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亲历 第二集 一个在科尔沁下乡的天津知青的故事

松涛

作者照

三十一. 俄国毛毯

　　在当地农村，结婚娶媳妇是比盖房搭屋还要重要的大事，适龄男女，一到了结婚年龄，就有媒人上门，所谓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

我们下乡的这个队因为每年分红分值高，外村的女青年都愿意嫁到我们村，反而本村的好几位女青年因为本身条件等原因得不到本村男青年的青睐，只好屈嫁到外村。

村东头的老宋家没儿子，生了五个姑娘，个顶个的瓜子脸，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肤白貌美，是个美人窝。

他家大姑娘几年前不知什么原因嫁到了外村，但没几年丈夫死了，她就回了娘家，经媒人说媒，第二次又嫁到了外村，这样老宋家一女嫁了两次。农村姑娘出嫁，都要收彩礼，听社员说，他家大姑娘每次出嫁六百元，这样两次出嫁就收了彩礼一千二百元，他家炕桌上常年摆着炉果，大杂拌（注：当地糕点厂产的点心），在农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我们知青听说后，都感到不可思议，他家生的姑娘太值钱了。

他家二姑娘也已到了适婚年龄，长得在村里也是出类拔萃，因为自己的姐姐嫁的不好，不愿外嫁，她看上了本村的男青年刘树臣，根红苗正民兵排长，人也能干帅气，就托媒人撮合。因为两家前后院，从小两个孩子都是看着长大的，经媒人一说，没废话，成了。

话说这刘树臣上边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下边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口多，负担也挺重。刘树臣父亲刘老爷子对这门亲事很满意，说，说媳妇就要说个好的，多花钱也值得。听说彩礼钱一开始也要六百，后来讲讲价两家都是一个村的就降到了五百元，除了彩礼外，还要男方购置很多结婚用品，因为我们知青经常到他家串门，刘老爷子让我抄写两份彩礼购置清单，有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挂钟、双铺双盖、四季衣服、床上用品、皮鞋等等一共二十来项，数量和牌子及材质一清二楚，其中有一项“俄国毛毯”一条，刘老爷子问我，这俄国毛毯到哪买去？我说我也是头一回听说。估计是当年苏联解放东北后，在当地曾销售过俄国毛毯，口碑很好，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次姑娘出嫁就写到彩礼单上了。

经过一年时间左右，刘家四处借贷也没凑够彩礼单上的所有物品，但刘树臣小伙子也确实能干，一个人把老丈人家所有力气活全包了。老宋家院子原来没有围墙，短短一年，刘树臣自己在不耽误生产队活计的情况下，利用中午和晚上饭前饭后时间就把老宋家土围墙垛起来了，不到一人高，遮挡鸡鸭猪羊霍霍不了院子里的果菜了。最后虽然彩礼没备齐，两家还是热热闹闹地举办了婚礼。

2010年，我重访第二故乡，见到了已经老年的刘树臣夫妇，他家承包了村上的果园，刘树臣经常不定时到城里卖一些自产青菜，在他们的身上已经看不到当年年轻时俊男靓女的影子了。

2010年，知青大吴回访第二故乡，携夫人和社员夫妇合影

三十二：所长的枪

我们下乡所在的三合大队一共有四个生产队，其中只有三队和四队分配了插队知青，我们队共七名知青，五男二女，都是天南大附中学生；三队也是七名知青，也是五男二女，他们是天津延安中学，即文革前的天津市第109中学校的学生。三合三队因处于四个小队的中心位置，大队部就设在三队，我们生产队距离大队部约一里多地。

三合三队男知青李铁牛，一米八十多的高个子，身体壮实，长相帅气，据说下乡前拜师练过拳击。

下乡前，因为我们两个队知青不是同一个学校的，彼此并不熟悉，只是因必要偶尔到大队办事，见面点头说两句客套话，相互之间都很尊重，以礼相待。

因为村挨村，地挨地，一次耪地时正好两个队的男劳力同时耪地到地头相遇歇息，刚坐下不多时，有社员大声喊起哄：这回你们两个队知青碰一块了，四队老傅，三队李铁牛，你俩摔一跤，看看谁厉害？！我一听此话心里咯噔一下，心说我一文弱书生，哪能干的过练家子李铁牛呀，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李铁牛满口天津味一句话化解：我们哥们不过介个。顿时，我内心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太够哥们意思了，避免了一次我在众人面前可能露丑的尴尬局面。

