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丛九曲七星峰 璀璨征程大哥风

若谷

浏阳河源头七星峰日出

宋任穷

宋任穷和钟月林

源丛九曲七星峰 璀璨征程大哥风

—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的开国上将

宋任穷韵琴神姿115周年

作者：张谷林

2024年6月15日

读一读这上、中、下三篇纪念性历史精神文化的研究长文，就会深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

目 录

引子：

天大地大，壮美山河，回旋激荡着一首湖南经典民歌、最美城市的音乐名片《浏阳河》！

歌曰：

浏阳河
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什么县哪
出了个什么人
领导人民得解放
呀咿呀咿子哟

浏阳河
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哪
出了个毛主席
领导人民得解放
呀咿呀咿子哟

浏阳河
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水滔滔流不断呐
比不过毛主席恩情长
呀咿呀咿子哟

浏阳河
湾又长
两岸的歌声向四方
幸福歌儿唱不尽啊
歌唱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啊
红太阳

这熟悉的旋律，
这亲密的歌声。
多少代人的岁月，
多少代人的传唱。

《浏阳河》
湖南花鼓戏，
湘赣客家人，
湖湘生态风情，
山水优美曲调，
穿透中国每一隙空间，
激励革命者永远鸣颂。

音乐、歌声，
“韵琴”“绍梧”“任穷”，
跨越天地人、国界、语言、文化、符号……

民族、国风，
燃烧、浪漫、邂逅，
在影视、微博、抖音、微信、推特、脸书……

浏阳的文化蕴育，
独特的活泼节奏，
中华儿女传承着她，
世界人民听懂了她！

浏阳河民歌

上篇：浏阳湾湾九曲河 追随北斗毛泽东

巍巍井冈山，耸立于罗霄山脉中段。

中国革命的摇篮，天下第一山井冈山的西北方向，罗霄山脉北段，连云山川腹地，湘赣边界大围山，海拔1607.9米主峰七星峰，湘东第一高峰，是浏阳河的发源地。

山环水抱，朝案有情，“伏羲造琴瑟，女娲作笙簧”，韵乐合鸣，蒸腾天地之气。

古人眼中惟山最大，“地有山岳，以宣其气”，“山川有真性情，气势为先”，山脉就是中华人类祖先元气的凝结。

无论是气还是势，有着华南地区最全面的第四纪冰川地貌，冰窖、冰斗、U形谷等地质遗迹便于汇水，七星峰岭南岭北成为溪河开端，呈现浏阳河双源头。

浏阳河源头七星峰组图

岭北渗出的源头出自深山。山间堆积着冰川运动遗留下的漂砾，从鹅卵形状到数米之巨，山体浸出潺潺流水在漂砾缝隙间悄悄汇聚，随着山势坠落。从叮咚轻吟到瀑布轰鸣，最终涌湍叠跃大溪河。

岭南渗出的源头来自高峰之巅。冰川运动在大山主峰形成冰窖，而冰川融化后大量积水又形成超20万平方米的高山湿地，看上去以为山巅是一片草甸，实则草下静水深流，溢出波声翻腾的小溪河。

山川溪流中的茂盛密林和雾涌云蒸隔绝了四周高温侵扰，使得高山区自成小气候，从大、小溪河溪流中，饮一捧纯净山泉，足感冷静灵魂，凉沁心脾。

大溪河底盛产菊花石，又名“石菊花”， 蕴育于二亿多年前，因地质运动而自然形成于岩石中，是天然稀世珍品。

浏阳河源头组图

菊花石

大小溪河从七星峰山野逶迤而来，弯弯曲曲；有细窄有宽广，浪花翻飞，辽阔宁静，犹如音韵琴声动人的曲调，叮咚飞扬的旋律里迸发出湘人耐人寻味的情操。

大溪河与小溪河在浏阳高坪镇双江口两河交汇成浏阳河。再浩浩荡荡大湾大曲的缓缓倾注，从东北流向西南，再折转向西北，奔腾230多公里后，在长沙城北扑进湘江怀抱。而湘江最终注入洞庭湖，湖水从湖南岳阳市城陵矶流入中下游段的长江。

长江则是中华人类生存的主脉环境之一。

长江发源于昆仑祖山和喜马拉雅山系唐古拉山山脉一片广阔的地域，不仅是湖南人民的母亲河，也是200万年中华人类的母亲河之一，自西向东穿过湖湘大地，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力量，与大海的深邃无垠交相辉映，正是“长江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宛如沧海天波，尽显星汉灿烂，清纯亲密姿态。

大曲大弯的浏阳河

古人类文化发展系列在三湘大地披荆斩棘，可以达到70万年以上。与世界历史一样，湖南的旧石器时代是一个漫长的人类童年时代。永州道县的玉蟾岩遗址陶片经年代测试，最早的距今18000年，古稻遗存基本确定是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是一种华夏大地早期的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

湘东最大山水地势，使天地之合，阴阳之合，人魂之合，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二河交会，使得古老华夏智人祖先在此“山之南，水之北，谓之阳”之地，揽得绝佳生存环境，繁衍生息约20万年。

天有象，地有形，天临地盛，天地定位，雷风相搏，山泽通气，历史蹉跎盖有因缘。

新石器时代，中华人类就是大开大合，大聚大散，不畏艰险向着大山前进，寻找着适合自己生存的峰岭山水之地栖息耕作，世代传衍万年。继而从山上走向山下，走向平原，迁移国土，定居海外，一带一路，和平发展……

这是百多年考古学证实的中华人类二百多万年以来，从旧石器时代走进新石器时代，再跨入现代社会，顽强艰苦奋斗形成的特有生存高峰规律。

115年前，清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7月11日，宋任穷诞生于这方存有浓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氛围的长沙府浏阳县乌石垅村土地。

原名宋韵琴，曾用名（派名）宋绍梧，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后，由一位儒雅的红军将领为他改名为宋任穷，逐渐成长为著名的跨时代、跨世纪、历史性红色革命、开国元勋传奇人物。

宋任穷家乡

富饶美丽的浏阳河

祖荫之地与伟人毛泽东

浏阳宋家的一支支脉是元末明初，从苏皖北方一带迁移湖南湘东的。

始居时属凤阳府（明中都）今安徽凤阳县之地的宋家老祖，举族迁往湘阴石子涧，后因武功超群，辅佐明太祖朱元璋农民起义，开国有功，升授御林军锦衣卫正千户。明洪武22年家族居住在长沙东南、湘潭东北的湘潭昭山一带。

到了清代，湘潭韶山与湘潭昭山同属湘潭县第七都，直至清末。

凤阳府（明中都）官印、湘潭昭山山水。

湘潭昭山与中国历史和革命史皆有因缘。

相传早在西周时期，周昭王南巡荆楚，曾在昭山盘桓多日，殁于此处。故得名昭山。

昭山之巅的昭山古寺建寺上千年，以幽静、清雅、空灵著称于世。

禅寺始建于唐朝初年，供奉玄帝为昭山之神。玄帝，红色之主，道家之位，名昭阳，战国时期楚国人。曾为楚国上柱国，即最高军事统帅，战功显赫，遭权贵排挤，退隐昭山。秦灭六国后，后世为纪念这位楚国功臣名将，将他作为神供奉，于唐初在昭山为其立庙，宋时尊为玄帝，改寺为昭阳殿。

乾隆四十二年盛世（公元1777年），因昭山峰岭山水风景秀丽，春夏秋冬四季多姿多彩。春光灿烂，云雾缭绕；夏荫如盖，清凉雅静；秋枫娇艳，似火尤凉；冬雪雾凇，奇景饱览。且商贾云集，富绅众多，昭山古寺香火鼎盛，游客、香客上山极为不便。于是经居住于昭山、来自于北方一脉的宋氏老祖倡导，组织潭、善二邑（即今株洲市、株洲县、湘潭市、湘潭县、长沙市、长沙县等地）绅士捐资修建著名的古道——昭山古蹬道，至嘉庆六年完成，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古道全长1314.2米，共1947级，耗用花岗岩5000多块，贯穿昭山前山与后山。

昭山古寺峰岭和宋氏老祖捐资修建的古蹬道。

1917年9月16日，在湖南师范就读的青年学子毛泽东与张昆弟、彭则厚从长沙徒步至昭山作社会调查，登古道上昭山畅谈理想、游泳、夜宿昭山寺1200年古银杏树旁。如今在毛泽东等登古道上昭山曾经休息处，建“伟人亭”以兹纪念。1918年春，毛泽东又与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调查游历半个多月。

毛泽东与浏阳有过十余次结缘，使毛泽东十分熟悉浏阳的情况。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只要假期有空就会到浏阳进行社会调查，去过浏阳的普迹、道吾山、澄潭江荆坪和文家市铁炉冲等地。其中，1917年冬天，毛泽东等还在文家市深入田间地头、作坊和学校做了十余天的详细调查，到了必达学校和里仁学校，和师生们进行过深入的交谈，因而对文家市的风土民情、山水地貌有了较多了解。后来，他又往返于湖南和江西之间，多次经过浏阳，这为他以后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并决定把起义部队带到文家市会师创造了必然条件。

连同其它调查游历，不仅使年轻的毛泽东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动荡，也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感触颇深，对于改革社会、变换旧的思想道德和探求真理等问题，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认识到必须用真理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社会的根本改变。

作为客家后裔的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很有可能就在这些调查游历研究的过程中，对本文纪念的主人公宋任穷上将在湘潭昭山和浏阳的宋氏客籍家族古昔变化加深了了解。

而从秋收起义战斗过程看，浏阳也是秋收起义的主战场。

1927年秋收起义后，9月19日，毛泽东率领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作出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的转兵决策起始因缘，也得益于毛泽东这些被称为“外婆家”文家市的早期湖南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活动。

这些调查研究活动都可堪称中国革命与客籍人家族的奇缘，皆为秋收起义转兵井冈山做足了预先准备。

昭山寺1200年古银杏树和“伟人亭”。

祖辈来自客家文化隆厚传承

湘潭昭山宋六世祖宋朝玉，字太璞，号少衢，明朝宏治五年（1492年）十月初十午时生，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年）自长沙市捞刀河畔（发源于浏阳市石柱峰北麓）迁居浏阳西乡龙潭卜筑梅塘塅，是浏阳西乡龙潭宋氏的始祖。

最初，浏阳西乡龙潭宋氏一族每年要长途跋涉去昭山祠堂祭祖，辛苦劳顿。于是启焕公一脉于咸丰六年（1856年）聚集各房捐租献谷，在浏阳西乡龙潭建立自己的祠堂，分为上祠堂和下祠堂。该祠堂今为浏阳市龙潭小学校址，距离东北方向宋任穷故居出生地乌石垅村约5公里。

