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印象

老兵二十一

父亲1923年生人，1966年终，享年43岁。

父亲在我的印象中首先是一个病人。从我记事始父亲就是病病殃殃的，不能负重。

父亲的病应该就是现在的肺结核，乡下人当时叫“痰火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得这么个病，但我知道，因为家里穷，父亲一直没有治疗（看医生，打针吃药），也没有搞什么休养调理，一直那么扛着、拖着。

父亲高高的，瘦瘦的（消瘦），经常性的咳嗽，情况严重时通宵达旦地咳，咳得叫人揪心。

父亲是不能出工挣工分的，重一点的体力活他干不来，别说下湖田、泥里水里了。

父亲的这种状况直接地影响到了我们家的生活质量。在乡村，男劳动力是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撑，没有了这个支撑，这个家就塌去了大半边。

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是靠挣工分吃饭的。队里分粮分柴，除人口基数外，主要的依据是工分。男劳动力平时一天挣10分的话，女劳力可能只有七八分，在一些重要的时段、重要岗位，男劳动力与女劳动力的差距更大。

回沔阳后，我们家只有母亲和二姐姐可以出工挣工分，并且是一般的女劳动力。所以我们家的工分是连基本口粮都挣不回来的，每年生产队决算，我们家都是负数，顾不着本。

重要的是，因为父亲不能撑起场面，使得我们家在村里说不起话，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志气无意间就短了许多。

上学了，大一点孩子好欺负我，他们最伤人的一招是在村子里的空墙上画父亲的漫画。画一个瘦老头，肩着锄头箢箕，从嘴巴处引一条线至地面，再画一个小圈圈。旁边写上字：某某某的老头在吐痰。

年关到了，生产队安排干塘。所谓干塘，就是用抽水机或者手动水车，把水塘的水排干，然后下到塘底抓鱼、挖藕。

干塘是一个力气活，先是要把抽水机或者水车抬到塘边，安装。冬天常常雨雪霏霏，道路泥泞，塘与塘之间，塘与生产队是有距离的，仅把排水设备安装这一项就极有难度。还有，塘干了，需要有人冒着严寒，赤着脚，站在过膝的淤泥中作业，有时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这也是一般人做不来的，比如我们家的人。

鱼藕起塘了，摆在生产队的禾场上，村里的干部择时分配，给每家每户吆喝着扒堆，一家一堆，多也好，少也好，就是它。

每次扒堆，我们家的总是堆头小小的，鱼也小，藕也不整齐，看着心里挺难受的。你还不能抱怨。因为嘴利的人马上会怼你：这鱼，这藕，能飞到禾场来吗？

回家了，母亲说：我们家没有出劳动力哩。分什么是什么吧。

我的印象中，父亲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拍桌子摔凳子，训斥这个，训斥那个，大家都奈何他不得。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坏脾气大为不满，常常带有抵触情绪。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是不怎么亲近父亲的，我总是躲着他。

父亲对我管教严格，有时还动手。母亲私下给我支招：气头上，你得回避。他要动手，你就跑。

父亲跟我动气是认真的。别人家的家长教训孩子，打也好，骂也好，多是做做样子，达到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即可。父亲不，他非要把教训的过程做实。

他动气了，我就跑，他便追。跑多远，追多远。我过河，他过河，我过沟，他过沟 ……

父亲逝世后，我为这件事内疚，怪我当初不应该怼他，打就打，骂就骂呗。父亲的人生太艰难，他的内心淤积了太多的苦闷与烦恼，他的发脾气，实际上是要找个出口宣泄宣泄，我怎么就不能理解这一点呢？当然，这也只是长大了才悟得过来。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应该读过一些书，明白许多事理。亲戚朋友，邻居左右，遇事爱与他作些讨论，他也乐意与人家一二三四，比比划划。

农闲季节，我们家门前有时会聚集许多人，坐着的，站着的，听父亲讲“古话”（古时的一些传奇故事），什么薛仁贵征东呀，薛刚反唐呀，等等。

我最喜欢听秦汉窦一虎的段子，秦汉会飞天，窦一虎会遁地。遇有紧急情况，一摇身，天上飞了；一缩身，地下跑了，好来劲。我想，要是我也有这么两招就好了，在应对父亲动粗时，可省好多力气。

