽，通过帽子上的看火镜仔细观看转炉出钢水时钢花飞溅的壮丽景色。穿军服戴大盖帽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后面是丁振芳。（这张照片在上海位于茂名北路120弄7号毛泽东旧居长期展览。）

1958年5月26日夜里11点，由于行车吊运时主扣松脱，上钢三厂青年炉长邱财康 被10吨半1300摄氏度的铁水烫伤，当时全身灼伤89.3%，深度灼伤面积为23%。按照当时国际权威伊文思理论“烧伤超过80%无法治疗”，邱财康生存的希望渺茫。但上海瑞金医院创造了当时国内外烧伤专业里的奇迹，几乎没有生还可能的邱财康，最终竟然神奇地痊愈了，在瑞金医院医护人员和邱财康共同努力下，创造了世界医学奇迹，轰动全球。

丁振芳时任上钢三厂的厂长，因邱财康工伤事故负有领导失职责任，被降职到上钢五厂当副厂长，行政级别从12级降到13级。1962年，丁振芳调任上海市冶金局生产处处长，技术监督处处长。他的任命和调动都是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市长亲自任命的。

（上图）1962年7月10日，中共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委员会取消了对丁振芳的处分决定。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丁振芳绝对是个敢讲真话的人。当年全国钢产量大跃进指标是1070万吨，上海钢产量大跃进指标是120万吨。

《关于取消对丁振芳同志撤销行政职务处分的决定》

 

 

丁振芳，男，41岁，山东蓬莱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工人，，现有文化初中，1939年6月参加革命，1942年6月入党，曾任班长、政治指导员、组织科长、军联络员、厂长、党委书记、处长、等职，现任上海市冶金工业局技术检查处处长。丁振芳同志于1958年7月由于本厂连续发生重大的伤亡事故和对完成120万吨钢的任务信心不足等错误，受到行政上撤销上钢三厂厂长职务的处分。

 

 

经过甄别，在二个月内发生四次重大事故是事实，但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由于工人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和不遵守操作规程所造成的。并且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基建任务很重，领导上分工，丁主要集中精力负责抓基建，发生了事故，当然领导上有一定的责任的，作为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必要的，由于连续发生重大的伤亡事故，对行政负责首长给予一定的处分，但不是这样重的处分也是可以的。对于完成120万吨钢的指标信心不足问题，是在市委召开炼钢厂党员厂长会议上讨论时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党的原则的，即使以后完成了，也不能因为当时提出了完不成的意见就受到处分。根据发表意见的场合，不能算作为错误和予以处分的根据。根据以上情况，经局党委讨论，同意上钢三厂党委意见，取消对丁振芳同志撤销行政职务处分的决定，是否妥当，请批示。

 

 

注：丁振芳同志的处分，没有经过审批手续，是市委马书记找丁谈话决定后，大会宣布，所以没有批文手续。

 

 

中共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委员会（公章）

 

 

1962年7月10日

（上图）这是唯一的一张丁振芳与大女儿丁钢的合影照，基因遗传一般是女儿像爸爸，家里就数丁钢的神态最像爸爸。

1962年，丁振芳胃大出血开刀手术后，上海冶金局安排丁振芳去杭州屏凤山疗养院修养，当年12岁的丁钢利用寒假时机一个人专程去杭州看望爸爸丁振芳。

正文：

现在让我们把时光追溯到上世纪的1964年，中共中央华东局遵照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有关建设三线厂的一系列决策指示，决定在江西省建设一个生产常规武器的小三线基地，主要生产自动步枪、高射机枪、炮弹、炸药、引信等。同时要建一个特殊钢厂为常规武器提供钢材，建在新余县的良山镇，钢厂定名为江西钢厂。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4年秋天，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亲自找上海钢铁行业里四大金刚之一的丁振芳谈话，要他去江西筹建小三线江西钢厂，筹建完毕后留在那里当厂长，华东局认为丁振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老军工，解放后在上海各大钢铁厂当过厂长，现在去内地筹建三线特殊钢厂是最适当的厂长人选。

