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保健院与我小时候的故事

叮叮

昆明五六十年代的小孩，扒扒头，大半是市妇幼保健院出生，或在这个医院小儿科看过病的。一位微友说：没有在这个医院看过病生过娃的，就不算老昆明。我还是孩子时，听一些老人称这里“法国医院”。五十年代中期，我母亲从云大医学院毕业，在这里任小儿科医生至退休。由于家属院与医院有门相连，我小时候的经历，好多有趣的记忆和故事，都与这所医院相关……

一、与建院有关的历史记述

1948年省立仁民医院暨附设贫民戒烟所恭请卢汉主席莅临训示（保健院老照片)

据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法国人在昆明开办了大法施医院，这是昆明第一家西医院，老百姓简称法国医院。院址在逼死坡头(今华山西路)，是清末临元镇台的驻昆行馆，即今天昆明市妇幼保健院所在地。

1903年前后的昆明小街（图片转自《历史的凝眸》）

建院初期的昆明是个什么样子？一些为数不多的老照片（如上图），能让后人恍惚可见。我们也能想象，这所从法国漂洋过海降临的洋医院，如同当年挺进昆明的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碱（肥皂），等等，必定引起过不小的震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法国人还在华山西路大法施医院对面的三棵树巷设立“大法施医院附属学校”，招生46人，学制5年，学费全免，其中有昆明学生15人，法国医院越南籍护士也入校学习。学校开设有病理学、药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卫生等课程，由于条件限制，人体解剖用的全是狗或猪的内脏。学校每天授课3小时，其余时间，学生在医院打杂当助手，也算是临床学习。

巡津旅社（民初 1931年改为甘美医院 转自《历史的凝眸》）

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1912年，法国人在火车站旁的巡津街另择新址—-巡津旅馆，经修缮扩建，成立了甘美医院（即解放后的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大法施医院医护人员几乎整体搬迁至这里。逼死坡头的原大法施医院仅留三四位教会的医生，勉强维持门诊。

云大医学院56届部分同学在甘美医院毕业实习时的師生合影，第一排居中者为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李念秀（图源：宁远 ）

云南儿科创始入张蓬羽，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1944年受聘云大医学院（云南大学校史馆）

1937年，云南大学建立医学院，留欧归来的博士如妇产科杜棻、李念秀，儿科张蓬羽等，在这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云南医学人才包括妇产科、儿科等人才。多年以后，母亲就读的云大医学院儿科，也是由留学归来的专家当家，他们的学识和人品，严谨精神，深深吸引着母亲，使她一个有四娃的妈妈学生，能够排除各种杂念杂事，奋发求知，并逐步形成和践行救死扶伤的医生该有的人道主义精神。

1946年的仁民医院医护人员（保健院老照片)

1941年，抗战中的昆明，急需面向贫民难民、收费低廉的公立医院。龙云毅然收回法国人在昆明租赁开设的大法施医院院址、房屋，成立省立仁民医院，任命1937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妇产科学博士杜棻为院长。为促进新法接生以取代旧式接生婆，又在院内再设妇婴保健医院。1952年，省立仁民医院划归昆明市，更名为“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1949年仁民医院医护人员（据丁妹辨识，最后排右七丁妹爸，右八潘光灿）（保健院老照片)

1950年仁民医院医护人员（据丁妹辨识，第二排左五李秀英、右五姚琪妈、最后排左十五丁妹爸、第二排右八朱胖；保健院老照片）

1948年前后，省立仁民医院还附设贫民戒烟所（见本文图一），免费帮助抽大烟的市民戒烟。听医学院朋友说，当时从欧洲留学回来就教于云大医学院的医生，还发明了“莫氏戒烟丸”，用来戒大烟，功效显著、名噪一时。

