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使命吗

文以载道

　　才发表第四篇文章，就又遭遇“仅自己可见”。这使我深深思考：文学该有使命吗？

1921年，中国文学界一个突出的话题是：“什么是文学？”郑振铎在《文学的定义》一文中认为，文学不是如科学那样“诉诸智慧”，而是“诉诸情绪”。这个情绪就是今天所言的情感，而且情感的表现必须是“美丽和精切”，这是艺术性的要求。与其它艺术相比，文学更强调想象，而且含有理性，比如道德等。

文学近代以来遭遇了诸多的挑战：其一，文学职业化，“终日伏案疾书，求其作品能迎合社会的心理，以换得面包与牛油”。其二，文学名利化，“把文学当作著作家求名的工具”。其三，文学媚俗化，“以为文学的目的是在给快乐于读者”。其四，文学个人化，“文学的目的就在于自己表白……文学就成了一种人们的内心的自传”。郑振铎是反对上述种种消极的文学观的。文学不是职业化的，不是名利化的，不是媚俗化的，不是个人化的，那么文学应该是什么呢？郑振铎认为：“文学的真使命就是：表现个人对于环境的情绪感觉……欲以作者的欢愉与忧闷，引起读者同样的感觉。或以高尚飘逸的情绪与理想，来慰藉或提高读者的干枯无泽的精神与卑鄙实利的心境。”总括来说，文学就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并提高人们的精神”。这就是文学的定义，也是文学的使命。

　　相比1921年，100余年后的今天，社会现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改善、建造社会的历史并没有终结，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无一不显示着社会发展在不断走向深入，都在呼唤新的文学。

　　新文学的到来显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在1921年，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同人与鸳鸯蝴蝶派、传道派文学进行着观念上的交锋，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冲出一条新路。这是1921年文学的意义。今天的中国文学也与1921年的文学接近，正遭遇娱乐化、职业化、智能化的冲击，中国文学难道不应该在新的对话、交锋中凸显自身价值吗？尽管中国文学不乏优秀的个例，但真正具有创造性与创新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尚不充分，“高原”虽有，但“高峰”不足，作为“顶峰”则少之又少。1921年之后的若干年，涌现了鲁迅、老舍等文学大家，将文学的本体性与社会性、艺术性与思想性深度结合起来，呈现了现代文学的“高原”“高峰”“顶峰”，那么今天的中国文学又该当如何？中国文学又将与中国的现实建立何种关系？去承担何种新使命？这些就成为摆在中国文学面前最为突出的、不得回答的问题了。

　　以上是中国作家网著名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时胜勋的观点片段。

在现在人人都可自媒体的文学大爆炸时代，会不会或该不该产生或爆发新的“新文化运动”？文学是该从提倡远离政治远离现实地从文学到文学的食古主义？还是该勇立潮头针砭时弊的领航解决各种问题？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主要阐述四个提倡、四个反对，即：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创造了必要条件。

如今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有没有必要再一次文化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