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老浙大旧址2一浙江省图书馆大学路馆舍

双鱼

浙江省图书馆大学路分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场官弄，这是一个融合了中西方传统建筑文化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物，是我省为数不多的优秀近代建筑，虽已有九十多年历史但依然光彩夺目。它的建成历史、成长经历都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一、首先这馆的建馆经费来自哪里？是谁捐赠的？ 这是浙江省首任军政府都督汤寿潜的遗捐，汤寿潜生于1856年，是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人，他呼吁变法维新，投身教育事业，主持筑路保路运动。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政治活动家、辛亥革命后出任浙江省军政府首任都督。1890年他写成四卷本的《危言》一书主旨是宣传维新思想、表达变法诉求。与邵作舟的《邵氏危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并称为“三大危言”，对当时朝野震动甚大。从光绪三十一年起汤寿潜便以主要精力投入兴建铁路、收回路权的活动，当时清政府与英国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借款筑路，出卖路权，舆论一片哗然。他和旅居上海的浙江绅商发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筹资自办铁路，汤寿潜被推举为公司总理，发动民间集资，创办“兴业银行”，建造商办铁路，用时仅三年建成苏杭甬铁路浙江段，深受国民赞誉。 　　他很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他不但出任过金华丽正书院山长、湖州浔溪书院山长、上海龙门书院院长，并在1906年浙江铁路公司成立的时候，创办了浙江铁路学校即浙江高等工业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原本避居上海的汤寿潜顺势而为出任浙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维护乡梓”，避免了杭州城内驻防的四千余名旗营官兵与革命党人之间的一场血战。旗营协领贵林与汤交谊颇深，贵林当时就声称“愿受汤先生抚，否则力抗”。11月5日甫到杭州的汤即以都督身份与贵林谈判，双方很快达成和降条件，杭州得以和平光复，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都督。来杭当日，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火车站安排了欢迎汤都督的盛大仪式。但当列车到达后，人们在迎宾乐中找遍了头等车车厢，竟不见汤寿潜其人。正失望之际，有人来说，汤氏早已到了由旧劝业道署改的都督府了，他就是坊间称的“布衣都督”。 就任都督的汤寿潜随即通告浙江“全省所有历年积欠，及本年应完漕粮，一概豁免；其厘卡自九月十五日（即11月5日）起先行裁撤”。同时，他下令编组“浙军攻宁支队”，是月12日，3000余人的浙军攻宁支队离杭奔赴镇江，在那里与苏军、沪军会合，组成江浙联军进攻南京。12月2日，江浙联军经过浴血奋战攻克了南京。汤寿潜闻讯后向前线将士发去贺电，对捐躯的浙籍将士迎回家乡厚葬于原“罗苑”对面的草坪上，亲自祭奠亡灵。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但他未赴任，仍想以在野之身为实现全浙钱路而继续努力。他以清廉传世，他一生简朴、两袖清风，他不讲究吃穿，也不讲究排场，经常是身穿一套土布短褂，头戴一顶箬帽，脚穿一双蒲鞋，手拿一把纸伞，穿梭在沪杭之间，为路事奔波。担任总理之职而不支薪水。在全浙铁路被袁世凯收归国有后，而袁世凯为了拉拢他，通过全浙铁路公司拨发20万银元，作为汤寿潜经营公司四年多不支一分薪资的补偿，但汤寿潜分文不受，而后是女婿马一浮先生建议先收下袁世凯收归沪杭铁路的补偿，不然得罪了袁世凯他是要杀人的(他杀了陈英士)，收后可去建公用事业为民所用。1928年汤寿潜儿子汤拙存和女婿马一浮就根据汤寿潜遗愿是将此款项全部捐出，用于建造浙江图书馆，地点选用原《武备学堂》的操练场。 二、马一浮怎么会成为汤寿潜的女婿的呢？ 1883年，马一浮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处书香门第，父亲是当时的知县大人。1888年随着父母从四川返回浙江绍兴老家，在16岁时参加了乡试，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要知道，那一年和他一起考试的鲁迅才考了第37名。汤寿潜看中了马一浮的才华，并决定将自己的大女儿汤孝愍([mǐn]同“悯”)嫁给他，马一浮18岁成婚，婚后常年外出游学，汤孝愍一度又回老家照顾病了的父亲，两人常在异地，一直没有孩子，1901年马一浮又前往上海学习英语、法语、拉丁文，长达9个月的深造，后来，父亲马廷培病重，马一浮虽然求学心切，也只得归来尽孝。在夫妻二人恩爱之下，汤孝愍怀上了马一浮的第一个孩子。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家庭却横遭波折，马一浮的父亲因病与世长辞。