毛泽东故居、宋任穷故居与井冈山位置图。

毛主席故居，宋家祖上湘潭昭山，浏阳宋任穷故居。

以客籍人为主的客家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既继承了古代正统汉族文化，又融合了南方土著文化，是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语言、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民俗、建筑、饮食等方面。

长沙花鼓戏和《浏阳河》歌曲也含有客家文化的元素。

客家人在国际上都是很响亮的中华传人，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响亮的乡音。

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堪舆学中各种砂形态）是客家文化的共性重要特质，特别表现在祖先崇拜、重教观念、寻根意识、开拓精神、以及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等。

客家人有长期居住在丘陵地环境，夯土建设土木住房，耕读传家的共同特点：崇文尚武，教育子女，家里再穷，都要想尽办法要自己的孩子多念点书，习武护家；哪怕是小学毕业，要自己会看，会记帐，多少懂点文化知识。

清末民初，罗霄山脉处于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宋任穷出生在祖辈都是富裕的地主家庭，逐渐衰落的贫苦农民家庭，春夏秋季全家靠着父亲宋国珍勤耕苦作，冬天，全家大小用手工做鞭炮，日常经营一点自家“咸恒泰”商号小杂货，勉强维持生活。

宋家祖屋是典型的客家人丘陵地带、夯土建设土木住房环境。

宋国珍一家的贫苦生存状态体现了罗霄山脉客籍人家和客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尤其体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上，再穷也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们能够上学读书。

宋国珍的长子宋骏丞（派名绍崧，烈士）十岁时过继给家境好一些的族人家为孙，还为他请了私塾先生教书。从浏阳金江书院毕业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法政系，学过《法学讲义》、《洗冤录》、《大清律例通纂》等课程，奠定了他法治与民主的进步思想基础，后因军阀混战，交通堵塞辍学在家。再后曾出任浏阳金江高小校董，在家乡办学，1925年兼任德化初级小学校长。为了培养人才，便利农村儿童上学，他腾出自己家里住的房屋数间，并利用附近的寺庙和祠堂，先后在乌石垅、葛家园和芭蕉冲办起三所分校，在家订有上海的《申报》、《大公报》和湖南本地的报纸。

宋骏丞秉性倔强，忠直正义，遇不平之事，他敢于挺身而出。在当地因一件案子被传为美谈：侯家冲木匠王七晚上外出收账，回家途中被人谋财害命。县署认定凶手为其徒弟，将两个徒弟捕去审讯。大徒弟狡滑善辩，轻易骗过县署；小徒弟王润忠厚老实，屈打成招，被判死刑。大家都认为王润冤枉，但苦于无证据为他伸冤。宋骏丞根据乡亲们提供的情况深入调查，机智地获取了大徒弟留有王七血迹的鞋子，将人证、物证报到县署，终于重审查明大徒弟是真凶手，王润无罪释放。

宋骏丞和浏阳八大书院之一的金江书院旧址。

宋任穷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因家境日渐贫寒，二哥和姐姐只读过一两年的书。三哥则一直务农耕田操持家务。

作为最小的弟弟，宋任穷是孩子里最幸运的，在自家读了几天初小，学会了珠算，还学会了笔算。宋任穷对上算术课的回忆，反映了客家家教教育的典型特征。

说宋任穷幸运，是因为他在自家无法继续供他读书后，还能受到大哥全家的眷顾，与大哥的两个孩子一起继续读私塾，主要学了《四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等。1922年又一起都考进了前身是浏阳八大书院之一的金江高级小学。现已更名改制为浏阳七中。

浏阳七中、校内樟树林和中共浏阳县第一个党支部介绍。

传统根文化与马列魂思想相结合

宋任穷来到了这所三年制的高小，走进了浏阳红色革命的摇篮。

这所学校有浏阳第一个党支部，集聚着陈昌（即陈章甫）、夏明翰、陈作为等一批鼎鼎有名的年轻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上述三人均为烈士），陈昌也是贺龙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0年7月，毛泽东、陈昌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利用进步书刊宣传新文化和马列主义。10月，受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易礼容的指派，陈昌回到浏阳西乡，在母校金江学校设立浏西文化分社，陈昌自任社长，正式展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为解决浏阳对进步书刊需求量大而供书不足的问题，毛泽东还特别购制了一套梨木刻字印版送给浏西文化分社。

在高小读书时期，宋任穷深受陈昌、夏明翰等共产党员老师革命思想启发式的教育和熏陶，收获了许多很有人生哲理和社会深度的政治启蒙，“陈、夏等在讲课时，经常结合课文传播革命思想。这些进步教师的谆谆教导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懂得了中国要摆脱贫困，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负，独立富强起来，必须唤起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宋任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夏明翰烈士。

留有就义诗名句：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小小年纪的宋任穷在学校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的各种活动，举着标语和旗子与同学和老师们一起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唱着陈昌为他们编的革命歌曲《修路歌》。他勇敢地揭露和控诉北洋军阀对湖南的反动统治，14岁时便勇敢地写下了一篇题为《打倒省长赵恒惕》的自选题作文（檄文），得到时任进步校长黄普笙和老师们的赞赏，在校园内引起强烈反响。

金江高小进步力量的日益壮大，引起当局的惊恐和仇恨。次年春，当局威逼黄普笙、陈昌、夏明翰等一批进步老师辞职离校。对此，宋任穷等进步师生纷纷提出抗议，举行罢课。新任反动校长邱培钧对罢课事件进行了严厉追查，宋任穷因此遭到被开除的威胁，后因大哥出面周旋才得以保留学籍。

毛泽东曾经向宋任穷深情回忆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陈昌和夏明翰。

“1950年，我在毛泽东同志处谈到陈昌、夏明翰时，我告诉他陈、夏是我的老师，毛泽东对陈，夏的评价很高，说陈昌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后常有书信往来，他称赞陈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在组织进步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和蔡和森共同把陈留下来在国内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陈昌于1928 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我们还谈到，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还告诉我，不久前他收到陈昌女儿的来信，他亲笔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他从稿费中拿出三百元汇给陈昌家属以作生活补助。据我所知，毛泽东资助过不少烈士的遗属和后代。毛泽东还谈起夏明翰是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的，尽管不在一个学校，但相互之间也有些往来。”一一摘自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宋任穷回忆录》第8页。

陈昌烈士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开始布局湖南的革命，夏明翰和陈昌、陈作为（烈士）等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就来到浏阳西区的金江高等小学，他们在这里成立了浏阳第一个党支部也是金江学校特别支部，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和学生，在浏阳河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殿堂。

后来金江学校的老师到全市各个学校去任教，把革命的思想带到了浏阳各地，夏明翰，田波扬（烈士）、潘心元（烈士），还在浏阳成立了第一个农村特别支部，推动了浏阳的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毛泽东还讲到他亲笔回复陈昌家属给他写信的事，就是陈昌的女儿陈文新，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陈文新成了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文家市的老朋友陈绍休的孙女陈子江后来当上了山东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我们两院的院士。

因为宋任穷是陈昌和夏明翰培养出来的学生，毛泽东和他格外的亲切。长征路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领导人常常随同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率领的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一个上级干部队，共1400余人的红军军委干部团一起行动。毛泽东著名诗词《忆秦娥·娄山关》就是在1935年2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由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接替兄弟部队急行军一天走120余里，扼守娄山关，毛泽东在干部团指挥时所著。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对这首词批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岸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心情。”毛泽东写这个批注距他作这首词已有23年之久，可见他对当年的情景是多么难以释怀。

秋收起义时的毛泽东。

加入共产党 参加秋收起义

金江高小毕业后，宋任穷很希望到长沙上中学，但一人半年的学费和伙食费要四五十块大洋，家庭无力供养。不得已，曾想在中学找一个校杂工之类的差事一面干活，一面听课；也曾想到长沙的纺织厂做工，用勤工俭学的办法上中学，但是都没有成功。几经辗转，终于在二哥的帮助下，在家乡的忠恕小学帮助教学。他在教学时学着金江高小老师们的做法，多启发学生自己思考，态度耐心诚恳，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一起踢毽子、打球，上上下下反映都特别好。1926年，他便成为本地小学的正式教员。

1926年小学暑假期间，十七八岁的宋任穷加入了C·Y组织，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秋季来临又转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青年时期的宋任穷。

宋任穷回忆说：“深夜，人们都睡了，关上门，在墙上挂一面党旗，新党员在党旗前举行简单而又隆重的入党仪式，人人都要念誓词，前面几句的大意是：‘革命，遵守纪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后面两句我记得最清楚，是‘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入党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妻儿。入党前后也读了一部分马列主义的书，我读过的有《唯物史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入党前，他已经辞去了教师职务，担任了公开的区农民协会秘书长。入党后，他又积极发展新党员新团员。

1926年到1927年，在北伐战争和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在湖南轰轰烈烈的展开了。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浏阳又是群众发动的最为广泛、斗争最为激烈的县份之一。

宋任穷回忆那个时候的农民运动，说：“当时并不懂得什么大道理，而是农民运动的实践教育我们遇事一定要同群众商量，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是农民运动逼着我们这样做的。”可见人民群众在老革命家心中的位置。

17岁的宋任穷先后任浏阳县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区党委宣传委员兼共青团区特支书记。在浏阳县委和区委的直接领导下，他积极投身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组织带领农民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在斗争中接受革命的洗礼和锻炼，区农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农民“减租、减息、退押”（有的地方减押）。

宋任穷非常崇拜毛泽东，全身心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晚年，他回忆毛泽东的时候说：“毛泽东称赞湖南的农民运动是‘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说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迹。’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我们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工农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欧阳晖烈士，1926年9月后，曾担任中共浏阳冲和区区委书记，宋任穷的大哥宋骏丞、二哥宋瑞亭都是这时加入党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走上革命道路的。

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党旗。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军阀何健，许克强一伙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人”。地方反动势力纷纷进行反攻倒算。被杀害的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杀害了非党的进步群众以及无辜人民。就连剪了巴巴头（短发）的妇女，也被无辜的杀害了。宋任穷的许多农民运动战友们就是在那段时间牺牲了。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全省。

