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叛变后，全家九口被秘密处决，唯一幸存的女儿后来怎样了？

立木斤

（顾利群）

　　革命时期，我党曾遭受过几次重大的打击，这其中就包括1934年10月的长征，由于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受了重击，中央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开始了战略性转移。

翻开博古和李德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到第五次围剿是从1933年9月开始的，博古、李德也是在1933年来到中央苏区，获得苏区的军事指挥权的。

来到苏区之前，博古李德一直在上海工作，那他们二人为何会突然从上海迁至苏区呢？这就要来聊一聊被我党称之为“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了。

顾顺章的叛变不仅使我党损失惨重，同时他也为自己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当年事发之时，顾顺章一家九口人全部都被秘密处决，唯有一位女儿意外幸存了下来。

那顾顺章为何要背叛我党？上海的组织因为顾顺章的背叛遭遇了什么？顾顺章唯一幸存的女儿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历经波折入共党

顾顺章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他的母亲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

当时中国正值动荡之际，在乱世中出生的顾顺章的日子过得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顾顺章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上海滩流浪，讨生活了。

那个时候，上海滩主要由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个部分组成，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使得上海滩成为了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码头。

一没钱、二没权的顾顺章在上海滩流浪的时候，经常会被周边的流氓欺负，为了摆脱这样的命运，他产生了拜师学武的想法。

原本顾顺章就很聪明，在师傅的指点下，他很快就练就了一身武艺，学成的他就在上海滩街头，靠演杂技谋生。

和上海滩上的大多数小混混一样，顾顺章什么钱都赚，为了在表演的时候多讨一点钱，他又向一位魔术师拜师，学习了魔术。

经过数月的潜心研究，他还练就了一手耍魔术的好功夫。

手里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了，那个时候上海滩帮会林立，想要独善其身，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为了给自己找一处栖身之所，顾顺章随波逐流，加入了青帮。

加入了青帮，他的处境才慢慢好了起来，1919年下半年，他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入了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做钳工。

虽然说在烟草公司做工非常辛苦，但是对从小流浪的顾顺章来说，能够有一处栖身之所，他已经很知足了。

因为他本人即能吃苦，而且还会武功，所以一段时间后，他便在工人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和影响。

由于南洋烟草公司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制定了许多损害工人权益的陋规，所以忍无可忍的公司工人在1924年开始了罢工。

在大家的推举下，顾顺章代表工人来到了公司总部进行抗议，对于工人罢工之类的事情，总部的人早就见怪不怪了，他们怎么可能会搭理一个小小的工人呢？

当天，顾顺章还被受资方给狠狠地打了一顿，被抓进巡捕房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多亏了有我党人员搭救，顾顺章才得以出狱，被送入了医院接受治疗。

顾顺章本人是一个非常有绿林气的人，他心里非常清楚，如果这一次没有共产党员出手相助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死在狱中了，所以为了报答共产党人，也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顾顺章主动提出了入党申请。

虽然说顾顺章本人的经历非常复杂，但是被他的真心所感动的领导还是批准了他的申请。

他在党内的表现也非常出色，五卅运动一爆发，他就带领南洋制烟厂工会的人，一起组织了工人罢工，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地方的反帝斗争。

因为在此次罢工过程中，他的表现非常出色且勇敢，所以他还得到了党内领导的赏识。

在后期的工作过程中，组织对他予以重任，让他坐上了上海区委委员的位置。

思想偏移酿祸端

1926年9月，顾顺章和陈赓等人一起去到了苏联学习隐蔽斗争技术。他学成回国之际，正值北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因为他在进攻北洋军阀堡垒的闸北战斗中，表现得极为出色，所以战争胜利后，他也成为了上海市政府委员之一。

彼时，国共关系非常紧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也开始了对共产党的严厉打击，为了保存实力，我党开始重视起了隐蔽战线斗争。

为了更好地完成革命工作，领导在党内成立了中央特科，同时，顾顺章也在周恩来的委托下负责起了特科的具体工作。

成为中央特科的负责人的他也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期待，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不得不说，顾顺章确实是一位能力超凡的人，他本人身上有许多例如武功高强、枪法精准、精明能干、身怀魔术绝技之类的优点。

但同时，他身上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少年经历使得他身上存在着许多不良的陋习。

他不仅极其看中江湖义气，把许多不纯分子带进了革命队伍里，而且还经常不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生活作风极其铺张浪费。

其实一开始在注意到顾顺章身上的这些缺点的时候，党内领导也找他谈过话，并提醒过他，让他好好学习一下政治理论，改一改自己身上的江湖气息，但是面对领导的好言相劝，他本人却不以为意。