不同时期保健院印章

二、 记忆中的医生护士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前，是妇幼保健院的辉煌时期。在昆明市民心目中，妇女儿童的病，要到专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不愿到综合医院去，就连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这样的大角，也只来保健院看病。医院多次获评为市先进单位，几位医生（包括我母亲）也先后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和院标兵，医院在八角楼一楼建立了“传家宝陈列室”。陈列室里悬挂着记录各个时期医院发展和先进工作者事迹的照片，小孩们一旦发现有自己母亲的照片悬挂于其中，便会乘无人之际，悄悄跑进去仔细端详......那真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连我们小孩子都受到鼓舞，常常手舞足蹈、喜形于色，也更加专心于读书学习，希望长大也“先进先进”，也有照片被悬挂在墙上。

六十年代保健院的医生。中为留学欧洲的妇产科主任朱道安，后排左为助产士唐菊芬，后排右为产科冯婉莹医生（后为主任医师），前排左一为产科马淑贞医生（后为主任医师），左二为陈婉文院长，右二小儿科何静珠医生（后为主任医师），右一为产科小胡助产士（保健院老照片)

保健院都是女医生，但产科朱道安主任却是男性，这在当时，有很多人不习惯。其实此男主任只做大手术，一般女病人还“无福消受”呢，所以不用担心。作为妇幼保健院的子女，这方面稍显敏感的事情，我们很小时就知道不少。有一次，我们华山小学一位高年级女中队长被担架抬进产科，她几乎是躺在血泊中。我们吓坏了，叽叽喳喳着，以为她遭遇了恐怖事件，流产或生产呢，后来听大人说是“血崩”，与我们担心的那些一概无关，这才放下心来。在学校里，我们从未提过她的这一篇。

上面照片中墙上悬挂的人体器官教具，是法国医院开办附属学校时的遗存物，还有一种教具是泡在玻璃瓶福尔马林液体中的胚胎，从几十天一直到分娩前的都有。隔着玻璃瓶，可清楚地看到，二个月的胚胎就完全长成人形了，大大的脑袋与蜷缩在胸口的四肢，构成一个卵形，这个小人看上去很怕冷的样子......我们小时候躲猫猫，一次，钻到家属院八角楼三楼的暗楼里，这个暗楼又矮又黑，必须躬身行走，可以绕楼一圈。走着走着，用电筒一射，突然见到上述那些人体器官模型和玻璃瓶中的小人，立刻吓傻，犹如见到鬼，赶紧折头跌跌撞撞爬出来。我下乡至读完大学那七八年，我家就住在八角楼三楼上，我家从来不把东西放暗楼里，因为知道里面有些恐怖的教具。

六十年代陈婉文院长带外宾参观保健院各科室（保健院老照片)

保健院可是有两位丁医生哦，一位是产科的丁妙兰医生，上海人，医术精湛，性格高冷；另一位才是我的母亲-小儿科丁恵如医生。你可千万莫听着个丁医生，就说自己是我母亲接生的。

七十年代，左为妇产科马淑贞医生，中为医院书记赵玉珍，右为小儿科李韵昆主任（赵玉珍书记子女提供）

七十年代，第一排中为医院书记赵玉珍，左为院长郭存银，右为产科护士长陈国华；第二排左一为副院长杨百惠，左二为产科主任朱道安，右二为产科医生马淑贞，右一为药剂师李菊芳（赵玉珍书记子女 提供）

那几年的保健院产科，几乎成了昆明孕产妇的娘家，只要住进去就安全了，全家人也很安心。我的同学小温孩子出生那天清晨，她丈夫志民在家得知媳妇在妇幼保健院诞下一女儿，第一件事是在自家小楼上吹了一阵笛子，然后換上结婚时穿的西装、打上领带，这才提了装着红糖煮鸡蛋的鼓子悠哉游哉去到保健院产科病房。其实，妇产科医生也很有脾性，偶尔遇见怪人，也会嗤之以鼻。我在保健院生女儿时，亲眼所见，有个产妇因生了个兔唇，医护几次暗示这位产妇，若是她同意，婴儿室可以不喂奶，让这个不健全的婴儿自然终止生命（当时医院可以有这个不成文的做法）。可这位产妇却不信那个邪，再三申明自己的家庭三代革命，不可能生兔唇。于是，产科医生只好任随这位三代革命，把先天有缺陷的孩子抱回家。既然你如此自信，那我们也只能由随你的意愿了。