延安中学的学生，和我们天南大附中的学生不同，他们的家都住在天津老城区，见多识广，爱凑热闹，明仁公社四合大队延安中学的天津知青占多数，一共也有二三十人，他们时不时的到县城里就聚到一起，下个饭店，看看电影。

开鲁县城的饭店，那时不准私人经营，整个县城一共有三家国营饭店：城中心的大食堂饭店，城西的一条龙饭店，和城南的回民饭店。

当年开鲁县城内总人口约一两万人左右，是全县政务、经济、文化、物资中心，一到中午饭时，办事的，解馋的，有时还有婚礼请客的，三大饭店经常人满为患。

一天，李铁牛和几个知青哥们在开鲁一条龙饭店吃饭，有客人因等候时间太长不满，和饭店服务员产生争执，言语不文明，李铁牛等几名知青站在饭店服务员一方，横空出世，出手相助。从语言顶撞发展到肢体冲突。饭店经理怕事情闹大，给城区派出所打电话报警。时任派出所所长X学带领一名民警骑自行车赶到，一进饭店大门就掏出手枪：都不许动！因X学所长的枪口无意间指向知青李铁牛，引起李铁牛不满，只见李铁牛飞起一脚：别来介套，咱哥们见过。随即所长手中的那只五四式手枪先飞上饭店顶棚，反弹后又吧唧一声摔到地上，幸亏手枪子弹没有上膛，否则万一走火，事情就闹大了。

知青李铁牛踢飞公安派出所所长手枪的故事瞬间传遍整个三合大队，三队的小年轻们像听天书一样聚集在知青点听三队知青讲述一条龙饭店事件的经过，对李铁牛敢作敢为的精气神佩服的五体投地。而开鲁一条龙饭店的员工，在再次见到李铁牛那帮知青来到饭店吃饭时更是给予特殊关照，吃面条九分钱白条面一碗，免费浇卤，而正常价格浇卤面条一碗是一毛八，买菜花小盘的钱给大盘的量，菜吃净了添菜免费，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开鲁城区公安派出所所长X学官至开鲁县公安局副局长退休；

知青李铁牛后来选调到通辽的火车站装卸队当装卸工，当年我过年回家到通辽车站曽参观了他们车站的装卸队宿舍和铁路食堂，李铁牛做东热情招待，我想掏给他饭钱他当时不愿意了，嘛玩儿，瞧不起我。吓的我赶快又把钱装起来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侠肝义胆的汉子。

天津知青李铁牛是我最敬重的天津知青之一，祝愿他一生平安幸福，健康长寿！

新建成的通辽站南大厅

三十三:多余的工

2024-09-13 21:44·良哥爱摄影

通辽市纪念知青下乡四十周年及知青雕塑奠基仪式

　　来到农村后，我们逐步了解到：农村社员除了要每天侍弄自己生产队的庄稼种好地之外，还要承担县里和公社的水利，公路等建设工程任务，县里的工程，由县工程指挥部组织实施，公社范围内管辖的工程由公社直接组织实施。

在我们下乡的第二年，开鲁县修建麦新水利枢纽工程，三合四队需要出一名民工。生产队出工都是男劳力，从村子一头往下排，摊上谁家谁家就必须出工，如果本人出不了工可以自己请本生产队他人代替。这次队里被摊上出工的社员找到我，问我愿意替他出河工吗，我马上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二十来岁的年纪，谁不愿意到外面去开开眼界呢？尽管听说出河工是又苦又累的苦差事，我还是想这是双方都高兴的好事，因为我认为，凡是别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我不必别人次。

