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美学的腔调：左琴右书杯中茶

茶格之道

（一）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是中国文人君子的标配，语出唐代散文家柳识《琴会记》：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雅好阅古，古亦置于舟车也。大历六年，浙西观察使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赞皇公祗命朝于京阙。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称江月当轩，愿以卮酒侑胜。居无何，赞皇公弦琴，樊公和之。演操相应，澄清抚绥，递为伯牙，更为子期。琴动人静，琴酣酒醒，清声向月，和气在堂，春风犹寒，是夜觉暖。”

这个掌故描述的是公元771年，唐代宗年间，浙西观察使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赞皇公授命赴京公干，2月返回吴地，落日时分抵达朱方县，朱方县位置在今镇江主城区东面与大港之间，地方刺史樊公在江月轩接待长官。

小酌怡人，窗外一派清风，遥望大江朗月，不久二人乐兴大发，上司古琴在身，亲自操琴，下级随其音律唱和，一琴一歌，赞誉国家太平、四境安定，二人互誉伯牙子期知音。

上司琴技甚高，弹来出神入化，下级唱和悦耳，琴音伴明月，相得益彰，宾主寒暄，相见恨晚，虽春寒却觉异常暖。

从柳识《琴会记》所述唐代一次省部级与厅局级干部的琴会，就可知道东方美学的腔调是什么样子的。

古文人儒雅，诗书自不待言，基本是通晓音律的。

何以如此呢？与周公、孔子有莫大关系。

周公旦，中国儒学先驱者，孔子心目中第一“偶像”，周朝绵延790年，周公居功致伟。

周公摄政、周公制礼乐、周公还政，周公创造了一套完整教育制度，他所做的一切，配得上中国第一位真正君子。

周公创办了官学和乡学。官学包括太学和小学两种。

小学以书、数为主，太学除了精研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要开始学习大六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见《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尚存，乐经则已失传。

太学所学，是年轻人做官为朝廷效力之必备技能。

根据《礼记·内则》：

“十有三年学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在西周时代，读完小学，已具备阅读、书法、数学基础，还需要花3年时间学雅乐。

才高者十五岁入太学，“三年而通一艺”，学完五经要十五年时间，此时已年届卅，精英求学之道艰辛远超现代大学。

我大学毕业才21岁，3千年前西周同龄学子尚在学堂苦读五经，“三十而五经立也”，孔子讲“三十而立”原来是这个意思。

周礼规定：
“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悬（指乐器），士无故不彻琴瑟。”（彻与撤同意）

司马迁《礼记·乐记》云：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 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 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白话意思是：

音乐，在人心中产生; 音乐，也与伦理相通。单知声音而不知音乐者，是禽兽; 知音乐而不知欣赏音乐美的人，是普通百姓。

唯有受过训练的谦谦君子，才真正懂得欣赏音乐，感受乐美的含义。

斯故，君子士大夫学乐奏琴，是时代的要求。

读书修心，学乐养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周公、孔子之后代代文人努力用诗书乐修炼自己。

左琴右书，或有琴有书，从3千年前起，成为雅士文人君子标配。

人们多有不知，孔子游说与游学中，每日抚琴，琴歌不断，他不是炫耀，而是将琴乐作为怡性工具。

谪贬中的苏轼未曾怨天尤人，他弹琴明志，“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见《行香子·述怀》）

（二）

文人亲自耕作的不多，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他五十四岁时写下了《桃花源记》，是农耕时代理想国。

陶渊明陶潜，真隐士也。

三国之后，司马家族取代魏建立晋王朝，士子文人认为，司马家族的统治并非王道，而是霸道（以仁义治国是王道，以武力、权势治国是霸道）。

后世评论，这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

熟读儒家、道家经典的的士人文人，不与司马家族合作，隐逸山野、归隐田园，被载入正史的隐者居然多达上百人。

陶潜笔下的农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活得巴适，至真至纯，桃花源乡野、农耕美景、猫叫鸡鸣狗吠、邻里相亲，俨然大同世界。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清代以前中国是农业社会，工业文明还没有来到中国，农耕生活真有那么美好吗？

