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往事

梅姐

　　王生银

我和老首长牛振峰虽在西藏拉萨军分区相处了近十年，但对他战争年代的往事和进藏后的经历却知之甚少。他平时言谈谨慎，从不在下级面前炫耀自己的戎马生涯和光辉历史。

记得1972年我刚调到分区支左办公室时，他听说我是甘肃陇东人，顺便对我说解放战争时他在我的家乡镇原、平凉等地打过仗。从此我便对他产生了肃然起敬的神秘感。

2008年初，听他女儿牛惠萍说，老首长写了一本回忆录，由她协助整理，我十分感兴趣，便在甘肃的原拉萨军分区十几名战友中奔走相告，他们要我代为索书，以睹老首长笔下的军营往事。经惠萍通融，老首长欣然给我们寄来了4本，并附信一封，叮嘱有重点赠送，不宜泛传。未曾想到他退休二十多年了，无官一身轻，还对自己的历史那样谨慎，在老部下面前不失当年风范。他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本色未退。

我收到老首长千里之外寄的回忆录，一股油墨之香扑鼻而来。我放下手头的工作，迫不及待地拜读，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老首长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和他在转战南北中，英勇杀敌的战争场面。

我是1968年从甘肃镇原县应征入伍的，在四川邛崃县西和公社集训6个月后，进藏分到拉萨军分区步兵一连当战士。

1971年8月，西藏文化大革命进入大联合、大稳定阶段。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号召，进一步加强“三支两军”工作，增派支左人员。我有幸作为有文化的优秀班长，被选派到拉萨参加支左工作。当时一起去的支左人员中，大部分是分区的一些连排级干部，也有个别营团级干部。其他同志都被分到党政、公安、宣传、文教、文化等系统进行驻点支左，我被留在市支左办公室工作。

记得刚去时，听说支左办公室的主任是一位分区首长，可能当时回内地休假了或回分区开会去了，未见面。有天下午，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一脸严肃地背着手到一楼值

班室检查工作，他把目光盯在值班室的东墙上，看见一张用毛笔书写的值班轮流表，问政工科长，“这毛笔字是谁写的？”科长说：“是新调来的小王写的，甘肃兵，就住在二楼你的隔壁”。

第二天上午首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心里忐忑不安。在人烟稀少的边防一线当兵两年，见到的最高首长是营级干部，这次师级首长找我，心情真有点紧张。进门前我习惯性地从头到脚整理了一下军容风纪，鼓足勇气喊了一声报告，被允许进去后我正襟危坐，两手端放在膝盖上感到很拘束，首长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容，缓解了我的紧张心情。他先询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等情况后，清了清嗓子对我说，支左工作政策性强，情况复杂，纪律严格，要好好学习政策，下基层了解情况不要瞎说，以免引起两个造反派组织闹对立等等。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拉萨社会情况复杂，敌特活动频繁，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乱跑，要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宗教政策、支左纪律、部队纪律和群众纪律，要管好自己，不要乱交结人，晚上别上街，没事多学习。其语气既有首长的郑重威严，又有长辈呵护关爱的情怀，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双手情不自禁地从两膝上挪开。原来貌似威严的首长对工作犹如一盆火，对同志对部下犹如外凉内热的保温瓶，如严父教子，从此我们就算正式相识了。

支左办公室设在拉萨市河坝林子，是一家贵族住过的一幢两层藏式小楼，楼里住有17人。下设负责政治宣传的政工组、负责农牧工作的调研组、负责机关事务的行政组。老首长和我、罗安忠、张光满、唐振群、娄俊良等同志住二楼，其他同志分别住一楼和大院平房。因条件有限，除个别带家属的同志外，大部分同志的住处兼办公室，几个人合住一间。老首长住二楼东头一间稍大的办公室里，我因搞内勤兼财务工作，住楼梯口一个单间。