产科马淑贞医生 （马医生子女提供）

马医生是产科主治医师（后为主任医师），三十年代军医大学（现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毕业，业务强，医德高。曾任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WG时，保健院两位白袖套女性，喻书记（地下党出身）的白袖套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就让袖套又脏又皱，让人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产科马医生（国民党军医院校毕业的）的白袖套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她就将袖套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规规矩矩地佩戴着，让那几个字赫然在目......我那时小，只记得马医生平日里因为睡眠不好，对吵吵闹闹的小娃娃有点凶。文革武斗时医院关门，马医生天天早上一起床就悠着各家小娃娃起来跟她打牌，打的品种主要有“进革委会”（又称51）、“拱猪”等，对输家的惩罚是钻桌子，或者自己去水龙头上接一杯机器水来喝下去（从未有人拉肚子），目的是让受罚者尿频尿急。1968年闹抢人时期，院子里的孩子晚上值班都要顺带打牌。相比下，第二种惩罚很恐怖，因为厕所在医院停尸房旁边，所以尿再急也非得要憋至十二点打完牌，吆喝一声集体去上厕所。

冯婉莹医生一家（冯医生子女提供）

小蓉妈是产科主治医师冯婉莹，小蓉爸是五华山省政府的保健医阚医生，他们俩都是安徽医学院毕业的。我们院子里的好几家人，爸爸都因各种历史问题去世或被远遣他乡，有很多年，院子里只有似乎只有她家和不多的几家有爸爸。小蓉爸妈一下班就关在自己屋里过二人世界。冯婆婆带孩子，还负责做饭。冯婆婆解放前老家安徽有田产，她虽不识字，但知道“贞节牌坊”，能背“女儿经”，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她不到30岁守寡，独自把冯医生拉扯大，让她上了医学院当了医生。所以，冯婆婆也从不让孙孙帮自己做家务，只想要他们好好读书。

华山西路（昆明老照片 70年代）

华山西路从三棵树巷经一段荒坡即可抵达五华山后门。五华山是风水宝地，登上五华山，可以一览昆明城四周的风光，山上林木葱茏非常好玩。小蓉爸爸有时拿回周六五华山露天电影的票，轮流着带院子里的小孩子去看。我记得，《景颇姑娘》《摩雅傣》，我就是跟在他后面，一路蹦蹦跳跳去看的。

记忆画“有罗汉松的院子”（保健院子女姚杰 绘）

这棵罗汉松历史悠久，高大苍翠。罗汉松松子绿色着就落下，捡起来剥开吃，有清香甜脆滋润的好味道。一直到现在，我是再沒见过如此高大茂盛、姿态俊逸的罗汉松了。李宝衡孃孃住在这个院子，她是妇产科护士长，这里距产科住院部一步之遥。她曾在一次独自值班时自己抽自己的血，用来抢救了一个危重的婴儿。文革时开会批斗她，造反派质疑说，“一个人不可能自己抽自己的血”，怀疑输血的真实性....造反派要她当众重来一次，李孃孃熟练地用玻璃静脉注射器抽出了自己的血，快抽满50CC的一针管了，在场的家属小朋友看不下去吼起来，造反派才不得不喊停。一个个面面相觑、为她被强迫抽出来的那一管血，感到特别可惜，这可是李嬢嬢身上抽出来的鲜红鲜红的血呀。李孃孃嗓门大、性子急，堪称急公好义的女汉子，她的父亲是留欧博士，可她从来不与人讲。我小时候穿过不少她给的衣服，我们也听过她大声喝叱坏人坏事，心里暗暗为她叫好。

六十年代，陈婉文院长（右二）接待外宾（保健院老照片)

