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乐土--合作社（作者：末末）

阳光安康

看惯了遍布大小城市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厦及种种超市加盟店，也亲眼目睹了网店、微商、直销、代购等现代营销模式的遍地开花。在感受商品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舒适安逸的同时,蓦然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极为简朴的，被称之为“合作社”的农村杂货铺。

那时几乎村村都有“合作社”。我不清楚“合作社”这名称的由来，只知道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我童年时代的一方乐土。我们村的“合作社”位于村子中间，十字街上最显眼的位置，前面是一大块空场地，可供孩子们嬉戏玩耍。合作社虽然也是土房子，但特制的蓝色门窗上镶着玻璃，我便觉得那是村里最豪华的建筑了。

上学路上，有事没事、有钱没钱我们都爱进去溜达一圈。站在高高的柜台外面，踮着脚抻着脖子朝里面打望着。其实里面无非就是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之类生活用品，当然还有我们最为关注的笔墨纸张铅笔盒之类。记得有种我最喜欢的铁制铅笔盒，盒盖上是三个小学生分别打扮成工、农、兵的样子，还有“学工、学农、学军”的字样。但我从来没拥有过，我的铅笔盒一直都是母亲画画用过的盛水彩的纸质小盒。

合作社里常年排列着几口大缸，有盛醋的、有盛酱油的，光盛酱油的就有几种，八分钱、一毛钱、一毛二的价格不等。缸里有个长把儿的铁制小圆桶一提一提把酱油或者醋打上来，再通过漏斗往瓶子里倒。我想，我们今天常说的“打酱油”该是从那儿来的吧，不然现在超市里的酱油都是成瓶成包的卖，又何来的“打”酱油一说呢。

合作社有两名售货员轮流值班。平日倒也悠闲，但也有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比如年来节到或者有白糖、点心类紧俏商品上市时，还算宽敞的合作社一下变得特别拥挤。最喜欢看售货员包点心的麻利劲。先是一斤一斤上秤称好，然后铺两张方型包装纸，把点心码成金字塔形状，双手同时一折一包，上面再放张红纸片儿，最后用纸捻儿上下左右一捆一扎，动作娴熟如行云流水。当然了，点心饼干之类属奢侈品，还得要粮票，一般人也不买，多是结婚生子或走亲访友时才会买。

另外春节前也有一段忙碌日子，主要是抢购花布、年画、煤油之类的东西。之所以说“抢”，是因为东西有限，来晚了就没份儿了。煤油买不到的话，点灯就只能靠柴油了。而年画是用来装点陋室、烘托气氛的。记得那年春节我们家只买到一张年画，上面写着“一针一线为集体”，标价一角一分，画面是一个扎着长辫子的农村姑娘，在打麦场上给生产队的口袋打补丁。这张年画在我们家墙上贴了好几年，以致今天想来依旧记得那村姑的穿着和神态。

花布也是当时的抢购对象，毕竟合作社进花布的时候很少，一般都是黑、白、蓝、灰几种单一颜色的布。大街上常有女孩子们穿着相同花色的衣服，不过那年代的“撞衫”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呢，大家都穿的衣服才算得上流行色嘛。

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邻村过“六·一”儿童节，好多女同学都穿上了粉红色“的确良”袄，像统一服装似的。只有我穿着用染料染过的天蓝色洋布袄，尽管母亲在上面绣了精致的小花和蝴蝶，我还是感到了强烈地自卑，因为我没有时髦的“的确良”袄。

听说买布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布票，而布票是按每人每年七尺布来分的，一年刚够一个给成人做一件衣服。有次上学路上，我居然捡到一卷布票。我高兴地跑回家，以为这样就不愁买布做衣服了。可当我把布票拿回家时，母亲却没有我想象的高兴，还一个劲儿说：“不知谁家丢的，人家一定急坏了，得送回去。”这让我很失望，明明家里等着急用，为啥非要送人。可母亲很坚决：捡来的东西不能要！等我放学回家时，发现大街上已经张贴上了“告示”，大意是“孩子捡到七尺布票，谁家丢了布票来XX家认领。”一看就是母亲的字迹。于是还没等到天黑，我那刚到手的布票就物归原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与母亲的苦衷，面对合作社里的许多买不起的东西，我不再渴望得到，没事也很少再进去瞎逛，偶尔路过时，也只会投去艳羡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