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重发（80）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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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结婚以后拍的照片（1948年）

母亲退休时的照片（1974年）

当年我们一家人。上排：父母。下排从左至右大哥、二哥、我、大妹、小妹

老文重发（80）永远的痛。

1979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1月28日就是大年初一。我紧赶慢赶，赶在腊月28，也就是1月26日到上海。家里人，特别是母亲可高兴啦，她老人家说，家𫘧总算听了我一回话，我也终于把儿子从黑龙江拉回来了。除了到家团聚，是一层高兴外，我退学手续办完，顶替可以真正放上日程了，是深层次的高兴。那年家里虽然大哥夫妇还在四川，无法回家过年。但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母亲的大孙子在上海，由我母亲领着。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已经三岁多的大侄子，长得和大哥小时候一模一样。在母亲的心目中，就等于大儿子已经在身边了。全家团圆，母亲心里分外满足。到家的第一天，我们家人一边嗑着我从农场带来的香瓜子，一边高兴地讨论我即将回上海的事。母亲告诉我：已经正式到父亲单位申请过了，父亲1919年出生，当年已经快满六十周岁，完全符合办理顶替条件。我们过完年，拿好单位出具的调动证明，再去一次黑龙江，手续就办好了。我也简单叙述了从学校办回农场的过程，当然是删繁就简，其中的苦处也就略掉了。仔细观察母亲，脸色腊黄，但情绪高昂，抑制不住心里的高兴。我不禁暗暗地为母亲的身体状况担忧。当天晚饭后，我去了对象周桂珍家。周桂珍是74年从三分场调到我们九分场的。74年认识，78年年初谈恋爱。我们已经三个月没见面了。虽然她已经知道我会回上海过年，但冷不丁站到她面前，还是感觉突然。进了她家，看到她刚洗完头，坐在小竹椅上晾晒头发、一付心事重重的样子。一聊，知道她也在为到底是能实现顶替还是病退犯愁呢。两人聊了一会，互通了情况，安排年初一早上来我家、去她家拜年的事。我就匆匆忙忙回家陪伴母亲去了。大年三十（实际上是二十九）晚上，我们全家聚齐，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心情舒畅的年夜饭，大侄子口齿伶俐地祝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逗得母亲心花怒放。全家人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年初一一大早，我按原方案去周桂珍家接了她来我家给父母拜年。然后我又和她一起，去她家拜年。种种过年的简单礼节不一一叙述，总之当年虽然不富裕，因为有了新的希望，精神上是极其愉悦的，有一种快熬出头了的感觉。年初一下午，我陪伴母亲在家，看到母亲与大侄子两人正在睡午觉的情景，感到分外温馨、安慰。不一会儿，金如青到我家串门，我们又高兴地天南地北聊了起来。

初二下午，我按照周桂珍的安排，与她家人一起，去看电影《祝福》，由于年初一天气突然降温，不放心母亲，我就谢绝了桂珍母亲到她家吃晚饭的邀请，匆忙赶回家与母亲一起吃个晚饭。那天，两个妹妹下午带着大侄子去他外婆家给外婆拜年，吃晚饭了。二哥一家上自己家去吃饭了。父亲加班去了。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我感觉赶回家吃饭对了。不然的话，虽然母亲没有要求，但过年一个人在家吃饭，总会感到孤单的。晚饭时，我一边喝着黄酒，一边听着母亲絮絮叨叨地谈论着家里的那些事，从我可以回上海，到大哥、二哥以及两个妹妹各种琐事，心里高兴，嘴上不停，兴奋不已。我看到母亲有些亢奋，心想，这对一个血压非常高的人来说很不妥当，几次想叫母亲不要再说下去了，但想想母亲诸多苦难，难得欢愉，就让她说一会吧。谁知这样竟然酿成大祸。当时我喝完酒，还在吃饭，母亲已经吃完饭。为了与我说话方便，端了一个洗碗盆，放上一些温水，把洗碗盆放在桌子上，一边洗碗，一边仍然同我说话。刚洗了几个碗，站着说了几句话，我就发现母亲在剁左脚，我忙问：妈，你怎么了？母亲说：不好，我的脚一下子麻了。我心里一个激灵，立即扶着母亲坐在床上说，你先坐一会，不要动。母亲说：你把我的药赶快拿来给我吃。我立即按照母亲的指点，找到，给她吃了药。正这个时候，两个妹妹带着侄子上楼到家了。母亲还勉强地向她们笑笑说：你们回来啦？她又看了心爱的大孙子一眼。这时我回头一看，竟然发现母亲的嘴已经歪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两个妹妹也立刻慌了神。我心里判断，不好，中风了。要立即送最近的市九医院。大妹应声去要车。小妹妹管着大侄子。这时母亲已经紧咬牙关，显示出了痛苦。

