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季里的青春事

虚怀若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浏阳第五中学就读高中，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方兴未艾。高中的学制已缩短为二年，到了高中第二学年，我们便进入了中学毕业季。

在青葱岁月里，我们这群摊上了特殊年代的懵懂学子，我们的青春火花，依然是那样靓丽；我们的青春故事，依然是那样鲜活。

　　七十年代初，仍是文化大革命高潮迭起之时。教育部门又是文革造成的重灾区，校园里极左思潮泛滥，大、小批判会一个接一个。

高中毕业季里，我参加学校周集合例会时，心里总有一种莫名恐惧。一次全校集合的例会上，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我们同学都喜爱的数学老师，被校革委会主任厉声点名站了出来。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教学权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然后，主任高声宣读了县革委会关于对他进行审查和批判的红头文件。全场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低头站在全校师生前面的数学老师，浑身发抖，一扫讲课时条理清楚，逻辑缜密，诲人不倦的神态。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令人目不忍睹。

又是一次周例会，工宣队楊教导员快步来到队伍前面。他讲了一通国内、外形势后，严肃地说，苏修、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内阶级敌人也磨刀霍霍向我们。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居然还有个别同学大谈：形势大好，到处风平浪静。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新版本，这是为阶级敌人进攻放烟幕弹。听到这里，我脑子嗡的一下，顿时有天旋地转之感，这不是不点名批判我的一个多年好朋友吗？早几天，语文老师刚把他写有这段话的作文，在班上“奇文共赏”了一番。我战战兢兢，一场暴风雨将又要来临了。

我无端地担心：哪一天的集合例会上，在五中任教的父亲，也被突然点名，站到全校师生前面接受批判。

　　在高中毕业季里，班上新来了一位班主任，他还兼任了我们的语文课。这可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中等个子的他，不苟言笑，消瘦的脸庞上带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仗着出身好，又毕业于南方一所名牌大学，刚愎自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造反派，轰轰烈烈了地大干了一回。但他那个出身地主的亲属，却成了他的政治软肋。后来，有人清算了他造反时的一些旧账，弄得他十分被动。更令他颜面扫地的是：在有关部门收缴散落在造反派手中的枪枝弹药时，他不得不狼狈地扛着老式水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车学校渔塘里的水，寻找曾丢在渔塘里的几颗手榴弹。种种糗事，让他十分憋屈。带着这些怨气，难免上课时发飚：“我舍得一身剐，也要和你们战斗几十个回合，一直战斗到共产主义。”唬得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到底是名牌大学毕业，文学功底好。他的语文教学水平还不错，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我的作文，也常被他赞赏。他还“不拘一格降人才”，破格提拔我这个“臭老九”出身的人，当了班上的小组副组长。

　　我们的高中毕业季，正赶上部队征兵，班里符合条件的适龄学生可以报名应征。我虽有参军入伍报国的强烈之心，但我自知难过政审关，只得望而却步。班里有两个同学顺利通过了体检，即将应征入伍，这是班上莫大的光荣，同学们欢呼声一片，大家既高兴又羡慕。

高个子王军民同学换上军装后，人显得更加精神。全班同学每人凑了贰角钱，买了一些学习用品送给他。还请班主任在我们送给他的大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郑重的嘱托：“战士责任重，扛枪为人民。”

我的另一个好伙伴同学，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他体格魁梧，身体好，又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接兵部队十分看好他。他本人也信心满满，成天乐得合不拢嘴。不料政审时，因为他外婆家成份不好，惨遭淘汰。入伍当兵之梦瞬间破灭了，他一下子从幸福的顶峰，跌落在冰冷的谷底，心里十分难过。我们几个好友只好课余时间形影不离地陪着他，一边玩着游戏逗他开心，一边说些苍白无力的宽慰话。

　　作家白先勇说：“拥有的从来都是侥幸，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在加入共青团这个事情上，我遭遇到了一地鸡毛。

我的父、母亲都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人民教师。母亲是湖南和平解放时，湖南省委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的地方建设干部。后因身体原因，转入了教育部门。他们爱岗敬业，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文化大命中却被视为“臭老九”，我也就成为了“黑五类”子弟。 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从小把入队、入团、入党，当作人生政治生命中，奋斗的“三座里程碑”。进入高中阶段学习，我渴望早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我按共青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已，处处向团员同学看齐。但我心里时刻在纠结：想争取加入团组织，又担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因“臭老九家庭”而得不到批准。我把入团申请书，修改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藏在了书箱最底下。

毕业季里，在好朋友们多次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不久，班长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团支部通过讨论，一致同意了我的入团申请。想到我可能梦想成真，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可没有多久，现实让我又沮丧了。与我一同递交入团申请书的同学，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吸收成为了新团员。而我入团的事，却无疾而终。

