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

白白白

文/白汉杰

我的祖母生于1909年，卒于1985年。

关于祖母，是我记忆长河中一颗永不消逝的、最璀璨的星。在我的脑海中，她总是天不亮就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一手拉着风箱拉杆，一手往灶膛里添着柴火，风箱“吧嗒吧嗒”的声音节奏舒缓，灶膛里的火苗红彤彤的，映照在祖母沧桑而憔悴的脸上，她那疲惫眼神中晶亮的希望之光便给我们一家以无穷的力量。

祖母出生于谢村镇海莲村，同这个古老的村落一样，她也有一个花一般的名字，她姓董，名风仙。闻其名，自然就会想起山涧湿润的岩壁上那一丛丛盛开的洁白的水仙花。在我孩提时代的记忆中，已到中年的祖母个子清瘦，中等身材，眼眸中总闪耀着慈祥、温柔的光芒。虽然我没有见过年轻时祖母的模样，但透过她那张曾被岁月洗礼后依然无法掩饰的秀气的脸庞，可以想象出祖母年轻时是多么的俊美。最让我惊叹的是祖母那一双小巧玲珑的脚，标准的三寸金莲，修长的身材配着三寸金莲似的小脚，透露着封建时代妇女的“贵秀之气”。殊不知祖母小时侯为了裹脚淌过多少眼泪，忍受了多少痛苦呢!

听说，祖母家当年也算家境殷实。祖父白子元是读书之人，志向高远，当时已是洋县马畅镇的镇长。祖父一家人勤俭持家，头脑灵活，曾建有一大院青砖灰瓦的房子，还有几十亩良田，当时祖父和祖母两家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在当地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家。祖母嫁过来后，从不显摆身价，而是洗衣做饭，任劳任怨，接连生下三个男孩，父亲便是她的第二个孩子。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是由他的爷爷白三鼎、奶奶李凤凤挑着箩筐从苟家村举家迁徙到老庙村的。那时的祖母是幸福的，两个表姑常常回忆起祖母每次回娘家的场景，身骑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家里的长工在前面牵着马缰绳，在路人羡慕的目光中，途经五间、江村回到娘家———海莲村，这大概也是祖母一生中最绚烂的时刻吧。

1949年汉中解放，祖父作为国民党党员、政府县长，要被羁押到新疆，统一接受劳动改造。那一年，祖母38岁，事发突然，祖母未能与祖父见上最后一面，只有15岁的父亲一个人跑了十多里的路，在溢水镇政府和祖父告别。1950年冬，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家里所有田地交公，大院的正房也分给了从东韩逃难来的王姓人家，仅给祖母留下四间偏房，供一家七口艰难渡日。屋漏又逢连夜雨，已成家的大伯和在池南上中学的小叔也相继病逝，这使祖母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命运就像恶魔，一次又一次撕裂着她滴血的伤口，而苦难却刚刚开始。1958年春，曾当过保长的祖父的弟弟白应坤拿着公函急冲冲地跑到家里，捎来了祖父因劳累致病已客死他乡半年已久的噩耗。这接连而来的“失子丧夫”之痛，没有击倒祖母，而是让她毅然决然的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这个家砥砺前行……而今的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富裕已替代贫穷，是无法真切地感知祖母当年的悲伤，更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作为国民党家属，一对孤儿寡母是如何生存下来的……祖父最终还是葬在祖坟里，虽然只是衣冠冢，寄托着家人无尽的遗憾与思念。祖母的侄子曾多次亲口对我说过：“我很敬重你婆，她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撑起了你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太难了……”。年岁渐长，我慢慢明白，祖母坚强的活着，便是对命运最好的回击。人生数载，我们无法逃避苦难，难以选择命运，许多事情也并非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了希望。”

转眼到了1958年间，为了赶超英美，全国开始组织大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祖母一家同社员们一样，将自家做饭的铁锅砸碎用作炼钢原料，然后全部集中到生产队食堂吃饭。由于生态遭到破坏，粮食减产，加上自然灾害，吃不饱、饿死人也成为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那时候，家里有六口人，祖母、父亲、母亲、大姐、二姐，还有不到一岁的哥哥。面对无米之炊的困境，祖母常常躲到没人处偷偷抹眼泪。可不管多难，日子还得继续，祖母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和母亲忍着饥饿，背个大篓子，翻山越岭挖野菜、摘槐树花……只要是没有毒的，连个菜根儿也不放过。灾荒年间，好吃的是要留给孙子、孙女们的，祖母将仅有的一点点稻米装在陶瓷罐里，放在灶膛里熬成稀粥，饥饿的孩子们跑到灶台前，围着她，罐子里一阵阵地飘出诱人、香甜的味道，看着孩子们期盼、饥饿，对食物万分渴望的神情，祖母任由他们狼吞虎咽的吃着，每当此时，她的脸庞总洋溢着温暖、慈爱的笑容。

