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那些事儿

ms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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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签名：心平气和

　　我有一位亲戚，是我的晚辈，他是我清华大学的校友，他在学校体育馆的墙上，看到了女子4×100米校记录里有我的名字，他希望我写写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好吧，那我就献丑了。

先给大家讲个我出生前发生的事情。

我的外公，外婆有三个女儿。我的母亲在女儿里排行老二。母亲为人热情善良，乐于助人，吃苦耐劳，是个好母亲。

（下面的照片拍摄于邯郸“七步沟”景区）。

　　母亲怀上我时，已经有二个女儿，三个儿子。那时，重庆的米贩子往大米里掺沙子，每顿饭母亲都要花时间把沙子挑出来。本来五个孩子就够母亲忙的，再加上这项“工作”，真是不胜其烦。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减轻负担， 母亲决定把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她联系了一个诊所，大家约了一个时间，来实施人工流产手术。

母亲在约定时间之前来到了诊所，医生还没有来，母亲的表姐家就在诊所附近，于是母亲去拜访了她的表姐。谈到做人工流产时，表姐强烈要求母亲不要做手术。孩子生下来，可以过继给她，由她来抚养。我的这位表姨没有孩子，很希望要个孩子。

　　当我降临人世间的时候，母亲食言了。母爱使她反悔，她舍不得让女儿离开。只得向表姐道歉了。对我而言，差一点被流掉，有惊无险的来到了人间。应该感谢我的表姨，更要感恩母亲的养育之恩。不过，使我至今深感遗憾的是，今生没有和表姨见过面。

（我二岁时，与母亲和哥哥的合影）

我在重庆生活了二年，就跟着家人一起回到了上海，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年幼的，受到了哥哥姐姐们的爱护。

父亲原在上海海关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了加强北京海关的技术力量，调到了北京。

（和姐姐、哥哥的合影）

　　无忧无虑的童年留下的记忆不多，只记得我小时候，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抬头看着天上亮晶晶的星星，一闪一闪的。那时的天空非常透亮，满天繁星。我能在其中找到金星、火星、北斗七星，特有成就感。少年时的我曾幻想着将来做个天文学家。可以一天到晚看星星。

　　我家住在钱粮胡同，我在八面槽小学上学，相距近二公里。我记得，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我都背着书包，自己一个人从家走到学校，放学后再一个人从学校走回家。其中要过两条大马路。

父亲，母亲都上班，没有人替我背书包，没有人领着我过马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完成。那时马路上人少车少，很安全。

　　小学时期，我放学回家后，就在院子里玩，跳猴皮筋、岔拐、跳绳、踢毽子等，学习外的活动丰富多彩。

　　我喜欢唱歌、跳舞，有点文艺细胞。“小升初”时，考上了北京女四中。

　　女四中，位于朝阳门外东大桥，学校里有一位体育特级老师，沈正德老师 。我们一入学，她就给大家测跳远。

由于成绩不错，她开始培养我，短跑成绩不断上升。中学时期拿到了朝阳区及北京市中学生女子100米第一名。

1960年暑假，加入北京市中学生集训队，在先农坛体育场训练了一个暑假，本来是为了备战“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的，后接到通知，因为国家出现经济困难，运动会取消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的教练老师，在我们训练的休息时间，就跟我们玩“翻手拍手背”的游戏，训练我们的反应速度。这个训练后来证明对提高成绩有帮助。

（高中同学的合影，我站在最后一排右边的第一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努力学习的重要了，初中二年级，开始学习“几何”，我非常喜欢这门课，它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随后的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学生，转变为班上的尖子生。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学校提倡全面发展，学习之外，培养政治人才－政治辅导员；科学人才－因才施教；体育人才－体育代表队；文艺人才－文艺社团。我自然是去了体育代表队。

　　清华的体育训练比较正规，每天下午都要在操场上训练1～2个小时，虽然我是北京市中学生女子100米的冠军，但到了高校运动会，就拿不着“冠军”了。

六十年代，日本的女子排球很厉害，她们的教练－大松博文走的是一条“大运动量”训练的路，收获了成功。

于是，咱们国家很多体育单位也开始学她们，清华大学也不例外，开始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我记得，有一次，老师让我跑10个200米，成绩必须在××秒之内，跑几次后，人就瘫在沙发垫上了。但还是要完成任务，休息好了，接着跑。

（100米跑最后的冲刺）

　　还真别说，大运动量真是解决问题。我在1966年的校运动会和高校运动会上，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做准备活动时，我就预感到会出成绩，因为我自己感到跑的很轻松，人好像要飞起来似的。在这届高校运动会上，我拿到了三个冠军－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赛跑。同时，在校运动会上，100米突破了13秒大关，跑出了12秒8的好成绩；在和几个同学的共同努力下，4×100米的冠军成绩保持了近20年。

（我正与跑第二棒的同学交接棒！）

　　这里说一个小插曲。

1966年春季，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操场上训练，学校的男子篮球队的几个同学，从篮球场来到跑道上，要跟我比赛100米跑，我虽然同意了，看着来的篮球运动员一个个都是一米八的大个子，大长腿跑的也不慢，心里有点打鼓。

老师发枪后，我瞬间就窜出去，把他们几个甩在了身后，途中跑全程，不见他们追上来，操场上，足球队的同学都停下训练，噢噢噢的起哄。几个大个子的男生追着一个小个子女生跑，确追不上。让他们看“西洋景”了。

（起跑）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学习中断，体育训练也停止了。全身心投入文革。其中有一件事情使我至今难忘。

有一天晚上，红卫兵把各个系的系主任和学术权威集中到阶梯教室，用皮带抽打这些昔日的老师，很多同学在教室外等候，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终于，红卫兵押着挨了打的老教授们从阶梯教室里出来了，他们排着队走向科学馆。同学们都围上来，看到老师们受到如此伤害，心里挺替他们难受。

突然，一只手从我身后伸过来，啪、啪的打在老师被剃的光秃秃的脑袋上，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姑娘。可能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吧？

文革的极左的思想把如此一个天真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她以为这就是革命行动。殊不知老师的心里有多痛啊！

　　1968年末我被分配到沈阳市革委会报到，此后，从学习阶段进入了工作阶段。也可以说，角色转换，从青少年进入了成人阶段。

　　现在，转眼之间我从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老奶奶，经历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学了知识，明了道理，有了经验。我先生对我照顾有加，我有二个优秀的儿子，四个值得我骄傲的孙子，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