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村搬迁始末（李明臣）

大漠苍客远

　　截止到2024年5月，大寨村已经在博山地图上消失37周年了。37年前的那次搬迁情况，我还记忆犹新。

大寨村是博山区源泉镇一个行政村，位于源泉镇东南，海拔768米，是淄博市最高的山顶村。《李氏族谱》载：“吾李氏于明洪武初年自直隶枣强县迁居青州府益都县东崮山。始祖兴温从此又迁麻庄定居。清咸丰二年光友祖迁大寨定居。”据村民李同仁讲：早年李光友自麻庄村迁此开荒谋生。村人为了安全，遂先后迁于崇山峻岭之上以避兵燹之患，因寨群星罗棋布，该寨最大，故命名为“大寨”。据此，清咸丰年间(1851年)建村。

沿着陡峭崎岖的山间小路徒步上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寨所处之地的四周几乎为悬崖，根本无法修路上山，山路几乎都是原始的石头路和土路，仅容一人通行，有些地方还十分陡峭险要，须手脚并用。可以想象，当年的大寨村人最大的困难，无疑就是交通出行不便。由于地处山顶，当年村里上、下山运输物资全靠肩挑、人抬，村民们买个小猪用篮子提回家，辛辛苦苦喂养大了再抬下山卖了，卖的钱就是一家人一年日常生活的花销。说起这些，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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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孙迎宏(区农工委科员)，李明臣(区农工委科长)

      一、姜书记吃了闭门羹。

        村子仅有24户人家，108口人，有张、王、李、赵、冯、谢、孟，焦八个姓氏。以前大寨归麻峪村，1952年才独立成村。在人民公社体制时，大寨是一个“筒子村”。所谓“筒子村”就是人口少，既是一个大队，也是一个小队，队长就是这个村的领导。有几十亩薄地，靠天吃饭。粮食作物小麦、玉米、谷子，红萝卜等。经济树有杏、枣、桃等，全村年收入1600元，人均只有十几元。

      那时，时任区委书记的姜新民，在源泉公社党委副书记焦方恕的陪同下，来到寨上，这也是自古以来第一位来到大寨的县官。找到该大队支部书记孟宪法。孟正在天井给羊耪羊绒。焦方恕说:“宪法书记，区委姜书记来看你了！”孟抬头看了看，不紧不慢地说:“别说区委书记，就是中央书记来了我也不接待。这个大队书记我早就不干了！”又低下头继续耪他的羊绒。

     无论我们怎么说，他就是一句话：别找我，不干了。

      气得焦方恕抢过铁钯子用力摔在旁边一石崖上，钯子嘭的一声弹出去好远。孟也不生气，捡起来继续耪羊绒。

      没办法，他们只好往前走去找村委主任李百海。大寨东西五里路，南边是悬崖，下面是一条大峡谷，峡谷南边有个“三山剑”的绝妙景点，山形似三根手指，巧夺天工，如同飞来仙景。李百海家与孟宪法家相隔有一里路，没有院墙，三间低矮的茅草屋。两口人都在家，却说法与孟一个样，也是说村干部早就不干了。焦方恕说:“你干不干先不说，这么远上山来，大家都渴了！你弄点水让姜书记喝还不行？”

      李说:“烧水行，烧水行，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在那种体制下，队长既要干活，又要操心，又不能多得，没人愿干，一年选一次。那时流传着:“拔了棉花柴，队长就下台；切了地瓜干，干部就换班。”每到冬季，公社包村干部都要给许多村干部特别是小队长“蜷腿”(劝和)，那是一项重要工作。

大寨村落遗址

二，肖书记上山定搬迁方略。

      1987年春节刚过，我在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简称农工委)任政策调研科科长，一日，发现“淄川区山顶上的海上房村搬下山”的信息，想到我区的大寨村，请示领导后，便给区委区政府写了一份《关于大寨村整村搬迁的申请报告》。时任区委书记的肖永蕃对报告很重视，签署了意见，并要近期亲自去一次大寨。

      是日，同去大寨的有，区委肖书记，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王钦佩，区农工委调研员郑玉秀、人秘科长刘思恭、科员孙迎宏，时任源泉镇党委书记王文秀，加上我共7人。车开到麻峪村二叉，上山时，刘科长50多岁，人胖腿短走的慢，陡峭处要手脚并用，大汗漓，我们爬一段要等他一会，一个小时的山路多用了半个小时。

       肖书记说:这次去的目的，是动员大寨人搬下山去。

      50多岁的调研员郑王秀之所以参加这次行动，是因了他是源泉公社的老党委书记，对大寨很熟悉。“文革”时期，该村成立了“孙悟空战斗队”，晚上把他揪到村上批斗，黑灯瞎火的，结果两派又吵了起来，他趁机溜出会场，消失在夜色中，自己一人下了山，逃过一劫。

      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攀登，一道完全由石头堆砌而成的石墙出现在眼前，横亘于山崖之间，这里就是原先大寨村北门所在之处。据了解，大寨村原有东南西北四座寨门，如今仅剩南门完好，其余均已倒塌。

