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大爸张凌云的革命岁月（十七）

延河农夫

追忆大爸张凌云的革命岁月（十七）

张忠义

省政法委组织的联合调查组，针对举报人揭举的行贿事实，展开了全面详细的核查工作。

核查是漫长而艰辛的。他们前往岷县、武都、定西及陇南藏区寻找当事人，当面核实。

核实的结果不尽人意，好多当事人根本找不到。找到得要么是含糊不清、要么是答非所问；甚至有的是矢口否认，根本不知道。

比如第二劳改支队劳改犯孙继祖反映：“岷县大南门外回民高智，由于私藏手枪两支、长枪七支的问题，在1950年被岷县公安局发觉将其扣押，高妻通过胡家人给张凌云贿赂白洋三百元，将高释放。”经查岷县无此人，胡家人和张凌云亦不承认，岷县公安局看守所人犯押、放簿上也无此人。

又反映：“张凌云与任毅生（原任岷县公安队队长）关系非常密切，私将政府没收之三百两大烟，拿在李文耀家熬熟出售，另用大米熬成三百两大烟膏子顶补其烟数字。”经调查寻问，任毅生不承认。岷县有两个李文耀，都做了个别谈话，均说不知，没有此事。为了全面了解，岷县城内有一人叫李文科，也做了调查，以避免“李文耀”和“李文科”字眼上引起误会，但仍不知此事。

又反映：“土匪马登云有手枪两支，被公安局抓捕后，张凌云和任毅生苛去白洋一千六百元，其中六百元折交了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经查，马登云在镇压前早己逃往藏区，至今下落不明，任毅生及公安大队相关人员证明，没有此事。

第二劳改支队劳改犯王武德反映：“何海荣，岷县十里堡人，恶霸地主。1951年群众准备批斗，何很恐惧害怕，用两碗大烟及白洋二百元，贿赂公安局张凌云和副局长齐俊孝两人，结果将何海荣窝藏，未被群众斗争。”经查问劳改犯王武德，王却说：“何海荣的行贿事情，是听岷县看守所同监犯人闲谈时说的，至于谁说的，他一时想不起来了。”专案组随后问讯了当时同监室犯人，均说不知。张凌云、齐俊孝也说不知道。

又反映：1950年，土匪余安昌被押，其父亲向县委组织部长杨保秀说：“余安昌是好人，一贯当小学校长，是被人陷害的。”并于同年四月由余安昌之弟将白洋二百四十元行贿给张凌云及杨保秀。经调查，此事最知底细者即石应樵（反革命犯）、杨保秀、余安昌三人。“三反”中、“三反”后均会审讯过。杨保秀在“三反”中因贪污被押，“三反”运动高涨时承认有以上事实，“三反"结束后获得释放，又反供。余安昌在“三反”中承认，“三反”后不承认。而大爸是一概不知有此事，还须继续追查。

原岷县公安局“外线力量”黎二不都（回民，又名黎子魁）反映：“土匪马占青、马西利、马合客、马扯哥、马碗下布等人被公安局抓捕后，通过他多次给张凌云行贿，达上千块大洋。”经调查，公安局抓获土匪登记簿上没有这些人，公安干警、群众都说不知。故无法查证。

又反映：“反革命分子赵世俊常以大批汽车开往临潭贩运大烟，被抓后，送张凌云大烟上千两，随后将其释放。”经调查，赵世俊在岷县解放前夕就被枪决，根本不存在此事。

况且，在解放前后，一个县也没有汽车，赵不可能有大批汽车，更不可能用汽车贩大烟，真是滑稽可笑。

……

联合调查组经过一年多的两次调查，将调查结果报送省检察院，省检察院起诉到兰州法院，请求判决。

兰州法院集中人力，对调查案卷中的事实材料进行认真审理、甄别。随后两次找大爸谈话问讯。大爸对揭举的事实进行了认真详细陈述、说明。并用党性担保，他说的句句属实，愿承担任何后果。

经过一段时间审理后，兰州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材料送回了省检察院。

这时，省检察院领导赵国茂找到大爸，关切地对大爸说道：“凌云呀，你也是一名老党员、老革命了，一定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才有解决问题的出路。”

大爸答道：“在工作中，我不否认，我经常会犯错误，但我真的没有贪污受贿。”

领导又说道：“几年来，你一直顶着不交待，难道组织错了吗？”

大爸连忙说道：“几年来，组织对我的审查、调查，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让我惶恐不安，我对不起组织。说真的，组织的审查是对我的关心关怀，我一点也不瞒怨组织。近日，我通过学习，深深感觉到自己在工作中还存在好多问题，赶不上时代的要求。只要组织信任我，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领导又关心地说道：“你一定要相信组织，组织是关心每一位同志的，就连判刑入狱的齐俊孝，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了玉门饮食服务公司工作，继续为党和人民朋务。还有岷县组织部长杨保秀（杨保秀也是西进干部，延安时曾任县委秘书），因贪污受到处理后，现在安排到了省党校工作。”

