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云

【写在前面】下图是1984年6月，外婆在绵阳商职校宿舍家中。外婆从我记事以来，一直是那种盘成髻状的旧时发型。妹妹看见这张照片后对我说：这个短发是我给婆婆剪的，婆婆说短发洗发打理方便些。

除了挽发髻外，外婆身上还有一些特定时代的人文痕迹：外婆读过几年私塾，初识字，可阅读家信，写自己的名字简单的书信之类，这在她那个时代的女性，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外婆是小时被缠过脚的“小脚”女性，即那个时代以小脚为美的所谓三寸金莲。记得那时外婆晚上洗脚时，我都不敢直视那双小脚，感觉好畸形。外婆还抽烟，通常抽纸烟，偶尔也看见过外婆用铜制的水烟壶抽水烟，用一根草纸卷成的捻子点烟丝。后来外婆在绵阳时，我还常常偷偷将父亲抽的烟拿给外婆抽。

小脚，成为了一个断代史的特殊人文痕迹。外婆的发髻剪掉了，但外婆身上那双上世纪初裹住的小脚，却再也不能恢复如初，成为外婆身上永久的历史印迹，也成为外婆在我心里一个抹不去的印象。过了外婆这一代，那种封建的对女性的束缚和畸形审美就再也不复存在了。外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从旧时代到新时代过渡时期的二元历史文化特征的女性。

外婆在有生之年贵为曾祖母，圆满了四世同堂。在世有儿孙孝敬，过世有后人惦念，也是平静慈祥地落幕了她善良的一生…

我的外婆叫李增萼（音è），1908年冬月19日出生。外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有点生僻，是花托的意思。以至于很多人，包括一些传记大作家，也会把外婆的名字写成李增峨或李增娥。

外婆留给我的印象一直是端庄温婉和善良慈祥的，到她很老的时候都是这样。

一，在罗江

我第一次见到外婆应该是在罗江县委的宿舍里，那天是1958年2月7号——我肯定不记得，因为我那天刚出生，但外婆肯定记得。听我的孃孃说，1952年组织上将母亲从安县调到罗江后不久，也将外婆和年幼的孃孃从安县接到罗江一起生活。孃孃说，那一年的某月某日，外婆带着孃孃坐了很长时间的黄包车，然后到了谭家坝火车站，然后又坐火车到了罗江。我的孃孃，是外婆幺兄弟的大女儿。

1954年，母亲与山西偏关南下的父亲在罗江相识相恋结婚（在一篇《咱爸咱妈的血色青春》有记录）。母亲在1958年2月生了我。那年外婆刚刚50岁，有了她第一个外孙儿。在罗江这段时间，我的大脑还是一片混沌，外婆是怎么给我把屎把尿，怎么为我换尿布洗尿布，怎么用奶瓶给我喂鲜牛奶，后来又怎么给我煮花生浆稀饭喂食，怎么一点点把我侍弄大的，我一星点儿都不记得了。

（走在青瓦房和长满梧桐树的老街上，感觉这就应该是我幼年时生活过的罗江。）

（2022年6月拍摄的横跨罗纹江的太平廊桥，始建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重建于2006年，是罗江的文化历史地标。罗纹江东岸是玉京山和李调元纪念馆，西岸那一大一小的塔叫文澜双塔，是罗江的城市休闲区。）

二，在江油钢铁厂

1959年罗江撤县，父母被组织调到江油电厂和江油钢铁厂，外婆和我和孃孃也一同来到江油。这一年，也迎来了我的妹妹。后来我们住在江油钢铁厂的一幢小洋楼的一楼。

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些记忆了。住宿区离厂区还有段距离，周围都是农田。春天油菜花开了，引来很多蜜蜂，我就常拿着个小玻璃瓶和纸折的指套捉蜜蜂玩，外婆总是时不时从房子里跑出叮嘱一声：明儿，小心点哦，莫被蜂子蛰到了！房子外边有条小河沟，是男孩子们的天然戏水玩耍的地方。有一次，玩得兴起，裤子也打湿了，就索兴脱了裤子继续玩。突然有小朋友说，宋明，你妈妈外婆来了！我一听，提起湿裤子边哭边往家里跑。大人们看到这一幕，都打趣问道：明儿你哭啥啊？我答到：我婆我妈要打我！好多年后，外婆母亲同我提起这事，还忍俊不禁。

