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的回忆，我的父亲与母亲

朱凯年

　　我的父亲出生一个破落的工商业世家，到他读大学時已经要靠勤工俭学来维持学业了。

他家就兄弟三人，他是老二，自幼接受私塾传统文化的教育，而当時的中国正处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他的小弟接受的是新文化的教育。

他对二哥讲：時代不同了，你不能再在私塾里学习了，应到新学堂接受新的教育，入学考试的数学及其他科目我可以帮助你。

父亲接受了他的建议，通过自学和小弟的辅导下考入新学堂，毕业后又考入广州襄勤大学教育学院，在这里接触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

读书期间正逢“卢沟桥事变”，他毫不犹疑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跟着部队北上韶关、连县，到学校，到乡镇，协助各救亡组织发动民众支持抗日救国运动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期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有趣事情。他的三弟大学毕业，受湖南省国民党主席薛岳将军的邀聘做他的机要秘书。北上途中专程到我父亲处就当時的抗日形势进行分析探讨。

在谁是抗日主导的问题上，兄弟俩意见相悖，一个认为国民党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处于主导地位，共产党必须服从它的领导。一个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实施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反共反人民，不抗日的反动政策，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民众长期抗争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

兄弟俩因政见不同发生激烈的争辩，最后父亲讲：看来我们兄弟俩有可能会发生兵戎相见的一幕。

不过这一幕並无出现，父亲一辈子无参军，而是以教师职业为掩护，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我的三叔却英年辞世了。

抗战胜利，国内战争爆发，在国民党追捕下，父母逃到香港避难。由于父亲的学业证丢失，故到了香港是凭他三弟的毕业证书找到份小学的教师职业。广东解放，他隨珠江纵队接收广州工作，他又把这份证书转交他的大哥，伯父也是凭这本毕业证书在香港当了名教师直到退休。

三叔如果泉下有知，想到兄弟俩那次的争辩，可能心里会偷着乐吧。

父亲和伯父也是政见相悖，伯父认为，中国只有走西方国家的民主建制，自由竞争之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之前是国共之争，之后是社资之辩。尽管政见不同，但兄弟俩的感情却非常深厚，他们之间长年书信往来，困难時期，伯父定期寄钱给我们，凭着这些钱和搭配的侨汇券，雪中送炭，帮补了我们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改革开放之后，大伯敢回来探亲了。一次他对我说：你老豆解放前提着个头跟着共产党去搞事，解放后又被冤屈得咁凄凉，对共产党还是咁死心贴地，都唔知他为勿。

我当然知道为勿，是因为信仰。但我不敢对他讲，只怕他又会大喷一番。

父亲加入共产党闹革命，並非为了翻身得解放，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去追求人生的目标。

后排右一是伯父，旁边是三叔。

父亲95岁高龄辞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代表家属作了致辞，其中说道:

我父亲可以讲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当他六十九年前决定将毕生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之日起。对自己所追求的信仰和人生目标始终如一，从未犹豫过。尽管他一生坎坷浮沉，历尽艰危屈辱。但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此志不渝。

我的父亲是一个好人，凡是认识或接触过他的人都是如此评价。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因为他不仅仅心地善良、忠厚诚信，更因为他一生从没做过一件有违良心的坏事，从未做过一件损人利己的事，从未做过一件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事。他对人宽厚，对己极严。一生堂堂正正、坦荡磊落。

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在这个意义上讲，父亲在人格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父亲一生勤奋，学而不拙，克己奉公，淡迫名利。他性情平和，待人真诚友善。他生活朴素节俭，知足常乐。他能健康地活到95岁高龄，与他的处事为人的态度和品格是分不开的。

有父如师，受益匪浅，实属吾辈之幸矣。

　　母亲是在粤北参加抗先工作時，与父亲相识相知相爱结为革命伴侣。

母亲的故乡是新会司前豪侨村，祖上是一大户人家，积下来有上百亩土地。她的祖父两房妻妾共有八子八女，年老分家時，每个儿子每户分有十三四亩田产。

她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当过新会一中校长，广东焦岭县长，去世前是江门何龙章律师事务所大律师。可惜天忌英才，三十六岁便因病医治无效过世。

大树倾，年轻的外祖母带着四个年幼的儿女回乡下，守着十几亩薄田和分家時分到的约四十平方左右的一室半农舍艰难渡日（一厅两厢房的房屋均分两户，每户佔一房半厅）。

母亲是长女，当時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女，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所幸她父亲生前有一位挚友叫叶启芳，解放前曾任中国新闻学院院长和广东国民大学教务长，解放后任中大中文及外国文学教授。他认我母亲为干女儿，资助她继续的学业。母亲因此在广州等地读过很多名校，如执信小学，广州女子中学，长沙女子师范学院等。