小鸽子的母亲何医生是小儿科（那时称小儿科，听着非常可爱）的主治医师（后为主任医师）。 三十年代军医大学（现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毕业，与马医生同学。1958年，卫生局抽调一批儿科骨干组建儿童医院后，保健院儿科医生仅余何静珠医生与丁恵如医生（我母亲），两位。我那时年幼，只记得何医生忙工作总是来去匆匆，她的女儿，即与我同龄的小鸽子，小小年纪，竟负担起烧火做饭及其它家务，以便下班的母亲能马上吃饭和午休。小鸽子由此几乎没有时间与小朋友玩，她经常在院里的公用水龙头那里洗墨鱼，我们正好捡些白生生轻飘飘的墨鱼骨头来玩。原来，何医生神经衰弱，据说吃墨鱼能有改善。记得我姐姐的第一副眼镜，是何医生出钱帮配的，她说：你学习好，不能因为家里困难，近视了也不配眼镜啊！何医生除了工作，总是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但竟然注意到我的姐姐近视这件事，这让我们一家一直心存感激。

50年代初云大医学院读书时的母亲（丁医生子女提供）

小儿科丁医生（她曾下乡8年，所以后来只是副主任医师）就是我母亲。记得我小时候，母亲下夜班的清晨，常带我到翠湖海心亭，她坐在木椅上读《儿科学》，我在旁边跑着玩。那时的她，就开始有论文刊登在《中华儿科学》杂志上。姐姐有一篇写妈妈的作文，开头一句是：我总认为妈妈不喜欢我们，其实她是把爱心给了她的小病人。母亲好像是发明了用新生儿的脐带血救助新生儿黄疸，被列为技术革新，据此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她的事迹也上了《云南日报》。母亲的诊室有个面对花园的法式大窗，窗台很低，我有时趴在那里，看她诊病。母亲有个习惯动作，给小病人听诊前，要将有一面是金属的听诊器听头握在手心捂热乎，一面捂一面用口罩后的笑眼端详小病人，然后才开始躬下身仔细听诊。母亲平时不大管我们，只发给饭菜票打食堂，但我们一旦生病，她下班后便陪坐在病孩的床头，无比同情地说：唉，真可怜，还在发烧，不过不怕......她还故意抬一点素菜饭，很香地嚼出声来，一旦勾起病孩的食欲，她便喂上几口。记得母亲从未埋怨过已经生病的我们，也从未追究过我们冻病或撑伤的原因，她只是陪着并定时让我们服药。八十年代，母亲是佝偻病专家，在她开设的专家门诊，我甚至有点知道了诸如佝偻病的X腿、O型腿，以及囟门未闭合、肋缘外翻等小孩子缺钙症状的知识，经过母亲的精准治疗后，佝偻病孩子都能够痊愈。母亲的诊疗室经常门庭若市，也有些人看完病还依依不舍，聊这聊那。咦？居然还有年轻人也来诊室找她，原来是当年的小病人长大谈对象了，他们带对象来，让丁医生帮着参谋参谋。有时，我说出小学班上某个同学的名字，只要是附近机关或居民的孩子，母亲竟能基本说出此人小时常患的疾病及家里的大概情况。我还记得，由于母亲声名在外，上小学时班里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有一窝男生，呼啦啦扛着扫把，把我们保健院的家属院扫得干干净净。（详见叮叮美篇《我那不一样的母亲》）

用听诊器给孩子诊病（图中医生可能是三下乡时别个医院的 图片由赵玉珍书记子女提供）

八十年代，名医姚贞白的小女儿姚克懿，在保健院开设了很受欢迎的中医儿科。她长得丰满好看，白里透红的脸蛋，乌黑明亮的大眼睛，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为小朋友诊脉时，她总是那样温柔地说：“乖，把小手手伸出来”，孩子们便萌萌地伸出手......那些害怕打针的孩子进到保健院，便会指着姚医生门诊那道门，因为她的药也如她的笑，都总是甜甜的，很少有苦药，但就是治得了病。我那时肠胃不好，经常闹肚子，也吃姚医生的药。印象有点深，看到她的笑容，经她一番轻松而关切的问诊，会觉得似乎病已好了一半，特别记得她叮嘱闹肚子也要吃东西，软饭、蒸鸡蛋、小白菜汤。几十年，竟然还记得她当时的神情.....