论军龄、职务和年龄，老首长完全可以带警卫员，但他却只身一人坚持不要。由于工作忙，每天三顿饭都要在地方食堂凭伙食卡排队买饭，去的晚了不是缺菜少饭，便是饭冷菜凉。行政组负责人罗安忠心里过意不去，让我兼顾首长的生活和勤务工作。那时我刚二十出头，既不懂事又贪玩，有时连自己的生活都不会料理，何谈照顾首长。只能打饭、烧水，有时拖拖地，就这

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错过打饭时间空手而归，有时上街看热闹忘了开饭时间，打的饭菜是凉的，有时打饭时间到了，首长见不到我，自己排队打也给我带一份，热在锅里。可他从来没有因此批评过我或不高兴。有好多次我忘了回单位打饭，一是害怕，二是不好意思，一连几天躲着不露面，他却楼上楼下找我吃饭，他还自己动手煮稀饭总给我留着。与其说是我照顾他，倒不如说他关爱我。每当首长找我吃饭时。战友们就在私下议论讥笑我，并给我起了个使人啼笑皆非的绰号。

从1971年至1973年，我们一老一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现在想起来既留恋又内疚。留恋的是那时的上下级关系多么融洽、淳朴、实在、亲切啊，犹如父子、兄弟，使人无忧无虑。内疚的是对不起老首长，对不起组织的委托，没有照顾好老首长。但凭心而论我不是有意的，也不是对首长有意见，而是年轻无知不懂事，我想老首长会原谅我的。

因为西藏高原缺氧，开水烧到80度就开了，煮面条、米饭必须用高压锅。大概是1971年吧，首长买了一口小高压锅，谁也没有用过，看了危言耸听的说明书使人望而生畏。大概是出于安全考虑，第一次压稀饭时他没让我参加，吃饭时叮嘱我洗锅时一定要把排气孔、卡槽缝洗干净，不能有任何残留物，以防堵塞发生爆炸。

记得有一次煮稀饭时我忘了及时断电，锅内气压骤然升高，冲掉了排气阀，一锅稀饭倾刻间直喷天花板，当时我俩吓呆了，捂着头不知所措，他怕烫着我，一把把我推出门外，自己却临危不惧，冒着喷射而出的滚烫稀饭和随时都会爆炸的高压锅关了电闸，化险为夷。

1971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混乱阶段。西藏的两个造反派组织无视毛主席、党中央三令五申的指示，势不两立闹派性，影响安定团结，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身为支左办公室领导的他，对分散的支左人员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人身安全极为重视，每次开会必讲纪律和作风问题，有时甚至到了厉言正色的地步。他多次派人到各支左点明察暗访，征求地方同志的意见，一旦发现苗头立即纠正，绝不姑息迁就。

记得在拉萨市文化宫和市文工团支左的人员作风散漫，纪律性差。为了维护军队形象，他不护短，大会小会通报情况，严厉批评，警钟常鸣，确实帮助、挽救、爱护了一批干部。当时个别同志有点想不通，

事后无不感慨地说：“当年多亏牛老头管的严，否则就烂到支左点了。”当时我年轻，政治上不成熟，他对我管的更严，盯的很紧。我和他住隔壁，一会听不到动静他就借故喊我，尤其是早晚，连喊三声不答应他就要敲门，看我在不在。

我喜欢摆弄收音机，常用有限的津贴买些零配件自己动手组装。有时声音很大，响彻楼道，但却控制不了音量，深更半夜别人很反感，结果越弄越糟糕，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没有了，反复无常。为了拴住我的心，他不仅没有批评我，还给我买来一些配件，以示鼓励。

自从我摆弄收音机之后，也许是他随时能听到我的动静，知道我在放心了，于此他很少借故喊我或敲门。他经常说我的几句口头禅是“瞎捣鼓”、“瞎胡闹”。我捣弄收音机，有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渐渐感到索然无味了，点神不守舍了，时不时地溜出去会战友，找老乡，周末或节假日躲躲闪闪，早出晚归。

