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把历史留住

傲雪

黄埔军校，把历史留住

作者 龙蒲尧

在黄埔工作和生话的几十年中，我常常在黄埔军校旧址倘佯，熟知了黄埔军校的过去，也听了许多已成为将帅的黄埔师生回母校寻根的故事，这些故事，触动了我的感情之弦，令我淌泪，令我动容。我那侨居马来西亚山打根、与我们分别41年后才得见面的父亲，是1939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时，在成都考进黄埔军校１７期的，他来信说，每天早晨，他都要唱一遍母校的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他还把记忆中的歌词抄录在信中，要我核对有无错漏。我认真核了一遍，几十年来刻在他脑海中的歌词竟与原词一字不差。父亲对黃埔军校的感情，可谓刻骨铭心。就为父亲这一举动，我要为黄埔军校写点什么。

军校旧址大门前的一次庆典

1996年11月12日，长洲岛黄埔军校旧址大门前，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落成典礼在毛毛细雨中隆重举行。那座按原位置、原尺度、原面貌重建，被俗称为“走马楼”的校本部，奇迹般地矗立在军校大门的后边。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原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聂荣臻的女儿聂力中将、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等各级领导以及海峡两岸的黄埔军校校友代表，在出席典礼之后，兴致勃勃地在这座闻名中外的“将帅摇篮”里流连。被称作“将帅摇篮”的黄埔军校，坐落广州市区中心天字码头以东15公里处的一个江心小岛上，这个江心小岛本名叫长洲岛，自从清同治年间粵海关黄埔分关从原来的黄埔村搬到这个岛的北岸以来，人们又把它称作黄埔岛。

黄埔军校本名“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在黄埔岛上，于是，人们又习惯叫它做黄埔军校。作为广州市黄埔区政协委员，我曾为重建黄埔军校校本部呐喊过，我知道，为了使有关部门将重建黄埔军校校本部一事摆上议事日程，国内外的有识之士已呼吁了将近10年。从广州市副市长王守初主持奠基仪式那一天到落成典礼的1996年11月12日，负责重建工程的黄埔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仅仅用了90天，而从1938年走马楼被日本侵略者的炸弹夷为平地到重新崛起，整整过了漫长的58年！

毁于58年前的走马楼，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起它的模样了，这次重建，完全是借助收藏在博物馆的史料才得以让它重现。按有关部门的要求，重建后的校本部要“原汁原味”，力求达到原位置、原尺度、原面貌三不不改变。这一点，历尽艰辛的建设者们是做到了。难怪受邀参加落成典礼的一位来自台湾的一期生，参观完重建的校本部后连声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位90多岁的老人被邀上台发言，竟兴奋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占着话筒久久不肯走下台来。这座占地约1公顷、建筑面积达10610平方米、耗资人民币2000多万元重建的走马楼，是一座典型的南方祠堂式的建筑物，从题有“陆军军官学校”校名的大门进去，一条由花岗岩石板铺就的大路直通头门，二门之内，前后四进，均为两层建筑，这些建筑物，其形状一致之外，还相互对称，相互通连，四周更有围墙环抱，整座“走马楼”自成一体。里面的办公室、宿舍、食堂……一切都按原样摆设，连第一进天井中的两个莲花池，也按旧貌复原。瞻仰者走进里边，一种凛然的感觉会油然而生，无须导游讲述，谁都会心往神驰。

