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重发（79）上学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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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重发（79）上学退学。

1978年10月5日，我去黑龙江大学报到。在我上学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大气候对知青越来越有利。又恢复了职工子女可以顶替接班的规定。也就是说，到了1978年底，知青除了可以用病退的方法返城以外，又多了顶替回上海这个更好的途径，因为工龄可以顺延。这对知青可又一个大大的福音。一时间，农场大多数知青高兴地办理了相关手续，哪怕已经在农场成家的上海知青，都双双返回上海了。本来我也可以按此办法返城，但我又偏偏在外地上学，这让母亲又气又急。这一着急，多年的高血压又上去了。高压220，低压120，真正是卧床不起了。病床上，母亲斩钉截铁地对二哥说：快给家騄写信。坚决不让他继续上学了，抓紧退学回上海。不然连看也看不到他一眼，我就一脚去了。不料此话竟然一语成谶，此事后文再提。接到家里的来信，并看了家里寄来的病历卡。我深知母亲的病情确实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因为母亲的高血压已经有年头了。想当年，1969年的时候，我正参加学校在金山农村的三抢劳动，而家里大哥住校读书，二哥去了崇明，多年高血压病的母亲的血压一下飙升到上面180，下面100。卧床不起后，立即写信叫我回家服侍她。我当即向学校领导请假回上海服侍老娘，一共二十多天端汤端水，煮饭洗衣，母亲才能下地。以后又经过十年牵肠挂肚的煎熬、劳累，母亲已经熬得油灯干枯了，此病加重是必然的。而对我来说，千辛万苦考进大学，此中甘苦自己理解，如何舍得就此退学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答应母亲的要求，万一就因为我，把母亲气得一下子过去了。那将悔恨终生。而且，我在黑大要学四年，我们班一共43名学生，却有34个上海知青。毕业后回上海的希望也渺茫。将让母亲一辈子盼望。左思右想，这个决心实在太难下。无奈，我写信向在上海的曹建勤、张志刚讨办法，又去了马德群那儿商讨办法。那次巧了。我的老朋友高德林也在。我把此事向他们一说，想不到高德林却很支持我，他替我分析说：上学，以后你只要想上，机会有的是。可回上海机会难得，上海的户口是哪么好进的吗？你要是丢了这个机会，可就难了。我支持你先回上海，再图发展。德群知道我考学的辛苦，同时他更同情我眼下的难题，也表态支持我早日返回上海再说。几天以后，曹建勤代表张志刚也来信让我早日回上海再说。至此，我准备向学校申请，以家庭情况不允许我继续上学为由退学。那时已经是1979年的1月中旬了。那天上午是上大课，我心里烦躁，没去，愁肠百转地在班级教室里，想起复习迎考的艰难、又想想家里母亲的盼望，正在教室里冥思苦想、激烈斗争呢。教室门突然开了，呼啦啦涌进一帮人来。我一看，乐了。原来是我连队的时荣林、金伟传等好几个连队好友，用回上海探亲，在哈尔滨转车的间隙，来黑龙江大学看我。他们几个人都异口同声的告诉我，农场的知青都走光了。你也赶紧想法回上海吧，夜长梦多。到时候政策一变，你想回也回不去啦！说心里话，这是帮助我下决心的最后一次推动力。就在这天，我送走那帮人以后，就实际考虑退学的步骤了。

1979年1月中旬，我向学校申请退学。找了学校教务处长，说明情况，进展顺利。教务处长是一个健壮的中年人，已经发福了，大背头铮亮，很有派。听了我的叙述，看了我母亲的病历，很爽快地对我说：考进大学又申请退学，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多可惜啊。但现在国家处于急剧变化的时候，像你这样的情况我们十分理解。既然您母亲已经病得很重了，膝下需要有人照料，好不容易有个回家机会。我完全同意你办理家困退学。当即明确告诉经办人员给予办理。办事的大姐一边给我开“因家困退学”证明，一边叹息着说，唉，可惜了。 退学以后，好友王毛毛开着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帮我把我唯一的一件大行李——一个大板箱送到火车站托运回农场。前后三天。我在哈尔滨的关系转移都已办理完毕，连夜坐火车返回农场。