看着顾顺章如此不听劝告，党中央的领导也生出了把他调离特科的心思，令人没想到的是，听到风声的顾顺章，记恨起了当时领导，逐渐生出了叛变之心。

不久后，顾顺章接到了一个新任务，组织派遣他护送张国焘等人去鄂豫皖苏区。

按理来说，完成任务之后，他应该是在第一时间回来复命的，可是他却对领导的话置若罔闻，在武汉地区逗留了起来。

在汉口停留的时候，囊中羞涩的他化名为化广奇，在游乐场表演起了魔术赚钱。

就在他表演节目的时候，尤崇新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这个尤崇新曾经做过顾顺章的下属，后来他叛变加入了国民党。

看到顾顺章的尤崇新大喜过望，直接带人把他给抓了起来。

由于在此之前，顾顺章早就有了叛变的心思了，所以被捕的时候，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叛变。

被抓回国民党的顾顺章，立即就将自己所知道的中共机密告诉了国民党高层领导。

幸亏早就打入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把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告诉了我党领导，并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通知了党中央机关转移，要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紧接着，顾顺章被国民党人押送去了南京，到达南京的第二天，他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恽代英。

恽代英是中共领导人之一，不久之前，恽代英在工作的过程中，被国民党人抓进了监狱，由于被捕之时，他抵死不认，说自己和共产党人毫无关系，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其实早在顾顺章来到监狱之前，我党已经开始对他进行营救工作了，眼看着我们就要把恽代英给救出来了，顾顺章却直接把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国民党人，直接导致了恽代英的牺牲。

顾顺章的可恶之处还不止于此，加入国民党的他一边千方百计地帮助国民党人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一边又为国民党人培训起了对付我党人员的特务。

由于他曾在我党担任过要职，所以经他手培训出来的特务，对我党来说也是存在着巨大威胁的。

鉴于他的行为对我党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所以，中共中央决定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一步走错步步错在我党追捕顾顺章的时候，他在国民党过得也不怎么好。虽然说他帮助国民党人狠狠地打击了我党，但是因他总是向国民党人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蒋介石并不待见他。

看着自己一心效力的国民党，如此不重视自己，顾顺章心生怨恨，生出了重新组建新共产党的心思。狡猾的国民党人怎么可能不懂顾顺章这是什么意思呢？察觉出了顾顺章的反叛之心后，国民党人马上就将其控制了起来，送入了苏州反省院。由于那个时候顾顺章对国民党人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所以蒋介石便向属下下达了对顾顺章处以极刑的命令。

1935年，顾顺章被秘密处死在了苏州的监狱里，知情人士透露说，顾顺章的死况非常惨。因为他在特务中的名气很大，传说他会魔术、化妆术、催眠术，所以为了防止他逃跑，监狱的工作人员还专门给他穿了琵琶骨（即用铁链把他的胛骨锁定），没过多久，国民党人就了结了他的生命。

顾顺章的叛变引起了党内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避免此次泄露事件造成更大的损失，得知他投靠敌人的消息后，我党领导就第一时间来到了顾顺章家，打听他的下落。由于顾顺章之前在我党任职的时候，党内领导和他的家人多有接触，属于，此事一发生，我党领导就联系到了他的家人。

但是顾顺章的妻子却表示，女人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不管丈夫做什么事，自己都会支持他的，自己是不会做出背叛丈夫的事情的。当时的情况非常棘手，因为顾顺章在我党工作的时候，他们家是我党的秘密据点，他的家人是知道许多机密情报的，所以说他的家人对我党来说也是个巨大的威胁。如果说他的家人把情报泄露了出去，那一定会对组织造成更加惨重的伤害的。

为了保护党内的工作人员，也为了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党内领导向顾顺章的家人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他们与顾顺章断绝关系，并随中央转移，但是他的家人却严词拒绝了我党。由于那个时候，情况非常紧急，国民党人很有可能马上就要查到顾顺章家里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把顾顺章家里的人全部带走，无可奈何之下，特科处死了顾顺章家的九位成年人。当时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年纪小，且她对我党的事情并不知情，因此在处决顾顺章家人的时候，我党领导放了她。得知自己家人被杀，顾顺章勃然大怒，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女儿顾利群，并将她接到了身边，交给了他后来迎娶的妻子张永琴抚养。那段时间，张永琴和顾利群的日子过得也是提心吊胆的，顾顺章被处死后，张永琴就为自己改了名，一手把顾利群给拉扯大了。顾顺章的叛变对我党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他叛变之后，我党内部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虽然说这些巨变并不能说是，完全由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的，但是这些变动也是与顾顺章的叛变有着重大关系的。