校本部的重建，与先前修复的军校大门、俱乐部、游泳池、孙中山故居、孙总理纪念碑、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东征阵亡烈士墓、北伐纪念碑等建筑群一起，组成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重现了这所名震天下的军校昔日的风采，也留住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细心的人也许会记得，1987年9月24日，当时在海峡两岸引起不少轰动的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德和徐璐曾来过黄埔岛，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瞻仰心仪已久的黄埔军校，可惜的是，他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也许是他俩在大陆采访过程中最失望的一站，“举目所见，尽是破旧的败状。”他们在当日向台湾、香港发出的报道中惊叹：“心中的黄埔宏规已被粉碎。”他们的感叹不无道理。事实上，那时的黄埔军校旧址，除了六十年代初由驻岛部队重建的军校大门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参观瞻仰呢？昔日黄埔军校的一切，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掩盖了。面对着残缺不全、几乎是徒有虚名的黄埔军校旧址，慕名前来参观的人，就只能站在大门前，凭空想象记录在史料里的黄埔宏规罢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惆怅。

但现在不同了，1996年11月12日这个庆典，宣布了“黄埔宏规”的重现。假如李永德、徐璐两人这时登上黄埔岛，他们是一定会发出另一种倞叹的。

七十二年前的那一次典礼

1996年11月12日，举行黄埔军校校本部重建落成典礼的这一天，正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日。而72年前的1924年6日16日，孙中山先生也曾在黄埔岛上主持过一次隆重的典礼，那便是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军校的学生本来已经在当年的5月初开课，选择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是孙中山有意为之。6月16日对他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他最信任的学生陈炯明的部队发动了兵变，炮轰坐落在广州观音山上的总统府，他只身仓皇逃到停泊在珠江河上的永丰舰上。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每每关键时刻，他都栽在手握兵权的军阀手中，这令他深切感到枪杆子的重要。他决心要向俄国的革命者学习，用革命的枪杆子反抗军阀的枪杆子，于是，他选择了用自己的蒙难日来作培养革命军队的黄埔军校的开学纪念日。这一天，他在军校礼堂向500多名教职员工和学生作了一个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他说：“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危亡。”这就一语道破了他创办黄埔军校的初衷。孙中山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危亡的意愿，得到了苏联和也要挽救中国危亡的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可以说，黄埔军校，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革命的结晶，也可以说，这是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直接产物。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暗无天日。黄埔军校的开办，犹如黑夜惊雷，震撼着中国每一位有志救国救民的青年的心。大家都视黄埔军校为国民大革命的摇篮、东方革命的圣地，“到黄埔去！”成了当时中国革命青年梦寐以求的目标。黄埔军校始办时，国共两党都尽遣精英参加军校的管理工作，输送骨干分子到学校参加学习，“亲爱精诚”的校训鼓舞着双方携手合作，用黄埔精神去培养不畏牺牲、救国救民的革命战士。可惜的是，黄埔军校刚刚显出威风，孙中山便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北上前，他曾乘永丰舰到黄埔军校与师生话别，此时已知自己病入膏肓的他，尽管革命事业千头万绪，他最放心不下的，仍然是这所自己亲手创办的军校。两年后，国共分裂，共产党员被挤出了黄埔军校，孙中山的早逝和共产党员的被逼退出，让手握黄埔军校权柄的校长蒋介石，独尝硕果。几十年很快便过去了，校总理孙中山的纪念碑和铜像仍然屹立在黄埔军校旧址的八卦山上，当年被挤出军校的共产党成了新中国的掌权者，倒是靠黄埔军校起家、很是风光了一阵的蒋介石退到了台湾，也许这就是历史。

何谓黄埔精神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礼堂隆重举行，会上，宣读了建校初期的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元帅为大会的题词：“发扬黄埔精神，致力振兴中华”，这里面，提到了“黄埔精神”。怀着浓厚的兴趣，我又翻阅了张宗逊、郑洞国、李黙庵、郑庭笈、宋瑞珂等黄埔军校出身的国共两党将领不同时间的题词，其中都有“黄埔精神”一句，可见“黄埔精神”在黄埔军校师生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何谓“黄埔精神”？也许很多人都不甚了了。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翻阅过海峡两岸的有关著述，大陆方面较权威的说法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官兵团结，遵守纪律，热爱民众。”1988年6月在台湾成立的“军事院校校友会筹委会”对“黄埔精神”则概括得更加精炼：“虽然我们出身不同的军事学府，但每位校友都源自一脉，永怀亲爱精诚的共同校训，承传了团结、负责、牺牲的黄埔精神。”海峡两岸对“黄埔精神”的理解可谓相当一致。