通知的出工时间大概是一个月左右，我带上够吃一个月的高粱米，（这是我们东北地区的主要口粮，）拿上社员送给我的煮好的一串辣菜嘎达咸菜、黄豆大酱（这是出河工吃饭必备的下饭菜）、行李以及铁锹，由生产队派一辆毛驴车和一名社员送行，负责把我送到工地。我们生产队离麦新水利工程枢纽约七八十里地左右的样子，途经明仁，大榆树，黑龙坝三个公社，最后到达麦新公社境内。早上出发，下午就到达了指定地点，由明仁公社的工程领队安排在工程附近生产队社员家，住宿休息。

我们公社的此次工程领队姓王，痩高个，看着精明干练，他是由公社指定的一名生产队社员，和民工一样按工时记酬，没有特殊的补贴，负责组织安排民工的到场前的住宿伙食，民工到场后的派工，记工，以及粮补发放等等工作，是公社民工队的一把手。

我们公社的民工伙房是借用当地生产队的一个仓库，伙食长，做饭大师傅都已到位，都是由王领队临时从民工中选拔指定的。伙食长是明仁公社四合大队天津下乡知青王大明，是天津延安中学的学生，初中文化。我下乡后听说过这个名字，这次见到了本人。他是明仁公社男知青中很活跃的一个人。伙食长负责把大家从家里带来的粮食登记过秤保管，每顿饭下米的定量，及其他伙房事务。我把带来的高粱米交给王大明过秤登记入库。到晚上吃饭时，王领队看到我带眼镜，文质彬彬，问我：你会打算盘吗？我说：会呀。行，那你就每天跟着我，做我的记工员。这样我就成了不用参加劳动的脱产记工员了。

跟着王领队的记工员工作是轻松愉快的，上面接触的是水利工程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从县水利局抽调到工地的技术员和干部，我们每天到指挥部领取工作任务，派工执行；下面接触的是各个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的社员民工，下午收工时，根据指挥部技术员签署的工程量完工派工单分别记录在每个社员的名下。工程量分为日工和定额，比如完成三方土方为一个工，完成六方土方就记两个工，有的社员能干，一天完成两个工很平常。

几天后人员和工种已经固定，每天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变化，王领队和我说，我家有事回去几天，这里的工作就都交给你了，我说行，没问题，放心吧。就这样王领队就回家办自己的私事去了。他走后每天我就把领队和记工员的工作一起干。全公社的民工都围着我转，虽然事情多，但内心很愉快和骄傲，好像大领导的样子。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天，忽然有一天指挥部下发通知，各公社本期工程结束，三天后全部离场，以前签发的工票离场前全部结清，过期作废。听到了这个通知，我脑袋里一下子就蒙了，王领队还没归来，我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在王领队归来之前，我一个人是否能办好，心里完全没有把握。我一边打电话给公社让公社立即通知王领队回到麦新工地，同时让公社通知各大队马上派车接回工地民工回家，千万别耽误。吃过晚饭后我就连夜制作民工补贴工日结算表，

因为麦新水利工程属于国家投资工程，按规定每个工日补贴人民币三角，粮票半斤。经过汇总数据，我每天给民工登记的总工日和指挥部签发的结算单不一致，总共多出来一百多个工日，仔细核对发现，原来是王领队利用指挥部成员之间分工不明确的漏洞，重复签工程量完工单造成总数多出实际完成工日的结果，但王领队不在，也没有人和我商量，怎么处理这些多出的工呢？思前想后决定，为了不让多出的工日浪费报废，因工程指挥部要求结算单要和民工花名册一致数据一致，只要把多出的100多工日平摊在每个人头上不就行了？于是连夜制表，全公社民工四十多人，不分大队，有的加三个工日，有的头脑里印象不错的加四个工日，最后忙活了大半夜，工程完工单的总工日和花名册工日终于取得了一致。 第二天，我凭工程结算单附花名册到工程财务科取回民工补贴和粮票，为了不耽误民工回家，且王领队一直也没有何时回来的消息，我决定立即给民工发放补贴和粮票，早发早利索。我拿一个小桌堵上门，四十多人大概半天时间就发放完毕，每个人都兴高采烈，他们实际结算的工日比每个人预期的都要多，我也没有和大家明说是我给大家多发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以为这个天津知青算错账了吧。