停了一会，领导又说道：“你多少承认一点，好让组织处理。可你硬扛着，拒不认罪，让组织怎处理？”

大爸答道：“我不是不让组织处理，我也盼望组织能尽快处理，我还年轻，还正是干革命的时候。只是我真得没有贪污呀！我大儿子（前妻所生）来岷县看我时，我只给了20万（旧币）、二块白洋。他没有回延安的路费，我只得向县政府申请了30万（旧币）的路费。要知道，我大儿子一直随爷爷奶奶、前妻生活，我没有照顾过他，对他的亏歉很大。假如我像举报人说的，贪污了成千上万，不会只给他两块钱吧，这不符合最基本的常理。在他离开时，本想给我母亲带点牛黄、麝香等名贵药材，可我没钱买不起，还是我妻子娘家给了二两牛黄、两个麝香包子。不瞒你说，我结婚办事的所有费用都是我妻子娘家出的。”

过了一会，他又说道：“我参加革命后，从未照顾过父母及兄弟姊妹，前年父亲去世，我没有回去过。今年母亲去世，我又没有回去。按照我们陕北讲究，今年母亲去世，正好是父亲去世三周年。老家的兄弟们提出要过‘大事情（宴请亲戚朋友）’祭奠，要我出二十块钱，我都没有。遭到了兄弟姊妹们一致瞒怨，说我当官忘本，不孝敬父母。”

说完后，大爸是气喘吁吁，咳嗽不止，泪流满面……

就因为儿子看望父亲，大爸只给了两块钱，让忠厚哥瞒怨了好多年，觉得父亲不关心他、不爱他，以至于在后来大爸评反的问题上，他也是不管不问。

1956年9月，省检察院将大爸的问题批转岷县检察院处理，赵国茂领导再次找到大爸说：“你的问题很复杂，己上升到了政治问题。我们决定，交由岷县处理。你也不要有负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处理完后，继续工作。如果你真的觉得委屈，可以向中央反映。但不管怎么说，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随后，省政法委、公安厅将调查的材料全部封存。只将王永昌前两次的调查材料转给了岷县检察院。

去年九月份，我去甘肃查档时，我曾问过公安厅档案室主任，“张淩云按级别，当时也就是个县级干部，为什么把他的调查材料，做为机密档案资料，长期保存呢？。”

主任告诉我：“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这里有十几箱子，还给省检察院交过几箱子。上午接到组织处电话后，我又进行了认真整理，这些档案很有趣，对当时的情况记录得很详细、很具体。”

躺了70年的档案，不知何故？一直没有销毁，这让我很纳闷。也许这些材料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吧。

1957年6月，岷县法院对大爸的问题进行单方面判决。判决主要内容是：在错杀郭金堂的问题上，存在官僚主义，没有及时阻止此事件发生，承担领导责任，理应受刑事惩罚；迎娶资本家大小姐，脱化变质；在胡家搜查的392.7块大洋，定性为大爸的贪污受贿金额，行贿人分别是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属王金娥、秦永枝、安干青、李如兰女人冉步清、陈兆娃女人陈吴氏及贾治安、苟存仁等8人。最后又加了一条，顽固不化，死不改悔。判处5年有期徒刑。

没想到，两页半的判决书竟然有32处修改校正，也真是难为了审判法官，真可谓是句句慎重、字字斟酌，力求做到精准无误。

此时，大爸从调查、审查到羁押，也正好是5年多时间。

1957年6月20上午宣判，下午释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朝判夕放”。

随后，组织上安排大爸去省公安厅刚刚成立的劳改饮马二场，即玉门黄花劳改农场工作，继续从事管理犯人的监狱警察工作。.

　　出狱后，大爸第一件事就是向省委、中央写信反映他的问题。

可是，时过境迁，全国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再也没有人过问“三反五反”时期的问题。

大爸的上诉书尤如泥牛入海，再也没有了消息。

按照组织安排，大爸只得携带妻子、女儿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穿过草原、雪山、戈壁、沙漠，辗转上千公里，来到了玉门黄花农场，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劳教事业。到场后，他的工作是协肋场领导，管理改造犯人。于是，他就一边工作；一边继续不停地向上级组织申诉他的问题。

玉门黄花农场是1956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成立的劳改农场，位于玉门市北部96公里处。该农场由黄花场直、青山分场、花海分场三处不相连结的土地组成，东起干峡，西至黄花营子和黄闸湾耕地，北至北山戈壁，南至塔儿湾耕地和南戈壁，总面积近17万亩。

