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北归”的刘文典和闻一多 ---《南渡北归》第二部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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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鱼会长的带领下，我们开始共读《南渡北归》第二部，相比初读第一部时的感觉内心平静了许多，更能抑制住心中的那份激动和悲愤之情。《南渡》之后，发生了在抗日战场最为轰烈的衡阳之战，美投向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更加促使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国无条件签下了《投降书》，长达八年的抗战在中国终于结束了。流亡在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北归”，随着国内两党矛盾日趋激化，昆明城内学潮汹涌，不断有学生游行事件发生，傅斯年与梅贻琦代表中央政府辗转在学生“罢课”与“复课”之间，“北归”的师生们同样也面临着不同的人生决择，他们在“或走”“或留”之间徘徊，在“上前线”与“读书”中挣扎。国民政府也开始在“人、财、物”上进行抢运，在这动荡时期，国民政府评选出了中华民族史上首批81名院士。

《北归》中除了梁思永、蒋梦麟、罗庸、陶孟和等人，还出现了我们熟悉的野外捉青蛙的童弟周、数学天才华罗庚，及热爱中国科学技术的李约瑟、一代名媛沈性仁、狂人刘文典、陈梦家、吴晗等知识分子。在作者的叙述中，我曾一度沉浸其中，或与抗日将士们同仇敌忾，或为人物命运悲痛叹惋。在北返大潮的教授中，他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上也发生着不同的变化，除联大中文系罗庸自愿留在昆明外，有两位真正“未归”之人，他们便是相互之间有着扯不断藤葛的刘文典和闻一多。

是“狂人”是“国宝”的刘文典

对于刘文典的才情，最令我动容的是他在联大操场为学生月下讲《月赋》，联大校园里，学生摆下一圈座位，老先生头顶一轮皓月，看着满座的师生，甚是得意。他神情激昂，或座或立，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瘦弱的身子前仰后俯，仙风道骨般，围座的师生听的如痴如醉。

刘文典，生于1889年，祖籍安徽怀宁。16岁师从陈独秀，20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精通日是、德、英等国文字，是章太炎得意门生，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宣扬民主革命，因参与对袁世凯口诛笔伐，险丢性命。24岁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给孙中山当秘书，后因对军阀混战残酷现实感到失望，决意以学报国。27岁刘文典受陈独秀之聘到北大教书，30岁校勘了学界公认最难的《淮南子》，34岁完成皇皇巨著《淮南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震动文坛，被誉为庄子专家，被蒋介奉为“国宝”级人物。

要说刘文典是“狂人”也是有原由的，他在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安大学生与第一女中学生发生冲突，继而引发“皖省学潮”，恰遇蒋介石到安徽大学视察工作，刘文典不但不安排学生列队欢迎，反而对师生们说：大学不是衙门，除了学习，我们不掺合任何事情。蒋介石通知刘文典到省府面谈，刘文典一顶礼帽，一袭长袍，既不点头，也不哈腰。蒋介石问他叫刘文典？刘文典不卑不亢回复：本人字叔雅，文典是父母叫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称呼的，随后依然岿然不动，蒋气得连扇刘两耳光，他也立马还蒋一脚，为此两人大打出手，蒋大怒将他关进了大牢。学界与民众、及安大师生听闻后，集体到省座请愿放刘文典 ，蒋心里清楚刘属于国宝级的大师，也是惜材之人。于是在陈立夫斡旋，蔡元培担保下，便给个台阶，以“即日离皖”为条件，就把刘文典放了。刘文典出狱后，他的“狂人”名声便是由此大震。

刘文典人生的转折点应该是在他42岁失子之后，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北平学生为敦促国民政府抗日，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刘文典支持其子参与卧轨请愿行动，当时正处严冬，他的儿子不幸感染风寒后不治而亡。儿子的离开对刘文典来说打击非常之大，那段时间，他为找到日本对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号召学生研究日本，自己通宵翻译与日本有关资料。当时，以“打倒独裁”为旗号的汪伪政府已在广州成立，汪伪政府听闻刘文典之名欲重金礼聘他为僚，刘文典面对重金仰天长叹：“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将重金退回，以明心志。他还将投靠日伪政府的四弟，痛恨地将他逐出家门，他当着日本人面说“以发夷生为耻。”，对游说他到伪教育机构任职的周作人说：“要有民族大义，气节不可污，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羽毛”。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内外的交困与失子之痛，令他心力交瘁，为疗治心灵之痛他听人建议用鸦片来进行缓解，后慢慢染上了烟瘾。

