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天地、云汇大川”之历史断面——观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篇藏品

洗玉

后悔来晚了，生活在这座被誉为高校“一哥”地位的博物馆不到2公里的地方五十余年，居然在博物馆大火的时候才来。四川大学博物馆在四十年代就享有“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的美誉，目前是全国高校最大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其基本陈列以“西南天地、云汇大川”为主题，共分自然、考古、民俗、民族四部分。太大了、逛得相机都没电了，将看得最仔细的古代篇沿着心路再走一遭。识隐身校园的珍宝，感受天府之国这块古老大地的历史脉搏。       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篇重点记录自上世纪初开始，博物馆先贤们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从对汉代崖墓、焚人悬棺、史前石器、大石文化的调查，到发现岷江上游彩陶和石棺葬器物；从对广汉太平场遗址的科学发掘，到多角度推进民窑陶瓷器物研究；从对王建墓、华大校园宋墓的发掘，到邛崃唐代龙兴寺佛教遗物的全面采集；从对三星堆文化持续多年的不懈探索，到对青藏高原考古的广泛调查，以及以邛窑，琉璃厂为代表的四川民窑的综合研究……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蛛丝马迹如拼图般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如神秘的海底冰山逐渐浮出水面。        先通过几件镇馆文物来认识下西南地区的古代历史断面。       这尊单体菩萨立像是邛崃龙兴寺遗址出土的石刻造像当中的精品，稳稳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占居C位。      菩萨像通高198厘米，面部圆润，形体丰满，立姿优雅，线条流畅的下颌线、颈部三道蚕纹以及微隆的小腹，都表现得十分突出。整体形象塑造都体现出盛唐以丰腴为美得审美取向。        菩萨通身装饰华丽，头戴宝冠，颈戴项圈，上身披帛从左肩绕至右腹，衣带自胸前翻出打结，下身裹巾，通身装饰华丽的缨络，腰间缨络垂坠到脚面。        再看菩萨的神态，微微垂目，嘴唇微闭，嘴角上翘，仿佛略含笑意，宁静而唯美。      据馆藏老档案记载，菩萨立像被发现时已经断为4段，散落在近500米长的河道各处。1947年至1948年陆续被发现并运回博物馆，经过川大先贤和工匠们耐心的清理与专业的修复拼接，在1952年再度合一。      这尊造像虽断了双臂，破了鼻子，褪了颜色，却并不令我们感到遗憾。这种“残缺的古典美”，一如西方的断臂维纳斯，当我们凝视他、与他相望时，依旧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他传递出的那种温和庄严之美。 唐青褐绿彩花叶纹胡人抱角来通杯——喝完这杯，咱们就是朋友了！       这个可是孤品！除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玛瑙兽首杯，传世的来通杯实物极其稀少，只能在壁画或者浮雕上欣赏到他们的身影，而川大博物馆所收藏的这件器物，将胡人和来通的造型巧妙的结合了起来，堪称海内外的孤品。        三彩胡人抱角杯，大约在90年前入藏川大博物馆，用釉下黄褐绿三彩点染工艺烧造而成，其造型迄今为止独一无二。通高不过16.5厘米的小小瓷杯，却汇聚了千万里外的西域风情，见证着丝绸之路的幅员辽阔。         只见他头戴浑脱帽，深目高鼻，是典型的西域胡人男性形象。这位西域来客以单膝蹲踞的姿势，捧着一个巨大的角状杯子，仿佛正在进献美酒。这件文物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个杯子的形制。这种杯子形似漏斗或兽角，叫做来通杯。倒入角杯的酒可以流入中空的胡人的身体。 　　东汉·陶相拥俑——这就是被广大网民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情侣。其实这并非情侣，而是母子情深。蹭导听的。 出土于新津崖墓，1937年入藏。 　　汉·仙人六博图画像石 　　这件仙人六博画像石描绘的是汉代人们心中升仙后的"神仙日子"。