（恽代英）

　　从某种角度来说，顾顺章的死其实是必然的，虽然说他知道许多我党的机密，但是，他所知道的秘密毕竟是有限的，国民党人也不可能一直在他身上花心思。

更何况，顾顺章本人对国民党人来说也是有巨大威胁的，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有可能对国民党造成重大伤害。

顾顺章身上的利用价值还没有被完全榨干的时候，国民党人还会对他好言相待，但是等到他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他的死期就到了。

顾顺章的女儿在谈起自己这位父亲的时候，并没有做太多对错性的评价。后来，他跟着继母长大之后，就和军统的一个电信技师祝仁波走到了一起。

建国后，她去了上海生活，因为她的父亲和丈夫都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她本人也一直都是非常低调的。2018年的时候，这个年过90的老人离开了人世。

或许，曾几何时，顾顺章是有想过好好为人民做事的，但是当他决定把屠刀伸向同胞的那一刻开始，他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1931年轰动上海的“爱棠村血案

渐行渐远的历史，有时会因为某种机缘的作用，将它曾被人长期遗忘或故意掩盖的真实细节，如惊鸿一瞥似的“显影”于岁月的深潭。偶然看到某日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寻访报道了顾顺章第二任妻子张永琴和顾的女儿顾利群，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机缘”。她们所讲述的顾顺章，内中提及了《爱棠村事件》细节，由于这一事件涉及到我党一段十分敏感、难于启齿的党史往事。党史文献资料记载这段历史时，从未涉及这一事件，抑或提及也都是闪烁其词，一带而过。现在能够在电视媒体上首次公开探讨这一尘封已久的旧案，自然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充分体现，是历史的进步。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央机关面临灭顶之灾

1931年4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生了一件极为震惊的事件，那便是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等，上海籍人，早年曾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事务员。后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1927年2月，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

顾顺章了解许多党的重要机密，掌握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是在武汉，党中央没能立即获悉。顾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统当机要秘书的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即派自己的女婿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形势岌岌可危，如果顾顺章的建议得逞，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打击将是不堪设想的。而时间又如此紧迫，要在白色恐怖下做到大规模的秘密转移，任务自然十分艰巨。在这危急时刻，掌管中央情报工作的周恩来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国际机关全部搬了家。据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质，继承他的遗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在周恩来等人周密组织下，使中央机关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坏。

既便如此，中央机关仍然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威胁。顾顺章被捕后马上供出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征，随后向忠发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向忠发被捕后旋即叛变，但两天后仍被国民党枪杀于龙华监狱。已被捕在南京狱中，但未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和正在香港活动的蔡和森等党中央负责人，也都先后被顾顺章出卖而遇害。

党内人士相继被捕叛变成为党的秘密机关最大威胁

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在沪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处境最为危险的首属周恩来。作为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许多人都与其相识。顾顺章、向忠发与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三位领导人，平时朝夕相处，相互之间的生活习惯、活动规律几乎都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更加隐蔽自己的行踪，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尽快进入中央苏区，在暂时还未能进苏区前，先行隐居起来。

与此同时，为尽快脱离险境，中央机关的实际总负责人陈绍禹（王明），经共产国际批准再次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由他提议并指定博古（秦邦宪）、洛浦（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康生）、陈云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三人为常委，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责。不久，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赵容（康生）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也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副代表。留在上海的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三人，一年之内也先后被捕并叛变。党内人士接连不断的被捕叛变，对党的秘密机关构成最大威胁。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开始留守中央时，党内存在几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在几个月内遭到了几次重大的破坏。……我们考虑，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猛烈进攻，但我们党的组织不适应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叛徒的告密，乃是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关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中共中央对顾顺章叛变所造成的危害恨之入骨，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顺章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并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我党的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发布这种“格杀勿论”的通缉令，绝无仅有，实属罕见。

《爱棠村事件》是对顾顺章嚣张气焰所采取的非常措施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可以说是迟早的事。1927年夏，党中央从武汉迁沪后，顾顺章因熟悉上海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决定由其负责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是中央机关中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花销。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期间日益放纵，甚至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当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

顾顺章叛变后，临时中央及时调整了中央特科的领导成员，派陈云、赵容（康生）和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潘汉年领导特科工作。中央特科缩编为三个科：一科（总务），二科（情报），三科（行动）。科长分别由陈云、赵容（康生）和潘汉年担任。顾叛变后，还不断设法联系其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鉴于顾的穷凶极恶，在躲避过敌人第一波搜捕后，临时中央决定对叛徒顾顺章给予严厉惩治，通俗地说，就是诛其九族。