院长秘书宁晔娥（宁秘书子女提供）

海燕妈妈宁晔娥是院长秘书，曾是云南地下党战士，她读书多，正直坚定，写文章尖锐泼辣，令我母亲赞叹不已，说“宁晔娥是鲁迅式的人物！”那时候，我们晚上有时会在宁嬢嬢家的火炉边，悠着她讲故事。她最爱讲《三国演义》里智慧的杨修与多疑的曹操的故事。宁孃孃有这方面的天赋，讲述时绘声绘色，仿佛自己就在现场一样，常让我们屏住呼吸，一下子被带进那个一千多年前的场景。我当知青招工时，因背负者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工厂居然派人来外调，被宁孃孃一番义正词不辞严：那么好的女孩，她不满周岁丧父，当个工人你们还外调，难道她会在你们的车间里放颗定时炸弹？！

60年代，保健科医生黄铿去居委会做防疫工作（保健院老照片)

我的闺蜜髙若意说：我是在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巨婴，8磅多。可惜一生下就多病。才一个月就严重痢疾，差点丢了性命。以后所有的病和所有疫苗，都是由妇幼保健院的医生经手。有一次种痘苗，我害怕，我爸就用关公一面刮骨一面下棋，还不上麻药的故事来鼓励我。当时打针的医生，皮肤白净，用亮晶晶的丹鳳眼瞪了我爸一眼，“莫拿这种故事吓唬小娃娃，出去出去”。老爸被训斥出门，丹凤眼立即化为温柔乡，嘿，没有什么感觉，痘苗就种上了。

一九六九年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保健院老照片)

保健院这一代医护人员，我本想说她们是天使，但记起她们因特殊历史时期生就的那一双沉重翅膀，就不禁语塞。作为孩子，我最近距离地看见了、感受到她们不可为人言的另一面，这样或那样的忧愁，甚至苦难，并因此而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与冲击……一个不可回避的悖论是：解放前，贫苦家庭不可能供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因此那时的医生，“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总是被认定为“不好”，似乎总有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说不清什么时候会突然劈下来。我们这个医生家属院里的十来个家庭，多数父亲都因各种历史问题离世或被远遣他乡，只有母亲孤独地在场，父亲却缺失不在。不只是我，我们这群小孩大多都被弄得特别敏感，生怕自己的母亲去参加每晚必须准时的各种学习、大会小会后，会突然回不了家。当她们开会太晚，老不回来时，就会睡不着觉，被担忧折磨着，一颗心七上八下，甚至不得不作各种最坏的猜想......好多时候，早熟的我们，会忍不住斜眼偷看自己母亲的表情。看得出来，她们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当然远甚于我们孩子。但是，到了第二天，当她们走进医院，披上白大褂，却又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依然和蔼可亲地面对自己的病人或产妇，似乎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后来，当我听说诸如“希波克拉底誓言”“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等只有医护人员能够享誉的称号时，想起母亲及她的同事当时经历过的种种，真是感触多多，认同着，还有点淡淡的苦涩。

七十年代初文化、卫生、教育三下乡在呈贡洛羊抑或七甸，第二排右二保健院书记赵玉珍（赵玉珍书记子女 提供）

七十年代，市妇幼保健院与某文艺团体在长春剧院演出（赵玉珍书记子女 提供）

三、还有一些别的记忆

70年代的华山西路（昆明老照片）

我小时候生活在华山西路登华街竹子巷三号，就是保健院的宿舍区，有门与医院相互连通。

登华街（昆明老照片，80年代）

登华街两边多是四合院，间或有三角梅憋不住爬出墙外。副省长张天放（时称民主人士）家的洋房小院与保健院一墙之隔，有时候，我们在这边的二楼房顶向他家俯望，会相约着一起大喊两声“张天放”……没想不恭，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发出音来满好玩。有时，他听到，会走来院里，抬头对我们笑笑，又指指院里树上的苹果，再指指他家的大门，示意我们去他家玩，摘苹果。当然会想去，但有种说不出缘由的不好意思，我们从没去过。