大概傍晚时分，王领队姗姗来迟，一见到我：听说你把民工钱粮都结清啦？我说：是呀，我怕耽误民工回家，也等不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消息，所以我自己把钱粮补贴已经全发下去了。那多出的工票呢：我说：我怕瞎了作废，给大家平摊下去了，每人加三个工，咱俩和伙食长大师傅每人加四个工。我当时心里还沾沾自喜，你没在家我自己一个人就把事办了。我当时满以为王领队会夸赞我几句，没成想，听完我的话，王领队脸色一下子沉下去了，唉！费挺大劲，让你一下子给整没了，明显王领队表现出很不满意。

后来我自己想想，王领队三十多岁，拖家带口，他所在生产队一个工值也就七八毛，是我们生产队工值的一半多一点，如果这些多出的工算在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身上，可以解决较大问题，但平摊到大伙身上，就微不足道了。我自己光棍一个，对钱财多少不太在乎，可王领队他可是一大家子人呀，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不过他如果早说明白，即使我自己一个工也不多要，全给王领队一个人我也无所谓，但生米成熟饭，不可挽回了。

几年后，我在道班当班长时，负责公路土方工程验收，正好那年的麦新水利工程明仁公社的王领队在我负责的道路段出工，看到他奋力劳动的背影，又回想起我在麦新水利工程的那段经历，我觉得应当为他做点什么，我利用手中掌握的一点点权利，本来应当需要五六天完成的工作量，我只让他干了两天就把完工证明发给他回家了，当然是在工程质量不会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临别，王领队说：有机会到家串门。

但是自此以后，直到我几十年后我举家搬离开鲁，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王领队。

三十四：舍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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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4月28日下午2点50分，人民饭店（大食堂饭店）和回民饭店发生火灾。烧毁瓦房34间，平房11间，大批判专栏2个。此次火灾给开鲁县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灭火后原来的饭店遗址一片残垣断壁，令人痛心。

当时饭店发生火灾群众自发救火时，一名天津知青因为出工修路，正好到县城办事路过，他是开鲁县北兴公社一名天津下乡知青名叫彭凯。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见困难就上。他看到群众自发的纷纷用沙土、水桶、水盆奋力救火，深受感染，自然而然激发出当代青年奋勇向前，不怕困难的大无畏精神，也自觉地加入到了群众救火队伍，是时候向党和人民证明自己考验自己的机会到了。他仗着年轻腿脚灵活，奋不顾身，爬上房顶，把下面群众递过来的的水、沙土，纷纷泼向熊熊的火焰，在救火过程中，因为墙体倒塌这位奋勇救火的天津知青彭凯不慎从房顶跌落，其身体遭到碰撞挤压后，当时就昏迷不醒，被救火现场群众紧急送往开鲁县医院抢救。

据说天津知青彭凯在医院昏迷三天三夜，全身水肿，肾脏功能严重受损，经当时担任开鲁县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代表的蒋庆云充分肯定，天津知青彭凯舍身救火的行为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亲自批示:全力抢救。在后期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后派专人护送至天津继续治疗休养，医疗生活费实报实销，工资照发。彭凯身体逐渐恢复后回到开鲁，经县领导蒋庆云特批并开会研究，破格录用彭凯为开鲁县养路段正式工人编制。

我大概是在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到开鲁县公路段报到，后分配到养路段道班当班长。当时我的身份是“农民代表工”，即粮食关系和户口不变，生产队记工分，公路段每天补助柒角钱。因为经常到公路段办事，后来结识了这位舍身救火的天津知青彭凯，印象中他中上等个子，戴个眼镜，细高挑的身材，吃饭的时候喜好喝酒，总喜欢拿一个酒壶：来，喝一杯！把东北的酒文化把握的惟妙惟肖。

彭凯这个人很健谈，和他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下乡前是天津市第九十中学的初中学生，他的父亲在文革初期被打成特务曾遣送原籍沈阳，文革后期平反回到天津。

我在选调到开鲁县货运公司后在通辽办事处当装卸工常年吃住在通辽，大约两年后调回公司任汽车配件保管员，因为都在一个县城又再次和彭凯取得联系，此时彭凯已经恋爱结婚，他的爱人是开鲁县第二中学的教师，是北京下乡知青。