可以看到画面中肩生羽翼的仙人相对而坐，正在下六博棋即双方各执六枚棋子，正在博弈。其中一方正振臂欢呼，似乎是赢得了棋局，另外一方则相对懊恼，叹息自己的失败。工匠将这一刹那的神情刻画得活灵活现，感染力十足。旁边祥云环绕，灵芝仙草蓬勃生长，飞鸟自由翱翔。工匠以浪漫的手法刻画着人们心目中的仙界生活，悠闲的仙人们不用费心生产生活，只用饮酒娱乐，好不惬意。六博是一种古老的棋类游戏，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初是在上层社会中盛行，到了秦汉时期广泛流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十分风靡，其流行程度堪比今天聚会中常见的桌游。 　　南宋·琉璃厂窑釉陶“伏听” 葛维汉1937年4月购于川北 一、岷江上游彩陶        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双耳罐，腹部的漩涡纹颇具代表性，可以追溯到来自甘青地区的马家窑一马厂文化诸遗存的漩涡纹彩陶纹样。华大博物馆的学者林名均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通过威州地区彩陶的系统调查指出：岷江上游地区的彩陶文化与甘肃地区关系密切。而后来的考古发现也表明，这种相似关系揭示了甘青地区黄河流域向六江流域的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         对于虎钮錞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在川博、成博都见过，只是这件虎钮的残缺让人更有一种真实感。       虎钮錞是一种用于战阵的军乐器，目前仅发现于四川及长江流域地区。这件錞于出土于重庆市万州区，以青铜范铸而成，整体略呈桶状，横截面呈椭圆形，最宽处在肩部。面正中有一虎钮，虎口大张，锋齿毕露，遍体饰云雷纹。        在这件器物上又见 "巴蜀图语"符号。虎钮四周阴刻有人头纹、回形纹、船纹、鸟纹、手心纹、几何纹等。这是目前单件器物上发现这类符号最多的青铜器。        巴蜀图语是辨别巴蜀青铜器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它们究竟是文字，是部族徽号，还是图腾标志，学界争论不休，目前尚无定论。 战国·虎纹三角援铜戈      1944年郑德坤采集于四川新津 巴蜀柳叶形铜剑 二、三星初现       真没想到三星堆文物这么早就初现了。汉州（今广汉）太平场附近的燕氏家族早在1927年春自家院子附近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其后每年清理渠底淤泥时都会有所发现。剑桥大学毕业的董宜笃听闻后，邀请本馆首任馆长戴谦和（D.S.Dye)、二十八军旅长陶宗伯一同前往调查。他们意识到玉石器的重要性，请陶宗伯向燕氏购买了其中几件玉器，并捐赠给四川博物馆永久保存，汉州出土玉石器的收藏和研究之路自此开启。 商代玉璋      玉璋色泽深褐近黑。器身修长微弯。射部的兽首式扉牙表现为张口兽头向左右斜下方伸出，颇具凶猛之势。这件出土于月亮湾的牙璋和后来三星堆出土的牙璋造型颇有区别，与同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陕北石卯牙璋可能有关联。 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琮      外方内圆，中空的柱体，是玉琮固定的形制。它可能是古人用以沟通天地或生死的器物。这件玉琮黄褐色，其上的平行线纹、两侧壁的圆圈纹，推测是某种动物和兽面纹的简化样式。 科学发掘 1934年3月，对汉州发现持续关注的博物馆第二任馆长葛维汉与馆长助理林名均获得了四川省政府的正式批准和四川省教育厅的发掘执照，于6日开始了在燕家院子附近为期10天的田野考古发掘。他们采用美国考古协会推荐的探方法，利用水平仪、平板仪、钢卷尺、指南针等各种工具，现场手写发掘记录，拍照，有序收集标本，手绘实物，最后编写出《汉州发掘简报》(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所获五百余件实物全部入藏华大博物馆。这次发掘是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发掘，开创了西南地区科学考古的先河。 　　于是先沿溪开一长四十英尺广五英尺之第一坑，经时四日，深达七英尺……其次即瓦砾层，平均深度，约有三英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损陶器，最为丰富。 ——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       新馆探沟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构成的展示空间，将我们带回上个世纪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的现场。       燕家石璧——90多年前正是这套石壁的出现，揭开了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序幕，代表着三星堆发掘的源头。          1927年，燕家院子水坑里发现了排列整齐的若干石璧。这些有序排列的石璧是作何用途？         有人推测，可能是古蜀人的一种货币，也有人推测，可能是当时的衡量测度工具，而更多学者认为应当是是祭祀所用的礼器，与古蜀人通天祭天的思想有关。         其中一件，燕家人在上面刻上自家人"燕三泰"的姓名。 商·灰绿色有浅白斑玉璧        1946年入藏 三、汉墓探微       汉墓，犹如一方小舟，载送两千年前汉代人的亡灵奔向永恒的仙界。汉代人在墓葬中塑造的现世镜像比世俗的身躯远为坚固，并最终凝固为图像中的历史片断。        西南地区是中国较早开展汉墓科学考古发掘的地区之一。20世纪上半叶，川大博物馆对西南区域的汉代墓葬进行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为博物馆带来数量众多的汉代文物，成为了解和认识汉代四川社会文化的科学资料。 早期崖墓探索        在中国西南地区江河沿岸，经常能看到在悬崖上开凿的洞穴，它们在明清方志中被称为"蛮洞"。十九世纪后半叶，这些洞穴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引起了研究热潮。鸟居龙藏和陶然士先后著文确定这些洞穴是古代人的墓葬。葛维汉对墓葬进行了考古学意义的研究，郑德坤将崖墓置入了四川考古学文化序列。 鲁秋胡妻画像石棺       此石棺出土于新津宝子山东汉崖墓，有整块红砂石凿成，长达218厘米，高73厘米。出土时棺盖已佚失，底板和一侧面板也略有破损，但并不影响人们欣赏其内涵丰富，雕琢精细的图像。        右侧挡板上雕刻神木和相对而立的朱雀。        石棺左侧挡板上，雕刻阙前迎谒图。       正面是由三幅图像组合装饰而成，最左侧雕刻的一组两位人物，其中一人俯身向前似乎有所问，其中一人侧身回头，似乎有所答。据考证，这表现的是历史故事《秋胡戏妻》中的场景。        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秋胡在新婚后不久就离家去外地做官了。几年后的一个春日，他在归家途中的一片桑园，看见一个身姿妙曼的女子正在提笼采桑，就上前去调戏，又以金银诱惑，遭到女子斥责。秋胡自讨没趣，回到家中，拜见高堂，唤出自己的妻子。两人相见，大为羞愧，原来这正是他在桑园调戏的那个女子。秋胡妻看到自己日思夜盼的丈夫是如此不忠不义之人，愤怒又伤心，于是投河自尽了。秋胡妻被推崇为女性典范，她的故事被西汉刘向编入《列女传》中，在各朝各地广为传唱。     《秋胡戏妻》图像在全国各地分布广泛。它出现在四川，可见文翁以儒化蜀以来，儒家思想在四川的传播。 东汉·双阙迎谒画像石（正面）东汉·车马出行画像石（反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征集        汉代人认为，人死后，在地下世界里生活仍然继续。人们仍然需要娱乐、出行、宴饮；需要为了口腹之需而从事生产、养殖劳动。其居住需要房屋，居所需要守卫，宾客需要迎接。       所谓"事死如事生"。汉墓以随葬品、墓葬装饰等形式和方法"构建"了人们想象中的彼岸世界，是当时汉代生活的人间缩影。 汉画像砖——汉代成都生活原景再现      四川的汉代画像砖在全国都属于头筹，记得五十年代发行的汉代画像砖油票有三枚来自成都羊子山，真品在国博，四川博物馆都少不了它。<div>         画像砖场景描绘当时生活各个方面——有秦汉郡县制度下亭吏制度、川西地区农业生产、地主官吏士大夫朱门生活、西王母及各种神话传说等，为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考古图像史料，是中国民族艺术宝库中一枝奇花。</div> 弋射收获画像砖     弋射收获图整个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幅为池塘弋射图，水池中，荷叶茂盛，荷花垂露，三条大鱼浮游，展现出东汉都平原鱼肥水美的田园风光。