1962年在江油钢铁厂的日子很难挨，最主要是肚子吃不饱。那时我经常早上在阳台边候着，看见有人从食堂打饭经过，就对着屋里喊：妈妈婆婆，人家打馒头了！妈妈认识周围的一些农户，有时农户在晚上就把自家的一些萝卜缨、红苕藤之类的副产物，偷偷背到家里，卖给我们。外婆总会把这东西变废为宝，或作成干盐菜，或蒸在饭里边，变着法子增加裹腹的食物数量。

有一天，外婆终于病到了，好象还不轻，在厂里的诊所输液。母亲带着我去诊所看外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输液，一个木架上吊个大药瓶，一根管子插进外婆的手背里，恍惚中好象外婆的手背血糊糊的，我当时哇地一声就哭了起来。外婆见状说，没啥，又不痛。好一阵，我才缓过来。

（2024年6月28日，我和孃孃妹妹故地重游，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居住生活过的江钢干部宿舍。宿舍的两栋楼房，已经在1994年原址重建，原来的三层小楼变成了六层小楼，周围的农田全部被各种建筑和道路所覆盖。但还能辩认出我们曾经住过的那套宿舍。我们敲开那套房主的房门，主人是一位攀长钢的退休女医生，开通地让我们进到房内，房间的套内格局依旧，当年居住生活的感觉迎面而来。）

（6月28日航拍：涪江右岸的长钢宿舍区面貌焕然一新，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三，在安县

1963年底还是1964年，婆婆和我及妹妹又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绵阳，孃孃则留在江油读书。

在绵阳的这段时期，现在的回忆时空混沌，记忆中老是在绵阳安县来回倒腾，记不清楚什么时间、因何故在绵阳或在安县。那我就抛开时间顺序，先说说和外婆在安县的幸福生活时光吧。

2016年3月，我在参加了原安县县城所在地——安昌镇米市街8号院的一次聚会之后，我深有感触地写了一段文字，记叙我对那段少年时光和感情，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因为父母工作变动和社会动荡的原因，我大概变换了六、七个生活的地方。而原安县县城所在地的安昌镇米市街8号大院，是我大约在8~12岁断断续续生活过的地方。尽管当年居住地变换较多，但这个院子真正说得上是我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

那个院子，最让我魂里梦里记挂着的是院子西北角那间青瓦房。当年，在那间房里安放着三张床和一张大木桌，我的外婆和一个姑婆婆就带着我和妹妹、表弟，住在那间逼仄但充满温情的房间里生活。今天回想起来，就觉得那好像是外婆魂归的地方，是我家母系氏族的根。”

上面提到的每一处场景，都会令我眼前出现外婆的影子，都会有令我想起和外婆在一起的故事。所以，一提到安昌，一提到米市街8号院，我就会自然而然想到我的外婆。最早想到用一篇文字来记叙外婆，便是从那时萌生的。

（从圣灯山俯瞰，山下就是那座诗歌般美丽的小镇——安昌镇与苏宝河、茶坪河、圣灯山同框）

（圣灯山）

印象里6、70年代的安昌镇，是一个诗歌般优美的小城。四面环山，远处较高的是圣灯山和九顶山，近处稍低矮一点的是翼泉山和北山。那时小城里，每个家庭煮饭炒菜都是用柴火灶，平常用柴都是逢场时，外婆花2~3元钱在市场上去买一挑，可以烧个十天半月；偶尔也会有乡里的亲戚从山里挑一挑柴来，外婆会给他们付钱，还会请他们在家里吃一顿饭。

俗话说，靠山吃山，那时大院大一点的孩子便会去圣灯山捡干柴火，我们小一点孩子便在近一点的翼泉山和北山割茅草砍荆竹子。割了几回茅草，便蠢蠢欲动想跟大孩子去山上砍材。那时外婆虽然也担心安全，但拗不过我天天纠缠，加之比我年长三四岁的四伯儿、五伯儿给外婆拍胸脯保证安全，才同意让我去圣灯山这样的大山捡柴。有一次上圣登山去砍柴，走得比较远，周围都是黑森林，回到家时，都快下午三点了。记得那天外婆煮水豆豉，就盛了满满一碗煮得软软的黄豆，用外婆的秘汁酱料拌上，将一碗黄豆一大碗米饭吃得干干净净。

小城还四面环水，从西面流过小城边的是茶坪河，从北面流过的是苏包河。两条河流在城南一处叫两河口的地方，汇成了安昌河，沿着城南流向了涪江。那时米8院子的孩子常邀约去苏包河的“台湾岛”（因河岸边上有大中小三块巨石而得名）洗澡游泳，在河里摸鱼捞虾，在河坝里捡广子石，砸碎石挣钱。有一年砸碎石验方，我们挣到了五、六元钱，外婆给我们三兄妹一人扯了一条裤子。