其实，这铭刻在黄埔师生心头的“黄埔精神”，在国共两党分裂前、黄埔军校学生军在东征北伐中便已形成，并得以发扬光大。我们不妨翻开那些用黄埔军校师生鲜血写就的、已经发黄的历史篇章，去探寻“黄埔精神”的实质所在。

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为了消除心腹之患，进行了以盘踞在东江流域的陈炯明部队为攻击目标的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师生编成两个教导团，冲在头里。是年2日15日，教导第一团打响了惠阳淡水城攻坚战。此役战况惨烈，敌人凭着坚固的城墙顽抗，革命军屡攻不下。当夜，团部决定组织敢死队与敌人决一死战，95名士兵和10名军官报了名，这里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队长是国民党员、营党代表蔡光举。凌晨6点钟，天还未大亮，冲锋号骤然吹响，敢死队员从掩体中一跃而起，迎着刺骨的寒风和呼啸的弹雨，扛着云梯扑向淡水城的城垣。酣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蔡光举的腹部，他从云梯上摔了下来。共产党员蒋先云冲上去扶起他，蔡光举大声对蒋先云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等着我们痛杀！”霎时间，蒋先云的热泪洒在蔡光举的血泊里。昨夜，报名参加敢死队后，蔡光举当即给远在贵州家中的哥哥写了一封遗书，遗书中，他嘱咐哥哥，若自己不幸牺牲，请代他好好照顾家中的老人，并安慰自己的妻子。许多看过这封遗书的战友都为之动容。如今，蔡光举出师未捷便已倒下，难怪与他一起冲锋的蒋先云热泪满襟了。在蔡队长英勇行动的感召下，敢死队员更加忘我，仅用了半个小时，便把军旗插上了淡水城头。

军校一期生、后来成为解放军大将的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有过一段奇遇。那天，东征军第三师被敌军主力包围，东征军总司令蒋介召闻讯赶去督战，也陷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敌人重兵的冲击下，东征军第三师全线崩溃，仓皇之下，蒋总司令拔出手枪，要杀身成仁。当时担任护卫连连长的陈赓立即背起双腿发软的蒋总司令边打边突围，一直背了好几里地才摆脱了危险。后来，陈赓又不顾安危，化装突破敌人重围，到160里外的东征军第一师送信，历尽艰辛找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把蒋介石救了回去。这一段救命恩情，令蒋介石感激了许久。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蒋介石多次劝降未果，在宋庆龄的过问下，他竟有意无意地放了陈赓一马。

东征英雄蔡光举的遗体后来被运回黄埔岛平岗万松岭特别安葬，70多年来，他一直安卧在一片绿树丛中。在他的坟茔旁边，是庄严肃穆的东征阵亡烈士墓，这里长眠着237位在两次东征中献身的国共两党的英魂。据查，两次东征中，黄埔军校师生共有586人战死，未被马革裹尸的其它349位烈士，想必是埋在粤东的巍巍青山里了。70多年后的今天，每年都有不少垂暮老人及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到这个被称作“小黄花岗”的烈士墓园凭吊，白酒黄花，表达了人们对昔日国共两党为国民大革命鲜血交流、生死与共的那段历史的怀念。

国共两党先烈同埋一穴，共享后人祭奠景仰，在中国恐怕是仅此一处了。也许，这就是国共两党都要发扬的“黄埔精神”的注脚。

一间奇特的军校

一位业余时间常在黄埔军校做导游的朋友向我说起一件事，一天，一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在黄埔军校大门前听完他的介绍，竖起大拇指赞道：“黄埔军校是世界上三间最著名的军校之一。”“请问是哪三间？”朋友饶有兴致地问。“第一间是美国的西点军校，它培养了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等名将，第二间就是你们的黄埔军校，它造就了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等一批国共两党的领袖，第三间是英国皇家军事学院，丘吉尔总统、蒙哥马利元帅都曾在这家学院就读。”

