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珍贵照片集（三十九）

福全

毛主席在延安。

这大概是毛主席最瘦的一张照片，身材单薄，颧骨突出。

毛主席年轻的时候，身材虽好，但并不显瘦。这张照片上的毛主席，显得消瘦、单薄，他的颧骨也明显突出。

怎么会这样？因为此时的毛主席，刚刚经历过长征。长征之苦，可见一斑。

不仅毛主席，照片中的周总理、朱老总、博古，也都瘦得脱了相。

谁能想到？就是这几个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的人，13年后，取得了全国政权。

毛主席的这两张照片令人痛心不已：第一张照片中的毛主席有些瘦削，但高大威猛的形象跃然眼前；第二张照片的毛主席颧骨突出，但目光如炬、炯炯有神。

两张照片是毛主席在延安凤凰岭窑洞前拍摄的，时间为1937年，照片中的毛主席虚弱的身体尽显疲惫，是长征路上饥寒交迫、营养不良、多次患病所致，但他依然坚信胜利属于自己、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1938年，在陕北，抗战时期，45岁的毛主席与52岁的朱老总在延安的窑洞前并排站在一起合影。这张照片是当时的苏联摄影师奥尔加所拍摄。两位巨人的这张照片影响巨大，曾出现在苏维埃刊物的头版上。

此时距离两位巨人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整整10年。1928年，两位巨人在南昌龙江书院会师。此后，两位巨人不仅是革命战友，还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转战陕北

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站在黄土高坡上勘察地形。此时的毛主席，不仅要躲避敌人的追击，还要每天谋划着全国战场上的局势，其艰苦程度不亚于长征时期。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后，他们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陕北。毛主席不着重于一城一池的得失，主动放弃了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利用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毛主席在这段时间用的也是化名李德胜。在转战陕北的那段时间里面，毛主席指挥解放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鼓舞了全国解放区军民的信心。

1949年4月，毛主席、夫人、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香山合影。

毛主席头上戴着一顶维吾尔族传统的帽子，还是第一次见到。

照片拍摄于1949 年9月下旬，毛主席当年55岁，威武挺拔，容光焕发，正在鼓掌欢迎。

那天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日子，全国人民兴奋得就像迎接一个节日一般，就连一些远在边疆的少数民族都是如此。

此时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赛福鼎同志作为新疆特邀代表团团长，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开幕当天，见到了崇拜已久的毛主席，赛福鼎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他走到毛主席身边，先是恭恭敬敬的鞠了一个躬，然后在众人的注目中，双手献上了一顶维吾尔族人民传统的小花帽，代表维吾尔族人民献给了毛主席。

花帽的每一根经线、纬线，都织进了新疆各族人民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深情、谢意与拥戴。接过这顶小花帽，毛主席十分高兴，当场戴在头上。

就这样，在会议开幕前，毛主席头戴这顶小花帽，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全场掌声雷动。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人民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1949年，毛主席率众入驻中南海，这种气势，再优秀的导演都拍不出来。

毛主席阔步向前，气贯长虹，隔着屏幕，都觉得有一股强大的气流扑面而来。

周总理等人紧随其后，从容大度，意气风发。这场面，犹如众星捧月一般。

工作人员站两边，掌声长鸣，呼声震天，气氛热烈。那种拥护，绝对是由衷而发。

建国初，志愿军女战士向毛主席递鲜花，二人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在1952年的一幅珍贵影像中，我们见证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瞬间：解秀梅女士向毛主席递上鲜花。作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获得特等功勋的女性，解秀梅的眼泪在那一刻无声地讲述了她的情感——既有对毛主席的崇敬，也有对战争的深深悲痛。