后来才知道，班主任因我出身问题，没有同意。班团支部几个团员同学打抱不平，去校团委反映了我的情况，仍石沉大海。

　　青葱岁月里的毕业季，总会发生一些青涩难堪事。我们班上有个帅气的同学，性格开朗，热爱体育活动，他是我的知心朋友之一。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还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同学们十分羡慕他，对他充满了好感。

有一天，他悄悄地告诉了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情：他收到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写给他的一张纸条。这张几经转手送来的纸条，无疑成了公开的秘密。按理说，处于青春时期的男女同学，对异性产生一点朦胧的爱慕，不必大惊小怪。何况这纸条，不一定是写男女私情。但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之间写纸条，就是个大逆不道之事。一旦学校，追责问罪起来，我的好友必定受到无辜的牵连。他找我商量：想在东窗事发之前，主动将那张纸条交给班主任。

我一听吓坏了。这个女同学是我的邻桌，她是班上的共青团员。人长得端庄，是一个聪慧、善良的好姑娘。想不到她竟然一时糊涂，犯下这弥天大错。我不知道这件事，会对这位女同学，造成多大的伤害。我力劝好朋友，暂不要去班主任那儿说这事，大家想想办法，缓一段时间，看事情是否有转机。

但最终无奈，在事件即将被告发之际，我的好朋友选择主动“投案自首”了。将那用胶水封得严实的纸条，原封不动的交给了班主任。

邻桌女同学在团支部里，受到了严厉批评和严肃的处分后，情绪低落，不愿意与同学们交往。她整天以泪洗面，上课时伏在课桌上，连头也不敢抬，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是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难道自已的同学有了一点错，就让她沉沦下去？我的同情心使我有些犯浑：我要主动帮助她，让她改正错误，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和我们一道进步。如果我这样做错了，无非是把我这个“黑五类”子弟，再加一类变成“黑六类”子弟。课余时间，我主动和她一起讨论如提高效率，改进学习方法。她遇到作业上的难题，我热情帮她解答。课堂自习时，我认真给她分析新授课知识的难点，让她度过了毕业季中的那段人生时艰。

　　进入高中毕业季一段时间里，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了，并通知：本届高中毕业生，如果语、数、理、化、外，有一科成绩不及格，将不能发毕业证书。各班学风明显好转了，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了，同学们听课认真，课堂提问积极，大部分同学能按时完成作业。学习中遇到疑难，同学之间能相互讨论，直到弄明白为止。但是，过了不多久，抓教育质量的做法却被视作“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一些老师又被批斗，此是后话。

转眼到期末了，班主任通知：语文的毕业闭卷考试，只写一篇命题作文，时间为八十分钟。，教室里气氛热烈，大家忙着复习教材，重温课本，翻阅相关资料，猜测作文题目，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我还没有从入团受挫的阴霾中走出来，心情有些郁闷，根本没有把作文考试的事放在心上。考作文的当天中午，我和几个伙伴去浏阳河畔游玩。我手捧着清凉的河水，用力抛向远方。迎着拂面的清风，躺在岸边的大楊柳树下，看艄公摇着渡船来回摆渡，数着河面点点的白帆。大家玩够了，才回到教室。考试钟声敲响了，班主任走进教室，严肃地宣布了考试纪律后，在黑板上写下了作文题目：在李月华医生精神的鼓舞下……

当时，全国各地向李月华医生学习的活动正如火如荼，她的故事家喻户晓。李月华生前是安微泗县丁湖医院的一名普通乡村医生。她十六年如一日，走村串户给农民看病防病。为抢救产妇邓彩霞，她带病做手术，产妇母子得救了，而她倒在手术台前，献出了三十三岁的年轻生命。1972年7月1日中共宿县地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

我看了看黑板上写着的作文题目，略略思索了一下，不慌不忙地打开作文本，用极少的笔墨把李月华的精神和事迹概括了一下，然后，着重联系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写了我的成长和进步，一口气将毕业考试作文写完。第一个交卷后，跑到篮球场上打球去了。

我正打得酣畅之时，几个同学一路小跑到球场边上，大声对我说道，你的作文打了83分，祝贺你！原来考试刚一结束，几个心急的同学，想先睹为快。跑到语文老师房间里，挑出几个同学的作文本，请老师优先批阅，其中就挑有我的作文本。得到这个消息，我忘记了所有的不快，踏着轻快的步伐回家去了。

　　过了新年元旦，我们到学校听几次报告会，参加完毕业文艺联欢会，领到高中毕业证，就各自回家了。

那时，大专院校招生，不凭文化成绩，只凭双手茧子多少。还要在层层推荐后，只招收数量极少，且出身根正苗红的青年。大部分人中学毕业后，从此，就告别了学校生活。

女作家辛夷坞在《致青春》中写道：“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当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头看，一切才有了意义。”斗转星移，蓦然回首，青春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中学毕业季里发生的那些青春故事，早已在季节更替之间，化作了遥远的旧事。只留下那斑驳的记忆，在时光的长河中不时泛起轻轻的涟漪。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致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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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于浏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