按照当地的习俗，若家中有长辈去世，是不能生孩子的，否则会被认为整个家族将有不详征兆。面对这种情况，还是汤孝愍下了决心打掉胎儿。在安葬完父亲后，马一浮又一次踏上了求取学问的道路。只是，这一次与妻子的告别却成为了二人的永别。那个年代，打掉孩子本就有不小的风险，而汤孝愍的身体越来越差，后来甚至下不来床。在接到消息后，马一浮几乎马不停蹄赶到妻子身边，可惜终究回天乏力。在汤孝愍走后，马一浮发誓终生不娶，岳父不忍对他说“我还有一个小女，不如你娶了她吧”，马一浮表达“此生只有汤孝愍一人”，千年后马一浮潜心学术，再无婚配，他用余生的64年时光悼念亡妻汤孝愍，真正践行了“寰宇易寻万金物，世间难觅痴情人”。马一浮为竺可桢校长“三请”之情所感动，在抗战西迁途中和浙大结缘，为浙大写下了“浙江大学校歌”这一传世之作，传唱至今。 马一浮 西迁途中浙大派沈思屿总务主任接马一浮先生到浙大泰和驻地 　　三.大学路图书馆又是谁设计建造的呢？ 网络上查询设计人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刘既漂，1926年他法国学成回国后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林风眠任校长)教务长兼建筑设计系主任，1929年前往上海，与李石曾之子宗侃合资创办大方建筑公司。鲁迅同乡好友、著名诗人刘大白撰写的“浙江图书馆落成记”中提及他是建筑师，而设计绘画及营造另有单位。其二是庄俊，我国获得建筑师的第一人，1925年在上海创办了"庄俊建筑师事务所"。浙江建筑2000年增刊(总第99期)刊登了“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傅宏明《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文章，文章从该建筑概况、建筑特色、中西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价值与意义四个方面作出了深入全面的论述，文中明确指出“大学路图书馆由当时著名的庄俊建筑师事务所设计”，“1989年该建筑被杭州市申报国家级优秀近代建筑，1997年被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陈述应该更具权威性，刘既漂先生在1928年前还没有具有建筑设计的建筑师事务所，但参加过该设计方案的讨论是完全有可能的。 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傅宏明发表在洲江建筑2000年增刊文章:《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 大学路图书馆采用仿西洋古典柱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连地下室在内的三层馆舍，在总体布局、建筑平面与立面造型设计上，强调轴线对称，区域规划条理分明。底层是宽阔高大的台基，通长的十三级踏步，1.66米高的台座，均为花岗石砌筑，显得结实厚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刚毅雄伟的16根巨形多立克柱。这16根拔地而起的石柱，把图书馆的前立面塑造出了恢宏的气势。设计方是当时著名的“庄俊建筑师事务所”。庄俊1888年出生于上海是浙江宁波人，南洋中学毕业后就读唐山路矿学堂，与竺可桢是土木工程系同学，他俩一起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一起剪掉辫子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留学，成为好友，竺可桢学农后转入哈佛大学地理系学气象，而庄俊学的是建筑工程，是我国最早留学美国、获得建筑师的第一人。1914年后，清华学校开始大兴土木，筹建首批校舍楼馆。学校当局即电召刚毕业并获得建筑工程学士学位的庄俊回国。聘任为讲师和驻校建筑师，配合美国建筑师墨菲做校区建设规划和部分设计工作，并且监造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等建筑，这是中国首批按照现代建筑科学技术建造的近代建筑。1923年庄俊受清华委托率百名学子再度赴美交流，他也利用这一机会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又广泛考察了欧美大陆各国的新老建筑物。回国后辞去清华学堂的职务，1925年在上海创办了"庄俊建筑师事务所"，1920-1930年期间，上海的建筑设计业务基本是由外国建筑师一统天下，而中国建筑师自己开业的建筑师事务所中，能与外商竞争，并且在业务上取得很大发展的还寥寥无几。庄俊成立事务所后的第一个业务项目是上海金城银行大楼。1928年，金城银行大楼(后为交通银行)建成，整个设计有章有法，表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和20世纪初期的建筑技术，显得格外华贵、典雅，丝毫不逊色于附近华美的汇丰银行。使人们相信，中国人也能设计现代化的和高度建筑艺术的大建筑，从此"庄俊建筑师事务所"在上海就站稳了脚跟。自行开业达25年之久，知名的作品数十个，遍及全国各地。三段式古典门面、惹人注目高大的科林斯石柱，是庄俊设计建筑的特有风格。1927年，庄俊和一些建筑师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建筑师学会"，其宗旨就是团结建筑师，交流技术，维护建筑师的合法权利，庄俊当选为首任会长。