不久，我的这位朋友在同一地点接待了一位日本客人，他将那位美国客人的见解与这位日本客人进行交流，这位日本客人听后连连摆手说：“不，不，世界上最著名的军校只有两间，第一间就是这间黄埔军校，第二间是我们日本的士官学校。”他说完这番话后，又有意无意地提到，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及不少教官都曾在日本留过学，个中意思，不讲自明。我朋友笑着回答他：“请别忘了，当年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以失败告终的。”那日本客人也笑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嘛。”

其实，世界上的军校究竟那一间排行第一，那一间排行第二，靠简单的比较是分不出来的，黄埔军校在世界上排行第几，我们大可不必去探究，但同一间军校的师生、经历过鲜血交流、生死与共之后竟然反目成仇，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在血与火中拼个你死我活，并由此影响着一个泱泱大国几十年的发展史，这样的军校在世界上铁定是绝无仅有的。

从1924年黄埔军校创立到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的4年间，黄埔军校在黄埔岛办了6期，共招收学生12000人，其间毕业了5期共7300人，其余的4800多人于1927年后先后毕业。这12000多人经过东征、北伐、抗日战争和两次国共内战共25年的战火洗礼，到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时，剩下来的实在为数不多，而这些有幸存留下来、昔日同是根植在黄埔土壤的幼苗，又都各自成了支撑两个不同营垒的栋梁，有的还成了中国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军事或政治巨子。

我们不妨去查查国共双方与黄埔军校有关的“名人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周恩来、董必武、李济深、陶铸、郭沫若、李富春、程子华、许德珩是黄埔军校师生；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十大元帅中，有一半也是黄埔军校的师生，他们是：徐向前、聂荣瑧、陈毅、叶剑英、林彪；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中，陈赓、罗瑞卿、许光达三人是黄埔军校学生，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黄埔军校学生有周士弟、陈奇涵、杨至成、陈明仁、张宗逊、宋时轮、郭天明、陈伯钧。国民党方面的高级将领，包括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在内，大部分都出身黄埔，被称为“八大金刚”的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十六飞虎”、“十三太保”的汤恩伯、李黙庵、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陈大庆等，均是黄埔军校学生。1989年6日，解放军上校王永钧编著了一部《黄埔军校三百名将录》，收录了国共合作时期担任黄埔军校教职员及第一至第六期学生中产生的国共双方著名将领的生平事迹，共计有325人入选。正是这些“黄埔人”，领衔主演了一部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现代史。

黄埔军校旧址，有一条感情之弦

也许是自己的父亲也曾在黄埔军校泡浸过的缘故，长久以来，我对浏览黄埔军校史迹有着浓厚的兴趣。十多年的寻觅翻阅和耳闻目睹中，我深深感到，在黄埔军校旧址里，有一条无形的、巨大的感情之弦，不少寻道者来到这里，心灵都会和着这条感情之弦，产生强烈的颤动。

1984年6日21日，刚在北京参加过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批黄埔军校老校友移步南下，来到了黃埔岛。已经90岁高龄的一期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仙洲，坐着轮椅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他对负责接待他的人说：“这里的环境最令人怀念，树上蝉鸣鸟叫，江风特别清新，还像年60前我们读书上课时一样，一切都挺顺耳的。”6月初，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时，李仙洲正在济南的家中养病，校友们怕惊动他，没有邀请他参加有关活动，他知道消息后，硬要家人陪他到北京参加成立大会。这次南下，大家劝他不要来，可他还是坚持来了。一路上坐火车转汽车，还要过船渡海，这几千公里的路途，对于一个90岁高龄、坐着轮椅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艰岖。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来，他悄声对接待人员说：“生我的是父母，育我的是黄埔。”