小城虽小，却有一处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小山丘，山丘上长满了各种树木。那时我们一帮小孩子最喜山丘上的酸枣树和拐珍（音）树，都是可以解馋的野山果。有时吃过晚饭，外婆就会带着我和妹妹表弟去公园，沿石阶爬上山丘，那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钟楼，每天到了时辰，便会有敲钟人敲响钟声报时。因为外婆和姑婆都认识敲钟人，有一次还允许我们进入钟楼，沿木梯爬上钟楼顶，近距离看见那口给县城报时的铸铁大钟。

那时的安县县城，其实也就两三平方公里不到，最热闹的地方是十字口，由东西和南北两条主街交汇而成。说是主街，其实街面也就不过三米宽，是由碎石和石灰砌成的路面，街沿石的两边是清一色的青瓦房。记忆中，在十字路口的交汇处有一幢干栏式的三层木楼，那大概就是当年这座小城的地标建筑了，是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吃过晚饭，除了公园的钟楼，这就是外婆最常带我们来玩的地方了。到了1967年，文革最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外婆几乎天天晚上带我们来十字口。等到夏季8点多天刚擦黑，便会有红卫兵、造反派来撒传单、贴大字报。这时，外婆便叫我把各种颜色的传单都捡一份，然后外婆就带回家去一张张仔细地看。有时外婆看我有疑惑，就会对我说，我要看看你爷爷在成都遭（殃）了没有。

四，在绵阳

外婆从六十年代末到1986年去逝前，就基本上在绵阳稳定生活了。1968年，外婆刚到绵阳时，我们一家住在绵阳地委家属大院，也叫红星大院。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院，大院子套中院子，中院子套若干小院子，林林总总住了有上百户人。我们家住小院子。

外婆刚从安县搬来大院的那天，母亲给我说：你去给大院子的刘婆婆说一声，就说你婆婆从安县来了，要在绵阳住一段时间。我就跑到大院子给刘婆婆说了，刘婆婆说，没事，就好好住下吧。后来我才知道，刘婆婆是大院的居民小组长，外婆在安县老家的成份（家庭出身）高，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迁徙流动是必须要给基层社区组织报告的。

外婆来到绵阳后，很快就同大小院子的人稔熟了，一院子的人都随母亲的姓氏，管外婆叫杨婆婆。直到现在，在我们这个红星大院群里谈起当年大院的往事，还有发小说，杨婆婆那时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出身，温良端庄，说话轻言细语。

那时文革正盛，有较长一个时期，父母无暇顾及我们，家里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都主要要靠外婆打理，洗衣做饭，针线补衣、打扫卫生，把一个家整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外婆的烹饪手艺是一绝，现在我只能说是外婆的味道。这烹饪不是像现在只是炒几个菜，那个年代，但凡是吃的，十八般武艺，外婆似乎样样精通：泡泡菜剁辣椒酱，做黑豆豉水豆豉，做腊肉酱肉灌香肠，磨汤元粉子，做芝麻花生味和桂花味的汤元芯子，蒸馒头蒸包子，蒸烧白蒸粉蒸肉，做酥肉做狮子头丸子汤，等等，反正是那些工艺流程繁复的四川传统烹饪，在我记忆里，外婆无一不会。外婆的针线活也是一绝。在安县，我们日常穿的布鞋包括冬天穿的棉鞋都是外婆和姑婆做的。那时做鞋是全流程，从打布壳子、纳鞋底、做鞋帮，全是一针一线手工做成。表弟小时候的穿的衣裤，用的小被子尿垫子，冬天御寒的棉裙裙（叉叉裤挡屁股的一种棉物）等等物件，也都是外婆和姑婆手工针线做成。直到到了绵阳，外婆也偶尔会给我和妹妹做做鞋，那缝补衣裤更是家常便饭，其针脚绵密均匀，堪称工匠水平。仅这烹饪、针线两样活，在今天看来，恐怕也算得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吧？

所以，所谓旧时的大家闺秀，不只是表面的说话举止得体，其实大家闺秀最本质的内核应该是这些日常的持家技能。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妇女的基本功吧？