农民苦，汝知否？

我70岁二哥现仍在湘北务农，年收益是8000元人民币。

陶渊明去世1600年后（公元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书记李昌平就“三农问题”上书朱镕基总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直言农村现实。

唐诗《锄禾》，中国孩童都很熟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作者李绅）

陶渊明归隐田园，四十五岁写下一首五言诗，对艰辛农耕发出感慨：“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见《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白话意思是：

农民劳作岂能不艰苦？为了谋生，这是无法推脱也无法回避之艰难的事情。 农忙时的劳作，四肢身体确实很疲倦，所幸没有病痛灾祸纠缠上身。

陶渊明40岁最后一次辞官归田后，写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见《归园田居.其三》）

宋诗《蚕妇》：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作者张俞）

唐诗《农家望晴》：

“尝闻秦地西风雨，为问西风早晚回。白发老农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作者雍裕之）

即使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分田包产到户，生产方式还是人力与畜力、加上锄头、镰刀、风车灯传统农耕工具，农民靠天吃饭，劳做依然艰辛。

劳累熬人到了什么程度？

罗中立1980年超现实油画《父亲》会告诉你答案。

西方农牧业则很早已进入工业生产方式，在土壤耕作、农田建设、播种、栽植和施肥、排灌、收成、农副产品再加工、运输环节，大规模使用农业机械取代人力。

诸如推土机、平地机、筑埂机、水田耕整机、谷物联合播种机、栽植机、中耕机、收割机、脱粒机、烘干机、碾米机、磨粉机、榨油机、装载机、拖拉机、农用挂车、割草机、搂草机、垛草机、铡草机和饲料粉碎机等等，在中国农民看来，是奢侈的工具。

中国革命成功，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

在红色根据地、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直至建国后文革结束，农民兄弟支持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支持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与牺牲。

华夏民族真正的脊梁是农民，他们极具韧性。

建国之后，国家搞工业建设，城市相对富裕，农村贫困。

1978年末，国家总人口9.63亿，农村人口8.032亿，农村贫困人口达7.7亿，贫困率是97.5%（贫困标准是366元/年.人）；

2000年末，总人口为12.95亿，农村人口8.07亿，农村贫困人口是4.6亿，农村贫困率约49.8%（贫困标准是1528元/年.人）；

到了2014年底，中国农村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1978年改革开放，经过几十年迅猛发展，中国成为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是世界级工业大国，城市经济圈迅速发展，珠三角、长三角日益发达，农村与城市距离也越拉越大，三农问题日益凸出。

若你去日本、北美与欧洲观察，城乡差别其实不大。

公元2000年时，李昌平上书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高层震动，国家决定用工业与第三产业反哺农业，农民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以扶贫政策解决农村问题，精准扶贫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感。

扶贫与脱贫一字之差，含义实则天差地别，扶贫多为慈善，脱贫是强制，是国家对农村应承担的法律与道德义务。

三农兴，则国家兴，三农弱，国家弱。

乡村能否振兴，事关民族复兴伟业。工业、农业作为国家经济马车上一对轮子，若大小不均，就会经济跛脚。

国策上，法律与财政要向农村倾斜。

我们工业虽强，却仍是货真价实农业国，因14亿国人有6亿农民，居住在乡村农民达5亿之多。（数据来自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2006年元旦，北京宣告废止农业税。

农业税历史悠久，有“皇粮国税”雅号，已实施了2600年。

废止农业税，是国家正式宣告停止从农村抽血。

2017年12月，北京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农业与工业齐头并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019年，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出台。

2022年，二十大决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央财政向乡村不断加大投入，2015年投入1500亿，2023年达到1750亿。（来自财政部的数据）

每年千亿真金白银投入乡村建设，这些资金对口投入村庄规划、村庄建设、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六大方面，乡村风貌被整体改观，农村不再是人们以往落后、脏、乱、差的概念了。

2020年6月，大陆最后一个建制村——四川省凉山州的阿布洛哈村通车，国家实现村村通公路，这在几十年前，也是现在西方国家觉得不可思议、也无法想象的。

绿色乡村有了生气，出现虹吸效应，城里人长假或周末，会选择去乡村休闲。

城市虽繁华，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带来的压抑感、快节奏感常让人不适。

千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巨大型城市，不可避免的患有“城市病”：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教育资源紧张、医疗资源紧张、就业困难等。