这一幕不仅展现了历史的厚重感，也体现了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交流。这样的画面，不禁让人感受到一种历史与情感的交织，唤起了对那个时代英雄人物的深切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李敏的同学有幸踏入中南海，与主席共聚一堂，合影留念。李敏，这位年幼便离开父亲、陪伴母亲在苏联度过童年的少女，终于在1947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初到哈尔滨，她尚不会汉语，只会用俄语与世界交流。一年后，她才得以回到父亲身边，感受到那份深深的父爱。

因在苏联有过小学教育的经历，李敏回到北京后并未长时间停留在小学，而是很快步入了初中的校门。某日，她带着一群同学回家玩耍，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孩子们，还拿出糖果分享。同学们惊喜地发现，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李敏的父亲。

那天的欢声笑语中，毛主席与孩子们合影留念。照片中，他们面带微笑，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时光荏苒，这些孩子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回想起与主席的那次合影，仍觉幸福满满，成为他们一生珍贵的回忆。

毛主席视察南昌号军舰，与全体指战员们合影。

照片拍摄时间是1953年2月24日。

南昌舰舰长曾泉生请求老人家为军舰题词。

老人家欣然同意了。他挥毫泼墨，写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建国初，毛主席坐在绍兴街头喝茶的一幕，十分接地气！

在一张 1954 年的老照片里，展现出这样的场景：毛主席正于浙江绍兴路边喝茶。毛主席坐在八仙桌旁，桌上摆着一壶茶、几个茶杯和一盘糕点。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坐在毛主席右侧，他们正相谈甚欢。

这画面仿佛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特定的时刻，让我们感受到毛主席的亲民与随和。在这平凡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领袖与地方官员之间自然的交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时期的独特氛围，它如同一扇窗口，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1941年，毛主席问李克农女儿李冰：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李冰：不知道。毛主席：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在我们的印象中，特务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毛主席说李克农是“大特务”，并无任何贬义，反而是对李克农高度的赞赏。当然，毛主席为人幽默，这也是一种幽默的说辞。

事实上，李克农将军的贡献，不可估量。在大家的心中，更喜欢他的另一个雅号，特工之王。

毛主席接见苏联外宾

1959年毛主席在长沙接见华国锋等人，与他们谈话合影。

毛主席在长沙蓉园一号楼。接见程潜、周世钊、唐生智、李淑一等人。与大家谈话合影。

照片拍摄时间是1959年6月。

照完相，老人家回到蓉园住所，落座后，点着烟，对罗瑞卿周惠等人说：我这次来，要游游水，再爬山。

李讷与父亲母亲弟弟合影。

照片拍摄时间是1954年。

李讷出生于延安，今年84岁。为何姓李？

对于自己的名字，她说：讷，取自于孔子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所以我叫讷，姐姐叫敏。意思就是让我少说话，多做事。

为何姓李？有两种解读：一是，战争年代，毛主席考虑到女儿姓毛，会太惹人注意，所以决定采用她的母姓。二是因为转战陕北时，毛主席曾化名李得胜。李讷是在陕北出生的，所以让女儿姓李。

1958年8月，毛主席来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行走在一座木桥上。

毛主席坐在椅子上读报纸。照片拍摄时间是1960年。

这是一张令人羡慕不已的照片，它记录了一个志愿军战士一生中最辉煌、最难忘的时刻。照片中的战士，满脸洋溢着喜悦和自豪，因为他做梦都未曾想到，自己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这位战士名叫苏吊蛋，他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无畏，立下赫赫战功，终于载誉归国。当他的名字出现在立功人员名单上时，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主席看到这个名字，觉得有些特别，便主动提出要为这位战士改一个名字。

对于苏吊蛋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惊喜。能得到主席的亲自赐名，对他来说是无上的荣光。于是，主席与这位志愿军战士坐在沙发上，头对头地交谈起来。主席沉思片刻后，在纸上写下了“苏兆丹”这三个字。

主席解释说，“兆”是预示的意思，寓意着美好的未来和光明的前景；“丹”则是红火的意思，象征着繁荣和昌盛。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预示红红火火”的意思。苏兆丹听到主席的解释后，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因为他知道，这个名字将伴随他一生，成为他一生的骄傲。

