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汇中（三）

吴其言

巴河与州河在渠县的三汇镇交汇，流入渠江。三江交汇，是为三汇。

三汇中学地处北坝，正是巴河州河交汇冲积而形成的平坝，是一个适宜种粮种菜的富庶之地、鱼米之乡。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原以为，这就是三汇中学建在有吃有穿的北坝的全部理由，直至我翻阅了《渠县志》，方知三汇中学建校的艰辛与不易。

三汇中学建立于民国三十一年秋，即一九四二年秋。当时，三汇镇既不公路，更无铁路，只通水路，虽是四川省闻名遐迩的四大名镇之一，却有仍无初级中学的尴尬。能够西去成都、南下重庆求学的，虽有极为少数的殷实之家、富家子弟，但也免不了远赴他乡、艰难求学的背井离乡之苦。

在三汇镇及周边群众急切地盼望和呼吁中，在当时三汇政商学等各界人士的积极筹议和倡导下，大家采取募捐的方式，硬是在抗战最为困难的相持阶段，创办了三汇私立中学。

学校建好之后，筹委会对校址和校名的确定十分慎重，经广泛协商、多方评议、认真研讨、反复权衡，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把校址选定在三汇镇巴河对岸的北坝蚕商局旧址。

在校名的确定上，更是在听取了前清秀才段文炎老先生的建议后，正式定名为“私立三善初级中学校”。段老先生道：《左传.宣公二年》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此其一善也；《礼记.大学》云，惟善以为宝，此其二善也；荀子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民，在止于善，此其三善也。”三善之名又与当时三汇镇的慈善会、同善社、福善堂等三个慈善机构的宗旨相符，遂得大家认同。

在渠县教育史上，三汇中学曾与渠中同等地位，对等收生，三汇中学收上北路学生，而渠县中学收下北路学生，一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各类优秀人才。

然而，最令我景仰的，还是从三汇中学走出去的“新边塞诗人”杨牧。去年冬天，我还有幸陪同杨牧老师回到三汇，看望了那条叫作三汇的河流，看望了那座叫作三汇的古镇，看望了那所叫作三汇的中学，一路追寻杨牧老师的诗路历程。

与我一样，景仰着杨牧老师的，还有我的那些个喜欢诗歌、热衷文学的校友，这其中，我的同乡杨森林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是三汇中学九零级的学生，比我高了两个级，因为作家的梦想，他也选择了文科班，因为对文学的追求，对杨牧老师的追随，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于一九八八年创办了“泉心文学社”，编辑出版了校园文学刊物《新星心》杂志。杨森林高中毕业后，“泉心文学社”的接力棒交到了杨磊、徐刚等人的手上。而我，则是第三任文学社的社长，当时的文学社已发展到了校外，河对岸的三江中学的学生也有加入，社员最多时已上逾千人。高一那年，正是受李怡老师精彩授课的影响，我们向文学社的社长杨磊、主编徐刚建议，请李怡老师给文学社社员作一次文学报告。李怡老师的文学报告会，正是在文科班的底楼教室里举行的。听报告会的人比预想中的多得多，不仅有文学社的社员，还有不少老师和学生，这当中也不乏理科班的学生，教室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校长冷文俊先生也伸着他细长的脖子，站在窗外“偷听”，这难免让我们有些担心，生怕李怡老师的报告“扯远了”“跑偏了”，给文学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还好，当报告会结束，一直站在教室外的冷校长不停地鼓着掌，嘴里连声说道：讲得好！讲得好！讲得真的是好！我们悬着的心这才落下地来。

也正是因为听了那场报告，在康老师的撮合下，我和不经常给我上课的李怡老师有了更多一起散步聊天的机会。记得他问过我有关秋叶的一篇散文的创作过程，说如果不是抄的，便可以寄出去发表。于是，我渡船过河，跑到邮局花了八分钱的邮票，把那篇文章寄出去了。

当然，文章并没有发表出来，这可能是李怡老师的一次偶然的失算。不过，从那以后，我对文学的梦想更加强烈了。以至于高考时，三个志愿都是填的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蛮以为这样就可以当上一个作家。

当然，作家并没有当成。这一次，是我失算了。

参加工作后，不仅没有当上作家，而且还与作家的梦越来越远了。为了工作，也是为了生计，我甚至一度放弃了写作。直至后来，我发现，其实读书和写作并不与工作矛盾，相反地，一个人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和写作，他更能够把工作做好。尽管如此，在选择本科专业时，我还是放弃的中文系，放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闻系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在那个时候，做新闻宣传是我的工作。当然，在填报志愿那个晚上，我在床上作了无数挣扎。

后来，还是有人在领导那里说我读书、写作是不务正业。其实，说我不务正业的人并没什么可恶之处，他或者她毕竟是别有用心，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倒是听信者有些可笑至极。如果要说不务正业，按他们的逻辑来说，不务正业的应该是填写《沁园春.雪》的作者，他一生为国，为民，为天下计，他哪有那么的时间去读那么多的书，填那么多的词，写那么多的字？

现在想来，我一点也不后悔。其中一点原因便是，李怡老师几经辗转，也到了四川大学的文学与新闻学院，做了院长，还把川大的这个门学科办成了A+，他也成了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在三汇中学的的座谈会上，李怡老师大学毕业的那个秋天，他坐着绿皮火车从北京赶到重庆，又从重庆赶到渠城，再坐大巴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赶到三汇码头，又乘渡船过河，这才到了不通公路的三汇中学。每天晚上，他蜷缩在一张窄小的课桌前阅读鲁迅，在被浓密的夜色所包裹的灯光下，他将自己那些阅读的体验低吟给身边新识的朋友，然后在第二天走半个小时的田间小路再搭船渡过州河，通过小镇的邮局寄往北京的杂志。

我估计，李怡老师并没有他说的那样寂寞与苦闷，因为，他在三汇中学支教伊始，就认识了我们知性美丽的康老师，也就是他说的他身边新识的朋友。在三汇中学，他不仅有文学，还有爱情。而我觉得，寂寞与苦闷的是我们，因为那时，我们除了青春，一无所有。

李怡老师还讲到了他的人生的第一次授课，他的人生第一场报告会。虽然，授课只有一年，报告会也仅仅只有一次，但为他的一生授课和报告奠定了基调，确立了风格。他虽然是一个大学教授，但正是因为有了三汇中学那段支教经历，他在从事高等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学教育的关注。李怡老师还主要从事鲁迅研究，他曾经把大学和中学老师请到一起讲鲁迅，探讨研究我们的大学和中学空间需要什么样的授课。

李怡老师说，也许正是因为是支教，我迟早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就有些不在乎别人看法和态度，所以，我随心所欲地讲述了一些别人认为不适我自认为可以的东西，这也形成了我一贯的授课和报告风格，而这种风格，它也契合三汇中学的“三善”精神，值得我一生坚持下去，弘扬下去，发展下去。

我深以为然。

送别李怡和康老师，我也要踏上归程。上车的那一刹那，我再一次回望了那所学校，那座小镇，那条河流。

渡船上载有满满的一船人，又缓缓地向对岸驶去。而远处通往三汇中学的桥梁，年底前就要合拢通车，这渡船的马达声就要消失了！但我依然确信不疑，这“轰隆轰隆”的马达声，依然会像当年“哗啦啦”的桨声一样，在我记忆的长河中，不经意地摇响！

2024.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