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口述●反右派运动中的张闻天

都城明月

　　何方（1922.10.18-2017.10.3），陕西临潼人。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后赴东北任辽阳县委宣传部长、辽东省青委副书记。1950年任职于外交部，历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受到错误处理，1978年获得平反。1979年参加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1981年5月—1988年8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1989年—1995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1998年离休。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2017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2004年3月到7月，邢小群曾采访国际问题专家何方先生（1922——2017）二十余次，请他口述生平，保存着原始录音整理稿，现展示其中的一个片段：

外交部开始反右派时，我不在国内。那时我不是正随张闻天一起在东南亚和南亚视察使馆吗？这时国内的反右派运动已经搞起来了。因为张闻天是常务副部长，要主管这些事情，所以总理叫他赶快回来。张闻天开始是在那儿蘑菇，不想立即回去。结果总理一个电报又一个电报，接二连三地催他回国。张闻天说，恐怕不回去不行了。他临走之前，我说，你们回去是要主持运动的，我回去没事，你们先走吧。于是他们就坐飞机经昆明直接回北京了。我和几个同事计划坐火车回去。

我们为什么要坐火车回去呢？我怕坐飞机。坐五十年代的飞机是个什么局面呢？当年坐的飞机，是伊尔-14，太难受了。除了伊尔-14，还有那个达科塔式的飞机。这种飞机更差，体积比直升飞机还小，里面就是小铁凳子。我们就这样坐着小铁凳子，简直太狼狈了。1954年我从莫斯科到日内瓦去开会的时候，坐的是伊尔-14，李越然在我旁边坐着。我难受得不行，说：小李子，小李子，你把窗户打开，我跳下去算了，我不想再受这个罪了。李越然说，别，别。他一直安慰我。那也不行，我难受极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李越然后来见到宋以敏时还开玩笑说，何方当时要跳下飞机，是他把何方的命给救下来的。反正我后来一闻到伊尔-14的味道，人就完了。

咱们在南边出境入境只能通过两条路，一条是缅甸的仰光，一条是香港，别的无路可走。我们一九五七年二、三月份到东南亚去，就是从北京坐飞机先到昆明，准备再从昆明飞到仰光。那时候谢富治是云南省省委书记，王震正在昆明参观，当时他是农垦部长。我们在昆明下了飞机以后，这两个人要见张闻天。张闻天晕飞机，说：不行，不行，我已经快要吐了。他表示什么人也不见。刘英也一直犯恶心，后来更是吐得一塌糊涂，最后竟然吐出一条蛔虫！因为这时候刘英已经吐完了，只好由刘英出来应付一下。我也实在是晕晕乎乎得没办法。那时回来要是坐飞机，还是非坐那种飞机不可啊！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去国外坐英国和荷兰的飞机，就比较好了。现在坐飞机的感觉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和坐火车一样了。

所以后来他们要坐飞机回北京，我说，能有火车我就坚决不坐飞机。张闻天他们没办法，坐飞机回去了。我们就准备坐火车回来。我们是从缅甸回来的，这时已经是七、八月份了。

其实，我还有一层想法：先别急着回去，走到哪儿停停，看看，再玩玩。我们从南宁开始逛，一路坐火车到武汉。我们也不能老在外面逛啊，部里一直在催我们。张闻天还有许多东西要处理呀。这次视察使馆的报告还没写呢。报告写完，得由他看过，然后要向中央汇报的呀。于是我们就回来了。

回来经过南宁、武汉，一路上天气热得一塌糊涂。这时我就发现了一个奇迹：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旗帜，和红红绿绿的大字报。我们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回到了外交部。

到了七、八月，反右派的事情好像已经开始了。一到外交部就开始开会了。我找了个借口，说有好几个报告要写：一个是关于视察东南亚、南亚各使馆的报告；一个是关于民族主义国家政策的报告，就是说对民族主义国家应该如何对待：还有什么什么报告。反正我有好多事情要做，就偷着不参加会，让他们去读文件去吧。读文件读到了一定程度，在参加运动的问题上我也不能老磨洋工啊，也得搀和搀和，于是我就去听。在反右派斗争中，我基本上没有发言，光是听。听到一些事情，感觉是奇奇怪怪的。

每天党组要开会。我是党组秘书，要负责通知开会；会议中谈到有些事该怎么办，我也得出点主意。因为每个司都得搞几个右派，有些人后来毫无道理地就成了右派。比如，西欧司的一位专员盛之白编过一个顺口溜：“游击队长姚登山，离开芬兰到锡兰。芬兰、锡兰都是兰，只差赤道北极圈。”这里要说的不是姚登山原来当过游击队长这件事，而是说把人随便调来调去的干部政策。美澳司的一位专员俞林也贴过一张意思相近的大字报。结果，两个人都变成右派。我说，这也是糟蹋人哪。人家美澳司专员俞林那个时候就是小小有名的作家了，后来去了作协。怎么一个“只差赤道北极圈”就变成了右派？