因为我回到开鲁还是单身，下班吃完饭闲暇无事有时就去彭凯家串门，他和她爱人看我到来都很热情，他们的家在养路段院内是养路段特别给他们腾出的两间屋子。有一段时间我去他家串门，本来很健谈还有点人来疯的彭凯忽然不是喝完酒就倒头大睡，要不就是家里来客人也闷闷不乐，一反常态。我问他爱人：彭凯怎么了，是不是病了？他爱人：没事，就这样。

后来逐渐从外人口中得知：他在道路施工任工程负责人期间，因为雇佣当地生产大队拖拉机压路，重复开具报销单据被查出，当时的政策贪污公款四百元以上就可以批捕，而发现彭凯违规多报的单据达到了六百元。因为我平时和彭凯关系不错，正想着是不是凑钱把公款还上的时候，他远在天津的父母亲忽然急匆匆从天津来到开鲁，原来是他们的儿媳写信把他儿子的情况如实告知。彭凯父母感觉事情重大，其救子心切，经过会见各级领导，办理完应办的各种手续，完美的解决了此事，直接一纸回天津的调令，把彭凯的工作和户籍粮食关系等所有手续全部办回了天津，一家三口一路顺风回到了天津并上班报到了。

听说彭凯后来一家移居美国。

刚刚接到曾经和当年的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蒋庆云在文革期间一起工作，现已退休的一位老同志反馈：蒋庆云（当年任解放军1437部队团长）现居住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已经九十多岁，仍健在；经查《开鲁县志》：开鲁县大食堂饭店失火时间为1972年，现已更正。同时，还指出了作者在本文文字修辞方面的不当之处并给予指正。特向这位已退休的老同志表示感谢，祝他中秋佳节阖家欢乐，健康长寿！也祝蒋庆云老干部长寿！

特别说明：本集题头照片，是1974年天津学访团，也是招生团，是我用我自己的照相机和胶卷，免费拍照免费冲洗放大并每人各送一张四吋的照片，给天津学访团成员和开鲁县革委会有关招生领导拍摄的合影，拍照日期为：1974年7月18日。这个日期是我最近发现的，我在前面文章说是1975年，是我自己记错了时间，当时招生会议念的也不是前面文章写的外调材料，有可能是我不知道的材料。但并不能否认我那年因出身问题未被大学录取的事实。在此向读者致歉。对前面文章的错误我将修改或删除。谢谢大家！

这张老照片经已退休老同志的确认：后排中间者为当年县革委会教育组招生办负责人吴海峰（蒙古族）;中排中间者为县革委会知青安置办主任贺宪令；贺宪令左手边为县革委会副主任郑翠萍（女，分管文教体卫方面工作）。再次向这位退休老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三十五：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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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下乡以后，从第二年开始我们知青集体户就有好几次招工选调的机会，因为我的年龄最大，大家几次都推举我并上报推荐意见，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问大队原因，大队书记回答：“这次不要戴眼镜的”。因此有好几次名额就被我浪费掉了，我自己也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后来我亲自去公社询问原因，当时负责主持明仁公社全面工作的干部张君，大家都叫他张秘书，他的职权仅次于公社党委书记一把手了，他对我说：告诉你实话吧：你这几次没有被选调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审通不过，因为你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谁也分不清楚，所以谁也不敢承担责任。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干，你父亲的问题落实之后，你一定会有机会的。

听了公社张秘书的答复，我终于明白了我自己当时的处境：我是一名没有资格得到选调名额的另类知青，不论你如何努力，如何“重在表现”，因为家庭出身“不敌不我”，所以目前就没有出头的机会，只能认命了。

我的父亲是在1955年被以“反革命罪”被捕，1956年“教育释放”回家，我父亲说是错案，因为释放后恢复了原职原薪原待遇，但在文革期间又以反革命罪名被揪斗抄家。我知道父亲在精神上已经很痛苦了，从来没有和他提到过我因为政审选调通不过的事情，每年过年回家都给我父亲带几瓶开鲁产的白酒“开鲁大曲”，父亲很高兴，说：开鲁的酒好喝。直到1975年父亲过世，1978年母亲过世，在整理父母亲遗物时，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父亲“反革命案”的裁定书，决定替父申诉，直到最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我父亲无罪。