为逃避日伪军的拉拢，刘文典决定到西南联大与清华同事会合。他与家人几经周折，一路颠沛流离到达昆明西南联大。在联大，他开出了《庄子》与《文选》等课，生活短暂的安静和工作顺利，嗯好的，让他找回了清华园时代的感觉。他为学生讲《红楼》，采取的是自清代兴起的惯用手法，对红楼中的语言故事“蓼汀花溆”四字用“索引派”手法破译，令人无人不佩。他恃才傲物对人直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听说过；凡是别人听说过的，我都不讲。”他还公开宣称这世上真懂庄子者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子马叙伦或冯友兰。刘文典非常鄙视现代文学，他非常轻视搞新文学创作的学者，瞧不起沈从文说他四块钱都不值，但对蔡文培，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都是非常敬重的。

刘文典与闻一多扯不断的藤葛主要源头来自于他的磨黑之行。当时的昆明，物价飞涨，师生们都处于啼饥号寒之中，刘文典为了家计生存加之他控制不住的鸦片瘾，他不得不为各地军人旧官僚写墓文，以获酬金。期间，他为国军阵亡将士撰写过大量的诗文，抗日战争中，牺牲于战场的国军上将唐淮源碑文，和抗战胜利后昆明圆通山建成的“陆军第八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上的《天兵西》都为刘文典所作，他显赫的背景与国学才华令他身名在外。

磨黑是昆明西南的一个僻远之地与老挝毗邻，属普洱县治。那里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有一名叫张孟希是这里黑白两道间的大人物，在身边策士指点下，为了他的政治野心，想到磨黑自己办校，跑到昆明公开招聘教师。当时，有西南联大商学系地下党吴子良与中共党员董大成为开辟新的秘密据点在磨黑以老师身份应聘，潜伏在张孟希身旁。

张孟希想为亡母撰写墓志铭，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吴子良等人向张孟希推荐了刘文典，以便用刘文典来作为他们地下活动当“挡风墙”。于是，张希孟开出诱人条件重金去聘请刘文典。而彼时刘文典也正是经济困难时，加之又要食鸦片，一番考虑后便应称了张希孟。刘文典在磨黑基本不干扰外边事，除了偶尔讲讲学，其他时间都在吞云吐雾。他对吴子良等地下党人形为心知肚明，洞若观火，但他却选择了揣着明白装糊涂。

　　也正因这段经历，在西南联大聘任委员会决定续聘刘为联大文学系教授时，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对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大为不满，认为所作所为有失学者的操守不足，以为师表，不但不发聘书还将刘文典解聘得出清华。书中提到了刘文典之所以被闻一多强行解聘，其中也有个人小恩怨，刘文典在联大时，形为过于张狂，联大文学院除了陈寅恪、冯友兰、唐兰与他合起来算一个，其它教授均不值不提，对美术出身的闻一多更是不放在心中，对闻一多偶尔读错了一个字的古音，不分场合指责批评，这些事都被闻一多积怨在心。

当刘文典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曾试图挽回颓局，他给梅贻琦写信申辩，一向爱才的梅贻琦也因特殊考虑，认为刘文典在操守方面有失检点，回绝了他的申辩。而唯一换救他的冯友兰又因在美讲学，也无回天之术。吴宓挺身而出，为其大鸣不平，四处奔走呼号，致电陈寅恪和傅斯年，傅斯年权衡再三，觉得难以换回大局，只能函动大校长，将刘文典力荐到了云大任教。他自己也直接找上门与闻一多理论差点大打出手，后朱自清出面才与解围。未能踏止“北归”之路。

在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为他办理了签证，希望他前往美国。刘文典婉拒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呢？”。解放后，刘文电曾担任过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刘文典被视为右派遭到批斗，他的眼镜被造反派踩碎，烟斗被砸烂，被木棍敲打头部和全身，小将们将他的幼子从云南下放到苦寒之地大东北农场猪圈去改造。这个脊梁比钢铁还硬的民国第一狂人，终于低下了头。站在台上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是一包臭脓血，我没有一点贡献，我错了。我的脑袋里装的都是黄色废料，我对女演员有非分之想，我错了。

1958年7月，受辱之后的刘文典突发脑溢血去世。

是“诗人”是“斗士”的闻一多

对闻一多先生的最初了解与鲁迅先生一样，大多都来自于中学课本。闻一多先生的《最后的演讲》无论从演讲的思想内容还是在演讲的语言技巧上，都堪称为杰出的文章被列入人教版课文，他创作的《七子之歌》在澳门回归时编为歌曲被世人传唱。