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这位志愿军战士的辉煌时刻，更展现了他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间的深厚情谊。这份情谊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永恒的回忆。

毛主席接见陈文新。

照片拍摄时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陈文新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土壤微生物学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文新的父亲叫陈章甫，又名叫陈昌，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好友。

陈文新的母亲叫毛秉琴。毛主席青年时代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时，认了毛秉琴当姐姐。

毛主席在上海接见吴启瑞。谈话合影。

照片拍摄时间是1960年6月26日。

吴启瑞的丈夫叫王人路。王人路的父亲是王立庵。

1914年春，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读书。王立庵是他的数学老师。

毛主席与吴启瑞谈话时，回忆起老师的往事，说：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学数学，但立庵先生并不由此而歧视我。反而邀请我在他家中寄居一个暑假，使我改变了对数学的认识，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影响我终身。

毛主席特别喜欢和年轻人聊天，因为年轻人代表着祖国的未来，而年轻人呢？他们如果能亲身聆听毛主席的教诲那该是一个多么光荣和宝贵的机会呢！所以主席和年轻人是心心相惜的。看看下面这张照片中的年轻人是多么热切聆听着主席的讲话呢，而主席在聊天的过程中也是开心极了，心情愉悦。

毛主席和厨师程汝明合影

毛主席与程汝明的合影，程汝明是毛主席的“御用”厨师，为毛主席做了22年的饭，做的饭菜很合毛主席胃口，特别是他的一道菜：“毛氏红烧肉”，深得毛主席喜爱。

毛主席与程汝明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1960年除夕夜，程汝明为了给毛主席补充些营养，在给毛主席做喜爱吃的葱油大饼时切进去一些瘦肉丁，毛主席尝了一口就发现葱花饼有“问题”，立马喊来程汝明。

程汝明见事情“败露”，就如实招了：

毛主席在那个特殊时期，带头与百姓一体，省吃俭用，特别是放弃了他最喜爱吃的红烧肉，但工作繁忙又到各地考察，身体很是吃不消，作为毛主席厨师的程汝明看在心里，便“擅作主张”给毛主席做了一道不一样的“葱花饼”。

了解到情况的毛主席并未责怪程汝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以后不要做这样的葱花饼了，程汝明欣然应诺……

致敬领袖毛主席，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领袖。

第一张照片是毛主席与张玉凤在专列前的合影，这张照片大体拍摄于1964年，正好是毛主席视察期间的，此时的张玉凤20岁，是毛主席专列上的列车服务员。

第二张照片是毛主席在张玉凤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画面，照片应该是1970年国庆时拍摄的，张玉凤是1970年7月份起担任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她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和盛大的活动，略显拘谨。

张玉凤从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做起，认真谨慎、勤奋好学，深得毛主席信任，逐步由生活秘书转变为生活秘书兼机要秘书，一直到1976年9月，成为毛主席的最后一任机要秘书。

三张照片是毛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他们三人中最有名气的就是第一张照片中的张玉凤同志，她从26岁起担任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是个很了不起的女同志。

照片第二张和第三张中的工作人员分别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吴旭君和理发师周福明，他们默默地守护者毛主席的健康和安全，也是很好的同志。

那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会是一种什么体验呢？三张照片，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的微笑，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骄傲。

1966年7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和工作人员分别都照了一张合影，这是其中和张玉凤、王海容、周福明的合影照片。 ​​​

毛主席的专职理发师，与主席的一张珍贵合影，二人关系不一般！

毛主席的专职理发师周福明，在主席身边工作长达 17 年。他曾与毛主席留下罕见合影。周福明接受采访时表示一生都在为主席理发，首末次印象最深。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逝世，他最后一次理发的请求获批。看着安详的毛主席，他心情复杂，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此后，周福明被安排到毛主席故居管理工作。他说毛主席对他恩重如山，虽主席已逝，但永远活在他心中。周福明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这段过往也让人动容。

