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帝制，开启共和——走进“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大山里人

　　▼2024年5月，我们来到了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武汉是辛亥革命发源地，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这天，我们走进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也就是“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在纪念馆前面，矗立着一尊孙中山先生铜像，铜像建于1931年8月。孙中山先生身着中国传统服装长袍马褂，右手持一顶礼帽，左手持着拐杖，目光炯炯，庄严肃立。

孙中山先生铜像通高约6米，像高约2.4米，像座占地约20平方米。铜像底座为铜质，基座系麻石砌成，四周嵌有长方形的汉白玉石。正面原镌“精神不死”四字，其它三面刻有“橡赞”铭文，这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都被磨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正面镌“孙中山先生之像”七字。

2008年3月，孙中山先生铜像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前有一块黑色的大理石，上面镌刻着宋庆龄一九七九年三月的题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我们来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前，大门入口处摆放着一个红色的活动雨棚，边上出口处也摆着护栏。两边的门柱上各有一块牌子，分别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和“辛亥革命博物院”，牌子两边悬挂着“铁血十八星旗”。

铁血十八星旗，又称铁血旗、九角旗、九角十八星旗、首义之旗，由红底、黑九角和18颗小黄圆星组成。红底象征着革命，黑九角寓意铁血精神，表示华夏儿女决心以血肉之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黑九角代表《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分布于九角上下的18颗小黄圆星，代表当时内地18省人民，蕴含国家统一、民族和睦、前途光明；圆星呈金黄色，代表与满清对立的炎黄子孙。

铁血十八星旗，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

铁血旗，真铁血！

　　▼我在“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前留个影。“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九个字，系宋庆龄题写。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是依托“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而建立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8600多平方米。2017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大楼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两层红色楼房，中西合璧的造型，因通体红色，镶嵌白色的装饰，所以俗称红楼。这里原本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修建的湖北谘议局，建成于1910年。大楼正面的门楣上有“鄂军都督府”的文字，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此建立了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所以，这里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点，也是共和纪元的开端，被称作“民国之门”。

　▼红楼平面呈“山”字形，高二层，面阔73米，进深42米，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具有西方古典建筑的风格。

红楼前方及两翼是门厅和办公室，后方正中为会堂，其门廊突出，门窗精巧。上层顶端正中有一座圭形教堂式的望楼，视野开阔，大气壮观，是一幢具有西方议会大厦风格的建筑。红楼后面也是一座二层楼房，两侧各有一排红色平房。

1961年，“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这里辟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主要有《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湖北谘议局史迹陈列》等几个陈列。

　　▼我们首先参观《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由红楼侧面进入。

　　▼红楼侧门前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由此继续参观，边上还有整个鄂军都督府旧址的平面图。

　　▼走进鄂军都督府旧址走廊。

　　▼鄂军都督府旧址简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原系清朝政府修建的湖北谘议局局址，于公元1910年(清宣统三年)建成。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8月19日)，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湖北地区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武昌起义。翌日，在此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告“以共和政体建设民国”。义声所播，全国响应，导致清王朝统治迅速覆灭，从而一举结束在中国绵延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国走向共和的大门。

　　▼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格局图。一楼从左（西面）至右（东面）为：谋略会议室、军令部、军务部、前厅（后面是会议厅）、传达员室、外交部、外交部、招纳处、民政部；二楼从左（西面）至右（东面）为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参谋部、军事会议室、收发员室、秘书官室、顾问官室、侍卫官室、黎都督会客室（里面是黎都督卧室）。

　　▼谋略会议室，系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的专门场所，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在此形成。

鄂军都督府成立之初，黎元洪不肯视事，以蔡济民为首的十余位重要革命党人及起义官兵代表，以谋略身份，以会议制形式，“商量都督府组织法，并协筹防守事宜”，实际行使军政府权力。这是谋略会议室。

　　▼墙上还挂着“各省宣布独立形势图”。

　　▼这间是军令部。军令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其主要职责为秉承都督命令，发布军令，调遣军队。旧军官杜锡钧出任军令部长。