这也是今日农村人幸福指数要比城市人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用再过25年，乡村建设会更美不胜收，“三农”问题成为历史。

当贫困帽子被甩掉，国人由小康，中康，到大康；生活情趣由俗，到雅，再求美；美丽的新华夏在一步一步到来。

春秋时期，禽滑厘询问墨子有关“物质基础与文化（美学）的关系”问题，墨子答“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 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见刘向《说苑·反质》

墨子与弟子禽滑厘对话中，强调“先质后文”，他认为审美，必须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先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如食物的充足、衣物的温暖、居住的安全，才谈得上追求生活品质和精神享受，国家要治理好，没有其他的道路。

现代中国的发展，印证了墨子“先质后文”的论断。

现代中国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1949年到1978年，中国意识形态挂帅，是政治社会，僵化的计划经济，使得国人普遍经济窘迫。

是小个子巨人邓公勇敢拍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有80年代初“万元户”神话故事。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天津考察时讲：

“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

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邓公实事求是，是党内思想解放的先行者。

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1979年9月，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开业，它位于九省通衢、华中重镇武汉，开初有103位个体户领到营业执照，因经营有术，很快，其中三分之一个体户发财，成为了“万元户”，让国人羡慕。

万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是天方夜谭，是让国人羡慕眼红的一笔巨大财富。

1984年大学毕业，我第一个月工资是42元人民币，年薪是504元，不吃不喝不用，我要连续干19.8年才能赚够1万元。

按货币购买力计（以购买粮食为标准），80年代1万元，是今天的30万元。

参考物价、通货膨胀，80年代1万，等于今天440万。

以居民平均工资水平，198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月薪是66.91元，80年代1万，相当于今天120万。

个体户摆摊很累，赚得第一桶金汉正街个体户，有人试想躺平，考虑将赚得的数万现金存入银行吃利息，过开心小日子，以当时标准计，他认为已实现财务自由。

1980年，中国工商银行利率定期一年是5.4%、三年6.12%、五年6.84%，若在银行存入10万元（五年定期），每年将收益6840元。以我年薪504元，对比他的年息6840元收益，汉正街万元户确实可以骄傲地躺平了。

国家引导小部分人率先富裕，慢慢再使国人整体致富。

中国的市民社会在1990年不声不响到来了。

以1990年为起点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一年，草根底层演员赵BSH初登央视春晚，大红大紫。

在千禧年前后，他成为最受国人欢迎的小品演员，亿万观众瞩目的春晚舞台，压轴节目是他的搞笑小品，《卖拐》《不差钱》等21部春晚小品，现场反响强烈，笑声不断。

1990年到2011年（1994年缺席），赵某雄霸春晚舞台整整21年，21年已是两代人时间。

公元2千年前后连续21年被国人期待、热议、追捧，他创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

客观讲，这21年，也是国人审美情趣整体向市民阶层平移，审美格调下滑的时期。

其表演内容与形式格调不高，迎合的是市民的要求，海外华人圈对赵的到访表演内容，是持批评态度的。

甲午海战清国失败，1895年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台湾经过日本50年殖民统治，1945年后日本投降，蒋介石政权接管治理台湾地区迄今，海峡对岸比大陆更早进入市民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某位台籍双栖艺人，1993年在台湾地区的综艺节目上大讲猥琐荤段子，未被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门查处，通过互联网居然在大陆蹿红，屡屡被邀到大陆音乐节目作为嘉宾献演。

想起比苏轼成名早的柳永柳三变，也曾多次参加科举，却四次落败，原因很简单。

作为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他是风流才子，放浪形骸，自诩“白衣卿相”，为艳俗文化代言者。

