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父亲

梧桐

　　父亲是一九二五年七月出生，一九六三年九月去世，在这个世界仅仅生活了三十八个年头。听母亲生前说，爷爷娶过两个老婆，头一个奶奶生了三儿五女，去世后，爷爷又娶一个，生了父亲和五叔。在父亲十四五岁的时候，爷爷又去世。穷人孩子早当家，爷爷去世父亲便担起了赡养奶奶照顾五叔的责任。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爷爷儿女多，拖累大，父亲没有念过书， 从小就跟上三叔跑买卖，最擅长的生意是贩卖骡马。听一个堂舅说，父亲送母亲去娘家，走的时候，从外婆家村里买一头驴，赶到离外婆家十里路的集市，就赚了十多个银元（民国时候流通袁大头银元），父亲少年丧父，他是从艰辛和苦难中走过来的，受的罪吃的苦可想而知，他却又在人生最好年龄（三十八岁正值壮年），突然丢下六个孩子（大姐十八岁，我最小八个月）撒手人寰。幼年丧父，随母亲长大，未受父亲呵护，也不懂父爱滋味，童年在嬉笑打闹中度过。略懂点事后，看到村里其他小伙伴都有父亲，也常常想有个父亲多好，懵懂之下，隐约觉得父亲已去世，但又期盼他还活着，多次憧憬父亲出现的场面。

一天夜里，一个穿戴整齐，清瘦干练，中等个子的男人入梦，隐隐约约听说这个男人是父亲，好像是因打仗流离失所，多少年也找不到家。他和几个不认识的人说话，我站在那里，很想让他知道我是谁，但他就是不理我，也不看我一眼，正伤心着，一声鸡叫，惊醒了梦，泪湿枕头，看窗外月色朦胧。

长大过程中，在母亲、姐姐和亲戚们的叙说中，对父亲的印象清晰了许多。

父亲有了两个女儿后得一子，取名“万香”，平时行走都在肩膀上扛着。一次母亲要回娘家，五十年代人们出行，骡马是主要交通工具，母亲骑着马，父亲肩膀上扛着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翻山越岭，天黑才到了外婆家。送到后，父亲因农忙返家，让母亲陪外婆呆着，不几日，孩子出天花，外婆母亲用了许多土办法，不见好转，高烧不退，赶紧打发人去找父亲，等父亲赶了一百多里路，从清涧城请了大夫走到外婆家坡低，孩子咽气。母亲提起这个事，总是要强调“孩子四岁多，长的又亲又聪明，殁下以后，当时她看见外婆家对面寨则山天都塌了。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大（父亲）多少年没有责怪过她一句话”。

父亲对大牲畜的（骡马）喜欢，在方圆几十里是出了名的，喂养的骡马不但膘肥体壮，而骑行用具常是干干净净的。有一次邻村亲戚家结婚儿媳妇，捎话让父亲来时把马牵上，娶亲时给新媳妇骑，听说在娶亲去的路上，走到一个叫赵山湾的村子，因村里人放炮，马受炮声惊吓，从半坡摔死沟底，父亲把死马托付当地村民处理，自己继续前去迎亲，返回来时，拿了半截带蹄马腿，放置家中窗外土台上（据说是为了辟邪），再不提此事。

城里工作的三叔生前说，爷爷曾在延川县城开过染房，生意兴隆，乐善好施，方圆百里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父亲出生后，适逢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土匪横行乡里，东躲西藏，能够活下来都是命大的，家里光景慢慢也就不行了，他还念过几天书，父亲和五叔一天书没念。五十年代初期，新旧制度交替，父亲做生意挣了点钱，不识字的他一心要让孩子们读书学习，极力主张村办学校，自费聘老师，自任校长，免费让本村适龄儿童学习。在县城工作的堂哥加成说，村里和他同龄的七八个孩子是村小学第一批学生，如果当初没有上学，就没有他现在的工作。

大姐说，父亲生前在县城有个干部朋友，不知为何事坐了监狱，家中孩子多，生活艰辛。他出狱后获悉，父亲在他入狱头几年，年年粮食蔬菜接济，后几年不再帮助，以为是父亲嫌贫爱富，当打听到父亲已去世多年，专门来父亲坟头祭奠，多年在生活上给我家予以照顾。

我们村在塬上，土地条件不错，离县城也近，种地赶集是农民的两大任务。母亲生前常说，为有个好光景，父亲起鸡叫睡半夜，每逢集日，鸡叫头遍天还不明，就下地干活，临近中午回家，回家后快快的换一身新衣服进城赶集，穿戴从来都是整整齐齐，一次还被人拦下念信，当时父亲再三给解释自己不识字，人家还是不相信。城里办完事赶集回来，就是天快黑了，还要把新衣服换下，穿上干活的衣服继续农活，一年光卖棉花的收入，就可以让这个七、八口人的家庭衣食无忧。

繁重的劳动过早压垮了他的身体。母亲认为父亲是累死的，没明没黑的干活，劝都劝不住。有一次，乘着月光亮，他半夜开始耕地到天明，吆牛声把邻村一对新婚夫妇怕的一夜未眠。父亲得病是六十年代初国家最困难时期，大夫说治好病需花四、五百元，这个钱数，对当时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父亲坚持认为他的病治不好，住院后又出院，谁劝都不听，怕落个人财两空，把沉重的负担丢给母亲。

人到五十多岁后，特别是有了把孩子抚养成人的感悟、生活的磨难和阅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思念越来越深。细细回想，父亲不再是梦里的父亲，他的形象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