1971年，集体户老刘经过集体户贫下中农推荐选调到通辽制糖厂。那次还是我给他写的推荐证明材料，代表集体户，贫下中农，由大队盖公章。

老刘选调后的第二年，忽然节外生枝，上面又给我们生产队分派下来一名知青，名字叫贺恩来，据说也是天津下乡知青，他一开始分配在了吉林省白城市，因为文革期间在1969年7月开鲁县也划归吉林管辖，所以属于省内调动，通过他的哥哥贺恩熙，当时在开鲁县革委会财政所工作，动用关系安排到了我们生产队。

我们这个知青集体户，一共七人，五男二女，那年国家发放的安家费是按人头每人350元，除了每人发到人手一套棉衣、棉裤和棉被，其余用于为集体户建房，购置生产、生活用品等等开支，专款专用。但后来分到生产队的知青贺恩来的安家费因其早用在了他下乡的白城市集体户，因此他已经不能享受我们这个集体户的知青待遇。所以生产队安排他住在我们一开始下乡时的临时住所，即生产队部西屋，柴米油盐也由其自行解决。

贺恩来，目视一米六左右的个子，身材比较瘦小，说话结巴，天津口音。生产队开会时初次和贺恩来见面，因为都不了解，只是打打招呼。看到他住所自己有铁皮炉子，小菜板等等锅碗瓢盆俱全。在我印象中，没有和他一起参加过集体劳动，他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即使派工，队长也是给他派一些比较轻松的农活。

秋季的一天，正是农村烧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因为在地里看青一个人提前回集体户，忽然看到一个人从我们集体户院墙跳出来并抱着一大抱柴草，这个人正是贺恩来，我顿时感觉热血上涌，这是我们集体户知青在零下二十多度严寒辛辛苦苦才换来的劳动成果，岂容你一个外来户不劳而获？我大喝一声：贺恩来，你胆敢偷我们的柴火，你给我放下！

贺恩来：嘛偷，嘛偷，没烧的了，借点。

我：不借，你没烧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别上我们这打主意，你把柴火放下。

贺恩来：面子事，面子事，大哥，就这一次。

我看他嬉皮笑脸并没有放手的意思，一把搂过他的脖子一个抱摔就把他撂倒在地，一个膝盖压住他的身子，两只手同时控制他的两个手腕，以防止他动手伤到我。虽然他已倒地动弹不得，但还是煮熟的鸭子嘴硬：我今天让你打我，让你使劲打，不打你就是孙子。

他这个激将法并没有让我上当，我放开了摁住他手腕的双手，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告诉你，再敢偷拿我们的东西，见你一次就收拾你一次。

贺恩来从地上爬起来嘴里还嘟囔：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悻悻然的走了。

烧柴问题是农村生活中的大事，有困难你可以向生产队提出解决，你随便偷拿别人的柴火算哪门子事呀，你让他一次就有第二次，所以不能惯着。

从此贺恩来再见到我敬而远之。

那年我在三合大队开了介绍信，凭介绍信到开鲁县公路段报到，当上了一名养路道班农民代表工。

后来听说贺恩来选调到开鲁县正在筹建中的开鲁制糖厂，在外地培训学习后成为正式工人。

经过了解，贺恩来的选调明显属于“萝卜选调”，他空降到我们的生产队只是洗白成开鲁下乡知青身份而已，我所在明仁公社一百多名天津知青去开鲁制糖厂选调的只有他是唯一人选，谁让人家上面有人呢。

开鲁县制糖厂从1974年2月投产，生产“红灯牌”绵白糖，是开鲁县人人羡慕的国营单位，半年生产半年闲，那时候有一个顺口溜：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我后来在开鲁安家后，就和一个选调到开鲁糖厂的原下乡在开鲁县小街基公社绰号叫“狗子”的天津知青，我用若干斤全国粮票和他换了一饭盒子的绵白糖。开鲁制糖厂在1999年破产改制。

再次见到贺恩来是在2008年，因客户有照相业务路过开鲁郊外的原开鲁制糖厂家属住宅区，此时贺恩来已因病偏瘫坐在轮椅上在室外晒太阳，他和一位小学教师组成了家庭，育有一个儿子 ，他看到我很激动，我们早已忘记了几十年前那次我俩之间不愉快的经历，他热情地邀请我到家坐坐，我推脱因时间关系婉拒了。

