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我们高考

天边的云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r></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又是一年毕业季,又到一年高考时。这几十年,我们自己走进过考场,那时意气风发,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曾把自己的儿女送进考场,是那样的期待和焦灼;如今,又目送自己的孙辈去赴考,满满的都是爱和欣慰。真是,年年岁岁“考”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每当高考季,我就想起了1964年的夏天,那是我们澄城中学两个高三班最后的冲刺和拼搏。我们这两个班的学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末考进澄中的,因为国家调整收缩的经济政策,高中的招生规模大大压缩,中考的录取率非常低,只有25%多一点。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考进高中的同学时不时要为生计奔波,也有同学因家庭困难而选择了辍学回家,毕业时两个班留下了大约七八十人。因此,三年来,能坚持坐在教室里继续学业的我们都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深知,农村的学生想要走出农家院,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当兵和高考,而当兵似乎更难一些,对于女生几乎不可能。</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进入高三以后,同学们更是心无旁骛,埋头苦读,只为跨过高考这个门槛,走向远方,拥抱外面的世界。复习备考阶段,学生紧张,老师们也绷紧了弦,高考考的是学生,也是对老师工作成果一年一度的检阅。源于此,每当晚自习,两个教室便是灯火通明,老师办公室里也是辛勤准备复习资料的身影。高中的课程全部结束后,我们按当时的高考要求分为文史、理工、医农不同方向。从此,一个班的同学便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多年后,我们中有当了老师的,也同自己的老师一样站上了教书育人的讲台,有颇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或政府部门写作班子的成员,有工程师,有治病救人的医生,有人成了专家学者,有人做了政府官员……。</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我父亲一直希望我去学医,但他对高三分科这件事不大明白,也没有过问。而我却在选哪个科上纠结,文史还是理工医农?我喜欢文史类专业,不想学医,但对自己文史类课程的实力底气不足,同时又受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种普遍的社会认知的影响,对报考那些耀眼的理工类院校,做个工程师非常向往。于是就选择进入理工班,从此走上了“紧跟学习一辈子,一辈子跟不上科学技术新发展”的人生苦旅。分班后,高考冲刺的那几个月里,我们经历了军事院校的筛选,高考志愿填报等诸多的环节,才进入高考的考场,经历着人生第一次关键的选拔。</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我们填报高考志愿是在考试前。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远没有现在资信这么发达,可供考生借鉴参考的信息非常少,学生对自己那个学习水平能考个什么学校心中无数,报志愿像押宝似的,完全按自己的兴趣走。大多数同学都是和老师、同学商量着报什么学校,家长能出主意的很少,更没有高考志愿填报的咨询机构和高考志愿规划师这样的“大神”。我父亲希望我考个医学院,将来当个医生,而我选择的第一志愿却是北京航空学院,去和班主任袁老师商量,希望得到指导,袁老师却说“你个女生,学什么航空呀……”,于是再去寻觅别的院校,最后报了什么,记忆里已经模模糊糊。总之,前面几栏里的志愿还不低,现在想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自信满满的。但是,报志愿时的那种掂量,那种心理煎熬至今还记忆犹新。</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军事院校在澄城的高中毕业生里招生,我们是第一届,这应该感谢上几届学长在高考中取得的好成绩,澄城中学的教育质量已引起了高校的关注。第四军医大学是公开招生,其他的都是内部招生,要报考的院校没有让学生自己选择,也不填入志愿表。通过政审,学校选出了几位同学参加体检,体检之后又逐个谈话,告诉他们,只有高考成绩达到要求才能被录取。我们几个人有幸成为军队院校的招生对象,最终分别被4所院校录取,成为了令人羡慕的大学生,同时也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成为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我们高中毕业时,高校的招生政策是比较紧的,家庭和近亲的阶级成分过高成为了一些同学进入高校深造的障碍,而且,大学校园里不许谈恋爱,已经结婚的同学不论男女都不能被录取。这样一来,好几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虽然参加了高考却与大学失之交臂。多少年过去了,他(她)们虽然通过努力奋斗,有了很好的归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同学们在一起谈起当年的高考,还是为这几位同学感到非常惋惜。</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十二年的积累,三年的苦读,母校和带课老师的严格要求、悉心教导,我们终于在流火七月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时的考点在大荔县城,大部分同学乘坐学校的包车,而一部分男同学则骑自行车翻越十里上下的茨沟去赶考。我们住着学生宿舍的大通铺,在连风扇也没有的考场里汗流浃背地答题,没有家长送考,没有大张旗鼓的动员,只有带队老师从头到尾的临场指导和加油,一切是那样的安静和朴素。高三的备考,许多同学是掉了几斤肉的,但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辛苦。当最后一场考试的答卷交完之后,那时的年轻人也就放飞了自我,跑去品尝了大荔的美食——炉齿面,返程时,一众小伙子蹬着二八大杠的自行车一口气就上完了十里汉村坡。</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在岁月的长河里,六十年只是一瞬间,在人生的旅程中,六十年基本上就是一辈子。退休后的我们再次相聚时,每每谈起1964年的那个夏天,那场高考。谈起复习阶段赵绪坤老师提着两面写满物理题的小黑板急匆匆的脚步;谈起他带领学生赴考时,时不时想近距离的观察自己学生的考试状态而埋怨监考巡查人员,学生走出考场满面春风他便笑逐颜开,学生答得不如意他也一脸沮丧,多像一位陪考的家长。也谈起带队的杨西令主任对赴考学生的严格约束,多像一位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家长。</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六十年过去了,当年同学们生龙活虎、奋力拼搏的身影,老师们殚精竭虑的面容依然历历在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