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口人说樊口3/水文化的明珠——樊口

金笛

樊口因水而兴，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水文化，不仅有一流的物质文化，历代兴建的水利设施，还积累了丰富的利用水资源和治理水患的经验教训、规章制度，以及世世代代战天斗地、不屈不挠的治水精神。可以说，这里简直是一座水利博物馆。

一

樊口街为中心方圆一里左右，有三条河（长港、新港、薛家沟），五闸站，二十多座公路铁路桥，以及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长堤、大坝，其中樊口坝和民信闸名气最大，历史最悠久。据说，清朝光绪皇帝曾为樊口筑坝建闸，一连下了七道圣旨，因而当地有“七圣坝”、“七圣闸”和“七圣街”的说法。

小小樊口，为何能出此惊世骇俗的奇闻？这事，说起来话长。

樊口是梁子湖畔七县一州通江达海的惟一出口。梁子湖、鸭儿湖、保安湖、三山湖等大小18湖联成一体，统称“樊湖水系”。到明末清初，大批移民相继来樊湖围垦开荒，世代繁衍生息，樊湖逐渐成了米粮川。由于樊口一带濒临长江，地势低洼，又无堤防设施，是个名副其实的“水袋子”，一遇大水年份，江湖相连，樊湖一带方园几百里变成白茫茫的汪洋大海，百姓们惨遭灭顶之灾，只能拖家带口，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渡日。世世代代的樊湖人，不仅难逃洪涝之灾肆虐，还要遭受血吸虫的危害。这里流传着民谣：“西洋畈、大肚汉，拿个罩子满湖转；罩条鲤鱼三斤半，挖个洞子埋鼎罐；大人喝、小伢灌，一灌灌个大肚汉；发大水，把气叹，挺着肚子去要饭。”明朝隆庆年（公元1571年），新任知县李有朋写的《辛未阅水记》记载：当年夏天发大水，湖江合二为一，船在老百姓的屋脊或树梢上漂行，百姓闻说新任知县来了，“老壮诉于舟，童稚呼于水，妇女拜于岸，号哭之声震动山谷，湖波皆沸”，真是惨不忍睹。然而，比洪水更可怕的是”奸宄之乘机，寇盗之挟势，虎狼之吞噬，官吏之催逼”，以致他连呼“痛哉，民罹此难，不如无生”。据史志记载，象这样的特大洪水，仅前清两个世纪中（公元1646—1875年）就发生了43次。千百年来，治理“水袋子”也就成为樊湖民众的共同愿望。仅自清朝道光29年（1848年）后的73年中，曾13次倡议在樊口筑堤建闸。

二

家乡流传“三麟治水”的故事。光绪2年（1876年），西畈（蒲团）廪生郭瑞麟进京为民请命，找到几位在京城当高官的老乡，给湖北巡抚翁同爵写信，终于被准许在樊口筑坝建闸。第二年春天，便筑起了一道横截长港的拦水坝，堵住了汛期江水的倒灌，当年内湖早稻免受洪水灾害。正着手筹款修闸时，支持建闸筑坝的翁同爵调离湖北，接替他的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李瀚章是安徽人，他认为洞庭湖水涌入长江后，如不泄入樊湖分洪，必定要淹下游其它地方，包括其老家。樊湖月山、三山两地湖霸的田地都在高处，一般年份不会受灾，却担心筑坝建闸后水位降低，会减少捕鱼面积，他们抓住李瀚章的心理，遂以“筑樊湖，淹巢湖”为由，控告樊湖民众藐视官府，自发筑坝。李瀚章不问是非曲直，立即调来清军汉阳操防营洋枪队，乘炮船直奔樊口，刨毁大坝，抓捕人犯。郭瑞麟等人闻讯后已先行躲避，李瀚章便上奏朝廷，革去郭瑞麟等人衣顶，并下令通缉。光绪4年（1878年）春，湖区农民迫于生计，又公推胡炳卢、汪国沅为首，重新在长港筑坝。李瀚章恼羞成怒，再次调集兵勇镇压。当时，有一些毛头小伙出于义愤，声称“被官府打死也是死，不筑坝饿死也是死，不如与其拼了”。胡炳卢、汪国沅害怕事情闹大，跪地向他们求情，再加上一批老人苦苦劝阻，这批青壮小伙才自行解散，未与官府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但百姓们辛辛苦苦筑起的大坝又一次被刨毁。胡炳卢被逼外逃他乡，从此杳无音讯；官府将汪国沅抓到黄州砍头示众，威胁阻吓民众拦河筑坝。