　　▼墙上有两块牌子，左：民军编制序列沿革。

1911年10月13日编成四协：第1协统领吴兆麟（宋锡全继任），第2协统领杜锡钧（何锡藩继任），第3协统领林翼支（成炳荣继任），第4协统领张廷辅。

1911年10月25日续编二协：第5协统领熊秉坤，第6协统领杨载雄。

1911年11月1日再编二协：第7协统领邓玉麟，第8协统领罗洪升。

1912年1-3月扩编为八镇二混成协：第1镇统制唐克明，第2镇统制张廷辅，第3镇统制窦秉钧，第4镇统制邓王麟，第5镇统制吴兆麟，第6镇统制王安澜，第7镇统制唐牺店牺支，第8镇统制季雨霖：第1混成协统领何锡藩，第2混成协统领刘佐龙。

右：军令部沿革。

1911年10月11日，军令部成立，杜锡钧任部长。

1911年10月17日，据《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设军令部，杜锡钧任部长。

1911年10月25日，据《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设军令部，杜锡钧任部长。

　　▼这间是军务部。军务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主要负责军务行政、军队后勤工作。革命党人孙式、蒋翊武、张振武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

　▼军务部沿革。1911年10月17日，据《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成立军务部，孙武为部长，未到职期间，由副部长张振武暂代。

1911年10月25日，孙武到职，任部长，蒋翊武、张振武任副部长。

1912年2月27日，群英会事件后，免孙武职，以曾广大接任军务部长。

1912年2月28日，奉南京内务部令，改部为司。

　　▼墙上有一张“民军布防图”。

　　▼墙边还有一个壁炉。

　▼这里是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原为清湖北谘议局议事堂。武昌起义翌日，即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代表，邀请谘议局议员等地方士绅汇集于此，商议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原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嗣后，这里成为鄂军都督府会议厅。

1912年4月孙中山访鄂期间，曾莅临都督府，并在会议厅发表演说。

　　▼鄂军都督府会议厅，主席台上挂着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

五色旗又称五族共和旗，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初北洋政府时期使用的国旗，旗面按顺序为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横条。红、黄、蓝、白、黑五色分别表示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所选用的五色为五个民族传统上所喜爱的颜色，象征着这五族共和。

　 ▼会议厅后面东面墙上挂着的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后面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示”。

这是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军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当时，革命党人请都督黎元洪在上面签字印发，黎元洪拒不签字，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布告的落款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落款呢？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就是10月11日。我国使用公元历法是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即1912年1月1日。

左边的照片：李翊东（1887—1960），又名西屏，湖北黄冈人。早年入湖北新军当兵，1910年加人共进会。1911年10月10日晚，率测绘学堂学生参加武昌起义。次日，替黎元洪代笔签名，发出都督府第一份安民告示。都督府成立后，历在赏叙长、参议、战时司令部参谋兼督战官等。

　　▼会议厅后面西面墙上挂着的照片：1912年4月，孙中山在武昌与湖北军政界人士合影。前排左五为孙中山，左四黎元洪，左六胡汉民，左三汪精卫。

　　▼ 传达员室。这间敞开前后门的房子是“传达员室”，传达员负责都督府来访者的安排接待事务。

如今这间“传达员室”没有任何摆设，只是作为一个通道供参观者进出。

　　▼这间是外交部。外交部是1911年10月25日后鄂军都督府所设置的九部（依次为军令、参谋、军务、内务、外交、理财、交通、司法、编制）之一。主掌外交行政事宜。革命党人胡瑛任部长。

革命党人宋教仁来汉后，襄办鄂军都督府外交；在汉期间，草订鄂军都督府最著名的文件——《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这间也是外交部。鄂军都督府开始在军事、外交等方面行使中央军政府的职权，该部的成立是鄂军都督府开始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的标志之一

　 ▼外交部沿革。1911年10月17日，据《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政事部下设外交局，黄中恺任局长。

1911年10月25日，据《中华民国鄂率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外交局升格为部，胡瑛任部长，王正廷任副部长。

1911年12月中旬，胡瑛去职，夏维崧继任。

1912年2月，奉南京内务部令，改部为司，伍朝枢任司长。

　 ▼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3年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1904年在长沙参与发起创立华兴会，任副会长。旋在武昌参与组织科学补习所，任文书。1905年在东京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任可法部检事长，并任《民报》撰述。1910年，鼓吹武装起义作战略转移，开展“长江革命”，次年7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武昌起义后同黄兴由上海赶赴武汉，协助鄂军都督府办理外交事务，主持制订《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不久返上海参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