祖母家有土地、还雇有三个长工，自然被划为“地主”成分。地主作为五类分子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和再教育的，随时听候队干部安排的劳动和学习，也时常被带上“大尖帽”上街游行、白天劳动，晚上被批斗。依稀记得年少时，我和弟弟常常晚上陪着祖母去大队部的院坝里接受批斗，祖母站在台子中间，浑身上下拾掇得利利索索，面色平静地似一潭秋水，抬着头平视着前方，身板儿挺得比平时还要直，她看起来不像要被批斗，倒像戏台上的女主角，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地说，我们一家人行的端、走的直，没有做过亏心的事，什么也不怕！在那个年代，“地主”成分家庭的子女是没有被推荐上学、招工、参军的机会，甚至婚嫁也受影响。大姐、二姐、三姐是我们附近十里八乡的“一枝花”，二姐还是村上的文艺宣传队员，每逢媒人上门提亲，祖母总会念叨，我们家是地主成分，只要人家不嫌弃，我们没意见。最后大姐和二姐嫁给了贫农家庭，祖母感到一丝欣慰和温暖，觉得好像一下子有了靠山。大哥作为家里的长子，学习成绩虽好，但也只能在家务农争工分，农闲时就拜后湾村四川来的师傅学做木匠活。因他天资聪明，手艺精巧，也就成了谢村一带的“大把式”，记得上门提亲的人很多，祖母独具慧眼，一眼看中了方圆百里漂亮、能干的嫂子，几年后也成就了大哥“新理想装饰设计公司”的成立。

那时候，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差，生活艰苦，人们身上穿的、床上铺的、盖的基本上都是用老粗布做成的。打从我记事起，祖母一天到晚总是在那里纺啊、织啊的，没个停歇的时候。当时我和祖母睡在一张床上，常常是我都睡了一觉了，醒来一看，祖母还在那里纺线、母亲还在那里织布。多少个夜晚，我都是伴随着纺线声进入梦乡，又在纺线声中睁开眼睛。在我年少的心灵里，祖母摇动纺车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坚毅的身影；那纺车转动时发出的“嗡嗡”声响，是我听过的人世间最动听的旋律！

1984年10月，冬日的阳光照在秦岭的沟沟坎坎上，随着统一摘掉“地主成分”的帽子，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报名参军了。从报名、体检、政审，我一路过关斩将终于等来了入伍通知书。站在祖母的病床前，她从被窝里伸出枯黄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她的手里，喘喘嘘嘘嘱托道:“出去了要好好干，要努力出息些”。这是我18岁离开家乡时祖母对我说的最平常、最深重的一句话,它如山脉一样托举起我灰暗的未来。这也是祖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直到有一天父亲写信告诉我，你婆不在己有半年了，她临走时还念叨着你的名字......岁月的列车从来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

岁月荏苒，祖母已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过去的七口之家，已然成为有着40多口人的大家庭，家里的条件也在慢慢改善，大哥和弟弟新建了住宅，老屋的房子和“红苕窖”因年久失修早已经坍塌。庆幸的是，祖母用过的纺车、独轮车，还有我在河南漯河特意给祖母画的画像，它们都静静的、完好无损的安放在弟弟家的楼顶上；曾经烧火、洗衣、淘米坐过半辈子的青石墩，被弟弟用来压在独创“老白家牛肉干”腌制的牛皮上，见证着祖母苦难一生；还有祖母曾经磨面用过的石磙，它们虽然走出了历史的舞台，却走不出我记忆的长河。

每次回来，我都要一个人静默的绕着老屋走上几圈，仿佛还能看到祖母在油灯下纺线织布的身影，她的面容依旧安祥，而那些沉甸甸的记忆，让我感叹岁月的温度与厚重。

对祖母的爱，任凭岁月拉扯、纵它苦难消磨，也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流淌在血液里，与生俱来、永生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