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课《武侠与庄子》之《郭靖的疑问》

窄船人

郭靖的疑问
今天我们讲《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个问题。《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最初连载于1957年至1959年的《香港商报》，后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 是金庸“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

一，郭靖的疑问
话说郭靖出得江湖，一年之中连遭大变，五位恩师被杀，母亲自尽，蒙古意欲南侵，郭靖一路上看尽兵荒马乱、尸横遍野。他忽然感觉价值观崩塌。他反思：练武到底有什么用，连母亲都保不住？我一心要做好人，到底让谁快乐了？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但成吉思汗呢？穆念慈姊姊是好人，为什么对杨康死心塌地地爱？我怎么能杀别人的儿子，叫他母亲伤心痛哭？我勤勤恳恳地苦学苦练，到头来只是害人。但不学武我又做什么呢？我活在世上，到底为什么？活着好呢，还是早点死了？若是活着，此刻已是烦恼不尽，日后烦恼自是更多。若是死了，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世间到底有没有天理？老天爷到底长不长眼睛？
这些问题，这种反思地深度，一下子给这部娱乐为主题的武侠作品带来了深刻性。这也是金庸武侠一个了不起的特点。那么郭靖的疑问怎么解决的呢？
　　最后是四大高手之一的洪七公出场了，他正气凛然地说了一段话：“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各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人，老叫化贪杯贪食，可是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由于这一番话，郭靖的疑问烟消云散，恢复正常。大家觉得这个疑问解决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分析郭靖的疑问，有两个根本的大问题：一，善和恶的边界问题；二，杀人的权力从何而来的问题。洪七公的解答对这两个问题都没有触及根本，郭靖的问题解决得有些潦草，这也使得作品的深度有了限制。

二，两个基本问题

一），善恶的边界

洪七公告诉郭靖，杀恶人就是对的。问题是，谁才可以认定为恶人？郭靖原以为成吉思汗是好人，后来看他发动战争，生民涂炭，这个善恶的信念就动摇了。裘千仞干了很多坏事，但后来改邪归正，成了一灯大师的弟子，看来善恶并非始终不变。但是《射雕英雄传》这书对善恶的讨论也就到这一步。

更深刻的作品是后来金庸的《笑傲江湖》。小说一开始，魔教两个长老曲洋和刘正风要归隐，正教人士不答应，纷纷要他们付出代价才可以。这一幕，我们看见这两位魔教人物反而知交磊落，而正教人却显得狭隘，甚至卑鄙。到后来，公认的正人君子岳不群竟然成了最阴险虚伪的那个人，而公认的大魔头向问天竟然那么豪侠仗义、敢作敢当。包括任我行、东方不败等人物，全都与江湖中流传的名声不太相符，显出人性丰富的一面。

所以在《射雕英雄传》里没有深入探讨的善恶问题，在《笑傲江湖》里终于画上句号。《笑傲江湖》里的主角令狐冲不信任何被江湖所定义的善恶，他心里体验到善就追随，体验到恶就反对，他达到了透彻的自由。作家王怡写道：“令狐冲的慧根是最高的。黑白正邪没有绝对的标准，之所以说令狐冲是真正的隐士，是唯一笑傲江湖的人，就在于他完全解构了属于郭靖的终级目标。他最终跳出了所有杀戮的理由。他对于世俗价值的怀疑也是最深的，他从心里反感作为法官和所谓正义的维护者以及上帝选民的角色。郭靖在灵台清明的一瞬提出的问题，直到令狐冲的出现，才得到一个答案。”

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人性都是丰富的。即便大奸大恶的人，也有他人性的一面。甚至从心理学上来说，每个坏人，本质上都是病人。使得他变坏的，往往都是值得同情的原因。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这一点，周星驰的电影《西游降魔》很有它的伟大之处。那里出现的每一个凶恶的妖怪，回顾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时，都能最溯到一个事件，他在那里边受了苦、迷了路，于是激发了凶性成了妖怪。当他被降伏之后，就变成一个萌蠢可爱的毛绒玩具的样子。我喜欢昆德拉的作品，他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理由。”“每个人都有被人了解的权力。”所以用“善”“恶”这种二元的分法来看人，是种很粗暴的方法，只有抗日神剧和网络暴民才有这种脑回路。