由于校本部那时还未修复，纪念仪式安排在八卦山上孙总理纪念碑前的空地上进行，在纪念碑的平台上，早就云集了参加活动的黄埔校友，李仙洲舍弃轮椅，在接待人员的搀扶下，沿着纪念碑前101级台阶，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平台上的校友都鼓起掌来，有节奏地喊道：“加油！加油！”那情景令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孙中山铜像前，站立着宋希濂、李黙庵、宋瑞珂、文强等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站立着程子华、阎揆要、左洪诪等一批也是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共产党员，这些昔日走出校门便分道扬镳、在战场上刀枪相见的同窗学友，于刀光剑影远去之后，又聚合在一起。面对着黄埔军校创始人孙中山的铜像，老人们垂手肃立，齐声唱起了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没有人指挥，没有音乐伴奏，歌声是那样的整齐，那样的响亮。

1986年秋，第一次东征攻打淡水城时，与蔡光举一起参加敢死队的一期生郑洞国，趁到广州参观全运会开幕式的机会，携孙子又一次登上黄埔岛，我那位业余时间在黄埔军校当导游的朋友，陪着他来到东征阵亡烈士墓拜祭，没有花圈，老人偕孙子折下树枝，采来野花和野藤蔓，扎了两个花环。他首先来到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前，供上一个花环，并恭恭敬敬地粷了三个躬，然后，他捧着另外一个花环，在我那位朋友的指引下，步履蹒跚地向蔡光举的墓前走去。远远见到蔡光举的墓，老人便大喊道：“蔡大哥，我看你来了！”说着两行老泪便夺眶而出，他一面喊一面趋步到墓前扑通一声跪下。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那一份肝肠寸断的真情，令陪在一旁的我那位朋友也潸然泪下。

还是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次，他接待了一位从德国回来的黄埔老人，当他听完介绍后，指着军校门前的大榕树，诚惶诚恐地说：“年轻人，请帮我一个忙，行吗？”我朋友说：“可以，只要我能办得到。”老人说：“请您爬到树上，扯下一支带根须的树枝，好吗？”我朋友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一支带着根须的榕树枝给了他，老人接过树枝后，又颤巍巍地弯下腰，在军校大门旁边的地上，捧了一把泥土，然后，拿出手绢，小心翼翼地将树枝和泥土包好。老人说：“这是黄埔的土，黄埔的根，我忘不了它们。”就这几句话，把我那位朋友说得热泪盈眶。

其实，不忘黄埔土，不忘黄埔根的，又何止是这些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黄埔人”？这些年来，慕名到黄埔军校旧址瞻仰的人络绎不绝，黄埔军校的丰功伟绩、黄埔军人的旧闻轶事，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我曾经与那位时有轰动效应的业余导游朋友有过一次关于掌声的探讨，他说他利用业余时间在黄埔军校旧址作导游，最大的收获便是掌声。我问他可有想过那些掌声的内涵？他不加思索地说，那些掌声里面，包含着尊重、鼓励、更多的是共鸣。我当即为他的这番话鼓掌。我告诉他，几年前，我第一次到黄埔军校旧址参观听他讲解时，曾为他鼓过掌，同时流下了眼泪，正是他的话语与我的心弦发生了强烈的共振，才使得我如此动情。他当即回应我说，热泪盈眶、珠泪挂腮的场面他这些年见得很多很多，黄埔军校旧址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感情场，人们从四面八方老远赶来，并不单是为了看看那个极为普通的军校大门和沾满风尘的纪念碑的，而是想来这里追寻那些将帅成才的踪迹，重温昔日国共两党合作的旧梦，寻找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石。我说，人心思团结，人心思统一，那些因祖国分裂而受创的心灵，正是受震于他在讲解过程中为民族团结、为祖国早日统一而发出的鼓动与呼号，是时代潮流造就了他面前掌声如雷的轰动效应。我的见解，也获得了这位朋友的掌声。