画面左侧树荫下，有两人正张弓猎射空中飞鸟，使天空中群鸟疾飞，向天边逃离而去。所谓弋射，就是用带有丝线的箭射出，将丝线系在地面的圆形器物上，可将射中的猎物和箭头收回。下幅为水稻收获图。稻田里，画面右边的二人正弯腰割禾，旁边三人做捆扎状，最左侧一人，正挑着禾担，手提篮子。篮子里，或者就是农夫们今天的餐食。整幅画面造型生动，活灵活现，东汉时期成都平原民食稻鱼的农耕文化，人们祥和安逸的生活图景就在眼前。         是的，我是石狗！         我是石羊！ 　　汉代人对彼岸世界的思索不仅使他们致力构建地下的生活世界，还想像了一个神仙的世界，在汉代人的仙界想象中，有哪些尊神？又有哪些神禽异兽？汉代人企图通过什么样的途经“实现”其升天成仙的愿望？在汉墓中，这些问题被人们以壁画、雕刻或陶俑等造型艺术形象地加以呈现。 东汉西王母画像砖       东汉西王母画像砖西王母是汉代图像系统里最常见的神灵。有时她表现为年轻女性，有时有东王公陪伴，但更多的时候她都是老妇人模样。她的身边常常有九束尾巴的狐狸，三只脚的青鸟，跳着舞的癞蛤蟆。        东汉月&日神画像砖，分得清哪块是日神、哪块是月神吗？其实很好区分，日神肚子里是三足鸟；月神肚子里是蟾蜍，上有桂树。 东汉·朱雀铺首墓门画像石 升仙之路         在汉代人的想象中，升天成仙可以通过服食丹药，模拟神仙居住环境，以及构筑升天之梯等途径来实现。仙山即汉代人对神仙居住环境的一种模拟。摇钱树一方面是汉代人构筑的升天之梯，一方面也是对神仙居住环境的一种揣摩想象。 　　摇钱树        摇钱树在古代西南地区，包括邻近的云南（我在云南博物馆也见过）、汉中、贵州等地，东汉至三国时期墓葬中较为多见的一种出土器物。它通常分为树身与树座两部分。树干及树枝多为青铜制成，其上分别铸出汉代常见的五铢钱纹、西王母图像以及各种神灵动物、植物、车马纹样；树座通常系陶土烧成，多呈山峦形状，上面塑有各种图案纹样。树座上一般有插孔，可供安插树身。 山字形（仙山）陶树座      这类摇钱树座目前考古发现仅十余例，见于金堂、成都、乐山、忠县等地的东汉晚期墓葬。       本馆此件高66厘米，整体呈峰峦重叠状。从下至上分四层：第一、二层为仙洞，二层洞左侧山峰侧有一神兽，右侧山峰腰部有灵芝；第三层为两个山峰构成的平台，平台上原有人物、神兽等雕塑，已残失；第四层左为一平台，上跟坐一人作抚琴状，其旁立一柱。右侧山峰顶部端坐一人，头部残失，可能为西王母。 东汉·摇钱树枝叶残片 四、古寺遗踪        南北朝至唐末五代时期，益州治所成都是中国西部文化、经济与宗教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交通枢纽与交融汇聚之地。这一时期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佛教文化繁盛，寺院丛立。匠人造像的千錾万凿之声、僧人写经的落墨云烟之彩、经像印刷的模勒洗木之忙、信众游寺的熙来攘往之态，共同汇聚成一股文化盛世的历史洪流，使益州在中国佛教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中国化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深刻地参与和塑造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艺术与社会面貌。    萧梁·梁太清三年（549）丁文乱造释迦双身像 萧梁·梁中大通四年（532)释僧镇造释迦像 寺庙“连锁店”里的艺术品——佛教造像       在唐代，中国有很多地方的寺庙都取名龙兴寺，就跟现在的连锁店一样。寺庙里通常供奉着大量的佛像、经幢，或者供养人的像。      邛崃龙兴寺的发现却是因为洪水！    1947年，四川发生特大洪水，邛崃市西河冲垮了大佛院河堤东边的张公堰一带，河滩中陆续出现了大小不等的佛教石刻残件。本馆先后五次派员赴邛崃调查，采集遗物共200余件，以佛教石刻为主，还有陶及釉陶、砖、瓦，铜、铁制品和残损的建筑构件。随着学者对这批材料研究的深入，一个兴盛于唐宋时期却又逐渐隐没于历史的古寺，就此重现于世。       邛崃县龙兴寺遗址，前后两次共出土的佛经石刻超过一百件。透过这些残存的石经，我们仿佛看到了大唐盛世益州佛教文化的兴隆景象。 唐代官寺遗址的确认      邛崃唐代龙兴寺遗址出土遗物较多，出土地附近为后世兴建的"大佛院"，但其规模与石刻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相去甚远，无法对应这批遗物的历史归属；且由于原址寺庙早已毁逝，关于它兴盛衰败的历史已不见于文献记载。