这时他听不到我的动静了，又恢复了早晚叫我的习惯。有一次单位的梁干事拉二胡，我守在旁边跃跃欲试。我的这点心思被首长发现了，也许是他怕我无事生非，管不住自己往外跑，便在自治区歌舞团、京剧团给我借来了月琴、二胡和京胡。楼道里没有音量失控的收音机喧嚣声，大家刚平静了一段时期，又出现了月琴、二胡、京胡轮番上阵的刺耳声。我也不知道同志们在背后如何烦我的。但自从有了“杀鸡杀鸭”声，晚上他就很少叫我了。

1972年3月，我被任命为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当时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是干部科一位同乡战友给我漏的风，当时首长是分区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又兼拉萨市支左办公室主任，提升使用干部，尤其是对支左人员的提升，没有他的推荐审定是不能过关的。但他从分区开党委会回到拉萨后对我守口如瓶，只字未提。

直到命令发到支左办公室时他才正式找我谈话，鼓励我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安心工作，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不要急于考虑个人问题等等，但只字未提我提干过程和他的作用，我知道他是一位很讲组织原则，严守组织纪律，正直坦荡，为人师表的首长。

无论在拉萨支左，还是回军分区工作，因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我和他接触较多，却从未听到他发牢骚讲怪话，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背后议论其他首长，更没有向我透露过半句分区党委关于人事变动、干部走留等人们迫切关注的热点问题。

记得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出逃摔死后的消息通过外电报道和小道消息，社会上已传的纷纷扬扬，谁都想通过首长得到迫不急待的口实。当时西藏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号文件。我发现他每天开会回来都神情严肃，心思沉沉，本来就很少有笑容的他更是满脸忧虑。我估计国家出大事了，社会上的传言绝非空穴来风，但直到向一般干部传达之前，他却未向我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泄露半点消息，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政治品质。

1972年9月，我奉命回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老首长和难舍的工作环境。我休假路过拉萨时住在支左办公室，他对我吃住很关心，叮嘱我回老家后多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孝敬父母，到大队部看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遵守纪律，注意军容和影响。

后来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叫我安顿好家务，按时归队。1974年我第二次回内地休假，也许是他担心我在穷乡僻壤的农村老家无聊，给我拿来一部703型收音机让我带回老家听。那时这种收音机在国内很先进，价值150多元。当时我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好，整个假期玩的很开心。从早到晚我把收音机开的大大的，给老人带来了无穷欢乐，左邻右舍羡慕不已，几乎天天到我家听音乐，听秦腔。 休假归队后我向老首长归还收音机时，他说：“送给你了，你拿去听吧。”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给他放下40元钱喜出望外拔腿就走，他很生气，又让别人把钱退给我了。

一枝一叶总关情，点点滴滴见人心。貌似威严的老首长，对部下的工作、生活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熟知他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1973年，西藏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周总理的特别关注下形势直转，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组织迫于全国的形势和政治压力握手言欢，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地方党组织逐步恢复，各部门的职能开始行使。作为西藏部队支左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拉萨军分区支

左办公室和全军支左部队一样，光荣地完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历史使命，奉命退出支左单位搬师回营。

军区党委和首长，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拉萨市党政部门，对拉萨军分区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消除派性，促进联合，安定团结，民族团结，稳定大局，恢复生产，建设西藏立了汗马功劳！”根据军委要求，支左部队撤退之前，要广泛征求介入单位意见，做好善后工作，做到事事清、财务清、公物清、办公设施清，遗留问题清，清清白白地回部队。

老首长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和认真，组织力量深入有关单位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值得赞叹的是，分区先后派出师、团、营、连、排级干部和战士大约1000多人次去支左，分布到拉萨市党政机关各部门和所属十二个县的各部门中，均未发现大的违纪违法行为。 地方单位对支左干部反映良好，评价很高。