我们回来的时候，新闻司的一个科长曹棉之已经被划成了“右派”，研究室的一位专员浦山也被划成了“右派”，两个人都开始被斗上了。按照当时的标准，把乔冠华说成是外交部“右派”的后台，他发表过类似两党制的言论。他是自由主义分子。乔冠华的思想基本上就属于这一类。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要“大鸣、大放”，“帮助整党”等。龚澎很天真，听了以后不晓得有多兴奋。那时一些人经常到乔冠华家里高谈阔论。这个人发表议论说，应该如何；那个人又说应该如何。这下子坏了！很快，曹棉之就变成了“极右分子”。这都是些名人哪。浦山是经济学家，后来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逝世的时候《人民日报》还登了报。他是浦寿昌的弟弟。

总而言之，到张闻天回来的时候，一批人已经被划成了右派。张闻天回来主持工作后，就面临如何想办法挽救一些同志的问题。他尽量少划右派。比方说亚洲司的一位专员谢爽秋，是在《毛泽东选集》上有名字的人物，当年代表《扫荡报》和另外一些记者到延安去访问过毛泽东，实际上他是地下党员。亚洲司的领导一定要把他划成右派，怎么办？这些事每天都要开党组会研究。晚上和张闻天散步时，我问，谢爽秋这事怎么办呀？他说，他够得上右派吗？我看就算了，人家原来还是地下党。但是下面在催，第二天他得在党组会上表态呀。他就在会上说，你们再了解了解，看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光是现在这几个问题好像单薄了一点。就这样，他把谢变成了“严重右倾”，保留了他的党籍。亚洲司的一些人，对此颇有意见。

龚澎和乔冠华，很多人来告状，说他们如何如何，如果不划他们右派在外交部就没办法服众。龚澎在外交部的女同志里面，是出众的。外国人都非常佩服她。龚澎是老干部，是燕京出来的，长得很端正，风度、气质都好。她的英文非常好，又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在重庆的时候，好多外国记者对她倾慕得不得了，称她为“中共的红玫瑰”。在日内瓦会议时，黄华是第一发言人，她是第二发言人。西方通讯社特别注意龚澎，大量报道了她的一举一动。她平时很随便，根本不化妆，还抽烟。但她在公共场合是绝对不抽的。在这方面，我挺佩服她和宋庆龄的：在家里抽烟抽得不少，但出去不管呆多长时间，绝不抽烟。

召开批判浦山的会，我去参加了。乔冠华在会上发言说，浦山曾经要求到北大去当教授，他本来是同意的；因为从《资本论》以后，政治经济学方面再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他想让去搞一搞。这就把别人给打击了。浦寿昌发言比较务实。他说，我当时多亏了是在总理办公室，如果我在外交部的话，也是右派，因为我和浦山的思想差不多。浦寿昌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结果他没事。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人总理都保了，都没事了。但是浦山就保不了了。

那么乔冠华和龚澎划不划右派呢？张闻天颇费周折。我和乔冠华是常在一起胡吹的朋友。除了他的官比我大以外，在别的方面我们是很友好的。可以说在外交部里，那个时候和他关系最好的就是我了。龚澎对宋以敏也一直挺好。她从日内瓦回国路过莫斯科时，曾和宋以敏聊起来，说：在工作上，何方有点像老乔，善于自己想出一套东西来；你有点像我，比较听话，但不如他们两个人那么主动。有一年乔冠华过生日，他们夫妇曾把我和宋以敏两个人请到他家里去吃饭。我们保持着这种关系，我当然不会陷害于他。我对张闻天说，这事恐怕得慎重。我和张闻天商量，他算得上右派吗？那个时候我对什么是“右派”也搞不清楚。说乔冠华反共、反党、反毛主席？显然不是的。再加上乔冠华一直跟着总理工作，还得考虑到总理这个因素。而恰恰因为这个，总理不便表态。张闻天更是不愿吭声。把乔冠华划成右派，他不这样想，更不这样说；不划成右派，他更欢迎。张闻天一般的不多发言，他就说，等一等看吧。

这样一来，人家就都来给张闻天提意见了。说乔冠华如何如何。一个副司长，上班的时候老来找张闻天提意见。他说大家对乔冠华和龚澎的意见大了，说乔冠华这个，说乔冠华那个，你不划他右派，说不过去啊。张闻天说，这件事恐怕得拖，得冷处理，拖以待变，拖到这热闹劲头过去了以后，就好处理了。乔冠华夫妇的这件事，实际上是被张闻天冷处理掉了。我在2002年纪念刘英的文章里稍微点了一下这件事，但是没敢讲名字。这样，乔冠华和龚澎两个人的问题，就一直拖到了一九五八年才处理。张闻天是有意等到陈毅来外交部以后再处理的。一则因为陈毅是副总理，权力大一点；二则张闻天也觉得让陈毅处理好说话些。人家都给他提意见来了，他自己不好处理，只好拖。陈毅来当外交部长主持工作后，他们事先商量了一下。陈毅就来了个把鞭子高高举起，然后轻轻放下的做法。他先是大训了一通乔冠华，说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的总头目，错误如何如何地不得了，怎么处理他都是不过分的，等等。最后呢，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把他的党组成员给撤了，龚澎大概也是严重警告。龚澎到北京郊区劳动锻炼了一阵子，没过好久，就随总理出访，恢复工作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应该说对他们的处理还是比较轻的。但是乔冠华对最后给他“严重警告”的处分非常不满。