　　▼左图：《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右图：《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影印件。

　 ▼这间是招纳处。鄂军都督府成立之初，四方志士前来投效，10月12日设立招纳处，招集文武人才，襄助军政。三日投效四百余人，三分之一经该处荐送都督府委用。10月15日，奉都督令改为集贤馆。

　 ▼招纳处沿革。1911年10月12日，由参谋部派员设招纳处，蒋秉忠、吴醒汉、高振霄、谢石钦主持其事。

1911年10月15日，奉都督府令改为集贤馆，分五科办事，周德宜任正馆长，蒋秉忠任副馆长。

1911年10月16日，周德宜辞馆长职，蔣秉忠经公推为正馆长。

1911年12月1日，集贤馆撤销。

　　▼这间是民政部。民政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原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任部长。

　　▼左图：民政部沿革。1911年 10 月12日，由参谋部员苏成章提议组设，张和伯自任部长，旋请汤化龙出任部长。

1911年10月17日日，据《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民政部改为政事部，汤化龙任部长，下辖七局：外交，局长黄中恺；内务，局长舒理鉴；财政，局长胡瑞霖；司法，局长陈登山；交通，局长马刚侯；编制，局长马国溶；文书，局长阮毓崧。

1911年10月25日，据《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政事部撤销，上述七局中，文书局撤销，其他六局升格为部，汤化龙出任编制部长。

右图：汤化龙（1874-1918），字济式，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习法律。1909年任湖北谘议局副议长、议长。次年，各省谘议局议员代表任北京成立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被推为主席，参与领导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武昌起义后，参与组建鄂军都督府，开通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武昌起义。先后任鄂军都督府民政部长、政事部长、编制部长等职。汉阳失陷，随黄兴往上海。

　　▼这是鄂军都督府的前厅，里面就是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前厅高大气派，弧形的拱门具有欧式风格。

　　▼参观完一楼各部门办公室的陈列，本想上二楼看看黎都督会客室等陈列，可是二楼没有对外开放，楼梯口用护栏挡着，还坐着一个保安。

　　▼这是红楼西侧楼。

　　▼接着我们要去参观的是两个陈列：“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和“湖北谘议局史迹陈列”。从这个大楼进去。

　　▼这座二层楼连成的四合院式的建筑，系原湖北谘议局附属建筑——议员公所楼，是议员开常年例会居住的场所。议员公所楼因主体颜色为灰色，而被称之为“灰楼”。“灰楼”在抗战时被炸掉了大部分建筑，现在的建筑是2010年以后复建的。

　　▼《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基本陈列之一，2014年布置于现址——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议员公所楼，展览面积2000平米，展品600余件，其中珍贵文物200余件。

　　▼展厅正面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主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前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它一举倾覆了清王朝260余年的专制统治，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此，中国社会绵延 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终结，开始蹒跚却坚定地走向共和。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公元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旗帜下，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蓄势既久，为天下先，勇敢地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一夕奏功，武昌光复。义声所播，举国响应。帝制终结，民国肇建。武昌成为走向共和的起点。

百年演进，世纪递嬗。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伟业，将永垂青史，并激励后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第一部分：风动汉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日亟。欧风美雨的冲击和浸润，既使湖北武汉社会矛盾激化，人民苦不堪言，也使这里成为较早得风气之先并开始近代化进程的地区之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即一度处于执全国牛耳的地位。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组建的湖北谘议局，也积极谋求体制内变革。而“皇族内阁”的出台与路权的外溢，表明了清王朝的腐朽与穷途末路。

不推翻清王朝，则中国不能图存。湖北热血知识青年从爱国聚谈开始，进而结社成立革命小团体，其组织屡仆屡起，薪火相传，并与中国同盟会相呼应。湖北革命志士长期艰苦卓越的工作，尤其是在军学界的宣传与组织，为武装反清蓄积起雄厚的革命力量。

　　▼一、欧风美雨下的湖北。上图：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与英国在南京下关签署《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或《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下图：1895年，因甲午战争战败，清政府与日本在日本马关（今下关市）签订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又称（马关新约）。