在这个特殊时期，被杀害的宋任穷的亲人就有他的大哥宋骏丞。

宋骏丞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冲和区党部执委，积极发动教师举办平民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冲和区农民协会成立时，他积极支持胞弟宋任穷任农民协会委员长。1926年，北伐军路过浏阳，宋骏丞积极宣传，发动群众送茶送水，夹道欢迎。不久，中共浏阳县委派欧阳晖到枨冲区任党支部书记，以农民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农民运动，在当地农民中威信很高。他敦请宋骏丞任农民协会秘书，协助他开展农民运动，宋骏丞慨然允诺，积极宣传，发动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因而被恶霸地主宋介藩和宋海滨等人视为眼中钉。1927年马日事变后，浏阳的反动当局和土豪劣绅，率领反动军营和挨户团，在普迹、龙潭和蒜州一带，镇压革命群众，不少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被迫渡过浏阳河，向马家湾转移。宋骏丞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接待从普迹脱险的革命干部和群众。7月2日，为了掩护从普迹脱险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转移，浏阳县工农义勇军从北乡调派一个连，由宋任穷带领越过寒婆坳，到达马家湾包公庙后山上，宋骏丞立即发动群众烧茶送饭上山劳军，宋骏丞走到山下，还没有来得及与部队见面，突然枪声大作，从普迹方面来的大批反革命武装蜂拥而来，在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工农义勇军被迫转移，宋骏丞眼看无法追上，只好折回葛家园，不料被恶霸地主宋海滨窥见，宋骏丞在三房大屋被捕，敌人将宋骏丞五花大绑，把他带到马家湾中桥西岸，拷问他工农义勇军的去向。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革命口号，敌人吼令他跪下，他横眉怒目，硬是不跪，敌人用扁担猛击其腰，宋骏丞被打倒在地后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和“农民运动万岁！”，刽子手残忍地用梭镖连刺他的颈背和腹部，顿时鲜血四溅，壮烈牺牲，时间是1927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申时，年仅37岁。1950年代宋骏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杀害宋骏丞的凶手在土改中被枪决。

1983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给宋骏丞颁发了“湘烈字05463号革命烈士证明书”。

2007年12月26日揭幕的位于长沙市书院路革命陵园中的长沙革命烈士墙上刻有宋骏丞的名字。

连续三次的反革命屠杀洪峰，狂风呼啸，黑云密布，恶浪滚滚，湖南大地一片肃杀。乡村再也不宁静了，生活越来越苦，前途渺茫。身心滴血的农民们不知道农民运动往哪里去？

湖南社会政治空气和武装起义的惊涛骇浪，就要到来。

1927年，连续三次反革命屠杀洪峰。

红旗卷起农奴戟

霹雳一声震哪乾坤啊，
打倒土豪和劣绅啊，
往日穷人矮三寸哪，
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

天下的农友要哇翻身哪，
自己当家作主人哪，
一切权利归农会呀，
共产党是我们引路的人哪。

粗黑的手哇掌哪大印哪，
共产旗帜照人心哪，
乌铳梭标呀握得紧哪，
革命向前进哪，啊！

这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唱的歌曲《农友歌》，磅礴雄浑，大气不衰。

这首表达湖南农民秋收起义的战斗歌曲，反映了宋任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农民兄弟、红军干部战士在一起。在大革命失败最低潮的暗流时刻，没有被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他们英勇不屈，继续高举革命大旗，顽强战斗，坚定追随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意志和道路，参加了以农民为主的秋收起义，上井冈山……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27年，“马日事变”后，一天晚上，宋任穷突然遭遇到一次“反水”，十多名反动民团自卫队员把他给绑了，说：不要问为什么，枪毙了你再说。后来又改说不枪毙也可以，你去给我们十几个弟兄搞伙食钱来。宋任穷机智果断地与这些反动民团家伙们周旋，迷惑反动分子，在销毁了党的机密文件后，趁他们不防，猛地跑到山下，摆脱了这些坏蛋。为避免被人发现，绕道10多里处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渡口，过了浏阳河偷偷回到家里，他对父母亲和三哥说，我回来只能向你们告别一下，马上就得离开，越快越好，不然有危险。父母亲和三哥见情况紧急，虽然不忍，也不好挽留，宋任穷从此长期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家，全身心投入了党的革命事业。

宋任穷只身一人走了十多里路，赶回县城，找到了县农民协会，向县委作了报告。

在家乡呆不住了。县委决定他到军队工作，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到了7月，宋任穷所在浏阳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奉命与平江县一个团队一起，赶往江西南昌参加南昌暴动。可直到8月1日后，两支团队才赶到南昌附近的德安县涂家埠车站。南昌起义指挥部和省委地下党派人找到他们，通知他们城里提前举行了起义，现今起义部队已经退出南昌向南进发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就不要再进城了，但也不要离开江西，等待下一步命令。

接到指挥部命令后，同在涂家埠车站的平江工农义勇队不愿意留下，返回了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按照指挥部的指令留下，部队暂时驻扎在江西的修水和铜鼓县，接受了整编，但听编不停调，只接受党的命令。

当时整编的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有近一千人，七百多条枪，下设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另有一个直属特务连。整编后改为三团，团长是黄埔军校生苏先俊（叛徒），党代表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元，烈士），参谋长罗纳川（烈士），文书由浏阳冲和区农协委员长宋任穷担任并兼任一大队二中队党代表。

驻扎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未赶上南昌起义，他们便打着贺龙所辖20军独立团的旗号，于1927年8月20日来到铜鼓，驻扎在县城西门萧家祠。萧家祠于2013年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月10日，为了部署秋收起义，在萧家祠的大厅里，毛泽东召开了三团排长以上干部会议，向大家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阐述了当时的形势与任务；成立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号召大家拿起枪杆子，举行秋收起义；宣布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下辖3个营和1个直属机枪连。上图为毛泽东在铜鼓卧室。

给毛泽东送密信 转兵井冈山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果，中共浏阳县县委和改编后驻扎在铜鼓的三团团党委紧急派宋任穷和江西省委来的秘密交通员一起去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和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

此时，江西南昌全城戒严，城里的七座门，只留了一座供人出入，限时通行。城内外到处贴满了被杀害共产党人的告示，一片喊打喊杀声；赣江江畔堆满了人头，许多人暴尸在南昌德胜门外的乱葬岗上，无人认领，堆积如山。南昌城成了人间血肉炼狱。

无疑，在这种非常时期的危险环境下，与隐蔽在南昌城里的江西省委负责人取得秘密联系必然是异常困难的。

宋任穷执行的这一次与惊险死亡伴随的秘密联系江西省委的任务，取得了一封重要信件。这封江西省委的指令性密信，被后来的研究认为是关乎到秋收起义军命运乃至中国革命前途的极其关键、不可或缺的信件。

这封密信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能够及时收到和送达毛泽东，宋任穷在其中起到了无可取代的独到作用。

不怕牺牲，向死而生，在关键时刻寻找到江西省委，这一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步步险恶。

南昌城成了人间血肉炼狱。

在接到去南昌寻找江西省委的命令后，宋任穷就跟着江西省委交通员出发，到了南昌城外，住在一个地下交通点。

南昌起义最后遭至失败。南昌城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交通员不让宋任穷进城，因为他说的是湖南话，非常容易暴露，便让他在城外等侯。交通员独自进城查了三天，结果省委所有的地下联络点交通员都去到了，仍然找不到人。

不得已，在交通员提出让宋任穷撤离南昌回铜鼓的浏阳团队去的时候，宋任穷认为，我的任务是要找到江西省委，领取秋收起义部队下一步行动路线的指示，现在连南昌城都没有进去就返回，上级和部队交给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就这样回去。就算有再大的风险，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必须要进去闯一回，一定要想法找到江西省委，完成党交付的使命。

宋任穷说服了省委交通员，带着他亲自进城找江西省委，并答应说如果再找不到关系，宋任穷再出城直接回团队。

宋任穷和交通员在进城之前，相互沟通好，两人之间要距离50米至100米，如前面交通员停住，后面就不要往前走，时停时走宋任穷要随时看交通员的脸色或手势。

进到南昌城里后，两人又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原来江西省委的一些隐秘联络点转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没有丝毫发现。

最后在南昌城内绳金塔附近一片很大的棚户区，交通员示意城里所有该找的联络点都没有人，你自己再找一找，如果还是没有就立即出城。

绳金塔是南昌城一个非常有名的唐代宝塔建筑，旁边有一条小河滩，路径狭窄，两边聚集着很多棚户商摊，河边是集市竹棚小竹楼，到处冷清污秽的情景严酷肃杀。交通员悄悄告诉宋任穷，这个地方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出没的地方，说不定能够碰到需要找的人，但要看你的运气了。如果在这找完以后还是没有线索的话，那宋任穷就得离开南昌城了。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绳金塔及其周边旧貌，最下图是今天的绳金塔。

宋京波尽可能详尽地讲述道：“父亲当时18岁，是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到外省的一个省会城市，人生地不熟。在绳金塔附近棚户杂货巷子中仔细的走着，观察着四周来往的行人，时间过去了很久，还是没有发现什么。走在前面的交通员，在远处暗示宋任穷他已经无能为力，可以放弃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父亲决定，不能放弃，那就自己在这里再最后找一找，再走走看，能不能有新的线索。联络员在原地等待，如我父亲再找不到线索就在此处碰头出城。

“父亲独自走在纷乱的巷子寻找，突然看见老远有一个人戴着礼帽，穿着长衫，从远处沿着小巷走了过来。父亲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种感觉，似乎这个人有点面熟。可是按常理讲，我父亲是第一次来到南昌城，不可能在这里遇到什么熟人的。是不是自己心里太过于想了？可是不能失去这样稍纵即逝的机会呀！这可是自己南昌一行中找党接头的最后机会了。

“父亲快赶几步跟上前，想辨认清楚时，那人有所察觉，就侧身低头往后扫了一眼，立刻拐到另一个小巷子里快步走开了。

“在这人拐弯侧面回眸的一瞬间，我父亲脑子里电光火石般一个人的面孔清晰闪现出来！

“这个人是共产党员刘士奇（红军将领，烈士，井冈山时期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刘士奇任常委）。父亲为何会认识他呢？父亲在做农民运动时，冲和区农协会曾请过共产党员来讲课，有一次就是请了时任共产党湖南省委委员的刘士奇到农协会来讲课。

“彼时刘士奇虽不认识宋任穷，但宋任穷却听过他在农协会上的讲课，知道他是一位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所以对他的面孔记忆深刻。”

在这看似已是最后坚持的一瞬间，却使得中国革命总能在关键时刻的努力下寻求转机的到来。

刘士奇烈士，先后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政委、红四方面军东路军司令、红二十七军军长等职，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被张国焘的“肃反政策”错杀，年仅31岁。