在《北归》书中，闻一多首先是以“斗士”的身份出现的，他对刘文典“一剑封喉”使之不能“北归”，在昆明“一二.一”惨案中，他指导和鼓舞学生与云南政府抗争，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学生复课与惩凶问题上与傅期年公然叫板，把梅贻琦逼得想解聘他，但出于对人才的爱惜，梅贻琦又推荐他去美国加州大学讲课，被他一口回绝。

他的同学好友梁实秋对他是这样评论的：闻一多的一生大部分都是诗人和学者，只是在抗战后到了昆明才发展成为“斗士”。闻一多先生是如何从“学者”转变到“斗士”，岳南先生通过一定资料考究为我们进行了详实的记载。

1899年，闻一多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入清华学堂，受“五.四”运动影响，闻一多热心运动也参与其中，当时他并不是运动领袖，只是从事撰写通电和一些标语。1922年，闻一多奉命回老家与高孝贞成婚，一个月后返清华与梁实秋创办“清华文学社”过起了他的诗人生活。半年后，闻一多与罗隆基等29名当年一起因罢课留级的清华学生同去了美国留洋。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接受了传统的西洋美术教育，他的精力主要放在诗歌的创作，《忆菊》、《洗衣曲》、《七子之歌》等都是期间创作，这些诗歌奠定了闻一多在诗代诗坛的地位。

1925年闻一多回国，在徐志摩的引荐下在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训导长，后又辗转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的兴趣就开始从诗歌慢慢转向了中国文学特别是杜诗的研究，这也是他与由诗人变为学者的一个重要转变。他抛弃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从事考证校订严谨深入的学究精神，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诗经》与《楚辞》上。那段时期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都无好感，曾与反共反苏先锋李璜一起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并参与过反共反苏大会。1930年，闻一多与梁实秋同受杨振声之邀到青岛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青岛大学左翼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宣传抗日，当时的校长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曾公开反对这次爱国行动，那段时期他的思想态势仍站在反共反苏上。

在青岛大学期间发生了有名的《驱闻宣言》，这件事与他的学生有关。闻一多有两名得意门生，一个是与他一脉相承的诗人学者陈梦家，他文字才华过人曾多次在《新月》上发表诗歌，是新月派中的一员。另一位也是在《新月》上发表过诗歌《难民》和《老马》的学生藏克家，闻一多对他的学生都是仁爱有加，他鼓励藏克家说“一个诗写的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做得好。”陈梦家在撰写论文上多次借用闻一多的观点，闻一多得知竟没加指责而是采用包容的态度，后来，他还将陈梦家力推为清华任副教授。

　　随着东北大片土地的沦陷，在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不久的陈梦家听到国军退守的消息与同学一道由南京奔赴上海，在南京时陈梦家受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助教。闻一多自来青岛大学当任了文学院院长后，罗致了不少人才，除陈梦家外，另外还有方今儒、沈从文等人。

在青岛大学期间，学生们因闻一多闹起了风潮，他们认为闻一多滥用私人，与梁实秋的新月派包办了清大，他还与杨振声、赵太侔等八人经常聚在一起把酒临风，号称“酒中八仙”搞的满城皆知，又因闻一多在把持的校务上过于苟刻无情，综其几点，青岛大学学生便借势一起反对闻一多，在学生自治会上公开发表《驱闻宣言》。在罢课风潮下，学校当局失去了最后招架之功，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人相继离校躲避。随后，国民政府便电令解散青岛大学，成立了国立山东大学。

离校后的闻一多不久便受聘于清华任教授，住进了新南院，这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安定美好的一段时光，他与陈寅恪、刘文典两位国学大师虽无交集，但同台共事。闻一多在清华主讲大一国文及《诗经》、《楚辞》，他的学生冯夷曾回忆闻一多在清华课堂讲授《楚辞》时情形，衣着长衫昂然走进教室，慢条斯理打开纸烟盒，俨然一幅名士的派头。在清华大学，每月300多大洋的优待令闻一多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在他“熟读离骚”与做“真名士”的同时，受当时学术空气与清华同事影响，闻一多对甲骨文字和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也非常感兴趣，他带着学生陈梦家一同亲赴现场进行探访考察。

卢沟桥事变打破了他生活的宁静，他的妻儿先回到了湖北老家。闻一多因家人口众多，在清华时虽待遇优厚，但无积蓄，在他奔赴长沙临时大学的路上，为了省下65元钱，他与弟子陈梦家及300多名学生一同徒步，历经三个多月才到达云南蒙自后到西南联大。