两年后听说贺恩来已经离世。

据开鲁县的老同志反馈：贺恩来的哥哥（同父异母）贺恩熙，是1951年从天津来到开鲁支援边疆银行建设的知识分子，当时也就十八九岁，也算开鲁县老一辈的建设者了。他们在共和国建设初期，远离家乡，为开鲁县的建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最后留在了开鲁扎根落户，在此本人向他们表示敬意，他们同时应当无愧也是我们的老一辈的知青先驱者。

2024.11.12

作者在天津站龙门大厦前留影 1989年

三十六：拍案灭鼠

良哥爱摄影

农民代表工，顾名思义，就是农民身份，干工人的活。因为当时国家严格控制正式工人招工数量，文革多年也没有招工任务，随着公路事业的发展，在工人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农民代表工应运而生。

农民代表工由生产队记工分，户口粮食关系不变，公路部门每天发放野外津贴七角钱，粮票半斤，年底凭公路管理段出具考勤证明到生产队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红，并和社员一样在生产队分配口粮。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学习，因为大家知道我是高中生以及积极肯干的劳动态度，公路管理段领导指认我担任道班班长。

在东北，公路管理段和水利部门一样，春夏秋季是忙季，冬天则比较清闲。每年到了忙季都有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有修桥或者修路的任务。

1973年，开鲁公路管理段管辖路段的开鲁至扎鲁特旗的一条公路，在途经开鲁县建华公社境内需要新建一座永久性桥梁，命名为俊昌桥，我以工程指挥部成员的名义参与了建桥工程，我校六年级的孟刚同学以及各公社的很多知青以出民工的名义也都参加了该桥的建设工程，该桥为战备桥，设计载重量60吨，可以通过坦克。该桥建成后至今仍在正常通车使用。

七十年代因为在扎鲁特旗霍林河发现了大型露天煤矿，1975年哲里木盟革委会决定修建通辽至扎鲁特旗的柏油公路，由哲理木盟各旗县分段包干，因为其有战备性质，开鲁段命名其为代号07402工程。开鲁公路管理段通知我到指挥部报到，报到后指挥部派我担任物资采购员。07402工程指挥部总指挥赵凤梧，副总指挥申国华，政委孙不勒（蒙古族），政工马廷玉，技术员刘庭栋。

参加修路的民工都是基干民兵，劳动之余还组织军事训练实弹打靶射击，我第一次打靶成绩良好，一百米胸靶，五发子弹，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

政工马廷玉是1959年西藏平叛转业干部，个子不高，较瘦，但枪法非常准。有一次指挥部让我到工地附近农场供销社买铁锹，坐在铁牛拖拉机挂车上，政工马廷玉和政委孙不勒同往，孙不勒同时也是开鲁县武装部政委，方脸盘，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一名军人。拖拉机行驶中，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到两只类似大天鹅的飞禽在草原觅食，当地人称之为羊鸔。为避免拖拉机发动机声音惊动羊鸔，马廷玉命令驾驶员停车， 拖拉机停稳后，马廷玉以挂车铁栏杆为依托，问政委孙不勒说：我距离估计的不太准，定标尺多少合适呢？政委孙不勒说：定300，瞄脚。枪响后，只见一只羊鸔腾空飞起后又扑腾掉下，另一只羊鸔受惊吓飞走了。

“打中了”！大家都很兴奋，司机启动拖拉机向中枪的羊鸔开去，走近一看，子弹从羊鸔脖颈下穿透身体，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在300米远我看到的这只羊鸔只有火柴头大小，一枪命中，太准了，这和电影中看到的枪战有完全不同的感觉。

回到指挥部，马廷玉把这只羊鸔送给了公社连队伙房（各个公社基干民兵的民工队称为连队），让他们改善伙食去了。

作为一名农民代表工，能参加战备修路，并承担物资采购工作，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我拿着07402指挥部的一本空白介绍信和银行支票，跑遍了东北大多数大中城市，圆满完成了指挥部交给的任务。