宋京波接着说：“可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父亲又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就贸然跑过去与刘士奇相互确认各人的身份。

“父亲在其后面不远处紧跟着他，刘士奇确认有人在后面跟随他，便加快了脚步突然又是一拐，从竹梯子上到了一个小竹楼的二层，撩开竹帘子就进去了。后面的父亲也决定无论如何跟着进去，可上到小竹楼二层一看，却见不到人了……

“这时，内里一间门帘掀了起出来，一个貌似店小二的人，问我父亲是来喝茶的吗？还是找人？

“我父亲宋任穷从那人撩起门帘的一瞬间，就看到原来帘子那边不是一个房间，而是又有一个下楼的楼梯，我父亲想那个礼帽长衫的人一定是从那边楼梯下去走掉了。

“父亲猜出这里一定是一个地下党的联络点，这是他此行最后一次机会了。于是就冒险直接说，我就是来找刚才进来的那个人的。

“貌似店小二的人说，你是谁，为什么找他？你认识他吗？宋任穷就直接说，自己是浏阳工农义勇军团里派来和江西省委联系的，我是共产党员，刚才那个人是刘士奇，曾经在浏阳农协讲过课，所以我认识他。我必须要通过他找到江西省委，汇报浏阳团队的实力情况和领取省委的指示后，立刻返回团队。”

这里有一个画外音：对陌生人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弄不好那可是要被杀头的。当时的宋任穷已经什么都不顾了，急了眼，不要命了，不怕被杀头了。这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对完成任务的坚强意志和灵活智慧。

刘士奇与毛泽东妻子的妹妹贺怡结为了夫妻。当时贺怡是赣西特委的妇女部长，在这些革命情谊当中，刘士奇就与毛泽东成为了“连襟”。

“那人听完后，问了父亲现在住在哪里，之后说，他会把这些话转达的，让父亲先回驻地等候通知，明天会有消息。

“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在无法完全确认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没有接头暗号这一举动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即使是认对是刘士奇本人，那也是一年多前的情况，也不知此人后来是否被捕过，现在情况如何？时间和情况都不容再迟疑，只能冒险一搏了。

“万幸的是，这次宋任穷在绳金塔棚户区商摊的寻找和小竹楼上的冒险成功了。后来，宋任穷在驻地得到了省委的通知，成功与刘士奇和江西省委对接上。并由此联系上了参与南昌起义的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将浏阳工农义勇团队的人员、实力详细布署情况汇报给了他，寻求江西省委的指示。

“汪泽楷用药水写了一封密信，让我父亲不用回铜鼓部队了，直接去完成另外一个任务，带密信直接前往江西莲花厅（江西学子会试之地）一带，一定要亲手交到毛泽东委员本人手上，因为毛委员会带领秋收起义部队由湖南前往江西攻打莲花县城。

“就这样，宋任穷怀揣密信出了南昌，一个人晓行夜宿经过一路的关卡跋涉，几次遭遇到险情，但都机智摆脱了。于9月21日经江西高安到了上高。次日下午，在当地老百姓那里得知，浏阳的工农革命军离开铜鼓后已向莲花厅（县）方向进发。”

汪泽楷。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应邀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前委扩大会议。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宋任穷单人单飞冒着极大危险，终于联系上江西省委；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让宋任穷带口信和一封密写信件给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毛委员。毛泽东也正是在莲花县宾兴馆听到了口信和看到了这封宋任穷送达的密信后，明确了由莲花经永新、宁岗进军井冈山，从而建立了第一个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拉开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序幕。

刚满18岁的宋任穷冒死联系江西省委，取得密信，送达密信，对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的中国革命进程有着多么重大的历史性意义，要从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的背景、落实会议精神、秋收起义过程说起。

莲花县宾兴馆

“八七会议”从提出开会到正式开会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具体的筹备工作有14天，而正式的全体会议却只开了一天。可见当时的白色恐怖笼罩氛围有多严重！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多次指示信中指出，秋收暴动与南昌起义一样，“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烈士）前往湖南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烈士）。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

根据湖南省的主客观条件，暴动区域不能过多过大，而应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直接打出共产党的的旗帜。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为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构，主要是以各部队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另一是以各县委负责人共同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起义时间，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

“八七会议”

为此，由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师共三个团，5000余人。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第三团，驻扎在铜鼓。起义部署第三团的任务是攻取浏阳。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就是在去往铜鼓领导第三团起义的路上，经过浏阳张家坊七溪村（现江口村）陈家坊时被国民党拉拢的民团抓住，遭遇了一次著名的历险记。毛泽东的这次历险都由毛泽东口述，写进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可见当时敌我态势和环境有多么凶险。

9月10日，毛泽东终于到达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正式宣布宋任穷所在的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举行秋收武装起义。

第三团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铜鼓出发，攻占浏阳的白沙，12日又攻克东门市，各歼敌一部。14日，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分路向东门市反扑，第三团奋勇抗击数小时后不得不向上坪转移。

起义部队第二团虽然攻占了萍乡以西之老关，在起义农民配合下攻占了醴陵县城，击溃守军约1个营，缴获枪数十支，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余人，并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但迅即遭到长沙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在萍乡等地的国民党军策应下，向醴陵反扑。第二团即刻转兵向北，于15日袭占浏阳县城，可又疏于戒备，17日遭到醴陵追来的国民党军突然袭击，损失大部。

总体上，在湖南工农革命军分路进攻期间，浏阳与平江、醴陵、株洲、安源等地的工农群众，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农民和工人，手持梭镖、大刀和为数很少的长短枪，英勇地袭击挨户团，攻打团防局，打击土豪劣绅。醴陵县和浏阳县的起义群众，还配合工农革命军攻占县城，进行建立革命政权，重新恢复工会、农会等活动。株洲的起义群众还曾一度占领株洲火车站。平江县的起义农民，在准备配合工农革命军和单独攻打平江城未遂后，组成3支游击队，出没无常地持续打击土豪劣绅。

但是，由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处于革命低潮，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下，湖南省内外许多农民运动骨干或被逮捕镇压，或被迫外逃，农民群众存在着害怕起义失败后又遭残杀的顾虑，因而，就整体说来，这次起义，未能形成有更多农民参加的群众性暴动。

9月20日，为率领工农革命军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召集秋收起义的各个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

浏阳文家市会师

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毛泽东向1500多名起义官兵发表了动员讲话，他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充满革命激情和诙谐幽默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将士的士气，坚定了他们向农村进军的信念。

《西江月·秋收起义》

毛泽东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这首诗词，高度概括了1927年9月爆发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情况。

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

9月26日，在南昌临时驻地与江西省委交通员分手后的宋任穷赶到了莲花县城。他在街上碰到了原浏阳工农义勇大队一些认识的人，由他们带着去见了原中队长欧阳晖（烈士）。来不及寒喧，宋任穷立即由欧阳晖领着来到师部。师部参谋听到宋任穷带来了江西省委的密信，就立即带他到设在莲花宾兴馆的起义军前委所在地。

“当时正是中午饭时，团部原要父亲吃了中饭后再去见毛委员，但父亲说一定要立刻把信送到毛委员手上。”

此时，毛泽东正在莲花宾兴馆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和其他人一再争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路线。

师长余洒度（后叛变），团长苏先俊（后叛变）等极力主张现在已经打下莲花县城，就应该按湖南省委意见率部先占领浏阳再攻打长沙。他说作为军人就应该和敌人正面对战，如果躲到农村，那不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起义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认为浏阳、长沙一带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现在还打不下来，所以不同意这个意见。

但余洒度、苏先俊等以必须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为由，各方对此争议不断。

此言让在会的伍中豪（烈士）很是生气，他当即拍桌而起，说：“我军已经疲惫，士气很是低沉，长沙敌患已有所防范，如果还要强行攻打长沙，恐怕会全军覆没，前敌总指挥的建议是正确的，我赞同！”

在要听从湖南省委意见的前提下，毛委员不得不同意率部回湖南，部队第二天出发。但不是回兵浏阳长沙，而是到接近广东的湘南汝城一带，前去等待与南昌起义失散的部队汇合。

到中午时，前委会终于定下了第二天秋收起义的部队，由莲花出发开往湘南，等待接应南昌暴动失败后由广东撤回的起义余部的行动计划。就在此时，参谋进屋向正在开前委会的毛泽东书记报告，江西省委派人来要亲手送交毛委员一封密信，于是毛委员说暂停会议，请大家等一会儿，于是走出前委会议室，来到外面天井的厅堂中，健步走到了怀揣江西省委密信的宋任穷面前。

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亲切地拉着宋任穷的手，细心听他汇报。

百年感慨与传承。

宋京波回忆着父亲说过的往事“父亲向毛委员报告，我是宋任穷，江西省委有一封密信，说这封信关系到起义部队下一步的前途很重要，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毛委员。

“毛委员十分亲切的问父亲，你见到了江西省委的的什么人？父亲回答，我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他让我带密信给毛委员，一定要亲手交给毛委员。毛泽东说，‘哦，汪泽楷我认识的。’

“父亲接着说，我还见到了刘士奇。

“我父亲是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先向毛委员口述了汪泽楷代表省委的口信，大意是：毛委员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离开铜鼓，你往莲花厅方向去找带领起义部队的毛委员，请告诉毛委员，在罗霄山脉中部宁岡一带有一支百余人的武装，有几十条枪，里面有共产党员掌握，可带队伍到那里和他们汇合，具体情况可看密信。密信要放在清水中，字迹就可显现出来。

“宋任穷向毛委员转述完江西省委的口信后，就从伪装成浏阳烟花要账的账本中抽出一张白纸，递到毛委员手上，并说，这是江西省委的密写信，放入清水中浸湿后，就有字迹出来，但过几分钟后字迹就会慢慢消失。

“在天井厅堂的毛泽东立刻叫参谋端来一铜盆清水，毛泽东将白纸轻轻放入水中浸润，字迹果然就浮现了出来。毛泽东仔细看完信后，沉思了一下，转身面对宋任穷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很好！你很好的完成了这次的任务，你先回团部休息吧。

“就在要离开之时，我父亲从身上的盘缠中拿出所有的四十几块银元双手交到毛委员的手中，说，这是江西省委汪泽楷给我此行的路费，现在任务完成了，我将这些全部交回给组织。

“接着又把身上剩下的所有几十个铜板，摸出来一个不剩的全部再次交到毛委员手上。毛泽东接过钱后，仰起头看了看天，若有所思，然后对宋任穷再次说，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你先去休息吧。