实现祖国统一，黄埔军校是块基石

校本部的重建，使黄埔军校旧址恢复了昔日的光彩，随着时日的推进，将黄埔岛建成以黄埔军校革命史迹为中心的国家级旅游文化风景区的目标，正一步一步实现，不难想见，到那时，黄埔岛上又将是另外一番风景。当然，黄埔军校旧址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早在1995年，这里就被广州市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我看来，它在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还担负着另一重任，这重任，负载着历史，承托着未来。

1981年初，曾以撰书披露国民党军统内幕出名的原军统负责人沈醉，外出探亲后从香港返回北京，他到医院探望已病入膏肓的黄埔校友杜聿明，并对杜聿明讲述了自己在香港会见海外亲友的所见所闻。杜聿明听后很兴奋，他对沈醉说：“故旧之间虽然现在政治信仰不同，处境也不一样，但昔日的情谊还是存在的。”他请沈醉代他写一篇文章在香港发表，文章的主旨是：祖国的分裂由我们这些人造成，祖国的统一也应由我们这些人来完成。应该说，杜聿明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一代黄埔老人的心声。可惜的是，杜聿明的意愿未来得及实现，是年5月中旬，他便留下“希望祖国尽早统一”的遗言辞世。

1984年6月，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庆典时，李仙洲曾说过：“只要我还活着，下次庆典，我一定争取再回黄埔。”1994年6月，黄埔军校旧址举行庆祝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时，笔者也有幸参加，可在来宾的名单中，却见不到李仙洲的名字，一问，他已驾鹤西去。这些年中，徐向前、聂荣臻、郑洞国、宋希濂等一批黄埔老人相继辞世，历史的参与者、历史的见证人，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但是，历史还在。历史远去了，现实和将来却逼在眼前。1997年7月1日很快就要到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愿望即将实现，香港回归后，澳门的回归也为期不远了。但台湾呢？这风云变幻的小岛实在令人牵肠挂肚。杜聿明说得好：“祖国的分裂由我们这些人造成，祖国的统一也应该由我们这些人来完成。”我觉得，时至今日，杜聿明这句话的后一个“我们”，应该还包括至今还健在的“黄埔人”和所有的炎黄子孙。祖国统一，大势所趋，促进祖国统一，匹夫有责。黄埔军校的创办无疑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晶，而国共两党的分裂，在我看来，也在黄埔军校开办初期“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冲突中已初露了端倪。由此可见，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黄埔军校举足轻重，可以说，重建国共两党合作大厦，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黄埔军校是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

我曾与那位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在黄埔军校旧址作导游、对黄埔军校史迹亦颇有研究的朋友讨论过一个十分有趣而有十分严肃的话题：将来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国共两党实现第三次合作，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国山河一统，阳光普照，到时，一定要立一块巨碑以资纪念。这块象征中国统一的巨碑应立在何处？“就立在黄埔岛上！”我那位朋友说。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至于理由，既简单又复杂，恕我不在这里赘述了。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一句：在黄埔岛上，有一块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石，那就是黄埔军校！不久前，我曾应一位作曲家之邀，以黄埔军校为素材，写了一首歌词，现抄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站在军校门前，

看江风把一江春水吹皱。

江风吹乱我额前的白发，

吹不走那峥嵘岁月萦绕心头。

吹不走，同窗夜读灯如豆，

吹不走，校场晨操热汗流。

吹不走，东征北伐杀声吼，

攻城夺地把战旗插上敌城头。

吹不走，烈士墓前草青青，

多少回梦里呼战友。

情曾相透，血曾交流，

无奈何风云变幻难聚首。

有道是渡尽劫波兄弟在，

问可否相逢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