新中国成立，庄俊被中央特邀至北京工作参加新首都的建设，他联合了一批建筑技术人员五十余人开赴北京，这一爱国行动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评价和嘉勉，并接见了他们，他先后任交通部华北建筑工程公司、建工部中央设计院和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直到1958年退休，常年坚持运动、夏天用冷水洗澡，享年103岁。 庄俊设计在上海滩标志性建筑《金城银行》(后改名交通银行) 金城银行大厅 中国建筑学会1933年年会合影二排左3陈植，左5董大酉，左6庄俊，后排左2童寯，左3杨廷宝 四、大学路图书馆筹建和管理的责任方又是谁呢？ 原本汤寿潜的遣捐(用于筹建浙江图书馆)已交由浙江教育会管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试行“大学区制”，每区设立大学一所，统一命名为“中山大学”，分别管理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并决定在杭州筹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省政府决定将这笔钱(本息共计二十二万零五百五十一元)，转交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保管，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校长是著名教育家蒋梦麟，他提议将大学路原武备学堂操场，作为浙江图书馆馆址，并在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上（1928年1月18日）决议通过。 1928年2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大学区制停止试行后，经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二百三十三次会议决议，浙江图书馆仍委托国立浙江大学代为管理。1928年8月，经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二次会议决议，组织成立建筑委员会及工程监察委员会。两委员会隶属于国立浙江大学，主要由浙江省政府建设厅、杭州市政府工务局、浙江大学行政处、浙江大学工学院、浙江省立图书馆职员、原捐款人汤氏的代表，以及建筑师组成。会议还决定，汤氏捐资中三万元用于选购图书，余款作为建筑之用。 1928年12月，浙江图书馆兴工建设。1929年1月1日，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主持了浙江图书馆的奠基典礼，立奠基碑。这以后，国立浙江大学不遗余力地推行浙江图书馆各项筹备事宜。1929年6月，因建筑经费不敷使用，经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二百三十三次会议议决，另行拨款三万元，以资补助。同时，浙江图书馆所有建筑经过及经费收支情况，均由国立浙江大学分期函报浙江省政府备案，包括浙江图书馆建筑委员会及工程监察委员会的历次会议记录、《建筑浙江图书馆支出预算书》，以及投标开标、订立建筑合同、举行奠基典礼等有关材料等等。1931年初，浙江图书馆馆舍基本建筑完成，准备开馆。因汤氏捐款已经使用殆尽，无经费可支配，国立浙江大学决定该馆工作人员由浙大文理学院及工学院图书室原有职员担任，薪水仍在学校支领，办公费用也在学校秘书处经费项下划拨。因仅有三万元以供图书选购，又将学校文理学院及工学院原有图书，全部移存浙江图书馆。1931年10月，由于种种原因，浙江省政府决定收回浙江图书馆。1931年12月15日，浙江大学与浙江图书馆正式办理移交手续，并请浙江省教育厅派员监察接收。蔡元培先生题写馆名，陈训慈先生任第一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杭州人）宣布落成，历时四年建设大学路馆舍于1932年9月正式开放使用。从这时开始大学路馆舍为浙江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共用，直至1937年浙大西迁，1946年浙大东归回杭至1952年，大学路馆舍仍沿用为浙江图书馆和浙江大学图书馆共用。 原浙江大学校长蒋夢麟 奠基石 竣工的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 隔老浙大慈湖远眺大学路图书馆 大学路图书馆老照片 原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 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所题馆名 立柱结构 五、文澜阁藏书西迁 《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以国家的力量纂辑的中国古典文献的大型百科全书。纂辑工程历时14年，清廷组织人员缮写了七套分置各地，杭州的文澜阁为其中之一，在太平军进攻杭州时《四库全书》损失过半，后经丁丙、丁申兄弟冒险搜集失散之书，并经丁氏补抄、钱恂馆长的乙卯补抄、张宗祥的癸亥补抄，方复旧壁。