在这些当時充满各种新潮思想激荡碰撞的校园里，她接受了共产主义的革命信念，在国家面临危亡時刻，她毅然参加了抗日救援运动，参加了北上抗日先峰队，加入了共产党。

母亲和父亲一样都是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撕毁了国共达成的双十协定，对解放区重兵扫荡，在国统区实行疯狂剿共。父母游走于白色恐怖中，曾四度险遭逮捕，其中有两次还带着一点传奇色彩。

一次在粤北连县，母亲在学校职工饭堂吃饭時，无意中听到邻桌老师闲话時提到一位熟悉的人被逮捕，此人是父親当時任教学校里的老师，母亲敏感事态的严重，立即去通知父亲撤离，她返回交待我的二堂姐，吩咐她把我带回乡下交给我祖母，然后到与父亲约定碰头地点一起撤离。事后知道，幸亏母亲断事果决，敌特得了口供围捕父亲扑了空。

另一次，有一个叫邹炳酋的小书店的小老板被逮捕，牽连了母亲，当時父母在新兴任教，母亲有一位性杜的姊妹好友在司前开牙医诊所。一日，本乡一个地保来医牙时口无遮拦，说准备清剿共产党，并提到母亲的名字。杜医生听罢，急中生计，先把那位地保的烂牙剥下，用，麻醉药和助手稳住他，急忙离开诊所把这个消息快速传给了我的外婆，外婆又传递给熟悉的母亲的战友，经组织批准连夜从水路逃往香港。

父亲讲，那天，时间紧迫，党证和手头上的秘密文件来不及销毁处理，急中生智，将这些文件卷成小纸筒塞进蚊帐竹竿空腹中藏匿。他们离开不久，抓捕者就到了。

母亲当時是怀着大妹逃难香港，这是他们在香港的拍照。新的生命带来神奇的幸运，便把这孩子取名幸年。

母亲是一位知性，对人长情和有怜悯之心的女性。

上文所讲到的那位小书店的年轻小老板，他不是党内人员，只是思想有觉悟，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人士，母亲在连县教师時认识他交往比较多，但他並不知母亲的真实身份的。

他因为平時一些过激的言论被人家盯上，搜家時搜出母亲的书信，在刑逼下他供出了母亲，敌特通过排查确认父母的真实身份进行围捕。

他入狱后委托一位出狱者把情况转告给父母，不知此人是找不到父母还是根本就无履行承诺。

不过此事在他心中始终如梗在喉，不能悉怀，文革后，他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我家对母亲道歉。母亲十分理解他当時的处境，人可以英勇慷慨就义，但面对如地炼般的酷刑痛苦又有几人能挺得住，何况他只是个热血一些的年轻人。母亲晚年身患不冶之症時还叮嘱我们有机会代她去探望一下他。

秉承母愿，我们兄妹四人及侣伴和儿女们去了一趟连县他家。他自建了一间小楼，二楼一间大房四周排列满书架，老先生还象年青時一样，嗜书如命，看来当年开书店，揾食为次实乃一介书痴所为更真。

中间戴帽者是老先生，前排戴眼镜者是他的大女儿。

母亲有个同窗闺蜜，她的丈夫是风洞专家，任职国民党军方枝术官员。国民党在大陆败退，不单掳掠大量的黄金和国宝文物，还胁迫知名人士和科枝人才到台湾。母亲做容星姨的思想工作，希望伍佰能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建没服务，党内也派人做伍佰的思想工作。最终伍伯留了下来，解放后被聘请到北京航空学院担任教授，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母亲与容星姨一直保持着真挚的友情，容星姨每次回乡探亲必来我家叙旧，后来岁数老了行动不便由她的子女回乡探亲時，也会交待他们专程来探望我们。而我们但凡有机会公干或旅游，到北京也会到她家探望。

而今上辈人都走了，而我们也都老了，但因为有手机，有微信，有朋友圈，老一辈的友情传承到我辈，双方联系就更紧密了。

母亲患病期间，她的两位挚交好友来探望她，左边是容星姨，右边是春韶姨。

春韶姓汤，也是司前人，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坚强的共产党员，她长年在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四七年在国民党疯狂扫荡共产党時不幸被捕，历尽严刑拷打，十个手指甲被拔除，她硬是咬紧牙关不暴露自已的身份，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其他同志和组织，巾帼胜须眉，她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和忍受能力令人敬佩不已。

当時母亲在粤北工作，得知情况十分焦虑，她叫外婆想法去照应一下她。外婆就定期煑些黄豆咸菜或蒜子煲眉豆之类能驱风湿的食物送去。因为监狱无床睡地下极易患风湿病。后来因为父母逃去香港又生下大妹，外婆要到香港照顾孩子便把此事交由我小姨和小舅去做，那時小姨十四岁，小舅十二岁。