紧急送到了市九医院。妹妹去急诊挂号，我立即把母亲推到急诊室。不一会，值班医生立即上来处理，此时二哥已经赶到。我们两人商量，看来病情来势凶猛，我们要尽量镇静些，别吓坏了两个妹妹。就这时，医生过来正式查看病人。翻了两个眼皮后告诉我们，病人瞳孔已经扩散，看来已经危险了。要不要打强心针？我们异口同声的说：当然要，赶快打！打完强心针，母亲根本就无起色。医生告诉我们：她两边的大血管都冲破了，看来非常危险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们几个兄妹在母亲床边，呆若木鸡地呆了不过一个多小时，医生就向我们宣布：病人因脑溢血，已经正式死亡。真像晴天霹雳。前后只有两个小时，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几个人趴在母亲身边，痛哭失声。等正在加班的父亲，以及二嫂，两个侄子都到了以后，我们痛苦万分地接受了母亲已经死亡这个残酷的现实。依依不舍地把母亲送进医院太平间。回到家，我们都不敢大声哭，因为是大年初二，邻居们都在过年，总得兼顾一些别人的感受吧。我们正在商量着明天一早去打电报把大哥叫来奔丧时，一直在边上不吱声的大侄子开腔了：等爸爸回来，到医院去把奶奶从医院的小箱子里接回来。在他小小心灵里的感觉是：人家把他奶奶扣留了。我们都没有能力和人家抗争，哭得那样人家都不理睬。只有他爸爸回来，才有能力把他奶奶接回家。

那天是1979年的年初二，（1月29日）我刚到上海三天。母亲就突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年纪太轻，刚刚57虚岁的第二天。突然的生离死别，我们悲痛万分。这都是当年骨肉分离、艰苦的时日熬成的。回想当年母亲曾经说过，她老的时候会靠得着我的。竟然是这个“老”字。母亲从病发到去世，清醒的时候确实只有我一个人在他的身边。再回想当时的过程，不是因为我即将回上海的兴奋，不是我们在吃饭时母亲如此兴奋，或许这一幕悲剧不会发生。我自感罪孽深重，百罪莫赎。为此痛苦了很长时间。当我已经可能守候在她身边尽孝时，但她却连一天福都没有享受到，就带着无限的憧憬，永远离开了我们。同时我又在想：还好，我听了她的话，退学回家，不然真将作为一个不孝子，一辈子追悔莫及。在以后漫长的时日里，我脑子里经常想起母亲突然离世这悲痛的一幕。母亲去世三年以后，父亲在孤独中也罹患了脑血栓，又七年以后去世。父亲的去世不突然，我一直服侍了七年多，在他身边尽了孝，人总是有死的那一天，所以一点也不感到突厄。唯有母亲吃苦太多，对儿女如此牵挂，如此憧憬着子孙满堂，膝下围绕的团圆日子，却偏偏没有享到一天福，我刚回家3天，她就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至今无法释怀。（现在注：母亲去世45年了，现在每年年初二，就是我们全家人聚会的日期，以这样的方式来怀念我们那受苦受难，没有享到一天福的母亲。）

1979年的春节，我们全家是在大喜大悲中度过的，我可以回沪了，这是一喜，接下来却因为这一喜，导致乐极生悲，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说来说去，还是“贫贱人家百事哀”啊！