　　▼右图：1907年日本印刷发行的《大清国现势地图》。

　　▼武汉地区主要教堂分布表（1912年前）。

　　▼上左：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周文才用这把大刀，砍断监狱门栏，救出在武昌起义前夕被清政府湖北当局关押的革命党人（复制品）；上右：刘会云在武昌起义时用过的战刀（复制品）。

下：起义军用的枪支汉阳造步枪。近代兵器。口径7.92毫米，弹匣容弹5发，弹仓外露，手动作业。此汉阳造步枪为国家三级文物。

汉阳造步枪，即“八八式步枪”，俗称“老套筒”，因清政府按照德国1888式步枪为蓝本在湖北汉阳兵工厂仿制而得名。汉阳造步枪，自1895年冬开始生产，一直到1944年，汉阳造步枪在中国前后生产了近50年，为当时中国生产时间最长的一种轻武器，也是自清政府的新军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各个武装部队的轻武器装备的主要枪型。汉阳造步枪，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被誉为“中华第一枪”。

　　▼右上：黄兴为叶于兰题“城南医院”木匾。此木匾黑底贴金凸字，从右自左楷书“城南医院”四个字，落款为“黄兴题”，旁边有两个印章，依稀可辨“黄兴之印”、“克强所作”。城南医院是叶于兰在北京创办的一家私人医院，创办时间大约是1912年至1916年11月间，因位于北京城南，故名“城南医院”，创办时黄兴为医院题写了匾额。黄兴为叶于兰题“城南医院”木匾，为国家二级文物。

　　▼“大法国租界”碑。此碑纵187厘米，横45厘米，厚12厘米，麻石质地。碑面上端由右至左刻有法兰西共和国英文缩写字母“F.R”。下方纵向楷书“大法国租界”字样。阴刻制作。石碑右上方部分残损。该石碑是清未法国政府侵略中国，在汉口设立租界的实物见证。“大法国租界”碑，为国家一级文物。

　　▼“汉阳兵工厂界”碑。此碑纵180厘米，横34厘米，厚15厘米，麻石质地。碑面上端从右至左，刻楷书“汉阳”二字，碑面纵向刻楷书“兵工厂界”字样。“汉阳兵工厂界”碑，为国家一级文物。

汉阳兵工厂，是清未湖北官办的新式军事工厂。1890年，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将其在广州筹建的枪炮厂移往湖北汉阳龟山北麓（今汉阳区琴台大道一带），紧邻汉阳铁厂，1894年初步建成，定名湖北枪炮厂。1895年冬开工生产，到1898年先后建成造枪厂、枪弹厂、铸炮厂、炮弹厂、钢罐厂，后又并入钢药厂。1904年改名“湖北兵工厂”，1914年改称汉阳兵工厂。

　　▼“英商华昌洋行”碑。此碑纵92厘米，横28厘米，厚12厘米，麻石质地，阴刻制作。碑额上端，从右至左，楷“英商”字样，正中纵楷书“华昌洋行”字样。石碑右上方有微小缺损。1910年，英国商人在今汉口沿江大道101号开设华昌洋行，主营业务为船舶代理及保险，后发展为进出口商品代理。1940年，日本侵华占领汉口后，该洋行终止经营。“英商华昌洋行”碑，为国家三级文物。

　　▼“武昌纺纱局地界”碑。此碑纵196厘米，横39厘米，厚16厘米，麻石质地，阴刻制作。纵向主面楷书“武昌纺纱局地界”字样，碑的右边，纵向楷书“墙外余地五尺让作街道”字样。武昌纺纱局，是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纺织四局之一，厂址在武昌文昌门外江岸。“武昌纺纱局地界”碑，为国家三级文物。

　　▼“汉口华商赛马公会地界”碑。此碑纵177厘米，横36厘米，厚16厘米，质地为麻石，阴刻制作。从右至左，楷书“汉口”，竖刻楷书“华商赛马公会地界”。清朝末年，汉口先后建成“西商”、“华商”、“万国”三座跑马场，汉口曾经被誉为中国的“赛马之都”。1906年，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联合汉口总商会会长、银行实业家梁俊华、韦紫封等36人发起组建华商体育总会，并集资修建“汉口华商赛马公会”，通称汉口华商跑马场。