记忆画“产科病房和防空洞”（保健院子女姚杰 绘）

上面这幅手绘素描，左边平房是保健院产科住院部，文革时被某派强占使用，平时躺着柔弱产妇的床，这时期被一个个面相凶暴的大男人躺着，看上去非常古怪；右上有小烟囱的小房子是全院的锅炉房，右下突出那里，是个面积不小的大防空洞。六十年代，我们喜欢进去“探险”，里面淹着齐膝的水，伸手不见五指。保健院子女姚杰说，武斗时期，P派五一兵团进驻，还在这个防空洞里关押了一个 ＂B”派的人。据赵玉珍书记的儿子徐晋燕说，防空洞关人时，他正好从武斗火力猛烈的青年路搬到五华山下的保健院，住在防空洞上的保健科小平房，关在防空洞里那人被放出来时，跪地叩头，用天津口音直称P派人“爷爷、爷爷.......”另一个面积稍小的防空洞，在有棕榈树那个院子，一直通往一墙之隔外的逼死坡利昆巷刘披云副省长的别墅小院，但那头一直有盖板盖住。之所以一个医院有两个防空洞，有资料如此记载：1938年9月28日，日寇飞机首次轰炸昆明，炸毁大法施医院进大门左侧诊断楼一栋；1942年日机再次进行狂轰滥炸，此时已更名仁民医院的一栋临街诊室又被炸毁。迫于战事，医院只得在院内建了一大一小两个防空洞，它们在抗日战争及昆明保卫战历次空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知有多少医护人员和病人、产妇靠这两个防空洞躲过生死之劫。

记忆画“长着棕披树的院子”（保健院子女姚杰 绘）

记忆画“八角楼“（保健院子女姚杰 绘）

就是这座气势不凡的八角楼，是保健院最有特点最有价值的一栋楼。正方侧面楼梯口墙上镶嵌石刻碑文,大约记载着建楼事迹，只可惜当时既沒认真读一下，更沒拓下来。楼前还有二米多高的古戏台，我们常在这里玩耍、表演节目。一楼靠北面窗子的红蓝彩色玻璃，应该是法国生产的，透过这些玻璃看外面的景致，好神秘。八角楼正厅，有雕花描金的排门，这里早先是传家宝陈列室兼会议室。后来看资料得知，保健院原址是清末临元镇台的驻昆行馆，怪不得有这么稀奇的八角楼建筑和装潢。我家在这楼的三楼住过八年，那真是个好住处，是望海楼建筑顶层的大亭子间，四面有格子玻璃窗，西可观翠湖西山，北可见长虫山，四时阴晴，尽收眼底。暴雨前夕，母亲会喃喃“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户一把的木楼梯一旦响动，正在谈恋爱的小哥一偏头，母亲又唸“风吹竹帘动，疑是玉人来”。室内北面嵌入壁柜和美人靠椅，大约当日主人作书房用；窗外檐下有几个燕子窝，每当燕子飞回，叽叽喳喳穿行在髙楼四周，这时我就会想：前久它们究竟飞去北方的哪里呢？那边的家有八角楼这么高爽吗？然后担心它们明年还回不回来。

1983年大雪中的登华街下段（刘建华）

沿着登华街这条石板路，再顺坡一直下到“一丘田”、尽忠寺坡，然后拐个弯就可到达翠湖了。尽忠寺坡那里过去叫磨盘山，志书上说磨盘山顶有一“望海楼”，里面设棋院，有个围棋高手，每天来找他对弈的人络绎不绝。我觉得，我们院子里的这个八角楼，应该与旧时的翠湖有关联，也是望海楼式的经典建筑。

在保健院这个房头上，可俯瞰张天放家小院子，右边远处小洋房为副省长刘披云家，白色房子为翠湖宾馆，左边的八角楼是医院家属宿舍，左可见翠湖，远处是西山，很美的一幅画！（保健院子女提供）