接下去，我们就为母亲的后事而忙碌。待到大哥也从四川德阳赶回上海，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感谢我连队的众多战友，在得知我母亲突然去世的消息后，纷纷前来吊唁，送上花圈、参加追悼会，体现了浓浓的战友之情。

家里兄弟姊妹五人同心协力，又在邻居，战友们的共同帮助下，圆满地办完了母亲的后事。 正在这当口，我父亲单位主管知青顶替的干部亲自登门，把我的调令送到我家里。这对我们全家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起到了扭转全家气氛的作用。家里兄弟姊妹都为我高兴。大家都感到，虽然母亲突然去世，我们在感情上受不了。但是，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要翻开新的一页，勇敢地面对生活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考验。就这样，在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后，我就购买车票，再次回农场。这已经是1979年2月中旬的事了。

2月15日，火车从哈尔滨开往北安，一路上，只见一列列火车，满载军火、大炮与我们同行，向北运去。到了北安以后，看到北安车站人流攒动，都是从北边来的老百姓，他们拖儿带女，提着大包小包，准备上火车向南跑。一打听，原来是从黑河边境一带过来的。他们告诉我，要打仗了，到南边亲戚家去投亲靠友，躲避战乱。身临其境。感觉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恐慌和损害。从而体会到我国两千几百年前杰出的军事家孙子，在他的著名作品《孙子兵法》里，开宗明义就谆谆告诫的严肃含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到了分场，我第一站就到了老队长欧阳家。欧阳家韩姨已经知道了我母亲突然去世的消息，一看到我戴着黑纱站在她面前，还是忍不住抱着我抱头痛哭，我也像孩子见了娘一样，放声痛哭，感谢她对我，对不少知青的深情厚谊。良久。她才说起了依依惜别的话。她说：小尚，你这次去上海，韩姨今后不一定能见着你了，但是，你们别忘了东北还有一个韩姨，她也会经常念叨你们，祝你们平安的。今后只要哪天你们结婚了，给我寄个照片来，你韩姨就满足了。我含泪答应了韩姨的要求。两年以后，我们结婚照照好，我立即兑现承诺，把我和周桂珍的结婚照寄给了韩姨。2006年，2010年，我再去哈尔滨和农场，又两次见了当时住在哈尔滨的欧阳队长、韩姨一家。我永远忘不了在那艰苦落魄的年月里，她们，以及许许多多乡亲们给我的温暖和情谊。

第二天，是1979年的2月18日。我们一早就去了场部，这次我是和王雅胜结伴，一起去徳都迁移户口、粮油关系。就在场部招待所门口等大客车时，广播里传来了中越开战的消息。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在2月17日打响，这个消息使我心惊肉跳，心想，别又耽误我们的事。好在，我们所处的地方离边境还有两百多公里，再说，事后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国对苏联的防备只是中等规模的预防，所有机关办公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有耽误我们的事。由于我1月份刚办过一次迁进粮油关系，因此轻车熟路，下午到徳都以后，很顺利地就把户口、粮油关系的迁出全部办妥。至此，办回上海的所有手续全部完成。即使是这样，我也悲哀有余，殊无喜悦。

就这样，我从1970年4月30日下乡，于1979年2月18日正式办理完转移关系回沪，2月份的最后一天到上海单位报到上班。下乡十个年头，九个整年缺两个月。同绝大多数同龄知青一样，来回十次，每次5000公里，行程一共50000公里。下乡期间，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在农村辛勤耕耘，从不敢懈怠。奉献了从18岁到27岁近十年的青春年华。而回上海时，却带着满身心的创伤，黯然回沪，一切再从零开始。（编辑后记：写完这篇纪实回忆录的时间是2010年。到现在又14年了。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十多年，虽有许多慢性病，但与老伴周桂珍一起过着平凡、安静的退休生活。感谢祖国的庇护！

——献给所有知青兄弟姐妹，这里有你们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足迹！——全文完

兑现承诺，我结婚后寄给欧阳队长、韩姨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