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重发（75）工作队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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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30日，小妹妹送我下乡去东北。那年她12岁。

老文重发（75）工作队余声。

1977年四月下旬，工作队在三棵树农场的任务圆满结完成，我们即将各自回单位。这之前，母亲多次来信，要我赶回上海探亲一次，为小妹妹毕业分配助一臂之力。因此工作队结束以后，我向总队长老布头请了假，直接从三棵树农场赶回上海探亲。

接下去要简单叙述一下我们家的情况。生不逢时，就会遇到屋漏偏遭连阵雨的事。我们家弟兄姊妹五个。我是老三，就是家家有个坏老三的那个。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两个妹妹。大哥是六九届中专毕业生，四年制，相当于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二哥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我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分配时，都是在毛主席1968年上山下乡批示发表以后，六七届的二哥轮到第一个分配，69年1月5日去了崇明农场。我是70年分配，六九届“一片红”，全部下乡。为了不加重家里的生活负担，我当时就决心，只要有工资就去，父母已经含辛茹苦养育我到18岁了，绝不给家里添负担，今后还能为两个年幼的妹妹毕业分配创造点条件。70年4月，我报名去黑龙江凤凰山农场，去派出所迁掉了上海户口，户口本拿回家后，母亲看着户口本上我那页的迁出章，嚎啕大哭。大哥在三个兄弟里反而是最后一个分配。由于他中专是工科。因此，在上海培训几个月后，70年8月被分配到四川德阳罗江的玻璃纤维厂。在当时一片红下乡的大气候下，进了外地工厂还算是好的呢。结果，不到两年，三兄弟一个个都离开了家。上海除了父亲整日上班外，家里就剩下我母亲和两个年幼念书的妹妹。母亲的心被掏空了，想念三个儿子，又无法排解忧愁。上海当时的习惯，每天早上要挎个篮子去菜场买菜的。我妈竟然把这个时间当成她的社交活动时间，可以有人说说话，解解忧愁呀。去买菜时都经常向人述说：“我们家三个儿子都出去了”这些话在当时是热门话题，家家都有上山下乡的。也曾引来不少阿姨妈妈们的叹息、同情。母亲多年向人述说，都成了祥林嫂了。 几年后，我大妹妹73届，74年分配，命运的天平仍然不向我们倾斜。这时候我们家是一农、一市郊，一外工了，大妹属于可以在上海的软档。被分在上海集体企业学做小裁缝，倒也学了精湛的手艺。1981年我结婚前，大妹妹连着给我做了两套毛料、哔叽中山装，绝对挺刮。1977年，又面临76届的小妹妹分配。这时我家情况又变了，二哥在农场艰苦6年，已经在1975年从崇明抽调回上海工厂，虽然我们家还有我和大哥在外地，但当时算三工一农，小妹妹又是铁定下乡的档子。母亲焦虑万分。正巧我小妹妹就读的中学就是我原来就读的中学，母亲考虑我人头熟点，可能说上点话。二哥刚到上海，天天上班做卡车搬运工。平时也不可能有更多时间去学校求人。急病乱投医，母亲盼望我早日回上海助她一臂之力，天天写信叫我回家帮忙。我理解母亲苦恼的心情。虽然我知道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此举无法帮上什么忙。但起码有个儿子在身边专门替她办这个事，家里有个商量，也能宽宽母亲的心。我赶到到上海后，母亲像见了救星，欣喜万分，人也精神了。而被全家人呵护到18岁的小妹妹， 却是面黄肌瘦，眼圈黢黑。可能是不久前患了肝炎未愈，再加上也知道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了吧。我心里酸楚。那次回上海，连续十几天，什么都不顾，一门心思为小妹妹奔走告求，天天回家后告诉母亲进度，宽母亲的心。二哥晚上也抽空陪我，去找我忘年交的老师家讨教办法。总算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以小妹妹刚生过肝炎为由滞留上海，免去一次次上门动员之苦。妈妈说，就养着小妹妹也不怕，至少在身边，免得又牵肠挂肚。按照这个办法，我带着妹妹去医院，找亲戚，做检查，等鉴定。最终求得了医生证明肝炎病情仍在的诊断书。这样学校也有了正当理由，给了他们一个台阶，没人逼她下乡，呆在家里了事。做到这一步，我也算尽了全力，也总算宽了母亲的心。一直到1978年底，国家恢复退休工人顶替制度，小妹才顶替退休的母亲进了里弄生产组。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班级里的班长，学习成绩优秀，就这样耽误了一生，做哥哥的想想真心疼，但又能奈何。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想说的是，我如此细致地描写我们一家五个兄弟姐妹当年所遭受的窘况，正是全国千千万万个城市家庭的一个缩影。老百姓盼望、向往的直是家人团聚、无忧无虑的简单生活啊！

一个月的探亲假很快就结束了。我又要返回农场了。这次回农场，我还非得再次绕道三棵树农场一次。因为当时我是直接从三棵树农场回上海的，在当地还留下不少厚重衣服和书籍，必须回去取。当时全国的形势已经比较好了。火车正点、人民气顺。也让我遇到了多次坐火车从来没有遇到的喜人现象。那次我是从沈阳换乘到齐齐哈尔的火车。也可能这列火车是先进车组吧。一上火车，就感觉窗明几净，小茶几上，六个带盖的火车专用茶杯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托盘上。列车员不仅反复给旅客沏茶水，扫地，更详细口头报站、和蔼可亲。这还不算。中午开饭时，他们先是广播，反复告诉旅客，马上就要供应午饭（盒饭）了。请大家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候。一幕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新景象出现了，送饭的先开场。卖盒饭的过去后，再出场的就是给每位需要的旅客添菜，再过来的是给每个旅客添咸菜腐乳、又过来的乘务员就是给每个旅客添茶水，鱼贯而来，做足全套，细心周到。而且除了盒饭钱外，其余一概不收费，真让我长见识了。我感慨万千。多年探亲，坐的车像强盗车，乘务员多是吃夹生饭的，生硬得很。而我们像逃难的、啥时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啊。我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心理调节机能很强，家里面的不顺心阴霾一扫而光，心中升起期望，希望我们国家都像这样进步，希望老百姓都能过上这样心情舒畅的美好生活。

怀着这样美好的心情，我到了泰来县三棵树农场招待所，问清地址，找到家住泰来县的三棵树农场第一政委李玉光，搭了他的小车返回一分场。在分场，凡是知道我返回分场取行李的干群，都来欢迎我，热情的场面让我热泪盈眶。我在那儿们欢聚了两天，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在大家的欢送下，返回了凤凰山农场。这时候已经是1977年的5月底了，农场的小麦已经是一片葱绿了。

我和我的两个妹妹。左为大妹妹，由为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