他在京城时尚圈享有“凡有饮水处，皆能歌柳词”美誉，但世俗格调与政治格调是两码事，宋代文官比武官地位高，官员的升迁录用，很注重其秉性。

写婉约词的文官也有许多，但不会流连花田李下，简言之，士大夫可以风流倜傥，但不得逾距，更不会写艳词。

可惜柳永没有拿捏好分寸，有风流却无儒雅，怎么能入千古一帝宋仁宗法眼呢！！

唐宋八大家，代表了中国文化最辉煌最高光的时刻，他们是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

啧啧，宋仁宗麾下就占了其中六位。

他麾下群星闪耀，如北宋理学五大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灏。

他麾下名臣如云，如晏殊、范仲淹、梅尧臣、苏舜钦、包拯，文彦博，司马光、吕夷简、富弼、韩琦等。

他麾下有四大书法家，如苏东坡、米芾、黄庭坚、蔡襄。

北宋科技发达，他麾下有众多不知名科学家与工匠。

如火药用于战争、指南针用于测绘、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炼铜炼铁技术出现、沈括发现石油、天文历法四季二十四节气出现、新医学成果问世、沈括首创数学“隙积术”。

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的开明与勤勉，带领群臣开创了无与伦比的“仁宗盛世”。

什么是盛世？

先看财政收入，仁宗时期国家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商业时代，商业繁荣，给国家带来庞大商税。

唐太宗贞观盛世时的财政收入是汉朝最盛时的2倍，仁宗财政收入呢？居然是太宗的4倍，仁宗领导的是地球上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

后人测算，仁宗的GDP 占全世界的50%。

仁宗麾下唐代六大家之一曾巩，就很自豪：

“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

名臣包拯道：

“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

宋人陈师锡云：“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宋人更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

宋仁宗54岁时去世，《宋史》记载： “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辽国君主辽道宗耶律洪基得知宋仁宗去世，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南宋出版的《东坡诗话》 序言里有这样的话：
“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

元人所撰《宋史》也高度评价仁宗：

“为人君，止于仁”。

唐宋是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丰碑，史学家、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对宋仁宗盖棺论定：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任一朝代，都有雅俗，俗雅应相当，国民雅致而求美，必不是坏事。

过俗聒噪，社会风气萎靡，风气不正，国家难免沉沦。

文人君子应恪守本分，奉行雅致美学之风，不写文章，不妨碍你闲暇时认真一读好作品；

不弹琴，可闭目聆听经过时间考验的音乐；

微醺之余，不妨碍在家认真沏上一泡优质岩茶。

21世纪今日，物质上我们很富足，但国人真正懂得美？学会欣赏美了吗？很遗憾，娱乐圈、商界是俗或美的风向标，主流资本吹向哪一边呢？你可以得到答案。

虽说好的经济，就是好的政治，却不是衡量国家优秀与否的唯一。美国足够强大，从1776年建国到今日248年里，发动参与了近400场战争，平均一年1.6场。

在阿拉伯世界、非洲、南美、亚洲，美国因穷兵黩武，“你要么上菜单，要么坐餐桌傍”，名声不佳。

除了自卫（抗美援朝、中印边界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1978年之后中国倾全部精力搞民生建设，速度越来越快，超越“仁宗盛世”，民族复兴指日可待。

前文我罗列了一大段“仁宗盛世”的人文指标，实则是用心呼吁匹配这个时代的文人科学巨匠批量诞生。

他们才是美的化身，繁星灿烂、星光熠熠之时，国家软实力就达到了他国无法企及的地位，软实力征服人心时，世人方会群起而效之。

高层还应深入思考墨子所答，“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小康、中康解决后，在教育、娱乐、文化方面，引导国民整体进行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

去除浮躁，重提“琴棋诗词书画茶”古七雅，今日有特别的意义。

左琴右书杯中茶，是东方美学的腔调。

它是一种写意、一种静逸、一种留白、一种感悟。

琴、书、茶伴随了中国人5千年，是中国人生命美学里的基因，是东方文化之瑰宝。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上百卷不同门类的资料整理积累，做了40年教师；

大二花费98元购得人生第一把六弦民谣吉他，练琴40年；

学茶30年，焙茶20年。

君若问，汝这一生所做感觉最美、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是读书写字讲学，感悟独到阑珊处之时；

是一人练琴，玩到入定忘形之时；

是一人焙茶，焙出极品之时；

是与二、三友人品茗，喝到醇厚爆裂杯中岩茶之时。

当然，不是拥有巨额物质财富，更不是拥有美人、香车宝马。

吾有左琴右书、杯中佳茗，夫复何求？

黄老欉 版权所有

2024年6月20日星期四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