　　▼左图：1910年汉阳高等小学毕业证；右图：民立四明中学商业学堂监督夏寿康等发给胡宪章的修业文凭。（胡昌华捐赠）

　　▼汉阳铁厂明信片。铁厂位于汉阳龟山北麓，1890年兴工，1893年建成。铁厂辖炼铁、炼钢、造铁轨、造铁货等大小十厂，是当时东方最大的钢铁企业。（汪惠裕捐赠）

　　▼汉阳铁厂总办蔡锡勇。蔡锡勇（1847—1897），字毅若。福建龙溪人。1867年毕业于广州同文馆。后历任驻美使馆翻译、广东洋务局总办。1889年随张之洞调任湖北铁政局总办，先后筹办湖北炼铁厂、枪炮厂、银元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自强学堂、武备学堂。

　　▼1906年产于美国 Buffalo LS.Co 的卢汉铁路铁轨。

　　▼第二部分：武昌首义。天运辛亥，公元1911年，湖北革命组织发生剧变，形成两大革命团体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这年夏秋保路风潮的兴起，革命机缘来临。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9月下旬，湖北共进会与文学社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并制订起义的总行动计划。起义前夕，分设于汉口、武昌的领导机关相继遭到破坏，总指挥蒋翊武出走，参谋长孙武负伤，彭、刘、杨三烈士遇害，起义面临流产的危险。在此紧要关头，革命党人当机立断，勇敢地发动武装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8营率先发难，迅速夺取楚望台军械库，各营随即奉起响应，血战通宵，攻克湖广总督署，并占领武昌全城，武昌首义成功。湖北各属纷起响应，或武装或和平独立，宣布脱离清王期统治。革命贏得湖北全省范围的胜利。

　　▼一、湖北共进会与文学社。照片从左自右：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共进会第三任会长刘公；共进会重要成员邓玉麟；共进会重要成员胡祖舜。

　　▼袁世凯颁发给陆军少将熊秉坤的勋五位证书。

袁世凯颁发给陆军少将熊秉坤的勋五位证书，烫金纸质。证书自右而左毛笔楷体竖书:“盖闻时逢走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义。陆军少将熊秉坤，志炳丹青，术娴戎伍，援桴奋战，遂倾城社之凭陵；建纛扬威，克靖风尘之扰攘。前勋斯集,懋赏宜膺。本大总统依勋位令第一条，授以勋五位，以嘉乃绩，启旧邦之新命，伯偃灵台；进小康于大同，氛销枉矢。此证。袁世凯。中华民国二年一月 日。”钤篆体朱文“大总统印”。陆军少将熊秉坤勋五位证书，是1913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表彰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卓著功勋而授予。

陆军少将熊秉坤的勋五位证书，是国家一级文物。民国初年的《勋位令》规定，凡有勋劳于国家社会者，可授与勋位。勋位共分为六级，分别为大勋位、勋一位至勋五位。

　　▼左边证件：武昌起义爆发，驻武昌湖北新军各部纷起响应，这是登记有起义部队番号的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证。（辜春霞、肖咏山、李相益、张克泉、陈桂兰、许惠芳、金德贤、钟善珍、黄姣、汪瀛洲、戴伟红、严昌慧、李承弘、丁道芳、程吉恩捐赠）。这些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证，均为国家三级文物。

右上图：武昌首义伤军铁血纪念章。（复制品）；右下图：1912年，咏簪（龚霞初）编刊《武昌两日记》，黄兴题写书名。该书记述了武昌起义的见闻。（复制品）

　　▼右上图：武昌起义前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设计制作的军旗旗式。（复制品）

　　▼左图：起义军更换口令的通知单。（复制品）右图：起义军占领武昌城后颁发的出入武昌城城门证。（复制品）

　　▼孙武手书对联：“春风摩剑气，夜雨度书声。”

