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舍命为正直

江楠

　　我的父亲本来是有兄弟的，可有几个生下不久就夭折了。父亲的出生显得非常重要，取名叫了“川根”，意在把根留住。他小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破瓷片在鼻梁上横切了一个深深的口子，落下了一道疤痕，算是破了相，总算活了下来。

爷爷是个靠力气吃饭的老实人，为了孩子能过上好日子，就把父亲交给了他的弟弟学手艺。于是，父亲跟着他叔叔在上海经营着一间小吃店，靠制作包子、油条、烧饼等点心为生计，寄人篱下的小学徒难免要受点委屈。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公私合营改造，父亲进了上海的一家食品厂工作，据说是以加工豆制品为主营业务。与母亲成婚以后，就跟别人对调工作回了丹阳，就职于国营的丹阳棉纺织厂。

我记忆里的父亲性情暴躁，在板桥一带首屈一指。这种名气是由某种常人无法做到的行为造就的。哥哥犯错，他可以将他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直至抽断了皮带，最厉害的是关起大门不接受任何人的劝阻。在这种示范效应下，他的高声呵斥，就可以镇住板桥头近乎所有的未成年人。别人家的熊孩子唬不住，只要提一句他的名字，哭闹声就会戛然而止。他可以骑着自行车扛长梯，在弄堂里、河边上驰骋，引来无数惊叹的目光。他买一百斤大米从来不扛，一路顶在头上走着回家。其实，父亲是个非常正直和善良的人，对家人的严格管束与对外人的如沐春风判若两人。他下班一般都不会立即回家，而是喜欢坐在街边的修鞋铺、杂货店与人闲聊，主动招呼路人的热情，风趣幽默的话语，让他成了另一个“最可爱的人”。

父亲的严厉体现在要求子女严守“规矩”上，特别是对祭祖、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都有强烈的仪式感，每到这时我们都会十分紧张，说错话、做错事是肯定要挨打的。父亲是个孝子，无论脾气多大，也不会跟长辈争吵。我们家经济状况那么困难，他还赡养了前面辛巷的一个孤寡老人，送衣送食，直至送终。他的叔叔，我们的二爷爷，晚年无儿无女无老伴，他承担了做儿子的全部义务。在家门口，暴躁的父亲从来不会跟居委会干部发生矛盾，有时还要受点委屈。关好大门，他对我们说：想到你们以后工作、参军都得他们盖章，还是忍了吧。原来铮铮铁骨的父亲也有柔软的地方。

我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为“正直”付出了性命，他的生命定格在58岁这个数字上。从上海调回当地以后，就在当地最大的国营企业“丹棉”上班，因为他的铁面无私，安排在保卫科当了厂门卫。本来严格执纪是社会一贯倡导的好品质。可是国企领导却不这么认为。他就事论事、不懂通融，经常性擦枪走火。厂长迟到了，也记在黑板上，一般干部那更是毫不留情。因为这样，保卫科将他从前门调到了后门。他还不吸取“教训”，卡车进出认真清点，拉出去的棉纱，拉进来的棉花一清二楚，他的精准度压缩了“靠山吃山”的人的贪腐空间，那供销员还怎么鱼目混珠去捞钱，大大小小的领导怎么分到钱。挡了别人财路就注定没有好果子吃。于是，一纸调令，又被安排到了车间与车间之间的中门，所谓中门，就是防止职工在车间之间串岗，有些因工作需要走动的还得放行，即使员工进出中门，也无碍大局，父亲的岗位就成为“因人设岗”的可有可无。其目的就是把这个死脑筋的犟人挂在那里。不久，社会上开始流行发保安服，头上大盖帽，衣服带肩章，很有正规军的派头。国企保安自然不会落下，全保卫科的人个个都发了一套行头，就我父亲没有发。父亲去找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中门门卫不对外，不需要这么威武的形象。一口气能噎死人，有理讲不出的父亲急火攻心病倒了，在镇江住院治疗二十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父亲走了，那个严厉的父亲带着不甘和不舍离开了。治丧期间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我那时刚进机关工作，所有的事情需要我来安排。一周以后我病倒了，父亲艰难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情景反复浮现在眼前，每次都是针刺般疼痛。我开始理解父亲的不易。都说母爱如水、父爱如山，母亲在家庭掌管吃喝拉撒，那种浅显的温暖是很容易感受到的。而父亲，支撑一个家庭的门面，承担全部生活重压，不苟言笑的背后是沉重的责任。山无语，却能给家人最坚实的依靠。

父亲离世不久，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始，在丹棉厂的改制中，工人们掀开了遮羞布，把那些当权者的丑陋嘴脸暴露在阳光下，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对于“大锅饭”体制既有公仇，也有私仇，因为，我的父亲为此丢了性命。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如今，我只能在深夜写一段文字，告慰行走天堂的父亲。因为他的教导和榜样，在我的生命底色里，有了正直和善良。

2017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