 

 

丁振芳在上海招兵买马，网罗人才，一共挑选了108位各行各业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奔赴江西新余良山创建小三线军工厂，人称“良山108将”。1965年4月21日这批人首先来到了距离江西省新余县22公里的良山镇勘察地形地貌，良山地区第一次踏上了上海人的足迹。

（上图）上海长乐路962弄3号9室挂空调的二楼房子，1965年丁振芳就是从这里出发奔赴江西新余良山筹建江西钢厂并且担任江西钢厂厂长的。

可以说，这件屋子是江西钢厂的摇篮，从这里为起点，走出一位早期参加三线建设的杰出企业家丁振芳同志，他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为江西省为国家筹建出日后生产钢586万吨，钢材坯500万吨，金属制品12万吨，实现利税10，605亿元，其中上交利税9·4亿元，相当于建厂以来国家给该厂全部投资的16·5倍的中型特殊钢铁厂——江西钢厂，其投入之少，产出之多，为全国三线建设史上罕见。

 

 

当时丁振芳的妻子邢玉珍生病住院还没出院，市领导对丁振芳说：“放心去吧，你家里的孩子我们会比你照顾的还好的！”

 

 

当时有句流行的口号说，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支援三线厂的人都是各行各业最优秀的人才，都是组织上政审过的人，家庭成分不好，本人表现不好的人还不能上三线厂呢。

 

 

按照这样的标准，丁振芳在上海招兵买马，网罗人才，一共挑选了108位各行各业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奔赴江西新余良山创建小三线军工厂，人称“良山108将”。1965年4月21日这批人首先来到了距离江西省新余县22公里的良山镇勘察地形地貌，良山地区第一次踏上了上海人的足迹。

（上图）1965年筹建时期的江西钢厂领导干部，第一排左二是丁振芳。

 

这批人到了群山怀抱中的良山勘察，发现苗头不对，厂区布局把车间分散在相距较远的山沟里，炼钢轧钢高温作业，放进山坳里，依山而建，通风条件差，运输困难，建成后难以生产，日后也无发展余地。但是设计方案已经审批定局，要想更改谈何容易？江西钢厂与包建的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发生了争论。

 

1965年5月4日，丁振芳听说李富春副总理将在南昌召开小三线会议，就马上同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路一赶到南昌。会议在江西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对象是省市厅局领导干部，没有筹建厂的干部参加。

 

 

丁振芳决心见到李富春副总理，当面申述理由，他们疏通了一位秘书，在会议之前丁振芳和路一进了会议室，终于在会上向李副总理汇报了江西钢厂厂区布局争论情况，详尽地阐述了江西钢厂的“大分散，小集中”的新方案。李副总理当即表示赞同江西钢厂干部对厂区布局的意见。原设计方案得到了修改，厂区布局方案定了下来，江西钢厂工程建设全面铺开。

丁振芳和路一向中央领导大胆诤言的胆识为建厂和基建节约了时间和资金，更重要的是为工厂建成后的生产以及今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先天性条件，这种改变在三线建设选址布局中是罕见的。改变原定方案意味着冒犯有关单位和领导已经作出的决定，以及对中央“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的深刻理解。一个人的水平平时是看不出来的，碰到关键问题的时候才能看出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品质。

 

 

江西钢厂是小三线厂、特钢厂、又是一个地方厂，新厂建设阶段，产品主要以军工产品为主，丁振芳当时制定的方针是要把江钢建设成一个多品种、独立完整的、具有自己特点的现代化的中型钢厂。建厂初期国家计划投资4400万元，人员配备4400人，摊到每个人头上只有一万元的投资资金，由上海冶金局承建。

 

 

由于投资少，设计所需的七、八千吨设备不可能全部买新的，厂长丁振芳和副厂长路一组织人马，利用各种关系从24个省、市，110个兄弟厂调拨来4000余吨，1700多台件，价值1600多万元的废旧设备，加快了江钢的建设和投产的速度。