庄子关于这一点有所论述。他写道：“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有人说，他这是泯灭是非，变成虚无主义，不是的，他是告诉我们，去体察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要以简单的二元概念去框任何事。所以他又说：“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 和之以天倪，就是用天生的、自然的面目去统观、去调和。

二），杀人的权力从何而来
武侠小说看着为什么爽，因为书中的恶人最终会遭受惩罚，我们期盼的正义可以以最简单痛快的方式得到伸张。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这种快意恩仇的行为正义不正义？
　　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有人把他塑造为英雄，有更多人把他没描述为暴君。他主持通过新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的自由，有受教育和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规定如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有权起义。这是多好的理念，但另一方面，他又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实行雅各宾专政，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惩罚罪犯和革命的叛徒，史称“恐怖统治”，据估计雅各宾专政时期共有3-5万人被处死。法国断头台日夜开工，甚至就连路易十六也在他的主张下被推上断头台。他们的所谓革命，给法国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之后多少年，法国人陷入革命的混乱中，这派杀过来，那派杀过去，像是冤冤相报般无休无止。
罗伯斯庇尔说过：“统治人类的权力，是一种可怕的权力。”“当一切人的力量用于对付一个人的时候，死刑是极端不公正的。”多么明智的言论，谁能想到，当他拥有权力，就走到他言论的反面。古巴的卡斯特罗，革命之初就是一个英雄，但掌权后成了独裁者，把古巴搞了个乱七八糟。武侠世界中的人物所拥有的，就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权力，比谁的功夫更好，谁就有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而且杀人不需坐牢。这很像是雅各宾派所拥有的权力，试想如果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高手，法律对他们还是无效的，我们会增加多少不安全感。想一想黑社会横行的世道就可以了。
东西文化中，对这种惩罚的权力充满戒心。罗伯斯庇尔所说的“统治人类的权力，是一种可怕的权力”也是这种戒心的体现。古龙的《天涯明月刀》中塑造了一个人物叫傅红雪，他从小被灌输了复仇的信念，一生都在为复仇而练习拔刀。最后竟然发现，仇人是假的，他找到仇人的时候仇人还死了。他满腔的仇恨，找不到了指向。小说揭示出仇恨的荒谬和无根。以武伸张正义，就会引起以复仇。然后冤冤相报，纠错不清。我们讲过庄子对武王伐纣的批判，也可以认为他是在担心暴力会引发冤冤相报。
　　《圣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法利赛人抓来一个行淫的人，认为按照摩西的法律应该用石头钱砸死。他们等待耶稣的决定。耶稣在地上写下一行字，众人追问那字的意思，耶稣站起来说，你们中谁没有犯过罪，就去用石头砸死她吧。耶稣说完又继续在地上写字。那些人听完纷纷离去。众人走后，耶稣问那人：没有人留下定你的罪吗？答：没有。耶稣说：那我也就不定你的罪，只是你以后不要再犯。”很伟大的故事。背后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是罪人，那么同样作为罪人的我们有什么权力去惩罚另一个人？所以托尔斯泰在名著《复活》中反复说一个事情：人无权惩罚，只有上帝有这个权力。“战胜可怕的、使许多人受苦受难的恶势力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人人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总是有罪的，因此既无权惩罚别人，也无权改造别人。”
那如果人无权惩罚别人，我们如何对待罪恶呢？

