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警徽

无忧方人：

　　“爸、妈，我回来了。”八年前，每当我走进家门，总会这样对父母说；八年后，每到清明节，面对父母的遗像，我只能在心里这样说。

父母去世后，房子就空下了。空荡荡的心，到了夜晚，更有种难以言喻的寂静，这寂静又常因我的思念而被撕裂。

踱步阳台，打开窗子，硕大的法桐叶便挤了进来，八年前，父亲也是这样放它们进来的，恍惚中，我便觉得父亲就站在我身边。

深夜无眠，我踅脚走到父亲的床头柜前，打开抽屉里一个蓝色铁盒，里面装着款式各样的警徽、肩章、领章及胸章。我努力打开记忆的阀门，但无法逐一甄别它们所属的年代。当我目光停留在一对红色领章及那个带国徽的警徽上，瞬间，七十年代，父亲身穿警服的形象在我眼前闪现；随后，我拿起一枚橄榄色肩章仔细端详。这枚肩章由三条横杠和三颗金色的星花组成，我断定，它就是九十年代末，父亲退休前那款警服上的肩章。

铁盒下压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打开，里面装着父亲的各种证件和荣誉证书。其中，一张红色证书上醒目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警衔命令。

我的目光定格在“授予李超棣一级警督警衔”这行字上，愧意顿生。哎，作为长子，我到现在才知道父亲的警衔。

（父亲的警衔）

一

六十年代初，父母喜结良缘，随后我们兄妹三人相继来到这个世界。母亲在纺织厂上班，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度，而父亲因职责特殊，常年在外奔波。我和妹妹都是出生后不到一岁，就被奶奶带回老家抚养，唯有弟弟陪伴在父母身边。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总是略显模糊而遥远。

农村的生活条件差，物质匮乏，文化娱乐活动也相对少。每当乡里放映电影，都会成为十里八乡乡亲们难得的盛会。他们闻讯而来，聚集在露天的广场，热闹非凡，如同过节一般。

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看完电影，返回途中，纷纷模仿影片中警察的角色。一个胖墩伙伴还豪言壮志地说：“我长大后，也要当警察抓特务。”话音刚落，一个瘦高的伙伴就怼道：“就你，和你爸一样，都是撅尻子种田的命。”我听后，得意地说了句：“我爸就是一名警察。”瞬间，几束羡慕的目光便向我射来，仿佛我身上也笼罩着警察的光环一般。

五年级时，我从老家转学至西安，进入母亲所在工厂的子弟学校。虽然常见父亲，但第一次目睹他全副武装的模样，却是在学校里。我们学校正好位于父亲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内。

那天，全校师生齐聚操场，参加公判大会。校长讲话后，父亲威严地站起身，警服笔挺，警徽在阳光下闪烁，发出耀眼的光芒。随着他洪亮的宣判声，几名少年犯被押上了台，他们都是学校高年级的学生。

“哇，快看，台上讲话的警察是咱班李健他爸。”

台下一阵喧哗，同学们的头纷纷转向了我，那一刻，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

而我真正对警察工作的认知，源于唐山大地震那年。地震后人心惶惶，家属区防震棚星罗棋布。父亲顾不上回家，母亲又不会搭棚。父亲只好让我们兄妹仨临时搬到派出所的防震棚避难。晚上，派出所外出巡逻时，我总缠着那些警察叔叔带上我，那段时间，我跟着他们也走遍了等驾坡地区的各个村庄，检查防震棚的防火及其他安全隐患。不久后，带我去巡逻过的苏警官，在一次抓捕行动时被歹徒拿刀捅伤了。从那时起，我才认识了警察工作的艰辛与未知。

父亲再次身着制服出现在我们面前，是1976年9月18日。学校组织我们集体到西安新城广场，收听北京毛主席追悼会现场实况广播。我们徒步前行，到达现场后，已是万人齐聚，公安干警在努力维持着秩序。追悼会开始，哀恸声此起彼伏，也有悲伤过度晕倒的。突然，电闪雷鸣，天空下起了大雨，我的衣服淋透了，泪水和雨水在我脸颊上流淌。父亲不知何时却出现在我面前，他身穿藏蓝色的警服，大盖帽周围不停地往下滴水，但头上的那枚警徽似乎比往日更加鲜艳，他关切地问：“冷不冷？”我摇头作答后，他转身，步伐匆匆而坚定，背影消失在雨幕的人海中。

至今，每当我想起那天的场景，父亲的背景便会浮现在眼前，只不过区别于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我记忆中父亲的背景，是挺拔的、伟岸的。

人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心有所念必有所动。那年高中毕业，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兴庆公园游玩。恰好那天父亲的警服挂在家里，我便偷偷拿了出去。当我穿上白色的警服，头戴大盖帽，腰系警用皮带，还特意戴上墨镜时，同学们都围了上来，“哇，真像，不愧是警察的儿子。”我得意地举起右手，行了个标准的军礼：“这姿势如何？快点照。”那一刻，我仿佛真的成为一名警察，心中无比的自豪。随后同学们也模仿我的动作抢着拍照。

正当我们玩得开心时，一个身材魁梧，面容严肃的警察走了过来，“你们干吗呢？哪来的警服？”我们顿时被吓得面面相觑，我忙解释道：叔叔，我们不是坏人，这警服是我爸的。警察听后，稍微缓和了语气，问：“你爸是哪个单位的？”“我爸是等驾坡派出所的。”警察皱了皱眉说：“警服不能随便穿，你知道不？”我忙摇头，“我真不知道，我偷偷拿出来的。我以后不敢了。”警察看了我一眼，拿起警服，转身说道：“让你爸到公园派出所来一趟。”我瞬间心跳加速，脸涨得通红，心想：这下完了，闯大祸了，眼眶里不自觉地泛起了泪花。后来，恰好有个同学的亲戚在公园工作，他领我到派出所说明了情况，警服才退还给我。

