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独行侠

2024年6月16日是父亲节。如果父亲还健在的话，那他整整100岁了……父爱如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创造了这个家！孩提时，我仰视着父亲。那时他曾经是一名现役军人。成年后，我依然仰视着父亲，那时他已经是一所“985名校”桃李满天下的教授。 人生一路走来，回首童年，我居然只有极少数与父亲的合影。下面这张旧照摄于1952年，那时我刚出生不久。父亲抱着我，这也是唯一一张他抱着年幼的我的合影。 1952年年底，在北京民航局机关工作的父亲，奉调由陈赓大将任院长兼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军工）。我和哥哥姐姐一起随父母来到了哈尔滨。我不到两岁就进了哈军工的托儿所、幼儿园，而且是全托。一周只在星期六下午才由幼儿园班车送回家，星期天下午又要返回幼儿园。难得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去了美丽的松花江畔，留下了下面这张合影。 父亲年少时被祖父赐名李震生。后来他自己改名李纬文。父亲生于1924年，那是一个中国各派系军阀混战的战乱年代。祖父是职业军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曾参加过北伐。并作为李宗仁的部下，参加过反蒋战争，战败后回老家务农。九一八事变后祖父坐不住了，因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祖父重新出山，凭借保定军校炮科出身的资历重返战场。不过这时已经不再是内战，祖父把一家老小安置在大后方，前后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多个正面战场上的抗战，成为一名抗日将军。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难得和他父母的一张合影。当时祖父利用会战间隙回贵阳探亲，此时父亲已经在贵阳就读日寇占领南京前迁到大后方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也是当时贵州省教学质量最高的中学）。高三时父亲曾荣获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第三名，于是进入极少数可以保送上大学的名单之中。 父亲首先收到了内迁的上海交通大学录取通知书，但父亲没有去。他提出要学航空专业——至于当年父亲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已不得而知……不过我小时候在祖父家里，看到过一张父亲用祖父送给他的德国蔡司相机，拍摄日寇飞机飞过头顶去轰炸中国城市的照片。也许正是那一瞬间，深深刺痛了父亲的心，让他立志航空救国，有朝一日亲手造出自己国家的战机去保卫蓝天。 父亲如愿以偿了。最终他被保送到民国时期中国的顶尖级大学——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前身）航空工程系学习。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中国五大名校之首的中央大学里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战时的大学生活尽管艰苦，但理想主义让这群学习航空专业的年轻人发奋读书书。而他们的理想今天看来很简单，那就是“航空报国”，让未来的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外敌欺侮！ 1948年父亲大学毕业了，他的职业生涯是从民航开始的。父亲进入民航工作还有个故事。当时他找工作是拿着我祖父的手书，去上海找祖父的老乡兼远亲——李石曾。在民国时期李石曾可是位社会名流呢，他和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一起，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李石曾1920年在北京创办了中法大学，继而又在法国里昂创办了中法大学分校，自任理事长兼代校长。他发起并组织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赴法勤工俭学，催生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一批见过大世面的叱咤风云的传奇革命家。李石曾看到我祖父手书之后，给父亲介绍了一份工作——去中国航空公司当练习生（出师后将成为民航机械工程师）。不过进航空公司光凭“条子”还不行，必须参加考试。好在父亲是中央大学航空系的毕业生，他自信满满，最终在众多求职者中父亲考了第二名。不过即便取得这样的佳绩，父亲也差点儿与这份工作失之交臂——因为那年中国航空公司只招一个人…… 天无绝人之路！报考中国航空公司并取得第一名成绩的人，恰恰是父亲大学的同班同学黄林。在大学里父亲与黄林不但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且在学生宿舍里他俩还是上下铺的关系。黄林得知他和父亲是头两名，于是让出了这惟一的名额。黄林对父亲说，空军学校也录取了他，去那里当教师薪酬比航空公司还高，他就不去航空公司了。就这样，父亲幸运地进入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令国人无比羡慕的民航业界。 大江大海1949，在我人民解放军即将占领南京之际，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不得不将总部迁往香港。而中国航空公司在台北的松山机场设有基地，于是父亲被派往台湾工作。