　　▼展厅一角。

　　▼“灰楼”二楼走廊。

　　▼第三部分：走向共和。武昌首义成功，湖北革命党人立即着手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原清军第 21 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1911年10月11日，鄂军都督府宣告成立。都督府发布了号召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文告，并颁布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策措施，为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做了大量工作。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朝统治者极度恐慌，立即调遣水陆重兵围剿。鄂军都督府为捍卫新生革命政权，积极扩军迎敌。自1911年10月18日至11月27日，革命军在汉口（古称夏口）、汉阳对清军展开了殊死的抗击，史称“阳夏之役”。

武昌首义，全国景从。短短两个月内，内地18省中即有14省和上海一地，以武装或和平方式响应武昌起义，宣布脱离清朝政府而独立。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在中国延续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终结。

　　▼一、鄂军都督府的创立。照片从左自右：鄂军都督黎元洪；鄂军都督府初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蔡济民；鄂军都督府主要领导人之一汤化龙。

　▼民军敢死队队员黄祯祥血衣。左肩部有一枪眼，丝线绣字样“九月初六日（1911年10月27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右袖上有一被划破的开口，丝线绣字样“初七日（1911年10月28日）与敌大战枪炮三尊敌炮如雨打断右膀今共和成立以作纪念”。（罗元骅捐赠）

黄祯祥的这件血衣，在黄祯祥去世后由其夫人保存，后传给其长子，继而由其长孙收藏。1980年长孙将其献给湖北省博物馆，1981年移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黄祯祥血衣为国家一级文物。

　▼黎元洪发给熊继贞的首功执照，以表彰他对武昌起义的贡献。

首功执照正文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海陆军大元帅兼鄂省都督黎，为发给执照以奖首功事。照得我军举义恢复鄂州，汉口汉阳血战旬月。我鄂中将士万众一心，力持危局，因之各省闻风响应，中华已成共和，得以脱出专制，实由该将士等首先发难，铁血购来，殊堪嘉尚。查有交通司正司长熊继贞年 岁，湖北武昌人，卓识宏猷，深资得力，合行发给执照，以示优异而懋赏功。除行部存案外，仰该员即便遵照祗领，须至执照者。右给熊继贞收执。中华民国元年四月 日”。钤“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大都督印”，阳文，篆体。彩色云纹边框上端印有五色旗与十八星旗交叉图案。此首功执照为国家二级文物。

熊继贞（1882—1958），亦名熊晋槐，湖北武昌（今鄂州）人。1901年投湖北新军工程营当兵。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为武昌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武昌起义后，先任交通局课员，后任湖北军政府交通部部长。

　▼起义门石额，青石质地。纵73厘米，横50厘米，厚12厘米。石额两端残缺，中间断裂。自右至左阴刻楷书“义门”二字。此起义门石额为国家二级文物。

起义门，原名中和门，民国成立后，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912年，将中和门改名为起义门，该石额便镶嵌在起义门城楼上方。

　▼黎元洪题“得天独厚”横披。（黄铉捐赠）

黎元洪为黄申芗之母题“得天独厚”横披，纸质。1916年9月，辛亥首义志士黄申芗母亲七十大寿，黎元洪题写“得天独厚”横披相赠以表祝贺。横披右侧书写“黄母胡太夫人七十寿”，左侧落款“黎元洪”，横披上方正中铃“荣典之玺”朱文印。黎元洪书写该披时，其身份为中华民国在任大总统，横披上铃有“荣典之玺”印，可视为国家荣誉。黎元洪题“得天独厚”横披，为国家三级文物。

　　▼1912年红十字会竖立在阳夏阵亡将士墓前的“国殇〞碑。“国殇”碑，纵104厘米，横35厘米，厚15厘米，麻石质地。该石碑是竖立在汉阳凤凰山上的一块无名烈士碑，是为了纪念在阳夏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军官兵。碑额上端阴刻“十”字标志，纵向阴刻篆书“国殇”字样，为国民党元老程潜题书。两侧分别阴刻篆书“中华民国”“元年增筑”的题款。“国殇”碑为国家一级文物。

　　▼二、都督府的文告与举措。

　　▼中间为1911年10月20日，鄂军都督府安民告示。（复制品）

　　▼中间为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司法部布告。（复制品）

　▼1911年10月16日出版的《大汉报》第二号。该报于1911年10月15日在汉口创刊，革命党人胡石庵主编。日出3大张，最高销数逾3万份。初创时以声援武昌起义、鼓舞军心为主旨，期使“以言论造成民国，鼓吹共和”。假中华民国军政府和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布檄文；杜撰邻省独立、援兵立至等假新闻，期以稳定民心，张大革命声势；呼号各省独立，发兵援鄂。