       到了寨门，就等于已经进入了大寨村的范围之内。大寨村整体呈东西走向，面积不小，可人口并不多。村里人几乎都是分散居住在方圆5里长的山顶上。

      此时，大寨村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一是拉上了电，解决了照明；二是从山下安装管道顶上了水，建了蓄水池，解决了吃水问题。还建有一个小学，几间教室，七八个孩子，有一个在“文革”时期错划成“右派”的姓司的老教师任教，因为孩子少，采取“复式班”，几个年级在一个班里上课。那时镇上放影队每月上山放一次电影，由于村里无收入，8元钱的放影费由镇上承担。

      我们来到了学校，这是大寨的中心点，找了一间教室，召开了会议，让村负责人和几个农户代表参加，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王钦佩通报了区里的决定，肖书记讲了意见：(一)、区委区政府决定大寨全村整村搬迁，一户不留，全部安置到近郊强村；(二)、镇上帮助做好农户思想动员工作和搬运工作；(三)、区农工委做好近郊接收村的选择工作，拿出农户分配方案；(四)、从现在起做好一切准备，力争在五月上中旬完成全部搬迁；(五)、搬迁后大寨原址归镇上管理，并拿出管理意见。

       一切布署完毕后，又看了庄稼，下山到镇上吃午饭时已经下午三点半。

从左到右：孙迎宏(区农工委科员)，李明臣(区农工委政策调研科长)，刘思恭(区农工委人秘科长)，郑玉秀(区农工委调研员)，肖永蕃(区委书记)，王钦佩(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王文秀(源泉镇党委书记)。

     三，落实接收村。         

       回去以后，我们按照肖书记的意见，先去淄川了解情况。淄川区海上房村在太河水库东岸山顶上，海拔716米，有60户近300口人，也是吃水行路困难，他们分两批进行了搬迁，都落到近郊强村。比大寨村好的一点是一条能走拖拉机的简易小道通到村里，搬迁时用拖拉机运输大件。

      我们去该村的时候地里小麦已经返青，俗话说”三月麦子漫老鸹”。等麦子成熟了允许原村民回来收小麦，收了小麦就不允许再种玉米了。土地由当地临村接管，接管人员笑着对我们说:“如果他们再回来种玉米，我们就给他们砸断腿。”我们都笑了！

       笫二步就是落实近郊接收村。先跑近郊强镇，又跑近郊强村，经过反复开会协商，落实了三个镇五个村，即八陡镇的东顶村，域城镇（现开发区）的小乔村，白塔镇的小庄村、白塔村、国家村。这五个村都是当时的强村中的强村，一是领导班子强，二是经济实力强，有责任，敢担当，每个村接纳四五户无问题。对五个村留出来的每一处房子，我们都要去查看，包括房子面积、伙房大小、厕所有无、卫生状况，都提出意见，该修的修，该建的建，该刷的刷。当时的想法是先让搬迁户无偿居住，然后再解决落户，划分责任田，工作岗位，孩子上学等一系列问题。让搬迁户感到舒适，暖心，温馨。

      为了掌握一手资料，我又与政策调研科副科长岳国喜上大寨一次，把户数人口进行了核实。有个别老人故土难离，我们也做了开导工作。我们还专门去市委农工部作了汇报，得到上级的肯定。

      各项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由我执笔，草成了《博山区农工委关于大寨村整村搬迁意见》，并由肖书记修改同意后，以区委的文件下发到全区各乡镇及有关接收村。

      转眼到了1987年5月中旬的一天，大寨24户108人举家搬迁，我们早早就到了山下。五个接收镇村都派来了运输车辆，镇上也派出人员帮忙，搬迁户的亲戚朋友也都来了，山上山下，人声鼎沸，锣鼓声声，鞭炮阵阵，人们抬着家具，抱着希望，如同蚂蚁搬家，穿梭在山间小路上，比过年还热闹。风展红旗如画，构成一幅奔向幸福家园的美丽图画。

     就这样， 大寨这个山顶村第一个从博山区地图上消失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博山区广泛开展了“姊妹村”结对互助活动，有30多个穷村与富村结对，形成了“先富帮后富，共走富裕路”的博山特色，有19个边远穷困村被搬迁、合并，全区的行政村由最初279个减为254个(村居)。

      在区农工委工作期间，正赶上那个伟大的变改年代，作为自始至终从事和热爱这项工作的我，每天穿梭于崇山峻岭之中，不止一次的深入山区边缘的每一个穷乡僻壤，如李家乡的东白石村、平安峪村、铜井村、杏树峪村、新峪村、苇园村、小南峪村、廉家峪村、柳沟村、东南峪、桃花岭；池上乡的河南村、后峪村；源泉镇的东皮峪村；石马镇的小田庄村；石门乡的东厢村、上恶村、上黄村等，我都去过多次，有的甚至十几次。虽然苦口婆心，工作辛苦，能让他们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生活，现在想来，内心感到非常欣慰。

    如今大寨，三山剑，大峡谷，高山草甸，槐白栌红，吸引大批驴友一年四季前来游览攀登，成为著名打卡之地。麻峪村一60多岁赵姓男子住在寨上，对树木山林承包管护，用拖拉机头作动力建一高空索道运送物资。

      2017年5月13日，离开此地三十周年之际，原搬迁户曾集体回来观光一次，在麻庄村“源泉人家”饭店聚餐。人为建筑只剩碾磨水槽，断壁残垣，在向人们诉说着昔日时光。唯有东南方的石砌寨门还浑然挺立，昂首天外，雄风犹存，留给人们无限遐想。

大寨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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