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东方文化金字塔”的 《四库全书》“苦旅”漂泊记

肖连宇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部被学术界誉为“东方文化金字塔”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很少有人知道它，曾“苦旅”漂泊藏于贵州贵阳。

　　“东方文化金字塔”的《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它涵盖了18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文化基本典籍，囊括古今文献的鸿篇巨制，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乾隆38年（1772年），乾隆皇帝钦命第6个儿子永瑢总负责，于敏中为总裁，著名大学者纪昀（纪晓岚）为总纂官。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出360位顶级学者，4000余位书法高手编纂和书写而成。前后历时20余年、全书共36363册、79000余卷、8亿余字。全书成书后，乾隆又令参与编纂和书写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西郊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为北四阁。

　　之后，又把另三部分藏于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为南三阁。

　　《四库全书》原始底本却珍藏于翰林院。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藏于文源阁内的抄本被英法联军火焚。1900年，藏于翰林院内的底本被八国联军掠夺出境，现分别藏于英法等国博物馆中。文澜阁本于1949年被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其中装《四库全书》的书架、书涵依然留在故宫内。文津阁本从承德移藏于现国家图书馆内，日本侵占东北后曾大肆抢掠文溯阁，所遗残本在文革中从沈阳故宫移藏于兰州，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在南三阁内收藏的《四库全书》中，文宗、文汇两阁本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毁，而幸存于世的文澜阁本则历尽沧桑。

　　杭州文澜阁始建于1782年，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时被烧毁。

　　所藏库书纷纷散落民间，后由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出巨资从民间努力抢救了一部分，于1881年再度存入修复后的文澜阁内。1911年浙江省咨议局议决，将藏于文澜阁内的这部《四库全书》拨归浙江图书馆管理，遂移藏于该馆在孤山的新馆内。

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浙江图书馆又先后组织过全浙江的书法家进行两次规模较大的补抄，使全书基本补齐，总册数已有36278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不使这部南方仅存的国宝被日本侵略者掠夺而去，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了它漫长的颠沛流离的2500余公里“苦旅”岁月，这一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贵州贵阳。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藏于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1日从浙江文澜阁，将《四库全书》向西转移，除了浙赣铁路运载，西迁库书主要靠船运、人挑、马驮，经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共2500多公里，历时9个月，于1938年4月30日深夜运抵贵阳。存放在科学路贵州省立图书馆内。

　　1938年6月1日，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呈报：运抵贵阳的库书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

据贵州省图书馆的保留至今的的273页《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真实地记载了抗战时期库书在贵阳秘藏的许多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及各种凭据等。经过修复，如今这些珍贵档案仍然清晰可辨，透过朴素的纸页，呈现了这一段艰辛悲壮的历史。

　　档案揭秘：由于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面积狭小，房屋结构也不适合图书馆的业务开展，贵州省教育厅立即令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规划上报专门存放的书库。但时值战乱，贵州省立图书馆新建书库未能建成，最终决定购买地处贵阳市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存放。1938年9月28日，140箱库书与贵州省立图书馆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入藏张家祠堂书库。

随着日寇的侵略步伐步步逼近，贵阳城区也非安全之所。1939年2月4日，日机轮番轰炸贵阳，秘藏于张家祠堂的库书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建议把库书转移到贵阳城郊金鳌山腰的地母洞。

　　地母洞在今天的鹿冲关森林公园内的文澜山，距离西大门约2公里。来到洞外，便能看到大大的“地母洞”三字，其字由本省文化名家戴明贤所书。沿石阶下到洞内，有七八十平米的宽敞地面，左右的岩壁有两个一米高的平台。正中央的大平台上方，供奉着地母塑像，在平台的左边，有一条人工凿出的阶梯，往里有一个小凹洞，凹洞内陆势空旷，可摆放物品。鹿冲关森林公园介绍手册显示，抗战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是藏于此处，在地母洞安然无恙度过了5年8个月。

　　1944年11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贵阳震动，开始组织疏散，文澜阁《四库全书》也随之转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7日，《四库全书》由6辆汽车载运离开重庆，费时近两个月到达杭州。

当时《四库全书》藏于贵阳属国家机密，知晓的人寥寥无几。这么多年来，很少有贵阳人知道这个藏书的地母洞，更不用说洞中所蕴含的抗战时期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珍贵古籍的这段历史，以致这段历史也渐渐被人忘却。

　　史料延伸【档案显示】因贵阳多雨，库书迁移至地母洞前，“为防潮起见，在洞内筑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4个月后，搬迁至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地母洞书库视察，提议将洞里的木棚进行改建，盖上瓦，并另建砖墙以确保安全。为方便看守库书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三间草房。

库书秘藏贵阳期间虽是国难当头，但典守国宝之事一刻也没有放松。1942年，蒋介石致电贵州省政府：“贵州省政府，以文澜阁库书，藏置贵阳附近洞内，恐空气潮湿，日久霉烂，宜移往离筑较远之干燥安全地点妥为保管。”为此，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特命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亲往地母洞视察，打开数箱图书检视，见尚无潮湿霉烂之事，又见阳光可自洞口普照全部书箱，尤其防空优势，在本省再难找到替代地点。于是请浙江省立图书馆库书保管员毛春翔详细记录藏书实况，交省府电复蒋介石，请准“原藏置之洞，既无潮湿，可免迁移，惟应每隔一二月派人抽查检视一次，夏季尤应注意，以免损坏为要”。

查阅档案可知，为有效地除潮，还专门制定了晾晒库书的具体操作流程，每箱书必须经过清点、开箱、装箱、晾晒、捆扎等程序，详点无误后，然后加樟脑粉，用油纸、牛皮纸包盖完善，再加钉定固封箱。因晾晒库书除潮效果显著，之后每年秋季对库书进行晾晒除潮成为必须的工作。1942年后，又于春季加晒一次，形成春秋两次晒书的惯例。

在库书洞藏期间，教育部多次委派人员实地考察，不断改善库书存储条件。通过《四库全书改善设备计划》、《临时费预算表》及《估价单》等，可详细看到当时周密而科学的改善措施。档案显示：书库改善设备后，“三面用板壁间隔，杜绝潮气，后面阴暗处开三圆窗，朝开夕闭，以通空气。洞口悬以油布，早启晚垂，以通阳光。洞底低洼处滴水积蓄成井，潮气较重，遂用石块垒隔。并在木台下面和书箱空隙间均满置木炭、石灰，吸湿潮气，洞内潮湿基本被控制。”

“历时6年精心守护，终于将库书保存完好，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此次库书迁移，前后历时8年零10个月，跨越6个省，往返5000余公里，谱写了一段“传奇”的历史篇章。为此，图书界前辈张宗祥赋诗一首赠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记载了这段历史：“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护书心血债全愿，万劫飘香发奇香。无一从残怀甬上，文渊安稳到黔阳。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

作者：中国贵州肖连宇 MAB&RP博士名衔 《香港文艺》签约摄影家 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教授 获2024国家“金丝路”卓越艺术家(民俗非遗)称号 2021年全球（华人）金牌摄影师 法国2019戛纳国际摄影节金像奖得主 古玩鉴别专家 中医药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