　▼鄂军都督府都督部长一览表。

由谋略会议确定的都督和部长：

都督黎元洪，参谋部长杨开甲，军务部长孙武，民政部长汤化龙，外交部长胡瑛；

按《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确定的都督和部长：

都督黎元洪，军令部长杜锡钧，军务部长孙武，参谋部长张景良，政事部长汤化龙；

按《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确定的都督和部长：

都督黎元洪，军令部长杜锡钧，军务部长孙武，参谋部长张景良，内务部长杨时杰，外交部长胡瑛，理财部长李作栋，交通部长熊继贞，司法部长张知本，编制部长汤化龙。

　▼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大都督印。（复制品）

　 ▼1911年10月18日，驻汉英俄法德日等国领事宣告所谓“严守中立”的布告。

“严守中立”布告，纸板照片。正文是驻汉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关于严守中立的布告，从右至左竖行书写，共10行。布告照四周有共进会会员、摄影师李白贞题款。照片衬板右下角有“荣昌照相”字样及李白贞印章。 “严守中立”布告照为国家一级文物。

　▼“首创共和”石碑。

　▼第四部分：复兴之光。以武昌首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为振兴中华探索了前进的道路。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

首义的枪声已经渺远，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社会的变化却是巨大的。时至今日，其影响依旧可见。民元以来，人们就以各种方式纪念这场革命，纪念这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革命先行者和志士仁人推动古老中华顺应历史和世界潮流，昭示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湖北革命团体组织演变表。

　▼左上图：1909年1月，清政府以“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自治之初基”，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输佐官治为主。图为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上谕；左下图：《湖广总督瑞澂奏湖北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况折要点 1911年4月12日》。

右面为消防水枪。

　▼孙中山为曹亚伯题“博爱”横披。此横披纸质，“博爱”后面书写“亚伯兄属”，落款“孙文”，后钤“孙文之印”白文印。此“博爱”横披为国家二级文物。

　▼左：李翊东象牙姓名印，长方体，黄白色，印面朱文楷书“李西屏”。内侧立面嵌3毫米见方黄金，铭刻“金”。此象牙印章为国家二级文物；右：李翊东青田石姓名印，青黄色，貔貅钮。印面白文篆书“李翊东印”。此青田石印章为国家三级文物。（两方印章均系李承弘捐赠）

　▼张之洞手书对联，晚清书法作品，内容为“才夺江郎五色笔，身披李侯一品衣”。上联右侧书写“简臣二兄雅属”，下联左侧落款“张之洞”。落款后钤二朱印，上为白文印“张之洞印”，下为朱文印“香涛词翰”。对联意思可理解为：张之洞歌颂简臣的文治武功，或希望简臣能成为文及江淹、武追李泌的文武全才。此对联为国家三级文物。

　▼孙中山原音。应上海《中国晚报》所作的留声演说（1924年5月30日）。我们参观时，留声机里正在播放孙中山当年的演说原音。

　▼武汉地区辛亥革命首义遗址与纪念设施一览表。

　　▼《湖北谘议局史迹陈列》。

前言：湖北谘议局从1909年10月14日成立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火爆发，总共存在了两年。而从1910年9月迁入新建的局址红楼算起，它在红楼活动了约13个月。在此期间，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谘议局议员，一方面热心本省的参政议政活动，另一方面积极投身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和“拒债保路运动”，成为晚清一股有益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由于清廷顽固坚持“皇族内阁”和推行“铁路国有”，促成了谘议局议员对清廷所谓立宪的幻灭，促使部分议员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很快附和或转向革命。

　　▼湖北谘议局史事。

湖北谘议局简介：湖北谘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14日。

谘议局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地方谘议机关。1905年12月，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出洋考察政治，预备“仿行宪政”。1908 年清廷先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及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谕令各省筹办谘议局。同年9月，湖北设立谘议局筹办处。1909年6月，各厅州县举行议员初选；7月，各府、直隶州进行复选，共选出议员83名。