到了农场，回到分场以后，确实已经冷冷清清了。除了办回去的，加上回去探亲的。分场知青所剩无几。我仍然暂住在机耕队的宿舍里。刚安顿好，通讯员通知我快托的行李到了。我立即赶往北安火车站提取行李。那天下午赶到北安，等我把行李从货栈提到手，已经下午四点半多钟，天已经大黑了。分场晚上也无法派车，而大客车也无法给我带这么大的行李，因此去招待所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时候我的行李还在火车站外呢。这咋办呢。眼光四处寻摸，突然看见有几台马车在不远处揽活呢。我立即上去同车老板商量如何解决行李和晚上住宿问题。车老板倒不觉得是个问题，他说：这多简单。我把你的行李拉到大车店，你在大车店住一宿不就完了吗?在我的脑子里，哪有住大车店的概念呀。听他这么一说，我心想，这时候了，还顾得了那些呀。咬了咬牙，说：行。接着大车顺利地把我以及行李拉到了大车店。连住宿带运费付了五元钱。我来到了平生从未进过的东北的大车店。一进大院，车老板把我的行李卸在院子里。我担心的问：这样行吗？行李安全吗？车老板嗔怪地说：这会有啥事？你放心睡觉，行李绝丢不了。我将信将疑，不太放心地进屋。一进屋里，眼前两铺特长的火炕，足可以跑百米赛。屋里弥漫着“蛤貘烟”的呛味。炕上、屋里可热了，根本就不用盖被。这下我放心了不少。但是吵得无法入睡。晚上，一拨又一拨来投店的，马的嘶叫声、车老板的吆喝声、进屋后熟客的大声招呼声，还有打扑克的咋呼声、熟睡客人震天的呼噜声、一帮帮喝酒客的划拳声，简直是震耳欲聋。好在我也担心我屋外的行李，睡不着，因此时不时溜出去看一眼，就这样一直熬到天亮。天亮以后，我告诉店伙计看顾一下我的行李，得到承诺后，就溜达着出了店，一边吃了早点，一边去招待所打电话到分场，找队长欧阳伦派了一台蹦蹦车开到北安大车店来拉行李接我。一直到下午，我终于带着行李回到了分场，然后把行李寄放在欧阳队长家的仓房里。至此，离开哈尔滨三天时间，我人与行李又折腾回分场了。我喘了一口粗气，心想，这回该差不多了。谁知道，真正闹心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原来，场部班子里有人对我这样退学回农场再返沪的做法非常反感，他们认为，我们培养了他这么多年，结果还是走了。走了就走了呗，还又回来了。把咱们这个地方当什么啦，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不行，不能给他办。意见不能统一。知道这个情况，我也不怪他们，人家是公，我是私，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我挨个去和党委常委打招呼，递小话，汪正秋帮我做党委书记李德睦工作。一个星期后，党委终于通过了我落回农场的意见。我开出介绍信 ，再赶往北安，乘车去德都办完了户口、粮油关系签进农场手续，又赶下午三点多钟的车返回北安。到了北安，已经是晚上六点多钟了。早就没有回农场的车了。那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四了，我归心似箭。在北安小饭店里吃了几个油饼，边吃边考虑如何抓紧返回，赶着回家过年。如果明天可以带上东西上车的话，年前可以赶到家，如果明天赶不上，或者火车再有个误点的话，那年前一定赶不到家啦！吃饱了，喝足了，我下了决心，连夜徒步返回分场。

走出北安，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离分场还有四十多里地。我估摸着大约五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一路上，月光返照在雪面上，还算亮堂，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冬天的大道上赶路，虽然是大小伙子，总有点渗得慌。为了壮胆，我在路边掰了根小手臂般粗的树叉子拿在手上，既壮胆，又当拐杖借力。踩着咯吱咯吱的雪，路走不快。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总有点草木皆兵的感觉。还好，没听到狼嚎声。就这样又走了六个多小时，终于在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走到了分场，筋疲力尽地钻进了被窝。这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多，真解乏啊！经历千辛万苦，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整个退学手续，于腊月二十八（1979年1月26日）赶到了上海与家人团聚。（我查了万年历，那年的大年初一是1月28日。1978年阴历没有腊月三十，俗称秃尾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