（上图）1965年初秋，丁振芳在筹建时期的江西钢厂工地上劳动，穿蓝色上衣的是丁振芳。

1965年8月14日江西钢厂803锻造车间破土动工，揭开了江西钢厂建设的序幕，随后各个车间的厂房如春笋破土，拔地而起。1966年4月23日，是江西钢厂建厂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天，825车间1·5吨电炉通电炼钢，江西省基本建设第二指挥部领导戚铭亲临现场观看。从1965年4月22日丁振芳率领从上海第一批三线建设者抵达新余良山整整一年时间江西钢厂开始了生产第一炉钢，接下来开始了边设计、边基建、边生产的模式，这种不等不靠的进取模式在全国三线建设中是很少见的。

（上图）1965年初秋，“108将”在筹建时期的江西钢厂依山而建的厂房工地上劳动。

正当江西钢厂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开展时，文革运动爆发了。1966年12月22日，江西钢厂党委在包建单位上海市建筑第一公司102建筑队食堂召开全厂班组长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小三线单位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后，江西钢厂成立了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一派是大联筹（大联合筹委会）自称是造反派，另一派是红司（红旗战斗队司令部），大联筹攻击红司是保皇派，矛头直接对准江西钢厂厂长丁振芳，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候单位的一把手统称为当权派，加上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就可以随意批判。

 

 

强加在丁振芳头上的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是对领导干部的普遍称呼，物以稀为贵，谁都是走资派就不稀奇了。丁振芳第二项罪名是邱财康严重烫伤事故导致他被降职处理，造反派说他负有领导责任，要批斗他。各个山头派别的造反派用放大镜在丁振芳身上寻找突破口，怀疑一切，打到一切是当年不正常的政治生态。

 

 

不少居心叵测的人盯上了这个被誉为上海工业战线上的四大金刚之一的丁振芳，人人都知道这个叫丁振芳的人来历不凡，他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派来的，他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具有大工业视野、具有大想法的稀有人才，这种具有大工业视野的人才在中国由农业国转变工业强国的起步阶段，非常缺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还有一点，丁振芳毕竟是老革命，历史清白，马上面临“解放”，重新位居江西钢厂的“一把手”的领导岗位，对一些居心不良分子的震慑很大。

 

 

况且，江西钢厂当时还是个军工保密厂，对外通讯地址是南昌810信箱，距离实际地址新余良山相隔几百公里之遥，外面不知道的人以为是邮政信箱呢，实际上江西钢厂承担着研制和生产急需的战备物资和国防尖端武器装备。

 

 

江西钢厂坐落在江西新余一个叫良山镇的大山沟里，各个车间掩藏在群山怀抱之中，厂房顶上也铺上了绿叶树枝，天空上飞机是看不见工厂了，但是地上的间谍无孔不入，从湖南流窜过来的土匪经常在厂区附近山里游荡，据江西钢厂保卫档案记载，1964年台湾特务曾利用这里人烟稀少、荒凉偏僻的特点进行特务活动，空投传单和食品等。

 

 

根据三线厂军工保密的特点，中央曾经有过规定，三线厂本来是不准备搞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后史无前例的政治浪潮还是席卷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1967年11月16日的晚上，幕后敌对势力利用社会上经济主义的妖风，怂恿造反派在老厂部宿舍里继续批斗丁振芳，声嘶力竭的批斗声不绝于耳，一直折腾到临近半夜12点钟，才慢慢平息下来。从这天晚上开始，丁振芳突然失踪了！

 

 

11月22日，附近村庄的村民上山砍柴，在从距离805轧钢车间有45分钟路程的深山老林里发现了丁振芳的尸体。在一处半山坡上跪着，一根绳索套着颈脖，吊在一棵树的斜枝干上，那根绳索没有绷紧，树底旁边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套干净的衣服，一双干净的鞋底没有一点泥巴，而且斜枝干上的青苔没有绳索磨损的痕迹。