在绵阳，我和妹妹也一天天长大了。外婆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在我和妹妹面前，讲些当年和外公的零碎琐事。外婆说，你爷爷小时候是个匪头子（方言调皮的意思），私塾读书的时候，每当私塾老师不在时，他就领着几个学伴跑到讲台上，扮着戏园子里学来的唱戏角色，有声有色地扮演唱戏。妹妹也记得当年外婆摆起和外公在一起的往事。外婆说，嫁到杨家后，你爷爷对我很体贴。在那个旧时代，女人出嫁了也是不能随便乱跑，要呆在家里足不出户。那时年轻，也喜欢热闹，经常闲暇时就会在家门口看看市井人来人往，或上街走走，或在戏班子来了去戏园子看唱戏，你爷爷从来不干涉我。和你爷爷结婚在一起的那么多年，我们俩个从来都没有红过脸。

1983年9月，我和妻子旅行结婚回到绵阳后，给爷爷写了一封信，告诉了我和李捷结婚的事，并附上三张旅行结婚的照片。然后，在1983年10月24日，外公给我和李捷回了信（《聆听外公在天上对我说话》一文中有记载），在外公信的结尾处，少有的提到了“问侯你们的婆婆”。在外公耄耋年老的时候，在他的灵魂深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流露？

1984年7月20日，外婆在绵阳商职校的宿舍里，迎来了她的第一个重孙子，一家四代同堂，住在一个三室一厅的楼房里。家里早就请了阿姨，外婆只是偶尔下厨炒炒菜，大部分时间就是逗逗重孙子，享受天伦之乐。1985年初夏的一天，我出差从外地回家，外婆正坐在床沿，抱着刚刚能站立的重孙子玩得正开心，我在门边叫了一声爽儿，虎头虎脑的儿子看见我，张开双臂就朝我朴来，差点挣脱外婆的双手。外婆说，这娃儿力气真大。不知怎么，这一幕就深深印在了我脑海中。

1985年6月，外公最后一次返乡安县，途中在绵阳地委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父母带着我、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去招待所看望了外公。这件事是瞒着外婆去的，可能是因为不确定告诉外婆后，会在外婆心里掀起怎样的波澜。但不知怎么，敏感的外婆还是知道了这事。回到家里时，外婆只是幽幽地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们晚上去哪去了。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其实隐藏着深深的忧伤和哀怨。今天想来，这对一个尚活着且清醒的垂暮老人，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遗憾和失望。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里都会感受到的一种刺痛。关于这件事，吴福辉老师在《沙汀传》里有这样的记述：【他确实衰老了，勇气也不够。身在绵阳，刚俊陪他往返安县，明明知道李增峨就在这个城市里，近在咫尺，也没有勇气去看她。她一定也垂垂老矣。像朋友一样对待与自己已经终止了婚姻关系的女人，也只有下一代的青年才能做到。对他来说，太难了。】就这样，外婆外公两个老人没有能在垂暮之年最后见上一面，让人唏嘘。

1986年外婆病重，开始是便血，先找中医诊治，中医误诊为痔疮出血，两付中药尚未吃完，症状反而越来越重，便血越来越凶，就两三天时间外婆就完全虚脱了。母亲马上安排住进中心医院老年科。在病院病床上，外婆说后背疼痛像刀割样，要吃止痛片。这时，饱受病痛折磨的外婆对我说，赶紧给你爷爷写信，喊他寄钱来给我治病，他说过要管我生活的。这是二十多年来，我唯一一次听到外婆带着些怨愤口气对我说外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外婆就是以这种方式，委婉地表达了想要得到外公关心慰藉的心里。现在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隐隐作痛。

（1983年和外婆、父母在东河坝市委宿舍楼前）

五，在我的视角

记述外婆，有一件事肯定没法绕过，那就是外婆和外公的那段婚姻。

关于外婆外公的那段婚姻，我看到比较严肃的文字记载有两个出处：一个出处是传记作家吴福辉的《沙汀传》，另一个出处是，1950年母亲在西川党委训练班，写给党组织的一个自传思想总结。在吴福辉的传记中，有好几处都提到了外婆和外公的婚姻，实际上这也是外公一生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在《沙汀传》里，最早提到这段婚姻是这样写的：【1925年5月，杨子青被舅父和母亲催着回家结婚。女方即是李丰庭之女李增峨。在郑慕周当上旅长之后，他与李丰庭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川防区制时代，凡能占据到现在专区那么大一块地盘的军阀，不仅可以任意决定防区内各级行政官员，还可以预征粮食，制造铜币，作稳土皇帝。郑慕周的防区也不算小了，松理茂汶，又兼汉汉军统领，李丰庭就被他保荐去茂县过县长。但没有多久，茂县境内发生了一次教案，几个基督教徒遭了抢劫，死了一个。责任追查下来，将李撤了。慢慢的李和他从前的下级郑之间有了点隔阂。为了弥补这种缝隙，就有谢象仪力主保媒，让杨家娶进这个李家小姐。其时，杨子青21岁，李增峨17岁。