直到铭有"龙兴寺"关键信息的地下遗物被发现，一座已经湮灭于历史的唐代官寺才重新为千年后的世人所认识。 唐·"龙兴寺"铭《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版残片 唐·永隆二年（681）铭青砖       陈展的龙兴寺佛造像，与1948年校内首展现场照片一一对应，连这些照片也带来了历史感。 毗沙门天王造像        此尊单体圆雕石刻造像发现于邛崃龙兴寺，出土时双臂残缺，但身体部分保存比较完整。       毗沙门天王是印度四大天王中守护北方的神灵。随着佛教的东传，毗沙门天王的信仰和形象不断变化。在西域佛国于阗，毗沙门天王像从印度王公贵族的形象转化为我们眼前身披铠甲的武士形象，从四大天王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崇拜对象。       这尊毗沙门天王像，头戴宝冠，身披铠甲，上身横向排列细密的锁子甲和下身的鱼鳞甲表现得十分细致。     天王一般右手持锋 (mao）左手托塔，因此他也被称为托塔天王，也被看做财富的守护神。 　　天王腰间，除了悬挂一把长剑，在腰带下方还有一半月形弯刀，学者认为这来自吐蕃武士的形象。         他的双腿间升起一尊半身像的小人，被称为"地乳神童"。       菩萨头像是龙兴寺出土最多数量的造像类别，龙兴寺出土菩萨像多为单体造像，体量较大者与真人大小相当，但小型造像更为常见，最小者仅有尺余。这些菩萨像大多刻于中晚唐时期，样式雍容华贵。根据菩萨像的特征来看，可确认的题材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       菩萨头戴联珠纹花鬓高冠，饰三圆形宝珠，宝珠周饰忍冬卷草纹。发鬓高挽，鬓前又饰一较大椭圆形宝珠，周饰忍冬卷草纹。发分16络。双耳下垂，耳上佩珰。菩萨面相秀润威严，眉细长入鬓, 下巴圆凸，眼神低俯含无限悲悯。 坐佛像        佛垂足坐。头上为馒头状磨光高肉髻，面短而宽，粗眉隆鼻，双目深陷，嘴唇肥厚。颈部五道颈纹。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祗支，外结带。鼓腹，右手上举，左手抚膝, 跣足踏两小莲台。此尊佛整体造型简单、素朴，坐姿平如常人，传“悲愿弘深”之意。 供养人像 龙兴寺出土了多件小型供养人单体造像，从形象上看，以男性居多，头戴幌头，身着宽大的袍服，双手捧持供品，双足着履。      这批供养人像细腻写实，不仅反映了龙兴寺造像的社会背景，更是唐代服饰的直观再现。 狮和狮奴       狮子是外来物种，大体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土。从南北朝开始，狮子逐步被赋予多重佛教含义：既代表勇猛无畏，又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同时也是护法。龙兴寺出土的狮子形象鬃毛卷曲，双目圆睁，狮口大张，勇猛威严；有的狮子身侧还雕刻有狮奴，并被表现为卷发、赤裸上身、下着短裙的胡人形象。       经幢，是一种宗教石刻，始于唐代。它的结构分为幢座，幢身和幢顶三个部分。高的可达十余米，小的只有几十厘米。幢身上最常刻的经文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据称每当阳光照耀在经幢上再折射到人的身体，或者风拂经幢上尘埃飘落于人体上，都相当于此人念颂了佛经一遍。 唐大中十二年潘怀谦造经幢        这件幢身有八面，其中六面刻经文，面对展示的两面上，雕刻题记，大致内容记录了潘怀谦一家三兄弟的家庭结构﹣﹣他们都在公元858年，即唐大中十二年陆续成家，家中有两个婴儿诞生。他们在龙兴寺为父母造下这个经幢除缅怀亲人之外，更是祈愿合家大小的平安。      此内容记录了一个川西大家庭的温馨美满，表达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唐大中三年（849）尹花严造经幢 唐·经幢顶 唐·经幢顶 唐人写经——在这里，一张不起眼的纸，也千万不要错过。 唐代僧人信众为了保存经典，施造功德会抄写经文。中唐以后，佛教的兴盛和纸张的进一步普及，再加之益州是当时中国南方著名的造纸中心，于是唐人写经蔚然成风。     唐开元年间以后，置于坟域的墓幢也开始流行。而在平民阶层中同样出于“破地狱”功能的需要，一种成本远比石质经幢低廉，以书写印刷的《大随求陀罗尼经》佩戴在颈、臂上的信仰也开始流行，1944年，在川大望江校区东门区域修建时发现了一批唐宋墓葬，由川大历史系教授冯骥主持发掘。