父亲是独生子，同时也是位孝子。他在台湾松山机场工作时，每天都在打听我祖父乘飞机抵台没有……父亲所不知道的是，此时率领国民党炮兵学校退到云南的祖父，已经响应云南王卢汉的通电号召，在曲靖弃暗投明宣布起义。许久没有我祖父的音讯，父亲决定离开台湾。后来他与公司同事对调，来到离大陆最近的地方——香港，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总部，在启德机场从事技术工作。 这时中国航空公司利用自己的运力，把员工家属从大陆都接到了香港。下面这张母亲与我哥哥的合影，就是一九四九年她们离开大陆去香港的登机证件照片。我小时候听奶奶说，当年她是看着我母亲带着不到两岁的哥哥登上了从柳州飞往香港的班机。奶奶流泪了，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儿孙；然而她无法预知的是，不久父亲即将参加两航起义，“游子归来”。史料记载：两航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革命斗争。两航起义开创了新中国的民航事业，起义归来的大批专业技术人员，也成为了创建新中国民航事的骨干力量。 1949年年底，父亲参加两航起义踏上故土。之后他和我祖父祖母也联系上了。原来率部起义的祖父，这时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曾经的近代中国军队炮兵科班元老，他担任了我军炮兵教官，亲手培养出了参加过朝鲜战争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英雄炮兵部队。然而命运多舛，父亲总是难以找到在我祖父祖母身边尽孝的机会。父亲在北京民航总局工作时祖父还远在西南军区；而1953年初祖父转业到了北京文化局，父亲却在1952年底奉调去了正在组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过理论上一家人毕竟可以团圆了，所以父亲对离开物质条件当时远比大陆优越的香港，而且对自己薪酬也一降再降的现实从未有过怨言。 父亲举家来到哈尔滨，致力于新中国军事科技人才培养。在我记忆中，那时的父亲忙忙碌碌。他不但教书育人，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父亲在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专业课的教材都是英文原版。他保留下来的学习笔记，也都是用英文完成的。显然父亲的英语水平完全过了关。而他在哈军工教书的时候，配有苏联专家。为了方便和苏方交流并阅读俄文版的专业参考书籍，父亲又学习了俄语，很快就达到了能与苏联专家对话的水平。 在家庭相册中，我曾看到过一张父亲和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第三期两名学员的合影。父亲说那是当年两个他最得意的“门生”，一位叫张池（后来成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一位叫怀居明（后来也是航空工业部的司局级领导），当时他正指导他们在沈阳606所搞毕业设计。下面这张照片是多年后父亲在一次航空发动机专业会议中，与自己的学生张池见面，两人一起在贵州黄果树瀑布前合影。 从1952年年底父亲到哈军工任教到1966年那个“史无前例”之前，是父亲一生中激情燃烧的岁月。1955年全军大授衔，身为讲师的父亲被授予大尉军衔。1961年已经晋升副教授的父亲，又获得了少校军衔。我们全家刚到哈尔滨的时候住在道里斜文二道街。后来哈军工大院老红楼、新红楼等干部和教师宿舍建成的时候，父亲住进了新红楼的69号楼，和他两位大学同班同学严汝群、华光时为邻。 这就是哈军工的新红楼，完全按照苏联图纸建成。1970年春天，我曾穿着父亲的呢子军装在楼前留过一张影。 父爱是无声的。下面这张家庭合影，摄于1957年。第二年我幼儿园大班毕业了。距离小学招生的年龄截止日期仅差17天。但父亲并没有走后门疏通关系让我入学，而是又复读了一年幼儿园大班。1959年我毕业时父亲决定把我送到北京去读小学。而更深层次的考量，因为作为现役军人父亲不可能调到父母身边，于是让我在北京陪伴祖父祖母，这样他们的晚年就不再孤单……父亲把我送到北京后，每月都按时给我祖父祖母寄去30元钱。其中15元是我的生活费。另外15元是孝敬我祖父祖母的。 作为从民国走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在那场“史无前例”中所受到的冲击无须多说了。作为“臭老九”，父亲是需要劳动改造的，于是他被送去“五七干校”，而且去的是被毛主席赞扬过的大名鼎鼎的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不过说起那段蹉跎岁月，父亲竟然显得很乐观。他说在干校里他被分配跟黑龙江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郭颂一起劳动，于是经常免费听这位“乌苏里船歌”的首唱者那高亢的歌喉。文革期间父亲也遭遇过“抄家”，家里的留声机和唱片以及那部上世纪30年代的蔡司相机，都被当成“四旧”抄走了。他的那辆英国“三枪”自行车也充了公，被哈军工学员骑着到处跑。后来落实政策归还回来时，真的如同相声大师侯宝林说过的一个段子“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父亲最牵挂的是大女儿不满16岁就自愿报名去了黑龙江萝北军川农场。父亲本想让她参加完一九六六年的高中升学考试后再“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但我姐姐决心已定，最终父亲还是支持了女儿远走边疆……再后来的1968年，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遭受运动冲击的父亲已自顾不暇，他的大儿子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好在我和妹妹留在了他身边，这也算是对父亲的一个安慰。 