农场管押了甘肃省部分国民党匪徒、刑事犯罪人员和一些地主、富农等反革命分子。1957年“反右”后，又关押了一大批“右派”和下放的老干部。

农场坐落在千里戈壁，万里黄沙的黄花滩上，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风吹着尘沙飞扬，泼墨般的肆意挥洒，果真是“羌笛无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一派死寂苍凉景象。戈壁滩的远方，是一片一片红褐色的山脉，山上看不见一棵树、一棵草，光秃秃的，像一个威武的将士，在这戈壁滩上，静静地沉睡了数千年。戈壁滩上的公路，被农场军用卡车，辗压成了搓板路。

农场区域属温带干旱荒漠气候，四周低山，干旱少雨，飞沙走石，人烟稀少。

大爸在农场工作期间，虽说条件艰苦，但清静无事，领导对大爸很客气，安排了农场最好的平房，生活上、工作上尽量给予照顾，凡事都与大爸商量，征求意见，让大爸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悲凉的心情得到些许安慰。

只是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压得大爸喘不过气来。大爸一家到农场的第二年，大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正好是一个男孩，让大爸欣喜若狂。

大爸自小家境优渥，参加革命后，实行的是供给制，不用为财米油盐等生活用品发愁。可眼下四口人全靠大爸的工资维持，生活显得十分窘迫、捉禁见肘。而大妈更是出身富家小姐，从未操持过家务，日子过得十分清苦艰辛。在兰州时，大妈凭借护理医术和裁缝手艺，还能挣点小钱，添补家用。可在这茫茫戈壁、空旷无垠的大农场，哪里还需要什么裁缝？即使给一些犯人看个病，也不会得到任何报酬。

为了生存下去，从不张口求人的大爸，只得向四爸和家乡的兄弟姊妹们写信求援。

四爸当时在酒泉地质队工作，时不时得寄点小钱接济；而家乡的兄弟姊妹们都在农村，生活也是十分的困难，只有些谷物、酸菜，可没法寄去。大家没有钱，没法救济他们。

于是，大妈就带着女儿，在沙滩上不停的挖一些沙盖、沙葱、苜蓿、茴条等野菜，摘一些树叶、沙枣等。在挖野菜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戈壁滩上的小虫子，小虫子往往趁人不注意，就会爬到了身上，咬得人钻心的疼。

把野菜、树叶带回家后，洗去沙子，捣碎蒸熟，然后和一点面粉，熬成带叶的稀粥，做为一天的口粮充饥。吃得时间久了，真是难以下咽，有时还会拉肚子。

玉门黄花农场是古代屯兵垦荒之地，历史悠久，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驿站，曾经甚是繁华。每当西阳夕下，远处的云霞，或红、或紫、或黄，风云变幻，瑰丽无暇，宛若敦煌飞天上的美女，在天边弹着琵琶，姗然起舞，沐浴柔美的霞光。天空碧蓝如洗，是农场最美的时光。

可一到春天，沙尘暴总会如约而至，把藯蓝的天空被刮得昏天黑地，呼呼直响，米粒大得沙子迎面扑来，敲打着过往行人的脸笼，让人毛骨竦然。

生活的窘迫，让大爸倍感煎熬，度日如年。特别是戈壁滩盐碱地的水质，一年四季刮不完的茫茫风沙，严重摧残了大爸的身体，让大爸患上了十分严重的哮喘病，经常咳嗽得面红耳赤，上气不接下气，刚过五十的他，老态龙钟，像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他常常一个人站在沙丘上，眺望着远方，思绪万千，痛苦不堪。他反映的问题始终没有答复，仿佛被遗弃的一枚棋子，再也无人问津、无人驱赶……

他想到了死，可看到一双儿女和跟随他共患难的妻子，他就释然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听从贺子明副厅长的话。坚强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962年秋天，在黄花农场苦苦煎熬了五年多的大爸，接到家乡二爸的来信。二爸一直在家乡永坪散岔大队担任书记。他来信说：“听说甘肃饿死了好多人，你如果实在待不下去了，还不如回家乡来。家乡虽然贫穷，但大家可以相互帮衬，不会饿死人。”

面对这种情况，大爸考虑再三，觉得二爸说得有道理。原想待在这里，便于申诉他的问题，可眼下根本没人过问。随后，他和妻子商量，与期在这里遭罪受苦，还不如回陕北养老。于是，他向组织申请，提出回家乡安置。没想到，组织很快就进行了批复。并与当地政府联系，安排大爸到延川县永坪国营食堂工作，保留城镇户口。

（未完待续）

2024年6月5日

忠义写于城合墨缘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