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江咨议局议决，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等书归浙江图书馆收藏、保管、利用。从此文澜阁《四库全书》就成了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存放在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 抗战期间，为守护中华文脉浙江图书馆和浙江大学联袂护书，克服了千辛万苦，西行数千里，最终让国宝《四库全书》幸免于难，可载于世。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考虑到《四库全书》的安危，寝食不安，便向教育部长陈立夫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报告阁书转移问题，7月启动了《四库全书》的迁移工作程序，一面叫总务组赶制一批木箱，准备随时将《四库全书》尽快转移，同时物色了第一个迁移地点：富阳渔山（现为渔山乡）石马头自然村的《东南日报》主编赵坤良的赵家老宅。由于战事吃紧，1937年8月1日决定将《四库全书》装箱，在陈训慈的指挥下，浙江图书馆孤山分馆的职员们从孤山红楼上的94个书橱中，将阁书、善本36318册搬出装进228个书箱（其中阁书140箱、善本88箱）。陈训慈的小妹陈玲娟也参加了装箱，一直装到8月3日深夜才全部装好。4日从江干码头出发5日至富阳渔山，搬入赵家老宅。随着淞沪会战失利，11月25日再移往建德，至桐庐七里泷江面水流湍急，加上船又重，无法逆流而上，陈训慈求助竺校长，即派车运至建德北乡松阳坞。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省政府不同意《四库全书》出省，先船运至金华，1938年1月底运至龙泉石山村金家祠堂内。不久衢州军用机场又成日军进攻目标，龙泉也不再安全，教育部决定由浙大协办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押送负责人)与浙江省政府商量将《四库全书》按原计划运往贵州，3月出发从龙泉县用车经邻近的福建省浦城县，再沿江浦公路折回江山县，车队到峡口过江山江（也称须江）时，由于道路不平、人员疲惫、天气恶劣，其中有一车书不幸翻到了江水之中。很快就将11只书箱被打捞上来，次日晒书，但因局势紧张只能湿书再装箱，经浙赣铁路运到江西萍乡，然后进入湖南境内的株洲，于4月14日左右运到了长沙。后经湘北、湘西，直到1938年4月25日才一路风雨兼程运到贵州。《四库全书》运达贵阳之后，秘藏于西门外的张家祠堂内。11箱湿书不断翻晒，1939年2月4日，18架敌机袭击贵阳市区，决定再转至郊外《地母洞》，每年秋季必须晒书一次，直至1944年11月，贵州告急，教育部决定将书迁往重庆青木关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公馆隔壁的4间大瓦房中，直至抗战结束。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有人建议运至南京，遭到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张宗祥等人的反对，际于当时国民政府高层不乏浙籍人士，《四库全书》最终同意返回到浙江，1946年5月15日，《四库全书》由租用公路总局的6辆卡车载运，押运员6人，护送警员11人，一起由重庆出发，再经贵州，借道湖南、江西，历时50多天于7月5日运回浙江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离开浙江近9年，辗转6个省，往返路程达4000多公里，除陈训慈、竺可桢、李絜非、张宗祥外，浙江图书馆馆员毛春翔、夏定域也是重要功臣，回迁的路也很艰巨，遇匪、大水冲毁桥梁险象环生，毛春翔先生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中也有叙述。 第一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和馆员合影 四库全书的几次补钞 陈训慈和参加四库全书装箱的小妹陈玲娟 1938一1944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存放在贵阳地母洞 毛春翔所著《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 修复后的大学路馆舍 整修四年后重新开放 图书馆阅览室 凃海燕夫妇、陆成均夫妇和陈健宽大姐(中) 朱荫湄和蔡馥生 凃海燕夫妇(两侧)和许高瑜、陈亦平合影 王宽福老师作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有关历史介绍 浙江图书馆文献部李华英主任专程赶来接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同时对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作了详尽的介绍。 毛春翔儿子毛念诚介紹父亲当年护《四库全书》西迁的经历，右侧站立者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马衡先生 西迁后代寻访老浙大旧址在大学路馆舍前合影 离开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