 

 

丁振芳死得很惨，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他的眼睛里、鼻孔里、耳朵里爬满了蛆虫，身体开始腐烂发臭，尤其是脸上腐烂最严重。从11月16日失踪到11月22日发现尸体，经历了6天时间，江西属于南方气候，这个时间段农村里正在收割晚稻，天气要到25号左右才会突然冷下来。尸体经过6天时间的发酵，很容易腐烂生蛆。

 

 

丁振芳的死讯层层上报，一直上报到省里，当时正处于文革动乱时期，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尽管如此，省公安厅还是派法医下来验尸。省公安厅法医鉴定书结论四个字：生前缢死。此案就此草草了结，案子没破，一直到现在是悬案。因为当时说丁振芳是走资派，是畏罪自杀，连追悼会也没开。

 

 

从案发现场看，从树底下面是无法接触到斜枝干，只有从斜枝干上面套住绳子再跳下去。丁振芳是跪在地上的，一根绳索套住他的颈脖，人没有悬空，他的鞋底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树根边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干净的衣服，衣服上有一顶帽子，一个人在半夜里跑45分钟的路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山老林自缢，避开外人知道，任凭自己的尸体腐烂，这种自杀的方式方法难以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还有一个细节是江西钢厂发工资日是每月的14号，而丁振芳已经在失踪前将一个月的饭菜票买好了，再加上丁振芳非常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孩子，准备在春节期间回上海过年的（以下有信件证明）。对一个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的人，“生前缢死”的结论是对一个革命者、对一个久经考验的经过枪林弹雨的老共产党员，简直是莫大的侮辱！文化大革命中的草率结论必须推翻！

 

丁振芳在江西钢厂职工的眼里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是三线建设者心中的主心骨，用现在的话说，丁振芳是江西钢厂职工的心中偶像。没有人相信丁振芳会上吊自杀，是谁害死了丁振芳？凶手是谁？很多人边哭泣边悄悄地议论着丁振芳的死因，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家还是众口一致地咬定丁振芳是被蓄意谋害的！没有一个说法是说他自缢的！丁振芳是非正常死亡的，关于他的死因有无数个版本的说法：

 

 

版本一：说丁振芳11月16日晚被造反派批斗时猝死的，半夜里被造反派偷偷地送往深山里，伪造自杀的迹象。批斗丁振芳的造反派有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一派是大联筹（大联合筹委会），另一派是红司（红旗战斗队司令部），红司的头头是黄模华，军师是曹景秋。即使两大造反派内部高层对丁振芳的态度也是有分歧。

 

 

笔者事后调查，发现丁振芳失踪后，江西钢厂造反派立即派了一帮人专门来到了丁振芳在上海长乐路的家查找丁振芳的下落，每一个房间、包括厨房、卫生间都找过了，无功而返，当时丁振芳家人不知道丁振芳已经失踪的事，其实，造反派也被人当作挡箭牌利用了。

 

 

版本二：由于丁振芳临近“解放”，马上出来主持江西钢厂的全面工作，鉴于丁振芳是八路军老军工出身，是上海钢铁行业的四大金刚之一，背景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派来的，各种派系的势力叠加地方势力，这个地方势力甚至可以追溯到更高层，利用造反派批斗丁振芳之际，蓄意谋害丁振芳，趁夜黑风高的掩护，悄悄地将丁振芳的尸体连夜转移至深山老林里，刻意制造自杀现场，妄想用时间来毁尸灭迹。

 

 

版本三：江西钢厂地处福建前线的后方，是一个生产常规武器的小三线基地，包括提供军工原材料为主的特殊钢厂，上海的技术人才都调过来了，上海的设备也调拨过来了，军工技术力量雄厚，军工生产能力很强。1966年7月，江西钢厂在一无厂房，二缺设备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在草棚子里生产5·7毫米弹芯钢丝，弹芯钢丝是做子弹头芯子的原料，还有一种复铜带钢是一层铜，一层钢，配套子弹头和子弹壳的，当时都是急需的战备物资。