 自那以后，我明白了警服和警徽所代表的特殊意义，父亲头上的那枚警徽在我心中更加神圣了。

（父亲的工作照）

二

父亲兄妹仨，他是老大，出生在渭南市临渭区紫兰村。他性格内敛而严谨，自小就勤奋好学，是奶奶的三个子女中学习最好的一个。1953年，他从渭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在邻居李学文大爷推荐下进入了西安市公安局，随后分配到灞桥分局郭家滩派出所，开始了他的警察生涯。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计划在郭家滩方圆几公里，建设成中国最大且集中的纺织基地，号称“纺织城”。全国各地的纺织人陆续迁徙而来，加上本地的大量年轻女工，这里的常住人口迅速增长到了十万多。而解放初，公安工作条件艰苦，派出所警力有限，面对户籍管理、治安管理，国家重点项目的保驾护航等任务，所里压力很大。

父亲正值盛年，刚参加工作不久，便以所为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但每当父亲回忆起那段岁月，我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自豪和满足。我曾看过一张父亲当年的照片：高大笔直的身板，雪白的上衣，鲜红的领章，闪烁的警徽，英俊潇洒。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调至雁塔分局等驾坡派出所，并担任所领导职务。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和妹妹相继回到父母身边，家中住房紧张情况愈发凸显。当时，父亲管区内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出于好意，多次主动提出为父亲安排一间住房，以缓解家中的困境。然而，被父亲婉言谢绝了。

 母亲对此深感不满，甚至多有怨恨。但父亲坚决地说：“不行就是不行。自己身不正，还怎么领导别人？”在公与私的天平上，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警官的职业精神和工作原则。他的言谈举止，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1年，亚洲多项运动会在西安召开前夕，父亲与其他干警紧密合作，成功侦破了“9.16”预谋爆炸案，为亚运会的安保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公安战线的44个春秋，曾先后8次立功受奖，这是党对他辛勤付出的最好肯定，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荣誉。

　　 （父亲的功勋章）

三

1997年，父亲脱下了他心爱的警服。

父亲退休后，生活节奏慢了下来。他成为儿女眼中的慈父，孙子、孙女眼中的可爱爷爷。每当我们三个兄妹相约回家，他都忙前忙后，招呼这个、招呼那个，脸上总是堆满了慈祥的笑容。

记得父亲75岁寿辰的那天，他曾跟大家自豪地说：“我身体好着呢，一年到头都不进医院的门，连感冒都少有。” 我们听后，都为他感到高兴并给他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然而，岁月不饶人，父亲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健壮了，自2014年起，父亲因肺病开始和医院结缘了。特别是2015年母亲去世后，疾病如同黑暗中的风暴一样，席卷了他的全身，他那高大的身躯突然间就倒塌了。

父母家住在五楼，且没有电梯，腿脚不便加上疾病，每天上下楼成了他的一大难题。为了让父亲生活得更舒适，我们三个兄妹商量后，在同一个小区一楼租了一套带小花园的宽敞房子。

弟弟还为父亲添置了一套高档沙发，买了鱼缸，只为让他老人家开心。我也把花园翻修一新，种了蔬菜、养了几盆鲜花。太阳好的时候，常陪父亲在花园下棋，虽然我总是输，但父亲脸上的笑容更让我开心。

（最后的陪伴）

　有一次，我出差了几天。刚进家门，保姆就把我叫到一边，紧张地告诉我，老爷子在我出差时嘱咐她，他大限已到，让我去雁塔分局一趟，取回公安局统一的服装作为他离世后的着装，他坚持不穿别的衣服，并嘱托我要照顾好弟弟。听完这番话，我含泪冲进父亲的房间，急忙安排他住院。那一刻，我下定决心，无论花费多少，都要尽我所能留住父亲即将离去的脚步。

然而，2016年那个寒冷的冬日，父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世后，我们轻轻地为他擦洗完身体，给他穿上从公安局领回的那套警服，尽管没有佩戴警徽，但那身警服依然显得庄重而威严，一如他生前所穿，整洁有序。

追悼会上，水晶棺里的父亲安详地躺着，仿佛只是刚刚完成了一场战斗，正在静静地休息。悼念厅的屏幕上，循环播放着父亲不同时期身穿警服的照片，它们是父亲44年公安工作的真实写照。

画面上父亲的警服在变化着，而他坚定而有力的神态，灿烂的笑容却始终未变。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跪在父亲的面前，放声大哭。我感受到了，我心中那盏灯不停地闪动着，他代表了我对父亲所有的一切，他将永远是我心中的长明灯。

父亲的一生是在公安战线奋斗的一生。他是一名优秀而又普通的警察，始终坚守在基层岗位。无论是普通警员，还是担任所领导期间，他都把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放在首位。也无论面对多么艰苦的工作条件，或是个人和家庭遇到多大的困难，他从未抱怨过一句，也从未向家人提起过自己的辛苦。他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用自己的行动履行着一个警察的职责和使命。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八年了，幸运的是，他曾经佩戴过的领章和警徽仍在家里熠熠生辉。那警徽，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永远屹立在我心田，更是我生命里最耀眼的星辰。

写于 2024年5月18日

　　

（2024年6月3日《西安日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