在其中一座唐墓骨架臂上的臂钏之内，发现了纸质的唐代印本陀罗尼经咒。       据考证，作为全国造纸与雕版印刷业的中心，四川地区写经、印经十分兴盛，所产写本和印本佛经流传至全国众多区域。 唐·敦煌古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隋代敦煌写经《大智度论》隋唐时起，人们通过抄写佛经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官府雇佣或寺院中专职抄经的人被称为“经生”或“抄经人”。由于代人写经是以数量计酬，“既工且速”于是成为“经生”们的特殊追求，由此形成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种特殊书体——写经体。该件展品也是此次展出中七件极为珍稀的敦煌藏经洞写经之一。 唐·回鹘文写经残片 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版残片 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版残片 　　敦煌藏经洞出写经用黄麻纸、硬黄纸——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这几张纸可是真品啊，成博的类似纸张都是复制品呢！     展柜左侧的两张古纸，看似普通实则非常名贵，均从敦煌藏经洞所出，是用于抄写经文的写经用纸，由著名古纸收藏家杨啸谷先生收集捐赠。      左边这一张是黄麻纸，是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发明的。他将普通麻纸中加入既是染料，又有杀虫防腐功效的黄檗汁。纸张呈天然黄色，纸质粗厚，耐久防蛀。成都麻纸不仅用于抄写经文，还是皇家贡品，被唐王朝指定为朝廷公务专用纸。      右边的硬黄纸更是一种兴起于唐朝的名贵的艺术加工纸。它是在黄麻纸更是一种兴起于唐朝的名贵的艺术加工纸。它是在黄麻纸的基础上，均匀涂蜡、砑光，使纸张不但防蛀，还更具有光泽莹润的优点。这种纸比较易于久藏，是唐人用于写经和临摹古帖的珍贵用纸。 金粟山藏经纸      展柜右侧所陈列的古纸，展示的是纸张的背面。其上铃有红色印章，内容是：金粟山藏写经用纸。这是浙江海盐县金粟寺北宋纪年的经藏所用纸张，也是宋代的特制名纸，被认为是唐代硬黄纸工艺的延续。金粟山藏经纸的生产时间很短，据记载，金粟寺里收藏的金粟山藏经纸仅有数千轴，十分稀少。后世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用于装裱名贵字画。     四川地区写经、印经发展十分兴盛。流传至全国众多区域。这样的“西川印本”传入敦煌，僧侣信众争相抄写，称为“西川真印本”，具有标准典范的权威地位。 五、西蜀三彩窑争艳——蜀国瓷窑      邛崃县城外的十方堂窑和成都南郊的琉璃厂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发现的古代瓷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博物馆对这两处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收集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考古学界把四川唐、宋时期邛窑生产的三彩器叫做“邛三彩”，以别于中原的“唐三彩”。琉璃厂窑深受邛窑工艺影响，在明代生产的三彩硫璃陶器，被人们叫做“明三彩”。      北有唐三彩，南有邛三彩。“邛三彩”是邛窑的黄釉褐绿彩瓷器，是邛窑特殊的釉下彩瓷品种，以色彩艳丽、釉色明亮著称，工艺受到中原 "唐三彩"的影响。明黄色的胎底，褐色与绿色交相辉映，是邛三彩的标志。 邛窑彩窑         早在隋至初唐，邛窑就开始在釉下运用联珠纹与圆圈纹、弦纹的图案组合，盛唐开始大量烧造釉下复合彩瓷器。 邛窑三彩鹅杯——挠个痒       这杯子是先贤1944年购于邛崃         高6.5厘米、长12.5厘米、宽8.5厘米。杯体呈鹅形，鹅回首衔尾羽，尾羽形如莲蓬，展开成为酒杯的杯口。 唐·邛窑白釉三褐绿彩花卉纹三足罐<div>       葛维汉1936年9月购于邛崃十方堂</div> 琉璃厂窑 唐·邛窑青釉褐绿彩草叶纹高足杯        瓷高足杯是典型的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而金银器中高足杯的形制，极有可能渊源于拜占庭帝国的同类器物。       琉璃厂窑在唐末五代开始生产彩窑，风格与邛窑十分接近。