“之后，毛委员就走回前委会议室，继续召开之前中断的前委会。”

在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向另外四个委员传达江西省委的指示，说我们应该出发前往宁冈。然后表明了自己同意江西省委指示的态度。

对此，余洒度表示了疑问：“刚才你还说同意去湘南抢占湘粤大道，迎接南昌起义从广东返回的部队，怎么现在转眼又说去宁冈了？湖南省委的意见不是让部队返回湖南吗，怎么说变就变？也不知道下次还要冒出个什么地方来。”苏先俊也是一脸的不高兴，说路是越走越窄了，抵触情绪非常大。

会上，毛泽东按照江西省委的指示转兵井冈山的意见，立即被余洒渡、苏先俊指责为“朝秦暮楚，毫无定见”。

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苦口婆心地做几个前委委员的思想工作，说：党的“八七会议”明确规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走在哪个省的行动，就要听哪个省委的指挥，这是中央会议的规定。江西省委是依据八一南昌起义后变化了的情况重新做出来的决策。我们现在在江西境内，我们就应该听取江西省委的指令。

毛委员一再说服大家同意，转兵井冈山的决策应运而生。部队第二天就离开莲花县城，向罗霄山脉的宁冈开拔。

湖南醴陵市仙山峰顶望江楼农民起义雕塑

秋收起义态势及转兵井冈山路线图。

权威研究结果认为：1927年9月26日，事实上已经成为秋收起义队伍、江西省委与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间唯一一位起到“信使”“交通员”身份作用的宋任穷，在八一南昌起义和攻打长沙的秋收起义纷纷落败之时，把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用药水写的信，交给了正在莲花县宾兴馆里的毛泽东。尽管信的内容只有毛泽东一人知道（另外还有宋任穷转述的汪泽楷的口信内容佐证），且这封信也没有保存下来。

但从毛泽东在莲花接下来的一系列活动来看，这封信的内容为毛泽东实现革命理想志向，打破党内党外军内军外重重叠叠的叠加阻力，立即作出转兵井冈山，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决策；这在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两大起义军队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仅剩残留的秋收起义部队走向哪里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秋收起义工农队伍转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下一步行动扫除了障碍，指明了方向。

客观的说，基于这封密信和口信，莲花县及宾兴馆既是秋收暴动的终结点，又是革命力量以城市为重点而转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性转折点；既是毛泽东转兵井冈山决策的发源地，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起始地。

可是不能低估单一一位“信使”“交通员”的作用。在极度缺乏有线和无线通讯便利条件下，在中国革命创建自己军队的初期实践过程中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有时单一一位“信使”“交通员”的作用能量会超越千军万马。

年仅18岁的宋任穷，就作为一名“信使”“交通员”，独自完成了这次对中国革命都具有重大助推影响作用及能量的任务。

必然与偶然的历史性地址。

大千历史诞彪炳，

平凡人物萃杰出。

1970年10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在谈到1927年进军井冈山时，毛泽东说：“我上井冈山是中途逼出来的。”这“中途”就是指莲花县及宾兴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讲到，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新起点的关键就是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二者相互包含，存在着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性是同类事物普遍具有的发展趋势，而偶然性则是不稳定的、暂时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而偶然性会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和规律。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实践中要抓住偶然现象提供的机遇，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必然规律，紧紧抓住机遇往往是在实际活动中取得重大实效的关键环节。

研究者们总结历史史实后，认为历史上的井冈山地区就是农民起义军占山为王，栖身反抗统治阶级的最佳峰岭山水地域。秋收起义后，深谙湘赣地区农民起义历史文化的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主要有几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他早就有上山打游击的想法，在“八七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这一想法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其次，他在召开安源会议的时候，也就是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期间，二团团长、之前担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曾与袁文才、王佐结拜为把兄弟的王新亚，讲到过井冈山有贺敏学、袁文才（含冤牺牲）和王佐（烈士）等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关于这个事，毛泽东后来还跟郭化若讲过一次，贺子珍在场，郭化若把这段话记录了下来。

第三，就是宋任穷在9月26日为毛泽东带来江西省委书记王泽楷的密信和口信，最权威的证实井冈山有我们自己的武装，也就是袁文才和王佐的少量部队，信件还代表了当时江西省委指示的进军参考意见。

后两者历史史实都体现了历史的具体偶然性。

抗战初期曾在黄敬和宋任穷身边工作过的赵勇田同志，长期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门负责人。1993年6月21日在中南海宋老家中拜访宋老后，写出一段宋任穷亲述并由他记录的回忆收秋起义、三湾改编、挺进井冈山的斗争内容，其中讲到：

“‘宋政委，请你和我们讲讲你跟随毛委员上井冈山的一些片断吧？’我求宋老。这一求不要紧，一下子把宋老的记忆推向半个多世纪之前。他说：

‘当时，究竟把革命根据地建在哪里，事关重大。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北段离政治都会（长沙、武汉、南昌）太近，南段虽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好，党的组织、群众基础等方面也比较好，而且远离大城市，敌人的统治力量比其他地方薄弱，敌人没有正规的地方部队。毛泽东确认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同时还了解到此地有袁文才部和王佐部两支农民革命武装。’”

毛泽东最终选择了罗霄山脉中段，也就是井冈山地区，作为中国武装割据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实践中要抓住偶然现象提供的机遇，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必然规律，抓住机遇往往是在实际活动中取得重大实效的关键环节。

应该说，在毛泽东引兵/转兵向井冈山进军决策的过程，宋任穷及时送达的这一封偶然发生的信件，引发了空前独特的对历史必然性的推动能量作用，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融合在莲花县城宾兴馆会议的召开，助推和使得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最终选择中，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序幕，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

莲花引兵/转兵井冈山的决策，使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星火呈现出燎原之势，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清代皇家驿道略图。

宋任穷给毛泽东送密信的两幅示意地图

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6月第3版《宋任穷回忆录》第22页，宋老仅仅用很少的字数回忆拿到汪泽楷密信后的行程：“从这里，我与省委的交通员分手了。我去铜鼓，他到别处还有其他任务。……我接着向铜鼓县城走，一打听我们的部队已向南走了，我赶快去追部队。毛委员到铜鼓时我没有在，赶上部队后（指莲花县宾兴馆，昔日学士荟萃于此），欧阳晖高兴地告诉我：潘心源从安源接来了毛委员……”。

宋老的回忆，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1927年8、9月份，年轻的宋任穷徒步找江西省委取得密信，是从铜鼓到南昌走了来回双程路线的。

根据1977年宋任穷在纪念秋收起义50周年时题写的"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讲解词，宋任穷所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未赶上南昌起义，便打着贺龙所辖20军独立团的旗号，于1927年8月20日来到铜鼓，驻扎在县城西门萧家祠。9月10日脱险后的毛泽东来到了宋任穷所在部队，并召开部署起义的会议。9月11日凌晨，驻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全体官兵千余人在铜鼓县城桥头大沙洲上集合，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检阅。随后，毛泽东率领全团官兵浩浩荡荡从铜鼓县城出发，由此踏上了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

这证实9月11日是宋任穷到南昌，取得省委指示密信回到铜鼓县，又从铜鼓县出发向南追赶部队，亲自向毛委员呈送密信的时间分隔节点。之后，9月26日，宋任穷在莲花县宾兴馆将密信呈送给毛委员。因此9月11日前后各有两个时间段、路程段。

9月11日前总时间段约为去回共22天，从南昌取密信去回直线路程约为300公里。9月11日后时间段约为15天，路程段则分为两条：前者，依宋任穷回忆所述，向南直接徒步追赶到莲花县宾兴馆，直线路程约为150公里左右；后者，令人诧异的是另有其他的一些研究或回忆则说宋任穷东南下，于21日通过高安县和上高县追赶部队，此说的直线路程约为270公里左右。

因此，笔者在网络地图上画了两幅宋老取密信和送密信的地图，直线距离最短约为450公里，直线距离最长约为570公里。

我们都理解一句老话“看山跑死马”的道理。从两幅地图上看，绿色的都为山峦，颜色越深，山峦越大越高。宋老在取密信和送密信的路程地形上，山峦明显远多于丘陵和平原地，走山路有上山、下山、绕山、迷路等多种可能成倍绕远的因素。这样，我们需要把两个总行程数450公里和570公里分别乘以2加倍计算，再换算成里数。我们就会得到全程1800里和2280里两个较为合理的绕远曲线数字；按28天总计，平均每天行程约为64里和81里；两组不同的合理曲线路程数字，以及每天行程平均数字。

同理，我们以9月11日为前后时间分隔节点，分别以前17天—14天、后14天进行简单计算。前17天—14天每天行程平均约为70里—86里，后14天按两个不同路线，每天行程分别平均约为43里和77里；尤其是最后到莲花县的五天路程平均每天要走110多里地，好似找准目的地后的冲刺速度。

人们可能会好奇，宋任穷为什么会南辕东辙，绕远从高安县再转向莲花县？我们从中可看出宋任穷的丰富学识，再结合他胆大心细、耍蛇寻找红军的经历，领悟老革命家的聪明才智。

因为，据明代隆庆四年（1570年）交通指南全书《天下水陆路程》记载：自江西古瑞州（高安县）、上高县，经安福县武功山岭间斜谷，向湖南浏阳县迂回，有一条四百年以上的古驿道，可连接着多条湘赣间古道通往莲花县宾兴馆。

这本明代书籍记录的古驿道，并不是官方用的皇家驿道，而是一条民间用的不仅可以向武功山绕个大圈子通往莲花县，而且还是以浏阳县为终点的众所周知的商用古驿道。

仅从年轻的宋任穷选择走这条民间商用古驿道线路，就能探测出他是多么巧妙和智慧的选择走这条路线，以避开当时两次起义失利后许多不必要盘查和危险。大家都可以发挥想象力去分析这一点。

自古以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驿道驿站上还是有多种代步工具的，所谓“800里加急”就有这个意思。这就让人们很容易理解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为什么一定要给宋任穷至少60块银元，而他又在短短的十多天里，几乎以一天一块银元的消耗速度，用最短时间以最少的十多块银元，及时见到了毛委员。

我们还能从这些非常细致妥当的安排中，得出当时的汪泽楷和江西省委对宋任穷送这封密信极为认真重视的结论！即鼓励宋任穷在送密信的全程中，要充份利用江西地区特有保留传承千年的驿道驿站接力的优势功能，以车马、轿子等交通工具代步，不要怕花钱。否则，恐会耽误时间，完不成任务。