闻一多与陈梦家到昆明后，在为人称道的医学世家姚家得到了暂时的安顿。1940年，闻一多的妻子携五个子女及保姆投奔到了昆明，当时日军对昆明轰炸规模不断加大，闻一多一家在乡下经历了多次搬迁，最后才在陈家营狭小的土屋住下。不久，他闻迅华罗庚一家也无安身之地，于是又将华罗庚一家邀与同住，16平方的小黑屋里两家合住着14口人，就在这简陋逼仄的环境中，两位学者依然笔耕不辍，以惊人的毅力在各自领域完成了各自的著作，闻一多完成了著名神化专论《伏羲考》，华罗庚完成了饮誉世界数学界的《堆垒素断论》。

　　1941年，随着物价飞涨，闻一多家境愈发贫寒，每月薪金只够10天生活，逼得他冬天不得不将身上仅有的皮大衣送进当铺，寒风凛冽中只着一件单衣，为了糊口，他拿出曾经学过刻章的本领，挂上了“三友金石书画社”的匾牌四处打广告，他的食指也因刻章一次次被磨烂，他一边着急一家人的挨饿，另一边着急着耽误他的工作。

他的好友梁实秋与梅贻琦一致认为，闻一多从“学者”转为“斗士”很大程度上有经济的原因，穷困潦倒的生活让他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令他彻底丧失了对国民政府的信心，但更重要的原因与他人生道路上结交的民盟组织人员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有关，吴晗便是其中最关键人物。当时的吴晗已加入民主同盟为民盟中委，出任青年部长，受中共组织委托要在西南联大和云南物色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民盟，作为一股外围政治势力为中共效力，吴晗很快就将目标瞄上了没有任何党派色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邻居闻一多身上。

在吴晗及中共西南局的影响和劝导下，闻一多很快就看到希望，找到了光明。他从骨子里开始放弃旧构，弃暗投明，由革命的对立面转向革命的另一面，1944年，闻一多加入了民盟，成为了“斗士”，并很快升为昆明支部主要负责人，闻一多政治态度也越来越清晰。

1946年，《雅尔塔协定》内容被正式披露，无论是党国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全国上下各大城市，各界知识分子和高校师生都发起了示威游行。傅斯年等人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书，强烈谴责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西南联大师生110名教授联名发表了《对东北问题宣言》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在闻一多，吴晗看来，国民党这次支持游行有阻止中共军队接收东北意图，吴晗跑到前台发表战斗檄文，公开向傅斯年为代表反苏教授、学者讨伐。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运动检讨会”上闻一多发表激昂的演讲，鼓动学生大胆投向政治。不久，吴晗离昆，闻一多接任了民盟云南支部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社长。

1946年7月11日，中共民盟地下联络者李公朴被枪杀，当时联大师生己经在北返了，闻一多早已听闻到下一个暗杀或许就是他自己，但作为战壕战友他不能独自北上，要在办完丧事才能离开。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生平事迹报告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的演讲》，会后不久，闻一多与儿子闻立鹤开完会从周刊社出来，在离家门只十余步时被特务枪杀，死时不足48岁。

结束语

端午节那天，我无意读到闻一多先生《端午考》及《端午节历史教育》两文，文中先生以吴越地区的龙图腾开讲，从图腾祭祀到赛龙舟的演变，推断为端午节最初是民间的崇拜，而非纪念屈原或者介子推、伍子胥等名人，所谓屈原投江的纪念为后来附加。读这篇文章时，我忽然想到闻一多先生的死，心中又不免涌出“千古文章未才尽”的痛惜感。

“北归端恐待来生”，刘文典与闻一多最终都未踏上“北归”的路途。其实，在我心中他俩除了是“狂人”与“民主斗士”外，他们更应当为“学者”。《南渡》书中所记，在“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清华梅贻琦校长曾提醒师生，“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之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947年，蒋介石曾提出让胡适组党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请傅帮助说服。傅斯年当场予以回绝，谓：“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失效用；即如翁咏寬等，如不人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最终，胡适没有加入内阁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官僚。

纵观二人一生，刘文典与闻一多身上有着太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身上都有着民国大师们的风骨、仁爱之心、赤子之情，课堂上他们尽显名士的风采，课堂外他们潜心钻研学术，在不同领域著就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他们也共同经历了战争的颠沛流离和贫穷的折磨，不同的性格成就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如果他们不处于那个战火纷飞、国破山河的时代 ，只是致力于学术研究，纯粹的做一名“学者”，那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何等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