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那一代老去的麦客

西风文艺

文/段金泉

前些日子，陕西摄影家侯登科先生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纪实作品“麦客系列”，在网上大火起来。照片中那些衣衫褴褛、面容疲倦的“麦客”们，如今大多已经老去，有的或许早已离世。但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忆，却永远留在历史的像册里。

时下，便捷高效的现代化收割机替代了麦客们的人工劳作，关中平原的小麦也已颗粒归仓。有关麦客的话题，只能算是一个远去的传说。

麦客，是西北人的习惯叫法，作为黄土高原上早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大量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每年麦熟季节，陇东南及宁夏西海固等贫困地区的农民，远赴陕西关中帮助当地人收割麦子，俗称“麦客”。实际上，“麦客”们都是因生活所迫而外出打短工的农民。一把镰刀，一顶草帽，一个化肥袋子行囊，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5月中下旬，关中平原的麦子陆续成熟。听到麦田里风吹麦浪传来的“沙沙”声，还有每天杜鹃鸟“算黄算割”的啼叫，村民们就忙着准备下镰收割麦子。这时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也是阴晴不定。而熟透了的小麦又是等不得、拖不得的，如果不及时收割，那些饱满的麦粒就会掉到地里，或者遭遇暴雨袭击，损失可就大了。

那个年代，农业机械化还没有普及，收割小麦还是原始的手工作业，即使全家老少上阵，人手还是不够用。麦黄时节最怕雨天，一天都不敢耽搁，可谓“虎口夺粮”。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力帮助抢收。而此时的甘、宁一带，距小麦成熟至少还得半个多月。于是，村子里的一些强壮劳力，三五成群结伴赶往离家最近的火车站，没有钱买车票，就专挑拉煤的货运车，瞅准机会爬上去，像极了电影中的铁道游击队员。在距目的地不远的小站，麦客们就得提前下车，大站是绝对不敢进的。如果被车站查票的工作人员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暴打。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到了连饭都吃不饱的境地，麦客们有足够的忍辱负重能力，自尊早已被扔到九霄云外。一些与陕西地界相距不远的地方，麦客们索性披星戴月步行前往。他们一路奔波到关中平原，然后分散到各个村子“赶场子”，用汗水书写融入大地的诗行。

关中平原，土地肥沃，主产小麦，风调雨顺，多为丰收年景。每个村子都需要这些“及时雨”一般赶来的麦客，只是价格的问题。有的每亩地出价四五元，有的只给两三元钱。麦客们会根据当年的行情，提出他们理想的价位。有时也是见机行事，即使价位低一些也去，能挣一点算一点，“拾到篮里都是菜”。价格谈妥，主人便领着麦客们到指定的麦田里开镰收割。

时间对麦客来说，就意味着金钱，争分夺秒地多干一点，多挣个块儿八毛的，也能给家里多换一斤食盐、多买一斤点灯用的煤油。他们一头扎进麦田里，不敢停歇。中午时分，烈日当头，如火一般，他们赤裸上身，挥汗如雨，不敢轻易停下歇息。就连午、晚两餐，都是送到麦田里吃。劳作大半天，麦客们早已饥肠辘辘，裤带面一顿能吃五六碗。早饭的白面大馒头，他们吃个肚儿圆后，将那余下的馒头悄悄装进自己随身携带的袋子里，用不了几天，那袋子也就装满了。

麦客们身在外地，心里还惦记着家里的老婆娃娃。这些积攒下的馒头，他们在晚上切成片，白天经太阳一晒，就成了干馍片，带回家后也让家里人解解馋。这样的好事，并不是所有的麦客都能遇到的，如果主人心肠好有同情心，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而有些小气的主人，那是要站在身边，亲眼看着麦客吃完才离开的。

麦客们的生活是清苦的，有时甚至是非人道的。村子里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五短身材，长得壮实，因有一身蛮力，人们称他“大力士”。小伙子饭量奇大，二两一个的馒头，一顿吃十个不在话下。因为没上过学，加上有点“一根筋”，经不起别人的夸奖，也容不得别人说他。在生产队修梯田的工地上，只要有人说他能干，他就挑起装二百斤土的筐子，一阵风跑一个来回，许多人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干活。就是这么一个人，生命的音符停在了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赶场子”途中。据说，当时在回家的列车上，为躲避列车员查票，他从飞驰的列车窗口纵身跳下，其状惨不忍睹。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贴身口袋里，有几张用报纸包裹得严实的钞票。在贫苦的麦客们心里，钱比命贵。

麦客们的日子苦不堪言，但他们也有快乐的时候。有些麦客喜欢听秦腔，到了关中这个秦腔的发源地，自然不放过看一场正宗秦腔的机会。这当然要等到“赶场子”结束后，腰包里有几个钱了，就在回家之前，找一家剧院，美美地过一把秦腔瘾。回到家后，就有了几份吹牛的本钱，向别人吹嘘看过某某名家的演出。对此，也没人去探究真假。个别干活踏实、人又长得精干的小伙子，有时还能“节外生枝”，赢得主人家女儿的青睐。如果各方面条件成熟，就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媳，这毕竟是个例。麦客们拿到用汗水换来的几十元钱后，一个个满脸欢喜，幸福而归。这段日子里受的苦和累，似乎不值一提。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西北农村的生活条件大有改观。大量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北上广深都有他们的足迹。留在村子里的，多是一些年老体弱者或妇女儿童，没人愿意去当麦客了。到了麦收时节，留守在家的女主人，却发愁自家的麦子收不回来。这时，一些家里土地少、又泼辣能干的妇女，见缝插针当起了麦客。她们不像过去男麦客那样远走他乡，而只是在附近的村子里找活干。有时当天干完活就回家，有时主人家活多，需要多干几天，就吃住在主人家里，都是乡里乡亲，不怕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当时的农村人家，已经少了纯粹意义上的互帮互助，而经济上的算计多了，这大概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吧。女麦客们给主人家收麦子时，即使是熟人也要事先谈好价钱，对一日三餐也有自己的要求。这时候，主人家也很大度，不仅在经济上不让她们吃亏，生活上也会尽量满足。女麦客们虽然没有男人能干，但她们毫不示弱，每天收割一亩小麦也不是多难的事。一个夏收结束，她们也能挣上个一两百元。对她们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有了这些钱，一个孩子一学期的学杂费就不再发愁了。

进入新世纪，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好转，麦客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已经很少见了。除个别交通不便的山区仍然人工劳作外，像关中平原、黄淮平原这样的小麦主产区，大都被机械化的收割、脱粒、犁地“一条龙”所取代。在麦浪翻滚的田野里，只见“铁牛”们的雄姿，难觅麦客们的踪影。而在西北的不少村庄，普遍出现了土地撂荒的现象。那一代会种田的人都老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愿在土地里浪费时光。事实上，一个人外出打工两个月，就可能胜过一年种地的收入。有位“开心快乐的每一天”的网友说，他家今年10亩小麦收了7000多斤，每斤一块一毛九，总共卖了9000多块钱。除去种子、化肥、农药以及种、收等成本4000多块钱，从去年9月到今年5月，忙乎了大半年，总共赚了5千多块钱。他问，种地划算吗？

谁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呢？

在时代的洪流中，麦客们被淘汰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作为生产力落后时代特有的现象，他们不失为历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将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