江西钢厂的崛起引起了敌对势力的惊慌，丁振芳引起了特务的关注，利用文革中最混乱的时期，趁着造反派批斗后的深更半夜对丁振芳痛下杀手。

笔者着重说明，当年为了应对湖南流窜过来的土匪和台湾特务的骚扰，以及军工厂的特点，上级为厂级干部每人都配备了私人手枪和子弹，那时候厂级干部睡觉前都将子弹上了镗的手枪压在枕头下睡觉，可见敌我斗争形势的严峻。一直到文革运动发生了动乱，才将所有厂级干部的手枪和子弹全部收缴。

 

 

总而言之，丁振芳是被人蓄意谋害的，是上下内外勾结有意谋杀。从当年到现在57年过去了，那些尚存不多的当年老职工始终这样认为，只不过丁振芳被谋害于文革动乱之中，公检法机关也被砸烂了，时间也相隔太长，无法作出公正的有勘察证据的结论来，只能是草草了结。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丁振芳死因的版本一代又一代口口相传下来了。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文革中另一件案子，1967年的1月21日下午2点多，开国中将海军副司令陶勇在上海海军招待所花园里散步，因为头皮痒，遇到招待所所长让他找理发员给自己理发。可等所长找来理发员时，却没见到陶勇，两人仔细查找起来，在一口一米多宽、浇花用的小井里看见有一个人，只见里面有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飘在水面上。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他们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来是陶勇！

在给医院打电话的同时，有人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来的丝绵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边上湿了，里面却是干的。这都说明陶勇落井时间并不长。一直到救护车赶到，所有抢救手段都没有产生作用，就这样，陶勇在一瞬间被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水井不明不白地淹死。

当时的东海舰队宣称陶勇是反革命叛徒，是“畏罪自杀！”但是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陈毅元帅在北京得知陶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毛主席知道陶勇定为叛徒后大怒：“胡闹！”

粟裕在之后不断地调查关于陶勇去世的真相，不过，直到粟裕去世的时候，陶勇被害真相也依旧没有被调查出来。丁振芳之死和陶勇之死的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1967年被迫害致死的，时隔至今都已经57年了，凶手亦不在人世了，至于真相将会是一个永远的谜团吧！

 

丁振芳的遗体是用卡车运至南昌火化的，家属乘火车前往南昌火葬场，骨灰盒由家属带往上海，放在丁振芳大女儿丁钢的卧室壁橱里12年，直至1979年平反昭雪。丁振芳突然罹难而去，设身处地的可想而知，噩耗对家属的打击有多么的巨大，日后造成生活困难有多么的艰难。丁振芳每月工资163元，每月寄给山东老父亲20元，丈母娘15元。丁振芳罹难后工资没有了，老父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四个孩子失去了家庭主心骨的父亲，丁振芳的子女失去了参军入党的权利，全家在精神上、生活上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打击。

 

 

1979年9月11日下午，江西钢厂为丁振芳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厂大礼堂举行了丁振芳同志的追悼大会。江西省委组织部、省经委、省公交政治部、上海冶金局、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指挥部、宜春地委、省冶金局、省国防工办、上海第一钢铁厂、上海第三钢铁厂、上海第五钢铁厂等单位送了花圈。新余钢铁厂、中共新余县委、新余县武装部、良山公社，以及地、局、厂领导以及有关单位、职工代表12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宜春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原江西钢厂党委书记韩海清主持追悼会，江西钢厂党委书记孙华民致悼词。丁振芳同志生前友好周壁、陈大同、许言、陆铁夫、江流、王祖宇、王振东等送了花圈。