下面这张全家福属于1970年夏天，父亲目光凝重，显得心事重重……那年哈军工内迁，主体前往长沙（也就是后来的国防科技大学），父亲所在的空军工程系将迁至西安与西北工业大学合并。此时的父亲，不能带走自己的全部子女，他的长子和长女，只能留在黑土地上，从此家人天各一方…… 父亲来到西安后，住进了过去的西工大青年教师筒子楼41舍。受当时条件所限，校方只分配给了两间联通着的总面积约20平米的住房。不得已，一家人只能住两个上下铺。有一天父亲正坐在小板凳上以床铺作为书桌备课时，新任的校长进来了。看到此情此景非常感动！但当时西工大还没有建造新的教职员工宿舍楼的计划，只能安慰父亲继续耐心等待……从1970年7月我们全家入住西工大41舍到1982年2月搬入新建的南村14舍两室1厅住房，整整过去了12年！这真是漫长的等待，而父亲也在陋室中渐渐老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引进“斯贝”项目时（当时英国的一种先进军用航空发动机型号），父亲曾被西工大派往西安430厂协助执行。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三十多公里去厂里上班，并且与技术人员及工人打成一片。父亲渊博的专业知识和平易的工作作风给厂方留下了良好印象，甚至想把父亲调过去。我记得那时的父亲回到家总是跟着广播英语教学节目苦练口语。我知道这对他来说不是学习而是复习，因为他上大学时的教材都是英文原版。文革中大学恢复了招生，经过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坐在教室里，如何教好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学生，也是对父亲上好专业课的一个新的挑战。父亲始终认为。要给学生“一碗”自己就得有“一桶”。我想那会儿他主动“捡回”英语，去阅读最新的专业动态及科研成果，恐怕也是基于这一考量吧。 除了教学外，父亲还参与过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多个科研项目。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微机刚刚面世时，我家里就有了一台“286”。当时父亲结合压气机三元流理论，独创性地开发出叶片型面设计以及模拟试验的计算机程序，并将科研项目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来指导他的研究生。若用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来衡量，父亲甚至是按照现在博士水平去培养他的硕士研究生。 这是父亲与他的两名硕士研究生在西工大的合影。父亲右面那位叫蔡元虎，是1979年父亲招收的第一名硕士研究生，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培养的航空发动机博士研究生，还担任过西工大动力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父亲左面那位叫李孝堂，是1983年父亲招收的第三位硕士研究生（上世纪八上年代初，研究生的招考非常严格，导师培养的数量也很少，这样就保证了人才的高质量）。后来成为了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所的所领导，还曾是中国航空工业50名首席专家之一。 这是父亲与当年参加过两航起义的中国航空公司同仁的合影。所不同的是，他的这位同仁一直在中国民航工作。或许父亲应该庆幸自己早早就离开了民航，因为在过去极左思潮影响下，留在中国民航的两航起义人员除了极少数典型之外，大多后来的人生境遇都不怎么好。在那场“史无前例”中，当做敌特和阶级异己分子被整死的不在少数……父亲和所有从民国走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头上也戴过“资产阶级”的帽子。好在父亲一直谨小慎微甚至屈尊做人，才让他在历次“运动”中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不过苦涩的记忆还是深深印在了他的心底……2012年父亲因病住院，我前往照看时还听见混沌之中的他在控诉那场“史无前例”中造反派对他的迫害。听着父亲吐露出深埋在心底的真言，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我想父亲如果清醒了，他不会这样的，忍辱负重才是他的真性格！当年父亲单位的一位造反派在批斗父亲时曾动手打了他，后来这个人自觉无颜跟着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的“大部队”去西安，于是选择随配偶去了长沙。再后来长沙工学院要穿军装更名为国防科技大，这位昔日对父亲的“施威者”写来道歉信，恳请父亲原谅并作相关证明。父亲不计前嫌，发去了他所期待的“证言文字”。啊，这就是父亲那代曾被打入另类的人所特有的“以德报怨”的宽容！他们被整时默默承受，而对整人者从不报复。 父亲的人生已经浓缩在了无人再去关注的个人档案里：“大学毕业后进入民航，参加两航起义回归祖国，成为新中国民航最早的创业者，献身哈军工和西北工业大学的高等教育事业，从现役军人到大学教授”一一这就是父亲的人生轨迹。如果以现在年轻人的视角去审视，父亲活得并不精彩。他从香港归来后就再也没有迈出过国门，但他始终认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他应有的默默奉献，没什么不好呀！ 下面这张彩照，是本世纪初我和父母在西北工业大学南村14舍家中的一张合影。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我参加了那年全国首次统考。