晚年，毛主席与张玉凤的一张合影，主席昂首阔步地走着！

有张老照片，上面是毛主席与张玉凤的罕见合影。照片里毛主席昂首阔步，精神状态很好。张玉凤原是专列服务员，1970 年成为毛主席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是主席晚年信任之人。主席临终前对她说，希望自己去世后她每年能到坟上看看。

张玉凤闻言泣不成声并连连应允。而她也确实做到了，每年都会去看望毛主席。她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深厚情感，这份承诺与坚守令人感动。毛主席虽已离去，但他的形象与精神，在人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而张玉凤的行为也让人看到了真情的力量。

在历史的洪流中，毛泽东主席的一生波澜壮阔，其晚年时光更是凝聚了无数人的记忆与敬仰。1970年8月，在杭州西子宾馆的一张照片，记录下了主席晚年最离不开的三位亲人般的伙伴。

照片中，从左至右分别是张玉凤、毛主席、吴旭君和周福明。张玉凤作为主席的机要和生活秘书，不仅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更是生活中的贴心人。吴旭君则是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她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守护着主席的健康。而周福明，这位理发师兼卫士，以其精湛的技艺和忠诚的守护，赢得了主席的深深信赖。

这三位伙伴，在毛主席的晚年生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奉献。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更见证了主席与身边人之间深厚的情谊和相互扶持的温暖。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场盛大活动中，毛主席的身边总是有一个坚定的身影——那是他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以他克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在公众场合始终保持着警惕的眼神，即使毛主席以轻松亲切的态度与大家互动，他也未曾有丝毫的松懈。

李银桥，这位从武当山俗家弟子走向战场，最终成为毛主席身边最亲近的卫士，陪伴了毛主席长达15个年头。他的忠诚与奉献，赢得了毛主席的深深信赖。

然而，1962年，当李银桥即将调离时，毛主席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情地对李银桥说：“银桥呀，你走了我身边不再设卫士长了！”这句话，既是对李银桥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深厚情感的表达。

在离别之际，毛主席特意会见了李银桥的全家，并与他们合影留念。这不仅是对李银桥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他个人及家庭的尊重与关怀。毛主席的这份深情厚谊，让人感动不已。

照片上是毛主席和他的随身摄影师吕厚民的一张合影，真的十分的珍贵。想想看吕厚民一直是拍摄主席的瞬间却很少被人拍摄自己和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想想这对于他的意义就很重大的。吕厚民是主席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摄影师，长达14年，自然主席的很多重要的瞬间都被他记录了下来，这样才能让后人看到主席的风采，了不起。

毛主席和谢静宜

毛主席与李淑一的珍贵合影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1959年6月27日，长沙蓉园，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被永远定格。毛主席与李淑一，两位革命初期的挚友，在分别了三十多年后，再次相见，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李淑一与柳荀直，是一对革命夫妻，与毛主席和杨开慧是深厚的朋友。然而，革命的道路上总是充满了艰辛与牺牲。柳荀直和杨开慧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了无尽的哀思。

毛主席对李淑一的遭遇深感同情，他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以表达对李淑一的慰问和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这首词让李淑一的名字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她的坚韧与毅力也激励着无数人前行。

时光荏苒，三十多年后，毛主席在长沙蓉园再次见到了李淑一。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他们回忆起过去的岁月，谈论着现在的变化，也展望着未来的希望。这次会见，不仅是他们个人情感的一次交流，更是对那段革命岁月的一种回忆和缅怀。

这张珍贵的合影，成为了他们友情的见证，也成为了那段历史时光的见证。它告诉我们，革命精神永不过时，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钱学森晚年手记：回忆影响一生的17位老师，毛主席名列回国后首位。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瞬间被定格，成为永恒的记忆。1958年4月的广州，就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充满变革与激情的年代。

