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别重逢话沧桑

слуга

重发《久别重逢话沧桑》，纪念我们苦难的青春岁月。配乐：西口情。演唱：小甜瓜。2024年6月18日。

（ 重逢话沧桑）

2014年4月3日，老同学杨承系从景德镇来南昌扫墓，姜公强同学邀请在昌的几位同学作陪，为他接风洗尘。

杨同学有一个雅号叫“老山羊”，刚进高中时，他担任班上的最高领导团支部书记，领头羊，而“羊”与“杨”又是谐音，故有此尊号。

我们自1968年分别至今，40多年了，见面后格外亲热，彼此望着对方苍老的脸，感叹不已，都觉得这时光老人太会开玩笑了，把人都整得变形了。

席间，他谈起了这些年的经历，饱经沧桑的脸上看不到刚见面时的欢悦。他先是下放赛湖农场，而后又在高安英岗岭煤矿下井挖煤，干了七年，几经周折，终于在景德镇落了脚。现在是景市文化馆钢琴老师，算是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杨承系在我们班上可以称得上是个人才。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当年在我们学校可是数一数二的名人，学生会因此让他负责文体宣传工作。

更令人叹服的是，他还是运动场上的好手，每年校运动会，一般百米短跑、跳远，不出意外，他都能拿第一。

这样一位全才型的人物，他本应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但一辈子颠沛流离落魄不偶，不能不叫人扼腕叹息！

杨承系彰显他领头羊的风采，是我们进高中后的第一次考试，他考了全班第一。

我记得那时搞得挺隆重的，前十名同学的名字写在大红榜上，贴在教室里，每个人还得了一张学校发的“学习积极分子”的奖状（一张纸）。杨承系的大名赫然排在第一位。

我也有幸跻身前十名。当然，从当时我们班同学学习水平来看，都是各个学校拼博上来的好手，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谁进前十名都不奇怪。

杨承系从此名声大振，能文能武，创造了自己的一个辉煌。六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上强调突出政治，要思想革命化，又红又专。第二次考试只排名，不公布，再后来，考完后，名次也不敢排了，怕担“只专不红”的罪名。

杨承系的人生转折，发生在高一下学期（六四年上半年），他的书记职务被免了，原因很简单：出身不好。受此打击，杨承系曾一度萎靡不振，学习成绩排名也懒得去管了。除了每年的校运动会，他还可以风光一下，其他时间都默默无闻。

让他跌入低谷的是六六年文化革命。

那年的6月18日（离高考还有12天）中央广播电台突然宣布高考延期（实际上是取消高考）。

我们先是一楞，接着是迷惑，随后是轻松，高考的千斤重担终于卸下了。

我们很快从短暂的失落感中缓过神来，我们想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世界革命”，那时的一种极左思潮)，想到了这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任重而道远，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全身全力地投入到文化革命中去呢！

6月19日晚上，我们班的12个同学聚集在一起，准备给班主任写大字报。文化革命进行了这么久，老师好像无动于衷，对过去执行的错误教育路线一点认识也没有，运动中又没什么表现。

我们挑灯夜战，大字报终于于第二天早上贴出来了。我们滿以为会得到学校同学的支持，不说当聂元梓吧，起码可以当个运动积极分子。

没想到正好相反，我们的大字报刚贴出来，反击的大字报马上贴滿了四周，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内容都是一个调子，说我们破坏运动，想混水摸鱼，激进的还说要揪出反革命份子。

看来学校领导也一夜未睡觉了。各种流言也不绝于耳，“利用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班主任是学校党支部委员），“57年右派份子就是这样向党进攻的”......更有甚者，大字报标语校园贴滿了，又到教室里贴，教室里外贴滿了，又在走廊上拉根绳子，在上面掛大字報。

那场景的确蔚为壮观，走路都得绕着走，不小心把大字报碰落了，那可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们从未见过这阵势，吓懵了，怎么会这样？！我们可是夜以继日的忙了一天一夜啊。我更害怕了。这回上大学的梦不敢做了，最大的愿望是，千万不能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祈祷：愿菩萨保佑！

这就是我们学校当年的“6.20”事件。 我们那份大字报就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杨承系的大名又高高在上（他第一个签名），我也不幸又跻进十一名里（有一个同学中途宣布退出）。

这回可没有“纸”（奖状）拿了，而且极有可能像五七年反右运动一样，戴顶右派分子“帽子”回家。

好在是运动初期，还比较文明，除了精神压力大点外，皮肉倒没受什么苦。

最倒霉的自然是杨承系，枪打出头鸟，谁叫他排第一？加上他出身不好，这些都成了他被大字报围攻的背景材料。

我们这些人当然也难过，每天战战栗栗的，走路都低着头，不敢抬得好高，别的同学也不敢多接近我们，害怕受牵连。

读大学的梦再也不敢做了，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学校的时候，头上不要戴着反革命的“帽子”。

正当我们忧心忡忡快要绝望了的时候，《南昌晚报》报社于6月27日给学校书记送来了一份大字报，贴在学校东边墙壁上，掲发书记（他原在晚报社工作）执行过资产阶级错误路线。

我们无疑检到了根救命稻草，激动的心都快要跳起来，终于解放了！没想到的是，《南昌晚报》居然成了救命恩人！

这时的校领导也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精力管我们，我们因此得以幸运逃过一劫。解放全人类的事，我们也不敢去想了，我们才刚解放哩！

这以后的日子过得倒也轻松，每天早上到学校去看看，没事便回家。兴趣来了，便相约到公路局篮球场打打篮球。虽无聊，却也自在，我们当上了消遥派了。

自大字报事件后，杨承系同学变得很消沉，他很少露面了。后来才知道，他一个人躲起来练习手风琴去了。他没有把宝贵的时间浪费掉，而是把全部精力投进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二年，他的手风琴拉得非常出色，成了学校第一手风琴手。杨承系同学确有过人之处，他身上居然还有音乐细胞，而且能被他挖掘出来，再次体现出领头羊的风采。

当然，他还得“感谢”文化革命，没有这段经历，也许这笔财富将永远埋没在里面了。看来文化革命也不是一无是处。

短暂的同学聚会，给大家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和久别重逢的喜悦。

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在七七年考上了大学，实现了多年的凤愿，现在都是教授专家级的人物。没考大学的，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杨承系同学长年在外漂泊，所处的环境差些，但他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学钢琴，在音乐领域里闯出一条自己的一片天地，成了上海音乐学院在景德镇市招生的考级把关老师，在景市音乐界取得了一席之地，这对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和同学们相比，我是大大的落后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要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光读死书是没有用的。

酒酣，我望着大家微微泛红的脸，不禁设想，如果将同学们在工作事业上的成就再来一个排名，将会是如何呢？

这当然是一件难度系数很大的事情，它是无法用学历分数来判断的，但我认为，杨承系同学能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顽强奋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这在我们班同学当中，的确不是多见的。他名列前茅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事。

而我，只能到后十名里去找自己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