由此，在我们的脑海中，可以形象的浮现出一位不会饿肚子、朝气勃勃的身影，有着书卷气息的年轻帐房先生，也许有点行李，也许没行李，老练的怀揣着花炮账册和数十枚袁大头银元，在山间驿道、丘陵古道上匆匆赶路……

而宋任穷不惧生死，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单人长途跋涉约千公里路，数次勇闯智过白色腥风、鬼门关卡，赶在秋收起义队伍向何处走去的存亡关头，为毛泽东及时呈送的江西省委密信和口信，犹如一味引药归经的关键药引子，给秋收起义火种部队转兵井冈山起到画龙点睛，拨云见日，快速起效，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导航作用。

山是龙，水是龙，红军战士都是龙。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军队之龙，冲破阴霾，迅速转向腾飞之势！

1993年6月21日赵勇田在中南海宋老家中拜访宋老，与李真（总后副政委、著名将军书法家李真）请宋老参观书画展并题词。

亲历三湾改编

当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1500人的起义部队已不足千人，3天行军中开小差离队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在三湾村搞改编。

从9月29日至10月3日的“三湾改编”，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为团部和一、三两个营不到800人。
党支部一改以前设在团以上，改为支部设立在连上。

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军队内部加上民主制，在团营连设立各级士兵委员会，政治上官兵平等，经济上加强民主管理，参于部队经济和伙食管理。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这一新生事物给当时的士兵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们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

正是“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与民主制度，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民主主义制度摧毁旧军队的管理基础，起到了开创性的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建军的基础。

“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

宋任穷作为参与者、见证人，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亲身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在这次改编后既担任了党代表，又担任了士兵委员会主席。在改编的效果上，他是很有发言权的。

他曾很仔细的着重对士兵委员会的情况做过回忆：

“我在营里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士兵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按选举名额，由连里选出一些委员来，三个连的委员组成营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没有设立什么机关，没有专职办公，只是遇事开会研究。士兵委员会是党代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

“三湾改编”，使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加强了党的领导，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高。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

“三湾改编”实行的民主主义制度，士兵群众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革命热情大大地激发起来，对部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加强了。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

10月7日，毛委员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北麓的茅坪，与袁文才（党员）的部队汇合，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0月27日，毛委员率领红军登上井冈山来到茨坪，与王佐的部队汇合。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红军所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纪念日。

1928年1月2日，为策应万安暴动，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冒着严寒向遂川县城挺进。

1月5日在大坑河与敌军打了一仗。清晨战斗打响，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张子清（中国工农红军早期著名将领）、伍中豪的指挥下，立即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冲锋。

工农革命军第九连战士奉命追击这股敌人，他们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乘胜追击，渡过齐腰深的河水，忍受刺骨的寒冷向敌人冲去。

工农革命军在大坑打垮敌人后，乘胜向县城挺进，当日即兵临城下，乘胜占领遂川县城。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曾经三占遂川城，这次是第1次占领之仗。

宋任穷参加了这次打遂川的战斗。

三湾改编旧址，永新三湾村；遂川城、宁冈新城

战斗遗址——天子地旧貌。

井冈山---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

人的名字，受之于父母，蕴含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愿景和信仰，对每个人都是会有影响一生的意识形态大事。

“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

“人如其名，名副其实”。

中国古人的气质很讲究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尊称的表字，用名字或者表字来鼓励人们自己取得成就。

表字，也叫“字”，是本名以外所起的表示德行或本名的意义的名字，这是古人尊崇《礼记》礼仪，一般在20岁成年后就可以有表字。“字”也是古人自出生以后，第一个亮出自己意识形态追求的人生信誉象征。

许多文人武将名人都有好几个名字，至少会有名有字。比方说三国时期的人物诸葛亮和关羽，诸葛亮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关羽，姓关名羽，字云长。

古人还有指名和字以外的别号，《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如自号、尊号、赠号、雅号、混号等等。现在人已很少有“字”了，只有名，现代人称名字就叫姓名，简化了古人的礼仪。当然也有人欢喜谦逊的为自己的修养立“号”的，也有把自己的创作室称为雅居或者陋室立“号”的。

为孩子取名的人，不论是家中的长辈，还是长辈所尊重的人，都把自己的生活愿望和自己的文化期盼，以名字的寓意赋予了孩子。

名字，就是用最简单最有寓意的字，来表达、约束和鼓励一个人的品质、性格及行为，祝愿他的一生作为与他的名字所内涵寓意相吻合。这当然也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品质或行为与他的名字相符，表达了对这个人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强调名字对于他人对个体的第一印象和理解的重要性。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真人如其名等古今见面语，都是盛赞人的言行和性格与其名字所表达的含义相一致。

井冈山主峰。

“百万工农齐踊跃”，秋收起义的部队，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红军，其构成基础主要是客家工农大众。

客家人就是毛泽东所称谓的客籍人，客家或者客籍的文化传承被研究者们认为是古汉文化的活化石；而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中文字辞的辞书之祖，又被列入古人《十三经》中辞书类文学作品《尔雅》，早在战国或两汉时期就出现了，被认为是中国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在古今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深刻影响。

作为老井冈红军大哥的宋任穷，又有流传广泛的改名传奇，因他改名后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响亮“穷”字，被人们，也包括笔者都忍不住地啧啧称“奇”！世所罕见。

因而，在宋氏族人对家族族名没有多少原始解释的记载下，笔者研究爱好使然，以下犯上，不避讳对老前辈名讳的忐忑之心，冒然使用训诂学、音韵学等古人用字用词的辩证方法，作为个人的文化研究，一个字一个字的从纯字面意义逐字探讨宋任穷改名传奇的文化寓意。

此举纯属个人英雄崇拜情怀所致，就文化谈文化，文责自负。期盼读者能从中理会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相结合的个中人生内蕴。

笔者所著中国通史《论中华魂与根文化》中，有对井冈山地区客家人和井冈山山名来历的论述。

笔者这样做是有根据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国学大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音韵学家、教授，与徐特立，杨昌济同辈，与鲁迅、郭沫若齐名的曾运乾（1884～1945），曾执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是湖南益阳人，宋氏家族和伍中豪的湖湘同乡；更为宝贵的史实，是宋任穷老前辈在云南昆明志丹体育场逐字修改“改编”为“合编”、“欢迎”为“联欢”词组，并加以解释，充分体现了宋任穷用词用字之精妙、严谨，训诂学识丰厚；以及在七机部任职期间反复使用“三抓任务”词组的准确、鞭辟入里，自我发动；足见宋家客籍家学渊源厚重，湖湘乡学传播深入广泛。

使我们足以采用古今训诂学、音韵学的字解比较方法进行研究……余以为这也是古今精神文化传播和结合的妙趣所在。实乃一家之言，一孔之见。

曾运乾先生和他的代表作《声韵学》。

中国人历来重视字辈与排行，又以客家人为最。

宋任穷出生于世代迁移的客籍人家，祖祖辈辈都是富有的。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尽管家庭越来越趋于清贫，但是从他出生之后，父母亲为他取的名字宋韵琴分析判断，他的家庭的文化涵养还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根底的，充分表现了中华本土文人武将、客家士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家教之风。

宋任穷父亲的名字，叫宋国珍，意“国家之珍”，国家最好的才是“珍”。据宋国珍长子之孙《宋运祁回忆录》记载，其家族始祖宋朝玉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至明万历元年（1573年）所立族谱本有“华”代派名“国”字辈，即字辈“派名”，排在第22辈。该“华”代派名为“华 国 益 增”，亦显露一种明显特殊的爱国符号。

作为迁移不断的宋家祖上，300多年来的族谱代系排列“朝、士、世、才、志、华、家、庆”，更是尽显保家卫国、爱国重才、家国两全之传统传家意愿。

“国珍”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大家都明白的非常珍贵的寓意，赋予了祖辈们唯美的期望，有着客籍人浓厚纯真的文化传承家风，本身极具文化内涵。身为普通农村人的宋国珍的四个男孩子，都被他抚养长大，有两位在大革命时期，不惜为国家，为民族，为乡亲们大爱捐躯。

宋国珍的长子宋骏丞不但有名字“骏丞（臣）”，有派名“绍崧”，而且还有号“狱崇”，应该还有“字”，是中规中矩的一代。

宋任穷出生时的名字叫宋韵琴，遵照家族派名又给出了一个排辈名字“绍梧”，为“绍”字辈，尤现客家传统。

而大革命时期已参加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宋任穷都是老革命了，年龄还不到17岁，距离古人礼仪习俗的成年标准还差几年，尤其又是在那个轰轰烈烈的特殊时期，所以宋韵琴在名字称呼上也就不会再讲究“号”和“字”了。

有信史以来，古人很讲究韵与琴的文化价值。

“韵琴”之名，以和合道德为体脉，贫润清远，雅静隽永，高逸洒脱。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清清乎志在溪石，开启智慧、感悟人生哲理，充满山林生态气息。显而易见，情怀一颗乡人平常心，抵达返朴归真之境，开发生命智慧之泉，攀登天人合一境界，是一种很健康向上的乡村追求。

到了近代，中国人都能感受到五四运动新风，尤其是到了大革命时期、井冈山时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添新色彩的一个分水岭。旧的东西被冲刷了，新的东西生长出来了。人们在很难实现自己纯真梦想的时候，需要有一种新的启迪，走一条新路。

在那个社会大变革中没有一条崭新的道路，那是没有前程的。

古人抚琴的清远雅趣。

1928年春节期间，秋收起义领导人之一的伍中豪，为红色军人宋任穷改了个或者说增加了表达崭新信仰、理想、务实、道路的新名字。

宋任穷曾经回忆他改名字的过程：

“伍中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是一位儒将，很能打仗，还喜欢作诗。平日爱喝酒，酒兴浓时，便诗兴大发。他拿到分的伙食尾子，便喊警卫员上街打酒。打来的酒，他三口两口就喝完了，又喊警卫员去打酒。警卫员说，你的伙食尾子全打了酒了，哪里还有钱去打酒？

“我的名字宋任穷就是在打遂川后的那个春节，伍中豪喝酒时为我改的。 他一边喝酒一边念着我的名字：‘宋韵琴，宋韵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人的名字，改了吧！’接着他念念有词地在嗓子眼里转着：‘宋韵琴，宋韵琴，宋任穷’，突然停住了，说：‘就叫宋任穷吧！’于是，我的名字就由宋韵琴改成宋任穷了，一直沿用至今。那时，改名字很简单，不用批准，只要在花名册上把名字改过来就行了，后来，有人传说，我的名字是毛泽东改的，这是误传。”