（上图）丁振芳的大女儿丁钢代表家属致答词。这是家属答词原稿。

江西官方语言结论是：丁振芳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丁振芳于1967年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致死。上海冶金局决定将丁振芳的骨灰盒安放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的老干部室。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同志到南昌，提出要会见当年支援三线建设江西钢厂的上海人。省委书记万绍芬首先介绍了时任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原江西钢厂厂长钱家铭同志参加会见，陈丕显专门问询了丁振芳的情况，听了丁振芳的遭遇，陈丕显久久无语，心情沉重。会见时拍了照片，上海《解放日报》记者采写了会见文章《陈丕显会见部分援赣上海人》登载在报纸上，钱家铭的后代还保存着这些照片和报纸文章。

（上图）丁振芳手迹。

钢、强、力，你们好！

你们的情况你妈妈告诉我了，都很好，希丁力“小挑皮”再加一把劲，争取比姐姐哥哥劳动的更好，学习得更好，使妈妈更开心些。

希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好好提高自己。

望你们一定给我来信。

 

爸爸丁振芳22/8

 

 

 

丁振芳有一女三子，大女儿名叫丁钢，她的大弟弟名叫丁铁，二弟名叫丁强，三弟名叫丁力。

 

大女儿出生后，丁振芳非常喜欢，将女儿抱到上钢一厂，叫工人同志为自己的女儿起姓名，工人同志说：“我们都是搞钢铁的，给她起名叫丁钢，钢铁的钢，怎么样？”

 

丁振芳当即拍板定下来，他说“丁钢这个姓名好听，叫起来响亮，里面还包含我的志向，以后我再有第二个孩子，就叫丁铁，就这么定了！”

 

从此，丁振芳的大女儿——一位女性有了一个非常罕见阳刚之气的男人名字叫丁钢。

 

丁强、丁力的姓名是丁振芳的爱人邢玉珍起的，四个子女名字联起来意思是“钢铁强力”，丁振芳常常对子女们说，给你们起这样的姓名，是希望国家有钢有铁，钢铁是国家的元气，国家有了钢铁才能强大有力！

 

从为孩子起姓名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寄托了丁振芳为我国钢铁事业大打翻身仗的迫切愿望。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万8千吨，1996年，中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2019年达到99634万吨，将近10亿吨，以后一直保持在10亿吨以上，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绝对是一场苦难行军，在这支行军队伍中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共产党的干部，丁振芳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丁振芳在世，看见新时代的盛世中国，“钢铁强力”不再是梦想，那该多好啊！

（上图）丁振芳于1967年11月12日寄出的实寄封，也是他的最后一封家信，16日丁振芳突然失踪了。

（上图）这封信丁振芳是1967年11月10写的，12日寄出的，16日丁振芳突然失踪了。当年丁钢17岁。

信中内容如下：

 

丁钢女儿你好！

 

你的来信我收到，阅后我很高兴，希你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好劳动，好好学习，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成为学习好、劳动好，做艰苦的模范。

据说你妈妈的精神和身体都很好，这与你努力照顾的有关系，这也是你为革命尽了一份力量，你在劳动时应写信给弟弟，叫他们好好照顾妈妈，听话，好好劳动，不打闹，做复课闹革命的模范。

我的情况仍很好，只因近来斗私很紧张，……

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因工作、运动关系，我暂时还是不能回来，春节期间有可能回来，到那时再来信告诉你们。不管怎样，请你放心，为革命利益牺牲些个人利益完全应该的，这个过程不要叫你妈妈和弟弟来我处，因你妈妈身体不好，我也没有照顾，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这里的运动还在……

（上图）丁振芳与妻子邢玉珍的合影照。

丁振芳18岁参军八路军，邢玉珍15岁参军八路军，也在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俩是一对革命的伉俪。他们俩的婚姻是组织上介绍、自愿结合的。

 

 

从上述家信中不难看出，丁振芳非常爱妻子，爱孩子，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生前自缢”的念头。邢玉珍常常念叨与丁振芳共同在上钢三厂一起工作时的日子，1958年7月14日丁振芳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上钢三厂转炉车间时，邢玉珍是上钢三厂保卫科科长，那天邢玉珍还拧毛巾递给周恩来总理擦汗呢！后来丁振芳调到冶金局工作，邢玉珍也调到冶金局工作了。在上钢三厂时他们的家就住在浦东上钢三厂的附近，调到冶金局，他们的家也就从浦东搬到了冶金局附近的茂名南路。