反右后，他们和我们的家庭友谊也就从此结束了。乔冠华以为批判他是因为我在里面捣了鬼。他把他倒霉的原因推到了张闻天身上。他认为既是张闻天在主持运动，那么整他就一定是何方出的主意了。因为我是党组秘书呀，他的结论是我写的嘛。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呀。他没有想一想，正是由于张闻天一拖再拖，才把他给保下来了，等于是张闻天保的他。我知道张闻天在幕后是怎么活动的，但是我不好解释呀。结果在这件事上张闻天落了个整他的名义。

想整乔冠华的那些人当中，有的虽然有个人的怨气，但主要还是这些人“左”。乔冠华之所以成为矛盾的焦点，也有他自己的原因。他经常有怨言，发牢骚，不管是在哪儿。在朝鲜和谈的时候他和李克农干过仗；到了联合国代表团的时候他对伍修权又不满意。他认为经常是他出力，人家出名，所以不高兴。有些东西他在我面前讲过若干次，我从来都没有说出来过。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些小事。例如乔冠华和我说过：中国有两个乔木嘛，以前南乔、北乔是并提的；现在人家北乔已经是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了，而他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所以他有时候也发发牢骚：跟着总理只有吃亏。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总理是不大满意的。

在处理陈翰笙的问题上，张闻天他也有一个发明。张闻天不顾外交部一些人要求把他划为右派的意见，以给他一个党内处分应付了过去。这个人，如果要抓他的辫子，可以说是一抓一个准。例如他常说：我们是，有权的人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没有权。他是个有本事的人。外交部的一些人坚决要把他划成右派。后来张闻天和我商量了一下，在党组会上讲：陈翰笙嘛，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党内的民主人士就行了；他是没有什么共产党员的味道，你让他退出共产党干什么呢？还应该考虑到他同宋庆龄的关系；所以就别划了。既然是“党内的民主人士”，划不划就无所谓啦。这是张闻天的发明，这套理论把大家给镇住了。所以后来就没给他划右派，只说他“右倾”。

外交部安排陈翰笙的职务时把他压得极低。外交部成立后，他长时期只是个南亚组组长，1957年的时候才是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所长。从如何对待陈翰笙来看，这里有一个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陈翰笙不仅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还是个传奇式的革命者。他是中国农村建设派的头儿，是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的老祖宗。他的学生很多，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都是他的早期学生。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就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曾经是佐尔格在中国的联络人，有过重要贡献。但是陈翰笙参加党的时间硬是被算得很靠后。实际上周总理一直压着他。毛泽东从建国起，派驻外大使，几乎都是将军，除了张闻天、王稼祥是知识分子以外，大使如黄镇、耿飚等等，都是将军。

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和我是同事，他的两个儿子，阎明智和阎明复，我又都认识，所以我和他很熟。他那时候就发过牢骚。他想出国当大使，张闻天也同意，觉得一个大使有什么了不得的？可是周恩来就是不批。为什么？因为他是从白区来的，不是将军。阎宝航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和张学良有关系。他又是蒋介石时代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秘书长。那时他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可是在蒋介石那儿红着哪。他对中国的一大功劳，就是事先得到了希特勒要打苏联的情报。这个情报当即转给了斯大林。我后来和阎明复开玩笑说，你爸爸和宋美龄的关系要查一查，宋美龄搞新生活运动把他弄去干嘛？有猫腻吧？他说，别胡说。在这儿说起阎宝航，是指那时候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对搞地下工作的人不够信任。

总之，我在反右运动中谁也没反过，我没有给任何人提过意见，也没有建议给任何人划成右派。划谁不划谁，我不发言。我是党组秘书，按规定在党组会议上我也无权发言。

外交部有四千多人，连驻外使馆在内，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而且从国外回来的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多得是，所以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而且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张闻天就是压着不划和尽量少划。他回来之前已经划成右派的，他也只好算了；对他回来后准备划的人，他一会儿说这个人要研究研究，一会儿说那个人得考虑考虑。所以在外交部反右运动只划了三十多个右派。教育部、新华社的右派比例，比外交部高出很多。这都是因为外交部反右是由张闻天掌握的。1959年外交部批判张闻天时，把他不愿意多划右派说成是他“一贯右倾”的重要表现。但是到1979年改正右派时，有人又把外交部反右派的责任全都推到张闻天的头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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