三，如何对待罪恶
首先态度上要有个分别。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辩护律师克劳伦斯.丹诺说：“我憎恨罪恶，但我不恨犯罪的人。”不憎恨人，是因为人性既然是丰富多元的，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理由”。憎恨罪恶，因为它只是多元人性中的一个不好的表现。这种态度古今中外也普遍有之。中国古代典籍《孔丛子》说：“古之听讼者，恶其意,不恶其人。”与丹诺的意思一样。抚顺日本战犯管理所的墙上，今天还挂着一句话：“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这种理念，是文明的体现。
那么在是否惩罚罪恶上，人们如何处理呢？法律界有两种观念。一种是乐观主义。认为坏人的本质都是病人，既然是病，就可以治疗。所以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来改造罪人，还可以通过经济上使百姓富足起来，有了生活保障自然不想偷、不想抢了，并且“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自然犯罪率就抵了。我们可以说它是柔性的手段。另一种是现实主义观点，认为人性如此，无法使之改造，只有用法律惩罚。我们可以说它是硬性的手段。
我们看，两种观点里，没有靠个人用武力去伸张正义这种选择，所以这种武侠式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非一种文明的选择，也许作为乱世自保的方式还勉强说得过去。
第二种现实主义观点，用法律惩罚，是不是违背了圣经的教诲呢？是不是仍然违反了托尔斯泰所谓“人无权惩罚他人，只有上帝有权”呢？是不是仍然会激起冤冤相报呢？王怡这样说：“我愿意把法律得惩戒，理解为进入一个正当程序之中的复仇。复仇的争议性，只有当复仇的权力从个人得手中被夺走而交给法律时，复仇才不会激起冤冤相报，复仇者的资格才不会被怀疑。因为法律的程序性淡化了复仇这件事的针对性，作为个体的受害者也才不会被复仇的欲念拉入不能自拔的深渊。”这是这种观点的深刻性所在，也是所谓“程序正义”的重要。庄子有句话叫做“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我想可能就有点这个意思：只有在正义的程序下，剥夺犯罪者的生命，对弱者的救死扶伤，才能不显得有那么强的生杀予夺的意味。所以治国的根本，并非加强统治者的权力，而是全体公民包括统治者，都能站在公平公正的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时，我们也容易理解庄子的这番话：“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天时，非贤也。”——只要这一切都是在公平公正的程序下。
第一种的乐观主义观点，也有它深刻性。我们看一个士会弭盗的故事。
春秋时晋国饥荒，盗贼蜂起。朝廷派卻雍去捉盗。这个人极其精明，在市井里转来转去，查看人们的神情，就能指认谁是盗贼，一抓一个准。每天他都能捉获几十个盗贼，使得市井悚惧。羊舌职却说：“恐怕盗贼还没捉完，卻雍的死期却要到了。”结果呢，盗贼越捉越多，越捉越多，最后卻雍自己还被盗贼杀死。为什么呢？羊舌职解释说“以智御智，如石压草，草必罅生；以暴易暴，如用石击石，石必两碎。”最后派了士会去。士会去了推行教化，改善了当地的文明程度，最后盗贼越来越少，剩下的盗贼没有了生存空间，都跑到了外国。盗贼就这样被平息了。故事教给我们的道理是：“弥盗之方，在乎化其心术。”
具体执行上，一个文明社会往往柔性和硬性两种方式要结合运用，用法律守住底线，再用教育方法提高人们的素质，用经济的方法使人安居乐业，社会上的犯罪就会越来越少。
庄子关于这些又怎么说呢？首先他主张柔性的方法。“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独进其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以然。” “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这就是“士会弭盗”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是教化的、经济的角度。
但庄子不是说不讲究法律。 他不断提到治国、刑罚。 “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绖，隆杀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我们看，他强调的法律，以及一切形式上的东西，都是“末”。“末”也是必要的，并非可有可无。
　　什么才是本呢？“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最终要达到的是种统治者对民众生活干扰最小的状态：“民如野鹿，上如标枝。”
四，对武侠的定位
我们喜欢看武侠。但我们也要谨慎，这毕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的理想。春秋战国时中国的侠客很多，大家可以看《史记·侠客列传》，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就是这种人。韩非子站在统治者角度说，“侠以武乱禁”，这是统治者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之一。所以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日益严密，侠最终消亡殆尽。但是即使是今天的文明社会，武侠的那种简单粗暴的对善恶的界定、对恶的惩罚，也并不是文明的方式。
　　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写过一本《千古文人侠客梦》的著作。他促使我们反思：为何中国人如此喜欢武侠？或许正是因为历经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遏制了正义的伸张，人们只能幻想那种快意恩仇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