《宋任穷画传》第27页提到“就这样，宋任穷原来的名字由伍中豪按谐音改为宋任穷，含任重道远的勉励之意。”

此外，也有研究披露，伍中豪为宋任穷改名，有“天将降大任于穷人”之意。这个名字取自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将“斯人”改成了“穷人”。

这两种含义都包含要为天下劳苦大众和穷人翻身解放，努力奋斗，任劳任怨，任重道远，穷尽一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意。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伍中豪为宋任穷改名字，很有深层次拳拳意蕴。

伍中豪（右）

毛泽东就有为自己为他人改名字的喜好，而且都饶有深意。

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书信来看，其所署名有毛泽东、毛石三、泽东、润之、润、杨子任等十余个不同的名字，大多为近音所致，如尽人皆知的“李得胜”。“李得胜”的谐音，即“离得胜”，意为现在离开延安，则今后得到延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还改字“润芝”，或写成“润之”，有时还写作“永滋”、“咏滋、”“咏芝”或简写成“润”。既灵活用之，又保持坚定之心。

毛泽东还将开国上将许世友名字当中士兵的“士”字，改成了世界的“世”字，其意义不言自明。

与毛泽东近音改名相似，宋骏丞的后代撰写的《宋运祁回忆录》也谈到“营长伍中豪帮他改名宋任穷。湖南话的‘韵’与‘任’是同音字，‘琴’与‘穷’的音相近，这个名字改得真好。”

为此，笔者专门请教了懂得湖南字发音的湖南本土人士。海云答曰：“任穷，长沙话发音：银锦。锦发第二声。音似‘韵琴’。长沙浏阳搭界，但十里不同音，仅为借鉴。”

显然，伍中豪改名字与毛泽东改名字有相同点，即“大多为近音所致”。此念想应为尊重、望怀原名，原字，原意，有着传统典型的古今训诂学、音韵学的字解比较方法深远寓意。

宋任穷的原名和改名，共同体现了“家国同构”文化传统传承的家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心魂魄的结合和传延升华。

正因为音同、意同、字不同，就将革命文化崭新立意的名字“任穷”与传统文化受之父母的名字“韵琴”相结合了，而且意蕴相接，立场坚定，持之以恒。让人赞叹不已，忍不住点赞。

本文有12万多字。读者如果有兴趣看完本长文的第二、三部分，就能明显察觉“韵琴”“绍梧”“任穷”名字的寓意和能力结构实力相结合，所带来的对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影响力、人才造就力和成果成功率之奥妙无穷的无穷尽，感叹人生之平凡默默，党和集体的事业之伟大长远。

您是否会进一步理解：钢铁究竟是怎样炼成的？！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文化，影响、造就团队的精神文化。

中国第1颗原子弹爆炸、东风5号洲际导弹参加国庆节阅兵式。

“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宋任穷受之父母、祖辈的“韵琴”“绍梧”大体上有何深意？

伍中豪谈到“韵琴”这个名字时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人的名字”。这一视点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工农革命军如火如荼大发展的时期，确实是带有时代风尚标签的。

其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在古人意识思维中，将“韵琴”作为名字、字、号，还是足够高雅、挺拔、文化品味、侠肝义胆的。

音韵与抚琴，几千年来最厉害的名人高士人物有男人亦有女人，而又以男人为尊、为雅。

多位中华人类之祖先人物都被誉为制琴抚琴之人。

庄子《秋水》记载，公元前496年，孔子带着弟子路过匡城时，被误认为残暴对待过匡人的阳虎，匡人围孔达五日之久，而孔子抚琴一曲并大发感慨，子路问他为什么，孔子说，“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成语“临危不惧”最初由来于此。现存琴曲《龟山操》《获麟操》《猗兰操》相传都是孔子的作品。

《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伯牙弹琴，锺子期听他弹琴。伯牙在弹琴时心里想着高山，锺子期说：“你弹得真好呀，就像那巍峨的泰山。”不一会儿，伯牙心里又想到流水，锺子期又说：“你弹得真好呀，就像那奔腾不息的流水。”锺子期死了以后，伯牙摔琴断弦，终生不再弹琴，认为世上再没有值得他为之弹琴的人了。

张道陵是道教创始人，在《琴书大全》中记载他说：“性沉默，好古博经史，兼明星气图纬之学，尤妙抚琴，别得真趣。”

三国时期，诸葛亮操琴用空城计退司马懿之兵。

东晋陶渊明，南宋岳飞等文官武将皆为抚琴高手。

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都忘情山水，吟诗作赋，陶冶心魄，舒畅情志，赋予人们无限的琴韵欢乐。

就连曾长期居住于浏阳，发明火药的古代著名药王孙思邈也在《千金要方》中强调：“弹琴瑟，调心神，和性情。”

清末与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赵之谦齐名的清代书画家丁文蔚（1827—1890）字豹卿，号韵琴。

黄慎 抚琴图 立轴。

“韵琴”二字之解：

韵，指和谐而有节奏的；风度，风致，情趣，意味。韵这个字，可以说任何人只要发声，只要有行为，无论是什么声音都会含有声音的韵味。

琴，亦称“五弦琴”“七弦琴”，通称“古琴”。古人的文化修养大抵是用琴、棋、书、画四方面的才能表现的，近代亦有如此这般。弹琴乃四大才能之首，犹如涓涓泉水，溪溪小河，潺潺不断，水波含翠，山林相映，勇往直前。

琴棋书画养魂魄。

众器之中，琴德最优。

我们推测，宋家老一辈所期盼的，很可能含有寄音韵之琴声与浏阳河之波涛声和鸣锵锵，声韵古朴、高雅、深沉、刚烈的品性。不单限于一种听音和观潮的雅趣，而是寓意孩儿自身成长似音韵于琴鸣流入于水之声中，韵味雄厚，虚静高雅，湾湾九曲，无惧艰险，源远流长。

制琴很有讲究，著名的约二千五百年曾侯乙墓出土之五弦琴，琴体下部扁平，上部呈弧状凸起，象征着天圆地方之说。

“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韵琴“德音之谓乐”，温柔敦厚、寄情志于浏阳河峰岭山水中，曲曲弯弯、顺应自然、清微淡远不谋而合，大音希声！

战國初期曾侯乙墓五絃琴

唐代重要琴论《琴诀》：“琴为之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这种大河奔流与韵琴兴盛的天人合一家国情怀意识思维，竟会被宋家长辈激发如此异曲同工之妙。

宋家长辈很有思想深度。他们认为正名“韵琴”若要达到音域宽广、含蓄内敛，余音悠远绕梁长久不衰，还需要从制琴基础材料上巩固加强，因此派名为“绍梧”，与“韵琴”字义延传相连。以保证“韵琴”的人生特征向清、远、高、古、雅、淡、和、直的合一价值方向发展。

荆门郭店战国七弦琴全长82.1cm，面板长50.8cm，琴身首尾等宽12.4cm。湖北荆门郭店村1号墓1993年出土，形制与曾侯乙墓十弦琴相近，系弦七根，是发现年代最早的七弦琴实物。

“绍梧”二字之解：

“绍”字，甲骨文就有这个字了。紹，甲骨文：当“丝”讲，表示在两人之间建立联系。金文将甲骨文字形中的“丝”写成“联”，明确“紹”的“中介联系”含义。《书·盘庚上》：“绍復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继承复兴，继承恢复之意思。这个“绍”字，很符合宋老任职七机部部长时的任务环境。

“梧”。梧桐，落叶乔木。一种树干高而直的树木，木质轻而坚韧，《史记·留侯世家》夸耀为人勇敢、忠直、身材健壮之人为魁梧奇伟。

远古时古人制作五弦或七弦古琴即采用梧桐木。桐木有耐腐烂的特性，带有一种色泽光亮的纹理，导音性能良好。取名则寓意为人清雅，夫妻和谐，才华横溢，事业勤勉。

中国古代传说中早有“凤凰非梧桐不栖”“梧凤之鸣”（梧桐树上凤凰的鸣叫。比喻太平盛世）之说。

改革开放后，各地政府常用“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形容招商引资的优异条件。

重要的是，派名“绍梧”这两个字延续强化了“韵琴”的真实意蕴，在宋老任职七机部部长时得到了充份展示。

梧桐树

而伍中豪改的“任穷”二字，更是采用古代与当时训诂学、音韵学基本原理，在用湖南话发音与“韵琴”几乎同音不同字的心物理想相合基础上，直抒“绍梧”根文化心愿，穷尽一生的延续了宋家老一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风的期盼和梦想。经过升华，浸染成近现代的，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化原理的辉煌灿烂之魂魄赓续。

事实上，宋任穷一生作为，都如实体现出他这三个名字、六个字所蕴涵的默默无声、做人做事做官的光辉业绩，被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元勋战将们、国家领导人，不论年纪比宋任穷大还是小，都称他为“大哥”，颇具领袖风范。

古人对琴的基础制作材料质地要求很高，抚琴的环境也需幽静，甚至抚琴之前要焚香，在烟雾缭绕中，抚琴低吟，仿似人间仙境。

如同宋任穷做事的基础条件是调查研究。

《听琴图》，立轴，绢本，设色，纵147.2厘米，横51.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红军早期将领伍中豪为宋任穷改名字，虽然是饮酒畅言，却是也有非常认真严肃飘逸的环境。

他本身就拥有饮酒、“抚琴”、品诗作诗、改名的先决优越条件。

伍中豪是湖南省耒阳市城区伍家村人。伍姓在耒阳是个望族，出了很多红色名人，朱德元帅之妻、巾帼英雄伍若兰（烈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等都是伍氏族人。

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伍中豪参加指挥大小战斗百余次，多次在危机时刻清除内奸叛徒，挽救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火种，被中国革命历史口碑誉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秋收起义重要领导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与领导人之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的“四骁将”“五爱将”之一。

伍中豪

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井冈山老红军大英雄伍中豪的革命经历：

1922年从长沙岳云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一个文学毕业生，他文学功底比较深厚，喜欢写诗唱歌下棋。

1923年，在北京大学受李大钊的直接影响走上革命道路，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春，伍中豪、陈芬（烈士）等组建了中共耒阳党支部，并发展了大批党员。