这张照片中，我们看到了三位伟大人物的身影：毛泽东主席、陶铸同志以及曾志女士。他们站在广州的某个标志性建筑前，笑容可掬，亲密无间。这不仅仅是一张简单的合影，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是团结与奋斗的象征。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三位领导人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共同肩负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的合影，不仅仅是对彼此的尊重和认可，更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他们深知，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引领国家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这张老照片所呈现出的场景，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气息。三位领导人的着装简朴而庄重，他们的目光中透露着坚毅和智慧。在他们的身后，是繁华的城市和忙碌的人群，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而生动。这样的场景，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时代。

这张老照片不仅唤起了人们对过去的回忆，更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它让我们意识到，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印记和特色，而这张照片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和氛围，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风貌。

同时，这张老照片也提醒我们要珍视当下。虽然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我们要铭记那些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辈们，传承他们的精神和品质，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展望未来，我们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更加务实的行动，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继续发扬团结奋斗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让我们铭记历史、珍视当下、展望未来，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等人在一起合影。

照片拍摄时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毛主席接见古巴总统。

这一张老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61年9月28日晚上。

地点：勤政殿。

毛主席与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会面谈话。

毛主席说：我们是兄弟国家，是好朋友。对于美国来说，古巴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你们的朋友很多，不孤立。

照片拍摄于1962年3月，照片上，毛主席、周总理、陈毅、邓小平四位领导接见参加化工、石油、煤炭会议的代表。

照片上，代表们站在草坪的边缘，从低到高密密麻麻站成6层，围成一个半圆。毛主席、周总理、陈毅、邓小平四位领导站在草坪中央，和代表们依次打招呼。

照片上，毛主席身穿大衣，面带微笑，双手交叉，正在和代表们讲话。周总理身穿主席同款灰色大衣，站在毛主席身边，双手交叉，转头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毛主席，聚精会神听毛主席讲话。邓小平身穿黑色衣服，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前，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代表们。陈毅身穿白衬衣，系领带，黑色西服，双手插在口袋里，显得十分镇定。

照片上，代表人数很多，他们看到毛主席来了，都在鼓掌欢迎，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显得十分开心。

毛主席接见常香玉等豫剧演员。和大家亲切握手。

照片拍摄时间是1964年1月1日。

当时，老人家在怀仁堂，观看由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出的现代剧朝阳沟。少奇同志、朱老总、小平同志、彭真、郭沫若、陈叔通、程潜李四光等人也在场观看演出。

演出前，老人家在休息室同李四光谈话。

毛主席在一一八厅接见委内瑞拉代表团人员。

照片拍摄时间是1964年8月28日。

老人家亲切地与代表团人员握手。

老人家谈话时，说：现时代，外国侵略的结果，都是外国人失败，本国人民起来当权。现在，帝国主义不大行了，特别是英法比葡这些帝国主义。我说帝国主义不行，是从总的方面说的；从具体工作说来，可是不能轻视它。

毛主席在井冈山与工作人员合影。

照片拍摄时间是1965年5月。

老人家重回故地井冈山，在茨坪宾馆与汪东兴、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等人谈话。

老人家谈到当年他在井冈山被撤职的经过时，说：当时上面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撤销了我的候补委员的职务。消息不灵通，传到井冈山时，被误传为开除了我的党籍。井冈山的同志们很恼火，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上面打报告。我劝他们不要写，撤职就撤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毛主席在城楼上！

毛主席与侄子毛远新！

1965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城楼上。

毛主席和宋彬彬

毛主席在城楼休息室审阅讲话稿。照片拍摄时间是1966年9月15日。

毛主席接见张闻天。亲切谈话。

照片拍摄时间是1966年10月1日。

毛主席参加庆祝大会，在城楼上向大家挥手致意。

照片拍摄时间是1966年10月1日。

1966年10月1日晚上9点左右，毛主席周总理在金水桥席地而坐，和首都百万群众一起共赏节日烟火。

1966年11月10日，毛主席周总理在城楼上，向百万人民群众挥手致意。

毛主席接见贫下中农代表顾阿桃。谈话合影，亲切握手。

照片拍摄时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1966年10月。

毛主席在书房接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

照片拍摄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老人家与李政道谈话时，问道：高能物理，一百万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吗？

