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长城凝聚力

刘建国

人类是以结群方式生存的群体，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最后走上“国家”高级社会阶段，人类群体就上升到了“民族”群体状态，这里的“民族”就是一种“共同体”。

我国古代从先秦时期起就有“华夏”、“华夷”、“华夷五方格局”等表述，由于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不同，他们各自形成不同的群体，通过漫长的互相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一种既联系又松散的群体组织，这些不同群体的联系就像网络一般编织成了紧密的“民族共同体”。

长城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防御外侮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促进各民族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长城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如果我们把长城比作中国的“中”字，那么中字中间的一道就是长城的“墙”，在墙的南北生活着两个庞大独立的民族，他们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这两个大民族由于“墙”的作用，几千年来，虽然时有对抗、有冲突，但这种对抗冲突最后必然向互相依存依赖、共生共存、谁也离不开谁的方向转变。

中国古代除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长城修建于南方，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诸侯开始，中原历代王朝几乎都在北方地区修建长城。作为北方内蒙古，这也是内蒙古地区能拥有各朝代长城最多、最长、种类最全、分布区城最广的一个根本原因。内蒙古地区错踪复杂的多个朝代长城，非但没有隔开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反而纵横交错的长城像链条般将内蒙古的各民族串连于一体，犹如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成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聚汇点和联络纽带。

长城的出现主观上是防御外来民族的侵扰，但在客观上长城的作用则缩短了长城内外各民族的距离，推动、强化了南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发展，形成了各民族的凝聚意识。从而使冰冷的长城变得有了温度。所以，历朝历代所建长城只是一种手段，其内涵是为了避免战争而建，是为长治久安的国家安全、边疆稳定而建。长城的历史贡献就是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便利、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局部统一、最终完成全民族大一统创造了条件，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牢。

实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融合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和亲、移民、迁都是最主要的方式。而长城在各民族融合过程中发挥了促进和保障作用。西汉的“汉匈和亲”是中国古代农耕与游牧融合的发端，汉长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汉匈融合的桥梁纽带。亦如《汉书》所载：“匈奴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农牧两族和睦相处带来的繁荣跃然纸上。

明代长城在注重防御的同时，则突出了关城、马市的建设。早期明长城沿线虽然有小规模的马市，也是时开时闭。明中后期特别是实现了隆庆和议、俺答封贡后，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才形成主流，军事防御则退居其次。隆庆五年（1571）在清水河县明长城沿线相继开放了杀虎口、迎恩堡、柏杨岭丶红门口、滑石口等官市和民间小市。长城马市的持久稳定繁荣了长城南北的经济文化，构成了长城地区各民族融合大格局。

长城对于维护王朝的国家安全、边疆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一个朝代是否走向灭亡，长城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明朝修建长城早期是防御蒙古，后期则防御不断崛起的后金和纷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但最后推翻明王朝的并不是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势力，而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起义。明朝的灭亡不是输在了军事上而是倒在了腐败的政治上。政治腐败是压垮一个政权的最后稻草。

康熙建立了统一的王朝，虽然他不意修长城，但他十分重视“精神长城”的铸造。他说，“满、蒙、汉毫无异视，一以公正处之”。这是康熙治国方略的大智慧，这种智慧与胸怀把中国的大一统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长城抗战”使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凝聚成了强大的“长城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长城抗战和长城精神结合起来，由此上升并凝聚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2024年5月24日在内蒙古民委“长城黄河在内蒙古五次拥抱，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