湖北谘议局的成立，不仅为湖北立宪人士提供了合法的政治舞台，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议政的场所和议政实践的机会。

湖北浴议局自 1909年10月成立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虽仅存在了短短的两年时间，但分别于当年及次年10月至11月举行过两次常年例会，分别审议并通过涉及本省学务、吏治、实业、农林、税政、民政、公益、灾赈及地方自治、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提案31件和38件。除此之外，湖北谘议局还组织参与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活动”和”拒债保路运动”。

湖北谘议局局址始建于 1909年底，1910年9月初竣工，共耗银十余万两。其主体建筑为谘议局议场，系仿照近代西方国家议会大厦而建。后面附属建筑为议员公所，系议员开常年例会居住的场所。

　▼谘议局办事厅。湖北谘议局下设办事处，设书记长一人，书记四人。其中文牍书记二人，会计书记一人，庶务书记一人。办事处另设办事厅。

　▼议员居室。此室为湖北谘议局议员驻会期间的居室。

　▼议员公所西餐室。1912年4月，孙中山访鄂，鄂军都督黎元洪在此宴请孙中山。

　　▼议长会客室。此室为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议员公所的会客场所。

　▼湖北谘议局第一次会期议员名单。

　▼左图上：湖北谘议局大楼东侧立面；左图下：湖北谘议局大楼西侧立面；右上图：湖北谘议局局址平面图。湖北谘议局位于武昌阅马场蛇山南麓，局址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1909年始建，次年9月落成。谘议局大楼议场及议员办公场所。大楼后面建筑为议员公所，是议员开常年例会住宿的地方。1910年10湖北谘议局第二次常年例会即在谘议局大楼召开；右下图：湖北谘议局大楼正立面图。

　▼湖北谘议局史迹陈列一角。

　 ▼当我走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时，纪念馆已经闭馆了，我是最后一位参观者。纪念馆门前红色的活动雨棚和护栏也已撤除，我赶紧拍了一张完整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大门照片，也结束了这天的参观活动。

跨越百年风起云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门前的两面“铁血十八星旗”所传递的精神，仍对我们有着重要意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网络图片一：1911年10月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全城后，革命党人在原清政府湖北咨议局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

　　▼网络图片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南面的首义广场。最南面是一个以十八星旗为图案的大型喷泉花坛，可惜我们去的时候，这个花坛正在维护，所以没拍照片；往前走就是孙中山先生铜像，铜像前面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完成这篇美篇后，感觉是完成了一个任务，或者说是交了一份作业。

当我走进这个纪念馆时，或者说准备要去这个纪念馆参观时，我就想着参观完后，要写一篇文章，要把我在这个纪念馆里面看到的东西，如各种文物实物、照片资料，包括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建筑特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等，尽可能的在文章中展现出来。我在这个纪念馆里或者说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参观了好几个小时，拍了几百张实物及展厅的图片包括说明的照片，当时没有时间整理照片，更来不及写文章。因为参观这个纪念馆后，紧接着又去了下一个景点。景点一个接一个，等到旅游结束回到杭州后，才想着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看到的这些，包括当时的热血涌动，那些映入眼帘非常有价值的一幕幕，将会慢慢的淡化，甚至记忆模糊～

我一定要把这些写出来，把我拍的一些照片放进文章中，把不了解的东西尽量搞清楚。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

纪念馆的展品中，各种文物和照片资料等有数千件，我不可能全部拍照。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些主要的文物实物及资料照片放入美篇中，结合文物说明及网络资料，尽可能在美篇中真实、详细地把纪念馆的主要内容反映出来。这项工作虽然很累人，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简单的说，是“累并快乐着”。

在此也感谢一起出游的朋友们。为了让我多拍些照片，我的这些朋友，在原湖北谘议局议员公所楼的大院里，硬是等了我很长时间，以致大家都成为最后一批离开纪念馆的参观者。特别要感谢我的老同事梁老师，每次出游都是领队兼司机，而且还特别照顾我的兴趣和爱好，多次绕道带着我们参观我感兴趣的人文景点，满足了我多年来的几个心愿～

一篇美篇的容量毕竟有限，哪怕我再写几篇续集，读者也不如自己亲临其境去纪念馆看看。朋友，等着你，相信一定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