民众不服，纷纷上京城告状，也有官员屡屡上奏朝庭,为民请命，英国商人出资办的《申报》也很快披露这一事件，形成舆论压力。于是，清朝庭派兵部尚书、长江水师巡阅使彭玉麟来樊口密查。彭玉麟系晚清重臣，曾六辞高官，秉性刚直，体恤民情，他曾率清军与太平军在这一带激战，西山灵泉寺还有他的梅花石刻。他改装易服，搭坐民船，到达樊口。然后，又雇一条小木船，草笠短衣，深入湖区，走访民众，勘查地势和水情，除处置不法之徒，为筑坝受牵连人员平反，他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修筑黄柏山沿江大堤以防长江洪水；二是在樊口筑坝建闸以利农田；三是在樊口坝上设立转运码头，官督民办，以利商贾及交通运输。光绪皇帝接到彭玉麟的奏折后，同意在樊口筑坝建闸的方案，要李瀚章照办。李瀚章两次派兵镇压樊口民众筑坝，已遭到朝野非议，要他赞同彭玉麟的观点，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李瀚章接旨后耍了两面派手法，他一面答应照旨办事，一面又引证历任湖北地方官不准在樊口筑坝的成案，历举樊口筑坝的五大害处。尽管光绪皇帝一连下了七道圣旨，由于地方官员和豪强一再从中作梗，加上晚清朝庭昏庸无能，这事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后，这事又重新提出来。湖北督军兼省长萧耀南，此人出身新洲乡间穷秀才，是个有过也有功的历史人物。他比较重视湖北水利堤防建设， 1922年曾捐巨款在新洲修筑鹅公大闸，名为“萧公闸”。同年，他委任吴兆麟任樊口堤工局总经理，负责兴修樊口堤坝水利。吴兆麟将军是鄂城县葛店人，武昌起义元老。他来樊口后，吃住在工地上，主持了修堤、筑坝、建闸、开河等一揽子工程，他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大肚子孕妇也到工地上端茶倒水，樊口堤闸工地上热火朝天。为修樊口堤坝大闸，吴兆麟将军还捐出自己的退役金两万光洋。据村里老人说，施工最紧张的时候，吴兆麟将军还用船从武汉运来成堆铜元，在工地上按担数计酬，现兑现发钱，挑一担土发一枚“欢喜”，交一枚“欢喜”领一个铜角子，100个铜角子为一串钱。

1922年春樊口大坝基本建成后，原打算在坝上修闸没有成功，后新开一条月河建民信闸。民信闸于1924年动工， 1926年基本建成。由德国工程师姚克尔设计，汉口均益公司承包施工，闸身为钢盘混凝土结构，闸的形式为开放式，分3孔，每孔净宽7米，高14.64米，滨江方向为6扇闸门，呈人字型，利用水力自行启闭，其最大流量为337立米/秒。其闸身结构、单孔宽度和单孔流量，当时在湖北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算是首屈一指。民信闸建成后，内湖增加的保收面积和新垦荒田共计60万亩。民信闸还是桥闸合一工程，即将滨湖方向的闸墩延长以形成桥面，桥面分人行道和车道。建闸之时樊口地区并无公路，8年之后的1934年，公路才通至樊口。

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攻鄂州，为了阻滞日军，蒋介石计划“以水代军”， 破坏樊口大堤及民信闸，阻止日军西进武汉，但是到了10月份执行的时候，洪水已退去，破坏樊口大堤不起作用，只有破坏樊口民信闸公路桥，由于当时安放的药量较少，“位于民信闸东孔”的两颗地雷也没有引爆，只是炸损部分设施，并未炸毁民信闸。建国后，人民政府于1952年、1965年两次改建民信闸。樊口坝、民信闸实现了家乡民众祖祖辈辈的夙愿，为子孙后代带来了福音，一般年景沿湖农田可以保收，不再为“水袋子”肆虐发愁，它们成了樊湖民众心中的保护神。

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樊湖发生过两次特大水灾。民国20年，即1931年7月，粑铺大堤余家榨坊处，也称“倒口子”，被汹猛的洪水冲开一道1000多米长的大口子，堤内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湾子，竟被冲得无影无踪，樊湖地区有几十万人流离失所，逃荒要饭，卖儿卖女，还因冻饿伤病死了不少人，真是惨不忍睹。

解放后，1954年夏季，大雨持续数月，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当时，在粑铺大堤一带有三四万民工昼夜抗洪抢险， 8月初武汉关水位涨到29米，比1931年粑铺大堤溃口时水位还高3米，而且水位有可能继续上升。国家为了保武汉等大城市，决定在樊湖实行分洪。分洪前几天，全县出动5艘轮船、8000条木船，转移分洪区内几十万灾民。8月7日，黄冈军分区司令员带来一个营的人执行任务，先在三江口和丁桥堤段扒开两个口子泄洪，但流量依然不够，长江水位下降不明显。8月12日，又派200多名解放军战士，在樊口雷山尾炸堤分洪。56万亩农田被洪水吞没，方园数百里樊湖成了汪洋大海。第二天，就传来武汉、黄石两市水位下降的消息。

上世纪70年代，人民政府又投入了数亿巨资先后新建了樊口大闸、樊口电排站、樊口薛家沟闸、磨刀矶节制闸、樊口三山湖节制闸，从根本上根除了樊口及梁子湖周边地区市县的水患，每年减灾经济效益在亿元以上，新增综合经济效益数十亿元。1970年，樊口坝区热闹非凡，千军万马，众志成城，一举削去雷山半个山头，新建樊口大闸、电排站，人工开挖一条长达60多里的新港，加固沿江堤防。

上世纪20年代建成的樊口民信闸，还有70年代竣工的大闸、电排站，与大坝首尾相接联成一体，随心所欲地调节长港水位。汛期前开闸放水入江，降低湖区水位；出现内涝险情时，全省最大的电排站，开动4台直径4米的巨型水泵，排水抗涝，化险为夷；遇到旱年，开启大闸，引江水倒灌入港，缓解湖区旱情。1998年，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樊口坝堤固若金汤，湖区百姓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