 

 

邢玉珍为丁振芳的46岁就罹难去世一直感到惋惜不已，她自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重病在身又不愿意去医院看病，丁振芳突然罹难后，她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后来常年卧床不起。

邢玉珍逝世于2010年，临终前脑子非常清楚，她分别在女儿丁钢面前和外孙女陈波面前连声呼喊丁振芳的名字，断断续续的讲述丁振芳以往的事迹和在江西的不幸遭遇，致死不瞑目……

（上图）2011年3月20日，参加祭奠丁振芳诞辰九十周年的老同志。

2011年3月20日，在丁振芳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家铭相约曾经先后担任过江西钢厂厂长吴广团、张春明，江西钢厂党委书记陈英栋，副书记徐国良，江西钢厂副厂长、组织部长吴林海等等江西钢厂“108将”老同志，并邀请丁振芳的子女一起去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祭奠丁振芳。丁振芳的夫人邢玉珍已去世，丁振芳的子女都参加了。几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如今物是人非，回想起当年的往事，历历在目，祭奠的人无不唏嘘不已，神情严肃，含泪鞠躬。

（上图）钱家铭副省长的悼词原件，第1页。

钱家铭副省长的悼词原件第1页内容：

 

 

今年是丁振芳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我们江西钢厂十多位老职工、老同志，今天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怀念我们的好厂长丁振芳同志。

丁振芳同志在全国解放后南下到上海，先后在上钢一厂、上钢三厂、上钢五厂担任领导，为钢铁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上海钢铁工业的四大金刚之一。

1965年4月，他受命担任江西钢厂厂长，负责组织华东小三线钢厂的艰巨建设。要建设一个五万吨特殊钢厂，只给投资4400万，职工4400人。还严格要求三年任务，两年完成。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远大的战略思想，带领全厂职工不屈不饶地在山沟里奋勇拼搏。提出要用一年半时间争取完成建厂一期工程。

他同工程技术人员在过于分散的设计方案上作了修改，提出了新的布局，最后争得李富春副总理的肯定，为江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决策，跨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上图）钱家铭副省长的悼词原件，第2页。

钱家铭副省长的悼词原件第2页内容：

 

为了尽量节约投资、加快建设步伐，他组织一百多位职工从全国各地无偿调来闲置设备，用半年多时间把各车间的主机、配套设备全部整修完成。他严格要求设备完好、工艺成熟、一次投产成功。终于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一期工程，后又进一步提出要吃生产饭，不吃基建饭；不仅出钢材、还要出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新建薄板车间与开坯轧机配套同时列为二期工程，为江钢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薄板车间生产的矽钢片，一直畅销，效益很好。

他十分重视职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尽可能争取职工宿舍和生活搞得好一点。还满怀热情地提出要把江钢所在的良山镇，建成花园式的“小上海”。

他一再强调江钢一定为国家、为江西的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他的不幸早逝，是江西钢厂的重大损失。

江西钢厂的后任领导秉承丁振芳同志的遗志，以为国家多作贡献为荣。自力更生、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特别上了氧气顶吹与连续铸锭后

（上图）钱家铭副省长的悼词原件，第3页。

钱家铭副省长的悼词原件第3页内容：

 

 

生产出现了崭新的连续多年生产大幅度上升的面貌，军工、民用行品种不断增加，上缴利税为全省之首。

可以告慰丁振芳同志：江西钢厂先后得到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全国技术进步全优单位、全国公交系统经济效益先进单位、五一劳动奖状、江西省六好企业等等荣誉称号。

江西钢厂所以能得到如此优异成绩，是在丁振芳同志打下的基础，传承他不断要为国家作出新贡献而发展起来的。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丁振芳同志的贤内助邢玉珍同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同志，为人厚道，长期有病，无私支持老丁参加江钢建设，含辛茹苦地把子女带大。她和子女后来所承受痛苦难以言表。邢大姐去年病故，我们十分怀念她。