1925年4月，当选为中共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

1925年5月，伍中豪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四期生里的明星学员，他雄辩能力比较强，思维活跃敏捷，也是黄埔四期里最受教官欢迎的学生。在一年的学习生涯里，伍中豪的成绩很是出色，以全团第二的成绩毕业，接着去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出任军事教官。当时，肖楚女（烈士）、彭湃（烈士）、周恩来、恽代英（烈士）、李立三、阮啸仙（烈士），这些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是讲习所教员。第六期的所长是毛泽东，伍中豪得以与仰慕日久的毛泽东结识，毛泽东与伍中豪亲密无间，称比他小十多岁的伍中豪为“豪子”，住在一个房间，还常常畅谈到深夜。伍中豪听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和对国家前途的判断之后，激动地说：“我这一生就跟定了你！”。

1926年7月，伍中豪参加北伐，随军进入衡阳市，被中共派回地方工作，任耒阳县团防局长。

1927年“马日事变”后，伍中豪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后经卢德铭（烈士）介绍，留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任第十连连长；同年9月，伍中豪参加秋收起义，支持毛泽东转兵井冈山；三湾改编后，伍中豪任第三营副营长，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

1928年2月后，伍中豪担任在汀州改编的红四军三个纵队中的第三纵队司令员，12月参加古田会议，被推选为红四军总前委委员。

1930年，为扩大革命根据地，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奉命攻打闽西龙岩，发动农民起义。5月23日至6月9日，先后三次攻克龙岩，全歼陈国辉旅2000多人，发动龙岩地区七县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开辟闽西根据地的基础。在赣南楼梯岭会议上，毛泽东对红军战士们说道：“红四军能走到今天，伍中豪立了头功，当时就是他建议来赣南的！”

1930年6月先后担任红一军团十二军军长，并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改任二十军军长、前敌委员。

1930年9月，伍中豪参加攻打吉安；当时，朱德有意让伍中豪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指挥一职。

10月初，伍中豪带一个警卫排30余人从吉安陂头出发，前往横江渡，傍晚路过安福县城郊，突遭安福靖卫团600余人伏击，警卫排战士死伤过半。伍中豪组织剩余的战士突围，退至安福城郊亮家山，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听到伍中豪牺牲的消息，红十二军全体官兵失声痛哭。毛泽东红着眼眶，咬着一条毛巾，豆大的泪珠直往下滴，几天没有出门，这是坚毅的毛泽东从未有过的。性格暴烈的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红着双眼，抄起驳壳枪，亲自率领5000多名红军，把安福县靖卫团围围围住，并一举歼灭，还将杀害伍中豪的凶手罗汉苟活捉，押赴到伍中豪遇害的亮家山。彭德怀监斩，红十二军政委谭震林操刀，手起刀落，罗汉苟人头落地，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1932年5月30日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杀）双手捧起罗汉苟的污血，洒在伍中豪的墓穴里”……

“男儿沙场百战死，壮士马革裹尸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1929年5月，伍中豪借鉴他敬慕的毛泽东早年求学时的作品，作了这样一首铭志诗：“男儿沙场百战死，壮士马革裹尸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这首诗表达了伍中豪对革命的崇高精神，视死如归的爱国之情。

江西省政府将因一字之差而寻找70多年才找到的，被安福县平都镇浮山村大塘自然村的普通村民们秘密保护下来的梁家山（亮家山）伍中豪烈士墓地，作为安福县红一方面军旧址群的一部分，列为了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多次在根据地干部会上，表扬伍中豪“能打仗，会做群众工作，是文武全才”。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并接待各大野战军的代表，他们都是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

当时主席身边有谭震林、粟裕、罗帅、朱老总等人，他对此感慨无限，说道：“如果伍中豪、黄公略还活着的话该多好啊，他们一定很高兴！”

1955年十大元帅授勋名单确定以后，毛泽东和战友们一起观看了最新设计的元帅服，可看着看着突然就流下了眼泪，一旁的周恩来总理说道：“主席这是想念中豪了……”

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勋仪式在北京中南海举行，在这样喜气洋洋的日子里，聂荣臻元帅突然想起了那些牺牲在黎明之前的英雄将领，他想起了当年深得毛主席信任、英勇善战的文武将军伍中豪，感慨万分地说道：“如果伍中豪不死，新中国十大元帅的名单将会被改写。”

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也给予了伍中豪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伍中豪如果活下来，绝对能够成为元帅。”

伍中豪虽是文人出身，但性格洒脱，为人豪爽，作战勇敢，胆略过人，身先士卒，待人处事温文尔雅，将传统文化的家风家道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相结合，为宋任穷改了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响亮名字。

人生书写了历史，历史记载了人生。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初始空间，呈现出许多历史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走过的道路。

回顾历史，思考现实，前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党内和起义队伍内职务曾经高高在上的王新亚、余洒度等，都在关键时期和残酷现实的转折点，或是脱离了革命队伍，或是叛变了革命军队。而汪泽楷正是在1927年7月到10月间，从中共豫陕区委转任过江西省委书记。但汪泽楷在1928年6月18日，出席莫斯科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却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辩护。会后，又与陈独秀等人进行分裂党中央的非法活动，成为托派成员。1929年11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汪泽楷等4人党籍。之后，他仍然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

张景曾烈士

值得一提的是：接替汪泽楷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张景曾同志，却由于对党的事业的坚贞不屈，在莫斯科被秘密杀害。被张景曾为首的河南省委推荐“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唯一推荐人选……参加由周恩来亲自筹划并组织授课的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后又转向东北抗联的马尚德（即杨靖宇将军）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事业的大英雄，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死而后己！

对比现实，我们时刻感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警钟长鸣！现实中甚至身边的人，有多少人虽有德于社会，有功于国家和人民，但是却摔倒在了腐败面前。

述而明道，尔其勉矣。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基础上，年轻的宋任穷获得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永生，真正做到了卓尔群也，书写了自己卓尔不群的光辉历史。

宋任穷的夫人，中央红军走过长征路的，年龄最小的女红军钟月林老妈妈在《相伴相随70年》文章中深情地回忆：“我与任穷相识在长征路上。那时，我在中央纵队，是30名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行军途中休息时，干部团团长陈赓常来看望几位大姐。一次有人问他：‘我们怎么没见过你的政委啊？’他当即说：‘走，带你们去见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任穷。与豪爽幽默的陈赓比，他很文静，话不多，一张朴实和善的面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常见他在行军中的片刻歇息时看书、记日记，发现他很爱学习，印象就更深了。长征结束到达瓦窑堡时，贺子珍等大姐给我介绍任穷，我马上就答应了。”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在炮火连天的跋涉中，在四面敌军围困追打中，宋任穷被他的夫人如实描绘为“他很文静，话不多，一张朴实和善的面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不停的走动战斗中，却能够常见到“他在行军中的片刻歇息时看书、记日记，发现他很爱学习，印象就更深了。”钟月林老妈妈这是在回忆谁呢？这不分明说得是“韵琴”“绍梧”吗？只有“韵琴”“绍梧”才会这样雅静，好学，音韵脉脉。

难道不是吗！

钟月林

宋任穷长征到达瓦窑堡后，第一时间就被派到陕甘宁边区刘志丹军长的二十八军担任政委。之后，钟月林老妈妈继续回忆：“任穷对我说：‘以后我的工作调动会非常频繁，组织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说不定会去敌战区打游击，会很艰苦很危险的’。”

女红军老妈妈钟月林这又是在回忆谁呢？这不分明说得是“任穷”吗？只有“任穷”才会这样好“调动”，“很艰苦很危险”“组织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难道不是吗！

宋任穷和钟月林

钟月林这二句话充分表现出宋任穷文静、雅致、好学、音韵脉脉的品格；坚决为劳苦大众，为穷人要翻身打天下，任重道远，穷尽一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雄心壮志；其影响力、造就力直至党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还在突出显现，淋漓尽致的反射出宋任穷一生的光辉征程。

宋任穷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是人民、民族、党的事业的交通员、消防员、救火队，哪里需要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去；盖棺定论，老人家一生的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人物意识形态生动与真实环境的体现。

这就是宋任穷这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后代留下的最可宝贵、至高无上的精神文化遗产。

宋任穷和钟月林

浏阳湾湾九曲河，全军将士追随北斗七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
茅坪河的水啊闪银光，
井冈山的人哎抬头望哎，
八角楼的灯光哎照四方。”

茅坪八角楼那微弱的油灯之光，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点燃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精神之光。

毛泽东住在茅坪八角楼，红军的五星八角帽因之而诞生。

五星八角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皆象征着太阳。

毛泽东就是劳苦大众心中红彤彤的红太阳。

浏阳河源头在七星峰，

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

出生于浏阳河畔的宋任穷，从井冈山到冀鲁豫，经历了井冈山斗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过程。曾经担任过南京市、安徽、云南等党军政总负责人之一，直到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从本文中所提到的那么多的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的名字，就数不过来宋任穷仅仅在大革命时期就牺牲了多少最亲蜜的兄弟战友们……

无论革命是高潮还是低潮，无论斗争环境、战场环境有多么的险恶，他都能在战火硝烟中，胜不骄，败不馁，无惧无畏，驰骋疆场，以坚定的信念和无尽的勇气战胜强敌和困难，只为革命事业的胜利。

宋任穷、邓颖超、陆定一。

陈云说：“新中国是从冀鲁豫平原来的”。

张闻天说：“得冀鲁豫者得天下”。

宋任穷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就一直担任冀南军区乃至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后的大冀鲁豫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曾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战略地位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毛泽东对宋任穷的关爱和支持，使他一生保持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被毛泽东赞为“文也来得，武也来得”。

宋任穷曾任职于多个关键岗位，决策眼光独到，行动力果敢，能够从一张白纸开始，发挥自己在复杂革命征途中形成的远见卓识和能力结构实力，勤勤恳恳，狠抓国防和经济建设；尤其是在整个国家、民族最困难，最特殊的时期，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他是唯一一位先后担任过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专项制造核武器、导弹、火箭、卫星专业工业部门的部长），使国家的步伐不断向强大推进，书写出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般宏伟篇章。

韵琴音音，

任穷漫漫，

绍梧魁魁，

星光灿灿……

左起宋任穷、习仲勋。

宋任穷

浏阳七星峰星辰。

特别感谢为作者提供《宋任穷回忆录》《宋任穷画传》等多方面资料的宋京波同志、肖奋光同志，湖南和江西相关单位的研究成果资料，一些研究者和摄影者发表的相关成果和作品等，感谢！感谢！

（未完。后面分别接续“中篇：一、自力更生夯实基础 创建核工业”“下篇：二、卫国护民 ‘三抓’航天大爆仗”。

继续讲述开国元勋宋任穷上将的革命历程，特别是他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担任核弹工业部部长和导弹、卫星工业部部长时，以身作则体现的精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