撤离几年后，从未收到地方单位对支左人员的揭发举报等遗留问题。所有这一切，与当时全权统领分区支左工作的老首长无不有关。是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领导的结果；是他严以律己，为人师表，敢抓敢管的结果；是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忘我工作的结果；是他作风正派，廉洁自律的人格力量所致。

我和当年一同支左的战友能有今天的政治素质、思想基础和工作处境，与老首长当年的培养，言传身教，关心爱护不无有关。那时我们都才二十出头，血气方刚，无拘无束的新兵，什么都不懂，正处在人生转轨的关键阶段。幸运的是在国家动荡不安、政治风云突变，社会情况复杂，工作性质松散，远离部队领导和组织的特殊年代，我们没有贪财贪色，不仅平平安安、干干净净地回到了部队，而且还接受了锻炼和考验，政治成熟了，思想进步了，工作长进了。

1973年，老首长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支左工作回到分区，那时他是分区党委常委、副政委，分管政治部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仍然经常见面。

1975年，我从宣传科调到炮连当副指导员，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每次到分区开会我都必须去看他。1975年底，根据军委部队要

精减整编的精神，我所在的连队被撤销建制，我被调到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人武部工作。当时想不通不愿去，司令、政委轮番给我做了两三天工作，在无果的情况下，准备执行纪律时我才怏怏不乐地上任去了。

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为了加强部队领导，分区又把我从那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调回到我刚当兵时的老连队当指导员。

当初我闹情绪死活不愿去墨脱，当我适应和爱上了四季如春，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美如仙境的墨脱之后又要调离了，真有点不愿离开，但部队处于非常时期，怕落个贪生怕死的名声，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墨脱，到连队带兵去了。

有一次我到分区开会去看老首长时，发现他的办公室兼住处凌乱空荡。经询问才得知上级为了照顾老首长的身体，把他内调到河北省军区保定军分区工作。我从他喜忧参半的表情中看得出，将要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了他心里很高兴，但要离开自己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拉萨军分区他又留恋不舍。

看着他整装待运的行李箱我心里很难受，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我更内疚的是我管着一个连的兵，老首长离藏之前，我却未能派人帮他装钉毛箱，打点行李，于情于理感觉自己无地自容，现在想起后悔莫及。

也许是我欠老首长的情太多，他走后我到分区开会时仍习惯性地到他原来住过的地方看看，仿佛他还在。但有时去的感觉却不一样，显然时过境迁，人去楼空，我只好失意而回，后悔当初老首长在时为何不经常去看他啊！不过每去一次几乎都有梦可做，我多次梦见他和老伴从保定回到林芝，还住那套房子，自己开伙做饭……老首长回内地工作后，我们几乎中断了联系。

1986年我从部队转业，分配到甘肃省工商局从事报纸新闻宣传工作。那时我已36岁了。作为男人，也许进入成熟期，经常会反思过去。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西藏新闻，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西藏往事，想起阔别多年的老首长……

1995年仲伙，我到中央党校参加短期新闻培训班，也许离保定太近实在太想他了，开班第二天我私自跑到保定，中国记协的同志以为我从大西北甘肃首次来京上街走失了，派人到处找，最后把电话打到我们单位，单位又派人到我家询问。

那时老首长已退休在家休息，见我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几乎惊呆了，用失常的声音喊家里人，你们快来看看谁来了。

下午他亲自动手做饭，不停地给我夹菜。晚上又给我安顿住处，他兴致勃勃地和我聊起了部队的往事，第二天他又陪我去保定荷花池公园游览名胜，我感觉他的精神状态比西藏还好，话多了，笑容也多了。

临别时，他给我送了几幅老年大学的字画习作，至今我还保留着。

仁者长寿，智者长寿。我衷心祝愿老首长晚年生活愉快幸福，健康长寿！

2008年8月1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