药剂师王铭书的儿子姚杰回忆：五年级时，长春小学派学生到北站外农村劳动，中午天气太热，喝了农民用粪桶装的水，结果染上爆发性痢疾，烧到四十多度。从昏迷到醒来，己经是三四天后的事，全得保健院医生的抢救。他说，“潘老草到冰厂买来冰块，守门的吴美华评剧团的儿子给我输了血，医院暂停晚上学习，全力投入抢救，才保住了我的一条小命。后来才听我妈说，当时停尸房装我的笼子都准备好了。只可惜那个给我输血的哥哥在武斗时期，夜间行走在铁局巷，遭遇持枪的夜巡小分队，不知起了什么纠纷，就被打死了……”

记忆画“保健院食堂“（保健院子女姚杰 绘）

食堂小黑板是食堂釆购怀才不遇的宋鸣生（后来摇身一变为造反派头头）每天练习粉笔字的地方，我们常在一旁观望他用漂亮的行楷认真地书写“今日菜谱”：青蛙抱玉柱、雪里红……上面还预报明日早点。他总是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总嫌字不够漂亮。保健院食堂早点，让人很有盼头，周一云丝卷、周二杂酱米线、周三炸油香、周四酸辣面、周五冬菜米线..........菜价也便宜，肉1角5、小菜5分，早点1角以下。上学的两个孩子打一个肉、一个小菜，一人一半，不会超出预算。老王师手艺好，直到现在，有时在家里还想摹仿他做两样，但根本不是记忆中那个味道。哎，比起现在天天买菜煮饭，还不知买啥做啥，做出来又不道地，有当年那时候的食堂，那个老王师，也真是种幸福。

老王师（一排右一）与院子里的哥哥们（保健院子女提供）

老王师外号老洋芋，一高兴，大家把他的三个儿子顺序称为大洋芋、二洋芋、三洋芋，小女儿更被叫成洋芋妹妹，就连他媳妇，也干脆来个洋芋妈妈。老王师毎天晩上下班回家前要在厨房里用大炒菜锅里的热水洗澡，小伙伴们会相邀而去，走，看老洋芋洗澡克！文革时老王师随医院下乡劳动，他这样背诵语录：“世界是你们呢，也是我们呢，整来整克（归根结底是他记不住，但知其大意）还是你们呢。”他还这样唱歌：一千挑（条）一万挑（条），併併拢作一挑（突出政治第一条）。（详见叮叮美篇《永远的登华街竹子巷三号院》）

记忆画“药房二楼的紫藤”（保健院子女姚杰 绘）

每到春天，这里开满藤萝花，很是漂亮。小伴们坐在吱吱发响的木楼梯上玩，折些藤萝花从楼上洒下来，飘飘洒洒似雪。药房门前有颗奶浆树，顶部叶子是红的。树后的黑扳上，有一年冬天出了一版专门歌颂医院一位人称“老医生“的老中医的文章。“老医生”颤巍巍的，大约七八十岁了，那版文章的标题是“白发苍苍见苦心，勤勤恳恳看门诊”。

六十年代保健院家属小朋友（保健院子女提供）

三号家属院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这张照片里缺漏的人当然不少，但定格在里面的这几个情态各异、生动有趣，可以视之为众人的“标志性代表”。

保健院的小朋友，听惯见惯，多少都有点医学常识。小跃进想吃糖就对奶奶说：奶，我得低血糖了，低血糖每天要吃一两糖，就这样骗奶奶给钱买了一久的捞沙糖吃.....还有一次，小蓉得了水痘，小跃进天天来陪她玩，为的是也能传染上水痘，与朋友共患难。可惜了，几天密接下来，竟然没有传染上。我们小孩子也喜欢适当利用医院资源，上小学时，看到同班男生陈大刚来保健院看病，那时虽然男女界限很严，但可能是担心他打针怕疼，我居然飞快地塞了一个玻璃注射器在他手中，当玩具送给他，然后便跑开了。