小时候，我还常常把从父亲那听来的丢三拉四地贩卖给小伙伴。再后来，父亲死后，大人们也常常来听，什么岳家军，杨家将，水浒传，我都可以讲几段。

父亲从不关心我吃什么穿什么，但他对我的读书很上心。

7 岁那年，村里请了一个姓陈先生来教书，父亲坚决让我去。

——男孩子应该读点书，认几个字。父亲说。

我们家那个时候属于极困时期，上学是交不起学费的。

开学后，父亲把他地里长得最漂亮的洋葱——大大的，圆圆的，光光的——给陈老师送去一箢箕。自己动手用麻纤维和棉索给陈老师编织了两双麻鞋。这种鞋当时来说是很时尚的，耐穿。当然，费时。父亲是舍不得给自己打一双这样的鞋的。

这算是父亲给我交的学费。

父亲常问我学校里的事，听我背诵课文，背错了他还能纠正。有一次我把“贪官污吏”念成了“贪官污史”，父亲听出错了，老大不高兴。

学习上的事，父亲是支持的，比如，家里派我上街卖鸡蛋，卖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回家是要报账的。零头钱，如果自作主张，买了糖果饼干，吃了，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是买了一支铅笔，买了一本小人书，父亲也会假装不高兴：又乱花钱了，又乱花钱了。可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事后并不追责。

父亲能写毛笔字，水平在村上还算可以。上学后，没学多长时间的大字，父亲就逼着我写春联。那时过年，老家的人再穷也是要贴副春联的。

大年初一一大早，村上有脸面的人会凑在一起，挨家挨户地拜年，点评春联。

我第一次写春联那年，父亲早早地出迎，给人家打拱作揖，指着门上的春联：小家伙写的、小家伙写的……

多少有点得意——难得一见的得意。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还是一个勤劳的人。他干不了重活，但他总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弄点猪食鸡饲料，拾粪，种菜，植树，等等。

当时，在全村，我们家的自留地种得最好，这即是父亲的功劳。

我们回沔阳老家之初，各家各户宅基地对应的、房前屋后的一些空地，是可以作为自留地的。因为我们家是村尾的最后一户，父亲便突破宅基地对应的范围，向外多开辟了一片荒地，两三分的样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的情况特殊，起先，生产队并没禁止。只是到了“四清运动”，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父亲扩大了的自留地才被整改。

自留地里的活，整地，播种，浇水，施肥，采摘，都是父亲在那不紧不慢地打理。

我们家自留地的品种很多，时令瓜菜外，还种过小米（粟），玉米，高粱，荞麦。

记得我们家的南瓜长得好，像磨盘一样，黄黄的，又大，又多，秋后顺着家里的壁脚堆一大堆。冬天还总吃南瓜，又当菜又当饭。我长大后一直不喜欢吃南瓜，那都是因为小时吃得太多的原因，厌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产队分到的粮食，是不够吃的，多亏了父亲的那片自留地，给我们家提供了大量的副食补充。

父亲一生困于疾病，最终也是因病而死。

我10岁左右，父亲的病有所加重，常有卧床不起的时候。

父亲卧床期间，伙食并无特别的改善。最多，母亲煮饭时，给他盛出半碗米汤，冲上一个鸡蛋。

1966年6月11日，是父亲的忌日。

那一天的早上，两个姐姐出早工了，母亲在家准备早饭，父亲卧床。因为咳得厉害，母亲说，给你弄点热米汤吧？压咳哩。

父亲尚没应承，咳着咳着，一头栽下床来。随即口里大量地涌痰，没有了言语。

——人啊，就那么一口气，说断就断了。

父亲死去的年代是可以土葬的。父亲生前喜欢植树，房前屋后多有栽种。我们家给父亲挑了几棵长得粗壮一点、直溜一点的苦楝树，做了一副棺材。

父亲的一生，除了痛苦，好像也只有这几棵树可以带走了。

很奇怪，父亲死后，我一直没有梦见过他。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可传染的，不愿在梦中见我呢？

老了之后，我倒是希望梦见他，跟他唠唠嗑，说说他走后我们家里的一些事。我特想知道，他在那边治他的肺病了吗？要不要多烧点纸钱？

（本篇图片来自网络）

不 老 的 乡 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