该窑生产的大盆、纹饰华丽繁缛，绘画水平高超，有的还辅以刻花，各种装饰相得益彰，是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  琉璃厂窑褐釉黄彩斑纹双系壶早期<div>       五代—北宋早期</div><div>       葛维汉1933年3月琉璃厂窑发掘所得</div> 中原的唐三彩 　　唐三彩的制作约始于唐高宗时期，开元年间极为盛行，到天宝以后数量逐渐减少。 　　唐三彩色彩斑驳绚丽，造型丰富多样，其出现既是中国古代陶瓷制作工艺进步的结果，也符合唐代的审美意趣。 河南巩义黄冶窑三彩提篮女俑——你好，握个手吧。 小姑娘的两个小酒窝甜到观者心里，动作维妙维肖，提着篮子兴高采烈的走在街上。 　　遇见老熟人了，这位小姐姐咱们在国博见过呢！ 省油灯 继成博后又见陆游怦然心动的省油灯——这可是古时确确实实存在的一项黑科技，咱们今天好好聊聊它。 　　邛窑省油灯的口径尺寸分布在10-15厘米的范围区间，集中分布在12厘米左右；高度尺寸分布在3-6厘米的范围区间，集中分布在4厘米左右。省油灯的口径和高度尺寸都满足手握灯盏的适度范围，可用两指夹住灯盏轻松移动。 　　省油灯注水方法，将省油灯的灯体直接没于清水中，较短时间之内清水便会灌满夹层，擦干盏面后倒入灯油，点燃放置的灯芯即可使用。 　　乍看之下，省油灯与普通油灯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细究灯腹中的结构，才会发现其中大有玄机。省油灯的省油原理主要在于它的夹层结构，从目前出土的邛窑省油灯来看，其外形大都成碗状或盘状，灯盏是有夹层的，点灯的时候，上面一层倒灯油，里面夹层倒清水。在照明的时候，水能不断通过蒸发，降低油温，这么一来，灯油就不会因为温度太高蒸发掉了。 　　陆游曾评论"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省20%的油是可以的，这确实与现代节约能源的理念不谋而合。 　　1934年10月，葛维汉在华大校园发掘了一座宋代砖墓。出土物有火烧过的人骨、买地券、纪年墓砖，以及一些陶器和釉陶人俑等。其中有两件典型的琉璃厂式陶瓷器，可见彼时琉璃厂窑陶瓷器在民间被普遍应用。葛维汉还发现该墓用薄砖砌成，砖与砖的裂缝填以泥土，泥土中夹杂一些风化严重的陶瓷碎片，它们很像邛窑的产品。 　　成都地区宋墓出土藏品——很有意思的小瓷塑        南宋琉璃厂窑釉陶武士俑       南宋琉璃厂窑釉陶武士俑        形式各异的匍匐俑        南宋琉璃厂窑釉陶匍匐俑         北宋陶“伏听”（殉葬俑）        南宋琉璃厂窑釉陶“勾陈”——不了，胃疼！（勾陈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div>       征集于成都</div> 　　南宋琉璃厂窑釉陶”青龙“ 南宋琉璃厂窑釉陶”白虎“ 征集于四川 　　南宋琉璃厂窑釉陶“地精“ 陶然士购于四川        南宋琉璃厂窑釉陶“金鸡“<div>       葛维汉1939年1月4日购于成都北门外20里               </div>       在古代篇展厅结束的时候，仿制了一些可爱的小瓷塑，不能移动，但可以抚摸这些可爱的小物件。 后记：川大博物馆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914年6月的一天，华西坝的荷塘开放了第一朵新荷，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的美国教授戴谦和（Danel.Dye）把收购的一件校钟，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赫裴院二楼的储藏室，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第一件藏品。这座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      川大博物馆位于川大东门附近，面积达17000平方米，博物馆展厅分4层，馆藏文物4万余件，展馆常年向社会观众开放。其中民族、民俗、书画、石刻、刺绣等方面的藏品至为丰富，包括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消遣等方面的用品，不乏国内仅见的孤品。向世人立体地展现成都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过去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