李政道说：不要说一百万年。一百年甚至二十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毛主席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照片拍摄时间是1970年5月21日。

当时，有50万人参加了大会。

陈毅追悼会上，毛主席与粟裕握手的留影，二人眼神中交流了一切！

在1972年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一张照片被永远地刻在了历史的记忆中。毛主席与粟裕的握手，仿佛是时间的交错，情感的流转。毛主席走向粟裕，他的眼神中透着深深的忧伤，一把握住了粟裕的手。他的声音仿佛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

这句话，不仅是对逝去岁月的怀念，更是对曾经浴血奋战、共同拼搏的岁月的回顾。粟裕心中涌上了百感交集，他想起了那段革命的岁月，那些挥斥方遒、共同奋斗的日子，此刻仿佛就在眼前。潸然泪下的不仅仅是粟裕，还有那段共同的历史，那些曾经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历史的光芒照耀下，人们更加珍视着那段革命岁月，更加铭记着那些逝去的战友。

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会见（接见）杨振宁。

1973年7月，杨振宁和杜致礼第四次回国探亲。这次回国，杨振宁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请求，他要拜见主席。很快，他接到了通知，主席要接见他。

7月17日下午，在周总理和周培源的陪同下，杨振宁走进了主席的书房。

主席亲切接见了杨振宁，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时间到了，大家都站了起来，坐在沙发上的主席笑着对杨振宁说：“你来拉我一把。”杨振宁急忙上前搀扶他起来。虽然主席走路不是很方便，但仍然坚持把杨振宁送到书房门口。

在门口，和杨振宁握手告别时，主席说：“感谢你这位科学家，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

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金日成。热情握手。

照片拍摄时间是1975年4月18日下午5点左右。

唐闻生王海容担任记录。

老人家与金日成谈话时，说：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腿也不好。你好吗？

金日成说：很好。我跟您两年没见了！

老人家说：很欢迎，welcome！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金日成说：这次来，再次见到您，我非常高兴。

毛主席在1976年第一次接见重要外宾。会见尼克松。

老人家与同尼克松举行了长时间的会晤。会谈了一小时四十分钟。

照片拍摄时间是1976年2月。

1976年，毛主席与华国锋握手。

1976年5月27日，在华国锋的陪同下，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6年的5月26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访问中国。

5月27日，笑容满面的布托，由华国锋陪同，走进了毛主席的书房。

布托一行人到达书房后，主席伸出大手紧紧握住布托的手，表示热烈欢迎。主席的面部浮现出慈和的笑容，显得和蔼可亲。

谈话时，主席问布托：你好吗？

布托回答：我很好，谢谢您。

主席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

布托说：主席您创造了伟大的历史。

……

毛主席会见布托，双方会谈达几分钟。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在湖南湘潭县的韶山，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孕育出了一位震惊世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他的祖先们，世世代代在这片富饶而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传承着农耕的传统，是地地道道的韶山子弟。然而，韶山的毛氏家族并非仅仅满足于农耕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尚武的精神，这种精神如同烈火一般，燃烧着家族的每一代人。

在毛泽东出生的前后时期，毛氏家族中有六十余人选择投军报国，他们放弃了安逸的农耕生活，毅然决然地走向战场，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毛氏子弟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凭借出色的战功获得了朝廷的封赏，其中更有三人荣升至提督这一高级军职。在清代，提督是统辖一至两省军队的高级将领，相当于现代的大军区司令员，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这样的荣誉和地位，对于韶山的毛氏家族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骄傲和自豪。

