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杨维桢及其他

東坡書院

第三把刀／文

看标题有点乱。

且一一道来。

某一日下午，去作协主席兆艮先生处喝茶，正好钟岩松先生也在。这位老钟先生，不知道中午又在哪里吃了酒，洋洋洒洒，满嘴火车就跑上了。兆、钟二位都写诗，聊的话题自然便是写作、文学之类。钟先生便说，最近看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李娟的作品，就去买了原著来看，挺不错。我说，是写散文的李娟么，散文也改编成电视剧么，老钟便说，是啊。

我便插话，要说一件小事给他们听。

　　李娟是当代作家，我没看过她的作品，我是从闺女的阅读中知道的，她喜欢看，而且学校的老师也推荐给学生看。

有一次，闺女拿着一本李娟的书坐在沙发上看，我拿过来翻了翻，盯着其中一段看了一下，觉得语感不是那么顺，就像走路，走着走着，就踩到一个小石子，硌脚。我对大部分阅读不顺的作品，都有这种感觉。我就说，闺女，我怎么觉着不顺溜呢，你去找本三毛的书我看看，闺女就跑到书架上找了一本三毛的散文过来，我又随便翻了一页，找了一段读了一下，马上就找到感觉了。我说，闺女，你看，三毛写得多棒，句子精短、干练，断句清晰，节奏明快，标点符号用得都恰到好处。闺女却不太以为然，说，三毛写得好，李娟也没啥问题，我看挺好。好吧，老文学青年和小文学青年可能有代沟吧，那就不说了。

兆、钟二位听我说完，老钟便说，李娟还是不错的，等我看完，把书拿给你看看。

兆艮先生说，你只是一直看自己喜欢的风格而已，所以并不喜欢其它的。有时候要换换口味阅读，开阔视野，变换思路，我推荐一本书你看看，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挺不错的。

　　我听了这话，很当作一回事，马上去网上买了一本。

拿回家便看。先看了第一篇《寂寞的小石湾》，本来是写抗清名臣阎应元的，东拉西扯，把史可法，洪承畴，黄道周，甚至把赵翼也拉进来，确实让人佩服，我把这样的文章统称为历史散文，大概类似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吧。我也喜欢读历史，但在自己写文章时，却缺少那种纵横捭阖，随手拈来的气度，总觉得有些堆砌资料，有些为写作而写作的铺陈杂述。大概这也正是文章缺少深度和广度的原因吧。

说到文章的历史性，或者说史料性，便又想起陈寅恪先生。有一段时间，忽发奇想，去买了一套陈寅恪先生的书，《寒柳塘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都有，翻开一看，傻眼，陈先生写的不是历史演义，也不是历史散文，是枯躁乏味的考据，我称之为考据癖，就像辛弃疾的掉书袋一样，直接受不了了，读不下去，只好束之高阁，再也不看了。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些。在《寂寞的小石湾》中，夏坚勇先生谈到了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说这封信是当时的书法名家韩默执笔所书。

两年前，我去过杨州，专门拜谒了史公祠，还填了这首词：

昭君怨

谒史可法墓祠

（阳春三月，过扬州。走东关街，游瘦西湖，人声攒动，春满枝头。拜谒梅花岭下史公祠，却人迹寥寥。史公一代英杰，手书“琴书游戏六千里，诗酒清狂四十年”句，豪气逼人。又念及赵汝伋诗句“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遂作此。）

昨夜东关灯灿，春在瘦西湖畔。梅岭正啾啾，冷如秋。十日扬州城下，琴剑诗书叱咤。富贵列公羞，水东流。

我在史公祠中见到《复多尔衮书》的拓片,当时就很惊叹，史公书法真是了得，尽得鲁公风神，整篇书信全是《争座位帖》那般熔金泻地之美。夏坚勇先生在文章中说：“从头到尾一笔不苟，虽微小到一点一画，也不离二王的笔法”，我倒觉得，不能说一笔不苟，彼时彼境，八旗压境，虎狼环伺，这样义愤填膺的回信，肯定做不到那般平静，而且其中有不少修改，应该是即时所书，而不是誊抄的。而且书法风格也不是二王的内擫笔法，是颜真卿的外拓笔法。

再说这封回信的书写者，我查找了一下史可法的手札图片，与《复多尔衮书》的笔迹确实不一样，从史公手札看来，有些章草的意味，风格上也确实没有颜鲁公那般浑厚，所以《复多尔衮书》可能确实不是史公手书，至于是不是韩默所书，手上资料有限，就不去管他了。

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确是史公所书，因为只有史公这样的人格，才能比肩颜鲁公，也只有史公这样的人格，才能写出这样书文俱佳的雄文。

　　说到人品与书品，便又想到了杨维桢。

杨维桢是元末明初的大才，诗文书画皆通，诗坛领袖，他对下里巴人谦和有加，对王公贵族却白眼以待，人称“文妖”，从这外号来看，就知道他与时俗有多么格格不入。

前几日，曾翔先生来威海作展览，有幸接触并请教，当时杨林先生也在，听两位品评古今，受益非浅。后来，到学校上课，有学员问我，曾翔的字到底怎么样？我把杨维桢的字找出来，问大家，这个字怎么样？不好看，丑！我说，我看着也丑，杨维桢的字在当时也是丑书，拿到今天来看，也仍然是丑书。但这不能一概而论，他有性之所至、信手涂鸦的不成功的作品，也有很完美的精品之作，他的桀骜不驯之中，仍然是浓浓的书卷气息。

我认为，曾翔先生的艺术追求，不外乎两点。第一，不重复他人。在当今二王书风、甜俗书风流行的风气中，不跟大多数人一样，有别于大多数人，本身就是一种风骨。第二，不重复自己。一般人的个展，如果有五十幅作品，看过了五幅，后面的就不用再看了，因为风格都一样，曾翔先生则几乎没有重复。

这两点我认为都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书法家的作品，辨识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个辨识度是有审美高度的，江湖书法，恶俗不堪的作品也是有辨识度的，但是格调低下。重复自己也是很可怕的事情，重复意味着没有创新，不断重复的结果，就是倒退。

说到重复的问题，又想到国展作品的创作过程，说某某人用了一刀纸，才写出一幅满意的投展作品，这对于我，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同一个文字内容，我写到第三遍就没有感觉了，写上十遍就要吐了，又如何能去写上几十遍呢。

不重复他人，不重复自己，仍然不一定代表了书法的高度。

王羲之 ，杨凝式，赵孟頫，王文治。

杨维桢，徐文长，傅青主，八大山人。

风流宛转，到了极致，是高手。

披发长歌，到了极致，也是高手。

中国的书法，要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淡墨探花也好，诗坛文妖也好，骨子里都是书卷气，只是抒发的表像不一样而已。且埋头读书，则水到渠成。

所以，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所以，不能相信故弄玄虚的表演，不能相信故作高深的阔论。

　　又回到夏坚勇先生的《湮没的辉煌》了，历史就是个小姑娘，你想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

但历史的面纱并非薄如蝉翼，吹弹可破，也可能如老太太的包脚布，又臭又长，比如大家都知道林徽因，徐志摩，都知道吴湖帆，张大千，都知道“人间四月天”，都知道“轻轻地我走了”，但大家可能没看过陈巨来先生的《安持人物琐忆》，这本书，就像是民国版的《世说新语》，又像是民国版的《红楼梦》，里面有不一样的徐志摩，不一样的张大千，他们，没有戴着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