过去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而且顾叛变后，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还在顾的一边，特别是临时中央机关转移后，顾的亲属也知道了新址，并写信向顾顺章告密。经临时中央反复斟酌，既然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使中央机关遭到新的破坏，决定对顾的亲属采取非常措施，以绝后患。

1931年5月一个夜晚，周恩来、赵容（康生）率领原先与顾无私人关系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陈养山（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队员十数人执行这一任务。他们分乘两部出租车来到顾顺章家——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802号。当时顾顺章家中有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以及凑巧来此搓麻将的原黄埔军校学生斯励夫妇。行动前中央特科考虑，在锄奸中如果用刀会见血，且血迹也不好处理，如果动枪会出声，而且顾家又位于租界。为做到悄无声息，决定执行时均采取绳勒方式，勒毙后将尸体运至爱棠村挖深坑掩埋。此次行动共铲除顾家属十余人，总之在场的成年人无一幸免。但对顾家的两个未成年人，即顾的女儿（顾利群）和顾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却动了恻隐之心，在行刑前否决了康生统统杀光的提议，放了其生路。

据陈养山后来回忆：任务完成后，周恩来表情凝重地望了望康生，像是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不知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殊不知被放掉的张长庚，后来竟给锄奸行动留下了隐患。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不能心慈手软。 张长庚于80年代初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回忆说：“1931年5月初自己被莫名其妙地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说不知道。于是顾唆使张每天站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欺骗说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即顾妻张杏华）。张连日在街上悠转，一天傍晚终于看到自己熟悉的，代号“老先生”的特科人员王世德骑自行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跟着的特务随之一拥而上将其逮捕”。王世德被捕后旋即叛变，详细供出诛杀经过，并带租界巡捕、国民党特务以及顾顺章等前往掘尸。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经一周挖掘，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祥情。成为当时轰动整个上海乃至国内的“爱棠村掘尸案”。

　　中共第三位总书记向忠发

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委员

向忠发（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参加党领导的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1926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即党中央总书记。但实际上他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1930年间，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

二、 人物生平

向忠发，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

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

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10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

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后被枪毙。

叛变革命

关于向忠发的被捕，大致情况都了解，但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根据新编《王明年谱》的记录，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周恩来、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可能还有个小孩）被捉去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觉得他利用价值不大，很快就把他枪决了。

1988年8月30日，邓颖超同志针对近年有的党史文章就向忠发叛变一事提出怀疑的问题，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交本刊发表，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现刊载如下。

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当时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及要害部门面临着安全的紧急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都作了转移。向忠发的住处尚未找妥，决定他同恩来同志和我住到一个新的地方。考虑到他外出时必将遇到危险，因此，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央常委）当面告他，你千万不能出去。住了三、四天，当恩来同志和我不在时，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没见他回来，估计会发生问题。次日（1931年6月23日）上午也不见他，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路底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月霞（后来关在南京反省院，抗战时放出）、张纪恩、苏才。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四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

后来不久，证实向忠发仅仅知道我们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离开，他们没有得手。在短暂的刹那间，军警机关按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向忠发。此一情节见1988年5月22日《文摘报》上发表的《向忠发叛变前后》一文，这篇文章所说是与我所知道的情节吻合的。

1979年5月上海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五期上黄玠然（黄文容）发表的《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一文，其中“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一节对向忠发是否叛变表示怀疑。我觉得他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是我在1983年9月约黄玠然同志面谈，将我所知道的确切情况告诉他。谈后他同意我所说的情况是可靠的。因属确切的情况，本拟将我们谈话记录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上及其他党刊上发表未果。据去年有同志去几个地方搜集材料时听到仍然有人怀疑向忠发是否叛变过。据此，现将我所知道的材料寄上，我这份证明材料请党中央核阅，如何处理向党内外澄清这一确切的历史材料，请酌。

附录一：陈琮英同志写的《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

1931年3月，弼时同志调任中央苏区工作，我仍留在上海。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在向家我住了约二、三个月。因顾顺章叛变，组织上将向忠发转移他处居住（当时不知去何处），同时将我与向的小老婆杨淑珍安排到一家新开的旅馆暂住。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呆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月霞与她当时的丈夫张纪恩也被押到。我们当时互不认识，后知道都是因向忠发叛变才被捕的。

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胡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被押送龙华监狱，约半年经党营救才得出狱。