九十年代妇幼保健院大门口（杨红文）

杂货铺（昆明老照片 80年代）

保健院大门口有个类似如中这样的小杂货店。小蓉回忆：大约在20年前，我到师院附中旁边一家美术品商店买颜料，老板娘看着我说：“你家是保健院的！”“你怎么知道？”“我在保健院门口的小铺子干过。”“哦！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时候梳着辫子。”“是了嘛！你们保健院的人我差不多都记得。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还记得你外婆。”那时，保健院似乎就是五华山周边片区，一个被太多人赞之敬之的妇孺之家。

医生的女儿都喜欢扮医生（马妹、叮叮、叮叮姐和之湖；本人提供）

保健院医生家几乎都有想学医的孩子，最终实现理想的，有马淑贞医生女儿沙爱美，喻一笙书记儿子李立、女儿李志勤，赵玉贞书记女儿徐悦都，李韵昆主任儿子李世民（主任），儿科曹医生女儿王明明，何静珠医生儿子王应建、女儿王应鸽......财务丁学让的女儿丁妹则成长为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主任。她们将自己母亲在保健院培育出来的那种精神，又延续在自己的工作中，传承着一个又一个具有妇幼保健院传统和精神的故事，这就是既行医，那就得真心实意关爱病人。我的理想也曾如他们一样。所以，在呈贡插队时，我当了两年的赤脚医生。我接受过昆明医学院呈贡赤脚医生培训班的半年培训，在市儿童医院实习两个月、呈贡县医院妇产科实习两个月......当然，我几乎大半生都在接受母亲有形无形的医学培训。我当赤脚医生比较光荣的事迹是，为一位做木活被斧子斩伤仅余1/4相连的脚大拇指，用缝衣针线缝合成功；为一位青霉素针水过敏休克的老人抢救成功；还为村里三名产妇接生......遗憾的是，工农兵上大学和七七年高考，医学院校都因“家庭出身不好”“不予录取”我，让我的理想化为一生绵绵不绝的念想和追忆。

附录

华山西路顾品珍故居，保健院大门对面（顾品珍后人提供）

市民张辉讲述（转自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寻找荣誉院民 | 三代女性与昆明市妇幼保健院的前世今生》）：我家三代女性都在保健院生孩子。1948年，外婆在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前身的法国教会医院生下自己第二孩子，也就是我的母亲李琼芳。我母亲生我前的待产期是在峨山大地震的余震时期，晚上睡在昆十中操场上，用两张旧课桌拼接成“床”。1970年4月7日凌晨一点腹痛羊水破，父亲扶着母亲到市妇幼保健院，那个特殊时期，为保护产妇及幼婴安全，保健院晚上大门已经锁上。父亲敲打了好久才有医生问：“这位男同志你有什么事情？”我父亲说：“我老婆要生孩子了！”医生急忙开门带进产房，半小时后我降生了，那时是母婴分离，我母亲是9号床，我的手臂上也拴着一个9号牌。2000年，怀孕的我成为全家的关注点，外婆、父母、老公还是决定到我们信任的市妇幼保健院产检及生产。2001年7月22日，我阵痛到医院待产，7月23日凌晨，产房值班医生是位男性，见我面有难色，助产士说 “你多幸运呀！今天晚上值班医生虽为男性，却是我们妇产科主任，在妇产科只有医生，没有男女之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助产士引导我生产，主任二次进产房告诉我B超母婴顺产条件相当好，疼痛是一个自然过程，现在医学很发达不用紧张。医院还让孩子父亲进产房陪产并为孩子剪断脐带迎接自己的新生儿。凌晨4点20分，产房里第一个新生命迎着晨曦来临，为此，我们给孩子取了小名“曦曦”。

记忆画“在保健院观五华山“（保健院子女姚杰 绘）

七十年代产科婴儿室（保健院老照片）

产科护士长李宝衡（保健院老照片）

院办主任宁晔娥（保健院老照片）

药剂师傅焜（保健院老照片）

参考阅读：1.叮叮美篇《永远的登华街竹子巷三号》《我那不一样的母亲》 2.朱净宇《老昆明旧话旧照·那些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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