工程结束，民工撤场，但还有很多材料物资需要运回开鲁，指挥部只有一辆解放牌卡车，往返运输还需要一段时间，工地需要留守人员，我单身一人，灶王爷贴腿肚子，人走家也搬，所以指挥部派我和保管员，做饭大师傅等几人，住守并处理遗留物资。

我们在工地的住房东北也叫地窨子，修建时，先在地面画好房间布局，向地下深挖一米左右，然后在地面安窗户 ，垒墙搭檩子封顶，建好后从外面看不高，因为是临时住房，修建比较容易，但居住效果也不差。在里面居住和普通住房没有区别。我们住的地窨子三间屋子，东屋住人，中间屋子是伙房，西屋原来是仓库，放粮食杂物等等，没有门 。

白天，我们除了观赏草原美景之外，有时候到附近蒙古包蹭吃蹭喝，蒙古族牧民热情好客，用煮好的奶茶招待我们，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主食主要是用牛奶和水炖煮的玉米碴子，还有羊油炸的面食品，炒米，奶豆腐，乌了莫等等，蒙古馅饼非常好吃，皮薄馅大，馅料是羊肉葱花咸盐 没有多余的佐料，用羊油烙制，平常吃不到，只有杀羊或者邀请贵客时才能吃一顿。他们对开鲁老白干和开鲁大曲很感兴趣。

夜幕降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每天很早就吹灭煤油灯脱衣睡觉了。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住地窨子的劣势就显现出来：这里成了老鼠的天下。

伙房和西屋因为存放过粮食以及饭菜的味道，招来了大量老鼠，天黑吹灯之后不久 就发出老鼠窸窸窣窣的声音，有它们啃咬木头制品的声音，追逐打闹的声音，抢夺食物的声音，有时还有它们斗殴时撕心裂肺的哀嚎声 ，甚至它们肆无忌惮的在碗橱间跳跃还造成碗碟的碰撞声。当我们打开手电筒，下地往西屋一照，这些老鼠瞬间就逃的无影无踪了。

这还了得，我们刚到开鲁插队时，社员就给我们讲过，开鲁曾经闹过鼠疫，防疫部门一直把防鼠灭鼠当大事来抓，影响我们睡觉事小，防止染病是大事。

我们把碗橱炊具粮食搬到炕上，烧热水和使用医用酒精给炊具消毒。怎样消灭老鼠呢？不知谁看到西屋靠墙立有一副乒乓球案子，乒乓球案子表面坚硬光滑，还很沉重，这不就是现成的灭鼠工具吗，把它用棍子支起来，晚上老鼠进来，把棍子一撤，下面有多少老鼠都能拍死。这个办法好，说干就干，找来一根合适的木棍，一根长绳子，一头拴在木棍上，一头从门框下面掏一个小洞，把绳子另一头固定在炕沿下面，不管谁一拉绳子乒乓球案子拍下，完活。

这个方法很不错，有时我们故意在乒乓球案子下面撒上一些淘米水，玉米面，吸引老鼠在乒乓球案子下面集合，日复一日，也陆陆续续消灭了几十只老鼠，草原老鼠个头很大，最大的有二十多公分还不算尾巴。

终于等到了最后的撤离，工程指挥部付总指挥申国华，技术员刘庭栋随车检查工作。技术员刘庭栋是一个文化人，当他听说我们用乒乓球案子灭老鼠的故事后，说：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拍案惊奇，今天可以再加上一个成语：“拍案灭鼠”了。说完，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

感谢老同学赵以平夫妇在澳大利亚旅游期间牵线搭桥，为我和孟刚中断三十余年的友情得以延续。

孟刚现为澳大利亚著名华人书画家，世界艺术家联合总会付总会长澳大利亚分会长，全澳华人美术作品展委员会委员等多个书画界职务，曾在中澳多地举办个展并参与包括在韩国，日本，泰国，港台等多国（地区）的大型画展。

2024.11.20

左起：本文作者 、丰收大队张木匠 、孟刚，在俊昌桥工地合影 。1973年

赵以平夫妇和画家孟刚 在澳大利亚，中间者为孟刚。

画家孟刚在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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