向忠发叛变使我被捕，也使我经受了考验。向忠发叛变是铁的事实，不容怀疑，对此我如实向中央反映。1988．2．8

附录二：《文摘报》刊登的《向忠发叛变前后》一文

向忠发（1880—1931年），湖北汉川人，曾做过徒工、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入党，党的“六大”时，他被选为党的总书记。1931年４月，党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的总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给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各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周恩来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切断了顾当时所能知道的一切线索。总书记向忠发也另迁了住所。当时和向同住在一起的有其姘妇杨秀贞以及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不久，形势更加险恶，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向忠发送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提出要见杨秀贞一面。起先，中央没有同意。后来，由于他坚持要见，组织上便明确要求他：上午去，下午一定要赶回来。但他6月21日上午去后，不仅在杨处吃了饭，而且还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向忠发准备离开，当他去附近一家汽车行叫车时，认识他的车行会计为图一笔赏金，去特务机关告发了他。向忠发遂被捕。向忠发被捕后，党中央准备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很快就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了。他叛变后，首先供出了陈琮英的住址，致使她和杨秀贞被捕。同时，特务还在向忠发的引带下，搜查了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的住处（幸好周、瞿等人早已撤离）。在审讯陈琮英的法庭上，向忠发还亲自出面对质，并对陈说：“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了。”上海的敌人原本想利用向忠发的叛变，一举搞垮我党中央，但由于周恩来等及时采取了措施，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正在这时，他们接到了蒋介石下达的“就地枪决”的命令，于是，于6月2４日将向忠发处决了。

　（原载《周末》４月9日苗宁文。见1988年5月22日《文摘报》）

历史评价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他热衷权力，却缺乏领导才能；他成为革命的掌舵人，却把握不了正确的航向；他掌舵3年，却没有丝毫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幸被俘，却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曾和他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他就是被周恩来称作“节操还不如个妓女”的中共第三位总书记---向忠发。

中共第三位总书记 向忠发

一、 担任中共最高领导期间，让毛先生做了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的路线给中共造成很大损失。共产国际于1927年7月14日发来一纸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时，向忠发作为工人领袖，进入中共政治局。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1880年出生于上海。汉口八七会议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的向忠发，在武汉领导的工人运动正风生水起。到了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代表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向忠发就带团到了莫斯科，期间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并且向忠发也处理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苏兆征、向忠发作为全权代表。苏兆征为书记，秘书为李振瀛。

1928年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

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成为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中共总书纪。

向忠发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做过两件在中共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再一件事是，让毛先生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

显然，由毛先生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的发展进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传统上，一般认为在顾顺章叛变之后、向忠发被捕后也接着叛变，其实这种说法是有异议的。

首先一点，向忠发是1931年6月22日被捕的，两天后的6月24日即被处死。一个中共最高领导，手里应该掌握很多核心机密；真的叛变了的话，交代问题两天也交代不完啊。

还有一点，1933年10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中，刊登了《前共党中委兼总书纪向忠发的自供》。这是向忠发叛变的重要证据之一。然而在这篇文章里，有很多疑点。

例如，“供词”中涉及的关向应、余昌生等几名中共活动家，在向忠发被捕前，均已化名被关押在国民党龙华监狱内了，这些向忠发都知道；但是，向忠发的被捕，并没有暴露这些人，他们不久后均被保释、安全出狱了。

1931年5月，关向应任上海职工联合会工委书记期间，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关向应在住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关押在龙华监狱，化名李仕真，在狱中表现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到10月，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出狱。

后排右四为顾顺章

类似的，可疑之处还有不少。联想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诬害周恩来、离间中共人员，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前共党中委兼总书纪向忠发的自供》一文伪作的可能性很大。

曾有人推测说，年已52岁、并不年轻的向忠发，极有可能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但此说法仅是推测而已。重要知情人、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曾对朝夕相处的向忠发义愤填膺地怒斥“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网上一度有说法称，"毛先生在文革初追问周公，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66年6月10日，毛先生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谈论中共党史问题时，就明确发表了他对向忠发的评价，他不仅说“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

而且，毛先生还说：“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 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

由此可见，并非周公在“文革初”回答毛先生的“追问”之后，“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而是在此之前，毛先生就对外发表过针对向忠发被捕叛变和“‘左’得很”的评价，并且意见与周公一致。

中国历史

历史上的今天

顾顺章灭门案 顾顺章怎么被杀的？

文二2019-04-24

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其人，说他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

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

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

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钱壮飞通过李克农抢先通知了特科，导致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已，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

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和森惨死狱中。

四、顾顺章灭门案

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顾顺章全家被灭门。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1931年6月，顾顺章全家十三人已被周恩来带同王竹友亲手铲除，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大新闻，致使全国大为震惊，死况甚惨。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其后数年，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间谍技术训练班，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顾顺章怎么被杀的？

顾顺章变节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顾顺章被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

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年约31岁。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

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著中共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