江西钢厂于1991年同新钢合并后，不再存在。但在江西冶金发展史上，江钢功不可没。

我们这些老同志也都退休了。今天自发在这里怀念他。当年建设江钢的热火朝天情景、丁振芳同志的音容面貌、丁振芳同志的革命精神，我们永志不忘。

我们向丁振芳同志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上图第1页2页3页）是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家铭同志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祭奠丁振芳时宣读的由他亲笔写的致悼词原件，全文共3页，代表了江西省和江西钢厂对丁振芳一生的盖棺论定。

 

 

时间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第一代三线建设者目前存世者已经为数不多，跟随他们搬迁的第二代人亦已七老八十的人了，时代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不变的是江西钢厂的人还记得丁振芳，还有血缘之外的人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祭奠丁振芳，就凭这一点，足以告慰丁振芳永垂不朽！

后记：

 

 

2024年是中国开展三线建设决策60周年，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三线建设是怎么回事，包括三线建设者的后代子孙，听到过些片言只语，都记忆模糊了，这段共和国的历史和在三线建设中发生的事和精神，现在不说清楚将来真会被人渐渐淡忘，笔者简单阐述如下：

 

 

什么叫三线？具体来说，一线地区是指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处于国防前线，我们称它为一线地区。当时我国的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华北地区和沿海大城市里。

 

 

三线地区分别是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腹地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以四川为主的大西南地区，俗称大三线工厂。

 

 

介于一线、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区就是二线地区。建在一、二线地区腹地的工厂是小三线工厂。比如，江西、安徽属于小三线，生产常规轻武器为主。

 

 

1964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国的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前后历经十几年时间，有上千万人次参与，四百余万人员迁徙，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工业转移。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转移，那是一次被动性的在对外战争失利的环境下的转移，为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与此不同的是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审时度势后作出的主动性的工业战略转移，是在和平的环境下，为了应付诡谲的国际局势，防止外国侵略而采取的备战措施。这次转移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牵涉面更广，发挥出来的作用也更大。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的决策乃至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提供了人才和物资基础。

 

 

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尤其是上海大城市，像当年知青插队落户一样，几乎每一个家族的近亲都有人参加过三线建设，牵涉和颠覆性的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关系和生活，三线人身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式各样的可歌可泣故事。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初三线建设的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工作理念是先生产，后生活。这就造成了三线工厂先天性的布局和选址上的缺陷，这些缺陷在进入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竞争中越发明显，留下了不可克服的被市场无情淘汰的隐患，造成了千千万万三线人跌宕起伏的不同命运。

 

 

迁徙三线厂的情景很像当年奔赴延安，很像新冠疫情期间奔赴武汉，有志之士源源不断地奔赴三线厂。大家同一个背景，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到三线厂，都生活在偏僻的大山沟里，住同样的干打垒房子，使用一样的公配家具，在同一个食堂吃同样的菜，都在冰天雪地中看露天电影，大家都拿互相差异不大的工资，都是工人阶级，没有阶级差距，无论什么职位，在这不大的封闭空间里，大家处处是平等的，差别不大的，所不同的是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三线人”。

 

 

三线人都讲究艰苦奋斗的精神，讲究奉献精神，国家的需要就是三线人的志向，这种精神概括起来是三线精神。三线精神是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三线精神是时代的精神，凭着这样的精神，大家为了建设三线工厂的共同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

 

 

改革开放后，很多三线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回归到了自己的故乡，他们深深地怀念那块曾经洒下过血汗，付出了青春乃至终身的地方，他们把那块地方称之为第二故乡。还有不少人至今还留居在他们曾经亲手建设起来的如今却满目疮痍的地方，他们是那块地方的最后的患难与共的陪护者，这是时代经过暴风骤雨后留下来的烙印。

 

 

 

2024年4月21日于浙江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