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让我第一志愿报考西工大航空发动机设计专业。因为他积攒了一辈子的中文、英文、俄文航空发动机专著，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子承父业”继续研读。可惜当年我虽然考取了父亲专业的本科生，日后却远离了航空发动机专业；父亲藏书的最终归宿，还是废品收购站… … 1992年我因公去美国参加全美航空航天年度专业会议。当我在会场留下这张影像的时候，忽然想起父亲的人生也许可以这样书写：由于我的祖父只有我父亲这一个独生子，所以把毕生积蓄都留给了父亲。这笔积蓄当时足够父亲赴美自费留学……可惜，一方面父亲在大学里结婚了不再是一个人。另一方面祖父留给父亲的留学费用到了1948年已急剧贬值，放在银行里几乎跟废纸一样！所以，父亲错失了和他多位大学同班同学那样去大洋彼岸留学并发展的人生机遇。 父亲有四个儿女，可儿女们先后去了北京，最终父亲还是成了“空巢老人”。上世纪90年代我在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工作期间，每年夏天都组织干部休假。我夫人把随行的家属名额让给了我父母，于是我陪已是70高龄的父母去看大好河山。我能感受到和儿女在一起，是父母最快乐的时光。每次父亲都对我说，除了出差之外希望我能常回家看看。往返路费由他出！ 于是我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回西安看望父母。例如我去成都出差，本可以坐飞机直达，但我选择的是周五晚上坐火车去西安，陪父母过一个周末后周日晚上再坐火车去成都。 我在退休之前，几乎每个春节都是回西安陪父母度过。“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是用自己的行动让父母觉得过年不再孤单！ 平心而论，父亲的晚年退休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他担任过西工大业余京剧团的团长。在团里拉京胡，还出演过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在剧中扮演胡传奎。下面这张旧照是剧中人物胡传奎、阿庆嫂和刁德一三人合影。除了唱京戏，父亲还参加了西工大的老年大学，学画国画。一段学习时间过后，父亲画得有模有样！ 早在父亲上中学的时候，我祖父就给他购买了一台德国蔡司120相机。父亲用这台相机，给儿女们留下了许多宝贵影像。1968年我哥哥带的这台相机下乡去了（可惜相机在兵团被盗），1970年父亲又买了一台海鸥203相机。我青年时代的多张黑白照片就是用这台相机拍摄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夫人去欧洲出差，买回一台佳能最新的便携式变焦相机，我送给了父亲。父亲非常喜欢，用这台相机拍了很多亲朋好友和家庭照。 在家庭亲情影像中，父亲与哥哥的合影最多。可以理解，哥哥是家中的长子，曾经给年轻的父亲带去过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天伦之乐…… 然而哥哥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并不多。他1968年下乡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年底因落实政策知青返城到北京照顾年迈的祖父祖母。哥哥难得有机会去西安出差，于是他说“在职时尽忠，退休后尽孝”……果然哥哥信守承诺，退休后从北京回西安长期陪伴父母。 2009年父亲终于离开了已居住27年的老楼，搬入西工大东村带电梯的足有150多平米的四居室新居（新居还是儿女们为他凑钱买的）。可惜这一切来得有些晚了…… 我自己的第一辆私家轿车是丰田威驰，2010年过户给了我哥哥。我哥哥托人把车开到西安供父母专用，我和我妹妹轮流回西安给父母当司机，从2010年到2014年是父母一生中最快乐的五年时光。每当听说要开车带他们出去转转，他们都高兴的不得了！父亲虽然老了但胃口依然很好。有一次为了吃口正宗的锅盔，我开车拉着父母去了陕西乾县县城。 这是1947年父母在中央大学里的结婚照。那时的父亲真可谓一代青年才俊！ 这是2016年10月父母在北京大兴福提园养老院里的最后一张夫妻合影。父母从青春年少一路牵手走来，如今都垂垂老矣……是啊，从1947到2016，时间都去哪儿了？ 父亲在北京福提园养老院里度过了人生的最时光。此时风烛残年的父亲看上去令人伤感…… 2016年10月，当父亲在养老院里度过自己92周岁生日之时，我拍下了这张令人心碎的影像。我知道，父亲正坦然面对着那人人都不可抗拒的生命终点的到来……在他92年人生旅途中虽然去过台湾到过香港，但他此生终究还是把根扎在了华夏大地的沃土之上。对一位耄耋老人来说，命运已经没有了“如果”。即便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他也不会为自己年轻时的命运抉择而感到后悔。是啊！回眸父辈那代人在夕阳中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想无论父亲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的儿女们都会永远爱他。在外人看来，他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可在儿女眼中，父亲无疑是高大的；因为在他身上，真实承载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那令人肃然起敬的赤诚、敬业、坚韧与执著！谨以此美篇，献给去了天堂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