毛氏家族之所以能够涌现出如此多的高官，尤其是提督这样的高级将领，与邻县湘乡出的大人物曾国藩有着密切的关系。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一位重要军事家、政治家，他组建了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曾国藩的号召下，韶山有数百名青年投身其麾下，他们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因此，毛氏家族中有数十人脱颖而出，获得了高官厚禄，成为了家族的骄傲。

在毛氏家族的三位提督中，毛正明的故事尤为传奇。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放牛娃和长工，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他凭借着自己的刚毅、胆识和过人的力气，在投军后逐渐崭露头角。在一次关键的战斗中，他临危不惧，独自竖起倒地的军旗，成功吓退了敌军。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他的勇敢与智慧，也让他得到了主帅的赏识和提拔。从此，毛正明在军队中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了提督这一高级军职的拥有者。

除了毛正明外，毛祥新也是一位杰出的提督。他二十岁时便毅然从军，跟随湘军首领左宗棠南征北战。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因在阻击英俄侵略军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被朝廷钦加提督，并授予建威将军称号。征战结束后，他选择回到家乡韶山安度晚年，将家族的尚武精神代代相传。

韶山毛氏家族的众多青年从团练到正式从军，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为国家建功立业。这种尚武精神在家族中代代相传，成为了一种家风。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毛泽东也深受影响。他从小就展现出了对军事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异禀的才能。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和几个在长沙读书的韶山青年也曾尝试去武汉投军报国。虽然他们最终没有成功，但这段经历却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最终，在韶山毛氏家族中，泽字辈的毛泽东成为了一位举世闻名的伟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不仅源于家族的尚武传统，更在于他个人的勤奋学习和实践积累。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瑰宝。毛泽东的成就不仅是毛氏家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附：毛泽东生平大事记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期（1902年－1909年）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

17岁（1910年）时，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此期间受受到康有为和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20岁（1913年）时，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次年秋被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25岁（1918年）时，与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6月毕业后赴京，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26岁（1919年）时，响应五四运动，回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当年 10月母亲病逝。

27岁（1920年）时，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在长沙发起成立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并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冬天与杨开慧结婚

28岁（1921年）时，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29岁（1922年）时，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30岁（1923年）时，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又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32岁（1925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33岁（1926年）时，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次年发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4岁（1927年）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领导秋收起义，被江西一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这年10月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11月即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35岁（1928年）时，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37岁（1930年）时，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当年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38岁（1931年）时，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及第三次“围剿”，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39岁（1932年）时，发表《对日战争宣言》。10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41岁（1934年）时，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42岁（1935年）时，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并于10月19日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

43岁（1936年）时，与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44岁（1937年）时，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45岁（1938年）时，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讲演《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47岁（1940年）时，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48岁（1941年）时，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1月20日，为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49岁（1942年）时，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50岁（1943年）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1岁（1944年）时，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52岁（1945年）时，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53岁（1946年）时，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54岁（1947年）时，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期间，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55岁（1948年）时，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56岁（1949年）时，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

57岁（1950年）时，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58岁（1951年）时，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庆祝中国大陆全境解放；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59岁（1952年）时，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60岁（1953年）时，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61岁（1954年）时，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62岁（1955年）时，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63岁（1956年）时，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64岁（1957年）时，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65岁（1958年）时，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夏秋，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66岁（1959年）时，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

67岁（1960年）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68岁（1961年）时，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69岁（1962年）时，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68岁（1961年）时，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69岁（1962年）时，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70岁（1963年）时，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71岁（1964年）时，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2岁（1965年）时，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73岁（1966年）时，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这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74岁（1967年）时，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不满老帅“大闹怀仁堂”；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5岁（1968年）时，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76岁（1969年）时，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77岁（1970年）时，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78岁（1971年）时，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79岁（1972年）时，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80岁（1973年）时，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81岁（1974年）时，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82岁（1975年）时，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83岁（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事件的报告；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9月9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