杨子青平稳的接受了这桩包办婚姻。他没有立时反抗，这是他与汤道耕（即艾芜）的相异之处。……

眼前的李增娥是母亲给他的一件礼物（鲁迅谈他的旧式妻子朱安语），是舅父政治生活中的一场平衡交易。他对这两个人的感情，他对母亲的孝心，对舅父从小敬爱，很难使他违逆。…这样非自由的婚姻所能引起的反感，被亲情的层层绳索捆住，被对即将降临的两性神秘世界压到，暂时潜伏深藏起来。】

吴福辉在传记里对这段婚姻的记述，是将段婚姻的基调描述定义为：外公因被种种政治和亲情关系所绑架，而无力抗拒的一场包办婚姻。但在我看来，这段婚姻其实是那个年代最典型的明媒正娶，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公开正当仪式结婚，说它是那个年代一桩体面的旧时婚姻更为准确。这桩婚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着政治的、经济的、郎才女貌的完美的门当户对的考量。

最关键的，吴福辉的传记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外婆和外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相识相交的情形，在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形来看，我更倾向于外婆外公是一段有着“青梅竹马”基础的婚姻。

母亲在1950年6月参加川西党委训练班时，按照组织要求写的一份个人自传思想总结，里边这样叙述了外婆出嫁的情形：【1927年的秋天，从安县安昌镇千字沟的李家大院，走出了一队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亦朱亦红的几十杠嫁妆绵延了很长一段村道，这十里红妆显示了出嫁的隆重与体面。出嫁的新娘是我的母亲李增萼，迎娶我母亲的新郎是我的父亲杨朝熙。我的外祖父李丰庭，是安县方圆几十里有财有势的人物，在千字沟拥有大片良田，在县城安昌镇有铺面和商住的木楼。我母亲出嫁时，正值李家鼎盛时期，因此，对他钟爱的二女儿李增萼出嫁出手阔绰，他对外祖母说，「女儿要什么金银手饰就给什么，没了我再给你买。」我母亲刚嫁到杨家时，杨家的家景还不错，在安昌的杨家碾子有大 片良田和房产。因此，在母亲嫁到杨家直到我出世后三岁前的这段时间里，在杨家的生活还算是衣食无忧。】

关于外婆与外公的离婚，在吴福辉的《沙汀传》是这样记述的：

【1950年四川解放，杨刚俊在罗江县委当宣传部长。父亲路过该县去看她，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母从其娘家接了出来赡养。那一次，他见到了李增峨。

刚俊说：“爸爸，现在是新社会了，你们分居这么些年也不办个手续，我看不太好。”

父亲同意了，说：“那么，今后我来负责你母亲的生活费用吧。”

女儿没有同意。就这样，在自己女儿的提议和帮助下，在整整二十多年后，与李增峨正式离婚。这笔婚姻新账旧账的恩恩怨怨，是否就此了结了呢？只有历史知道。】

可以看出，在特殊的情势下，外婆被动地接受了这段婚姻的结朿，母亲在外婆外公之间所作的工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记引文中的最后那句话，其实也只说对了一半，这段婚姻的恩恩怨怨不只有历史知道。

1964年年末，外婆不知怎么知道外公已经是只身一人生活了，就给爷爷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沙汀传》也作了记述：【到了年末，李增峨突然来信，声称与他并未真正离婚。现在年岁老了，她准备从安县来成都看他。他觉得十分尴尬。大女儿刚俊又一次出面为父亲解围。刚俊来信的语言很直率，拒绝了父亲出生活费养活生母的提议。她说，因城市“四清”，她不得不把地主出生成分的母亲送回故乡。但她认为，母亲在娘家、夫家都处从属地位，是旧社会的牺牲品。长达六页信纸的刚俊批评，使他高兴。他很满意这个原则性很强的长女。但历史已无法重新写过。】

看了这段记述，我去找来新版《沙汀文集》，仔细翻看全集中厚厚的两集“书信集”。不知何故，没有找到外公给母亲的那封回信。我很纳闷，这么一件重要的史料，编辑出版单位为何没有收录其中。是当年将这封信件丢失了？还是编辑忽视了？亦或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怀着对外婆深藏多年的一往深情，以及一种难以述说的复杂心里，写下了这段文字。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在告慰天堂里的外婆。

我只想借着这段文字，对天堂里的外婆说：婆婆，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