小姨何瑶在她的回忆录讲述了这件事: 这个任务落在我和建安弟身上，而煮食物的任务则由四姨（外婆的胞妹）来承担。每到探监日，她天未亮就起床把东西煑好，走两个多小時的路程交给我们送去。我们探监時都是用家乡话小声交谈。一次汤告诉我，设法到伪县政府去找一个任教育科长叫赵XX的人，意思是设法营救。后来知道，赵xx其实是地下党员。汤后来被党组织营救获释，解放后任江门市工会主席，丈夫李雪峰曾任三水县第一任县长。

母亲为了党的革命事业四处奔波，担掠受累，但她对自已的弟妹却是关怀备至，特别对他们的学业更是上心。她或者把他们带在身边，或者通过关係安排他们的学业。

小姨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农村女孩子，在那个年代能读上中学，确非易事。如果不是大姐的提携，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弟妹们很早就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小姨四九年暑假后就找到春韶姨要求参加工作，先被安排到征粮队，后又参加土改队，以后跟隨丈夫扬德元在各地政府或企业工作。

小舅随母亲在香港回来后，也不继续读书，跑去香州参加土改队。后来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時间后，通过自学考上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当地抚州劳动大学当教师，后升为副校长。86年调回佛山任佛大副校长，负责建校及筹备工作。

前排左起，我，大妹，小弟。

后排左起，小姨，小舅，玉姨（保姆），母亲。

母亲的感染力，不但深深地影响着她身边的同志，朋友，同事，她的弟妹，还有她的母親。

外婆虽然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但她明事理，识大体，心地善良，乐善好施。

小姨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常拿自家的一些余钱剩米接济周围一些需要帮助的穷苦人。

她爱姐姐，全身心支持她外出读书，参加抗日。姐姐结婚后，她爱她的丈夫如同己出。当姐姐出事被国民党追捕的時候，她对姐姐的安危极度担心，为了探听虚实，她不顾自身安危，勇敢地只身走两天的路程到姐姐出事的学校去，当确知姐姐已逃离，才安心下来为姐姐清理衣物用肩挑回来，一来一回足足走了四天。

她爱姐姐，从而全身心接受她的信仰並成为自已的信仰，热情接待她的战友，妥善安排食宿，当時我们的家几成司前那些共产党组织的家，当他们被国民党追捕的時候，她挺身而出，勇敢机智地为他们脱离险境。

在石岐的照片，我，大妹，母亲，外婆和小弟。

我爱外婆，我是被她带大的，我把她的遗像与父母的遗像放在一起，時時缅怀他们。右下角是我大伯，我感念他在我们经济最困难時候的点滴之恩。

母亲美丽，聪明，气质高雅，但性格十分耿直坚强。

小姨讲：“姐姐学生時代追求进步，十七八岁即积极参加抗日，参加抗日先峰队，参加共产党组织。可惜，在那颠倒黑白的极左年代，她和很多无辜的人一样，无端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加上她性格耿直，不轻易屈服某些人的“淫威”，她所受的罪就比别的人多，受罪的時间也此别人长。

直到七二年初，杨德元也因为“文化大革命”被监禁几年获解放、出来后调往惠阳地委工作時，我才有机会想到大姐的事，立即写了一信给当時任佛山地委秘书长的蔡辉同志反映她的问题而很快得到解决。隨着政治环境的宽松，逐渐恢复了她的党籍，享受了离休待遇”。

但母亲却等不到那枚姗姗来迟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章。

她于1999年10月12日因癌症去世。

20多年前她被放逐干部农场养猪時，挑猪菜过一独木桥不慎失足跌落被一支木条扦入肺部，她是肺癌转移上脑。她与疾病争斗了一年，直到灯油枯尽。

她没有在凶险的敌对斗争中倒下，没有在党内无情的斗争中倒下，却倒在人力无法回天的恶疾下。

那天是国庆五十周年大庆日，她对我讲：“凯年，带我出去睇睇”。

我抱着她轻飘飘的躯体，放在我那辆轻型三轮脚踏车上，用被子把她包裹好，慢慢地，默默地沿路无目的地前行。

她深陷的眼睛疲倦地望着前方，似乎在看也仿佛只是瞪着，我知道她正在向这个世界告别，向这个她终生追隨的信仰和奋斗一生未竟的事业告别。

在她的追悼会上，父亲写了一副挽联：

十年地下艰危，四度逃亡，革命坚持不变。

多次假冤错案，20年苦役，党心锻炼志弥坚。

時代在不断前进，每个時代都会产生站立在那个時代浪涛之上勇敢的弄潮人，他们肩负了那个時代的使命，是那个時代勇敢的开拓者，我的父母无疑是这样的人。

我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著名的那段话，把它送给我的父母，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爸爸，妈妈，你们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