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背后的故事——著名军旅作家刘秉荣访谈录（六）

国华书院

写在前面的话:

著名军旅作家刘秉荣从1985年4月到2018年10月，共创作并由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等38家出版社出版了79部5000多万字著作，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贺龙传》等53部3878万字是红色经典著作，2023年8月经“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审核向其颁发了“个人创作出版红色经典主题著作字数之最（累计）”——“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

“红色经典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背后的故事

——著名军旅作家刘秉荣访谈录（6）

关于“体裁”的选择

记者：听了您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了您创作红色经典著作的艰辛和不易，由衷钦佩。下面我想请教几个具体问题。

刘秉荣作家（以下简称作家）：可以。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纪实性文学，许多作品采用评书这种体裁，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

作家：是的，我创作的第一部贺龙元帅的作品《大刀记》是评书，以后不少作品也采用了这种体裁。说起来这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促成的。从1973年到1979年，在这长达5年的时间里，尽管我非常努力地写了几百万字，却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这使我陷入极度苦恼之中。1979年初，《华北民兵》的黄社长约我写一个章回体的中篇小说《李枪头列传》。没想到这个中篇章回小说写得很顺手。这使我醒悟，我应该走通俗类文学作品的路。青少年时期我接触的文学作品，受到的艺术熏陶都是通俗文学、大众文学方面的东西，听的是皮影、评戏、大鼓书，看的是武侠小说和赵树理、马烽等通俗作家的作品。入伍后我喜欢看的军事题材的小说也是通俗文学类作品，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还极喜欢赵树理的白描写法。到了北京军区机关后，所交结的朋友老师高元钧、刘洪滨等，他们是说山东快书、数来宝的，他们艺术上的造诣对我影响也不小，刘洪滨曾打算把我调到他身边搞曲艺创作。从那时起，我就想在通俗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当然，那年我已35岁，浩然老师曾对我说：“晚了点，你搞创作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浩然老师的话也不无道理，他30岁时已发表《艳阳天》等著作而扬名天下，而我35岁还一无所获。但我想如果现在能找准位置、“扬长避短”，也一定能够获得成功，这是主观因素吧。正在此时，我加入了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有一次听薛明同志讲到希望能有人将贺龙同志的事迹写成像刘兰芳讲的《岳飞传》那样，让大人小孩都爱听。听到此话，我很兴奋，心想这正是我追求的目标，现在与领导的要求不谋而合，我一定要把贺老总的故事写成长篇评书。后来，我把我的设想告诉了贺晓明同志，她也很支持，并在资料方面给我提供了不少方便。1982年初我暂时离开总参《贺龙传》编写组回到北京军区，利用3个月休假时间创作了长篇评书《菜刀记》。这是客观因素。后来创作的作品根据内容，有的是纪实性小说，有的是报告文学长卷，更多的是评书。

单田芳长篇广播评书《贺龙传奇》首播式

　　记者：后来，评书艺术表演大师单田芳先生演播您的长篇评书《贺龙全传》，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这也是对您评书创作最大的认可。

作家：可以这么说吧。单田芳先生是我国著名评书艺术大师，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可见他的影响力，“单田芳评书”甚至成为时尚性的文化符号。我是单老的崇拜者之一，他的《三侠剑》《七侠五义》《童林传》《七剑十三侠》等大书百听不厌，也从他的评书中受益匪浅。我创作《菜刀记》时就有想请单老演播的念头。2008年，我完成了《贺龙全传》创作。那时单老早已退休，并在北京创办了“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于是，我与他们公司联系，后来当面拜访了他。

和我国著名评书艺术表演大师单田芳先生合影

单田芳大师出身曲艺世家，外祖父王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母亲王香桂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父亲单永魁是弦师，大伯单永生和三叔单永槐分别是西河大鼓和评书演员。他一生坎坷，但对评书艺术的追求坚持不懈，形成了独特的单派评书流派。我记得那天见面时的情景，单老虽已七十有四，但精神矍铄，好客健谈，我们虽未曾谋面，却一见如故。一聊起来，单老原籍河北涞水，出生在天津，后因生活所迫到东北闯荡，我们还是老乡，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还因为我们都爱好评书，有了聊不完的话题，远说评书艺术的沿袭、流派、名家名段，近叙时下评书创作和表演的现状、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后继乏人等等话题，越谈越热闹，越谈越投机。我怕占去单老太多时间，这才赶紧打住话头，直奔主题，说出了想请他说《贺龙全传》的想法。单老没有直接回答，说：“这样，我们公司的人刚把《贺龙全传》拿来，我先看看再说吧。”当时，我心里是十分忐忑的，因为我知道单老当时手头全国各地电台、电视台的说书定单太多了，可能无暇顾及。但没过几天，单老就传话过来，说决定了，他要说贺龙。后来他说：“看了一本就决定要说了。那些开国元勋都是立下过丰功伟绩，他们的故事很多人都想知道。我在看这部书时，里面的一些情节非常感人。贺龙的一生充满传奇，对革命的贡献太大了，我一定要说!”于是，经策划安排，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与单田芳合作，将《贺龙全传》改编为长篇评书《贺龙传奇》进行录制，并预定于2008年6月下旬正式开播。

2008年6月23日中午12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评书连播》节目如期开播，但听得一个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嗓音响起：“一把菜刀起义人／半生革命刃犹新／边区柱石老同志／塞北堡垒万里城／五载相知为一字／千年大业赖天真／山人共赴瑶池会／祝你金刚不坏身。此诗为何人所作？诗中的“起义人”又指的是谁？原来这首诗乃是当年为促蒋介石抗击日本强盗，在中山陵前剖腹的续范亭续老将军，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五十大寿时所作。可怜这位堂堂正正的英雄，到后来竟死在奸雄之手，落了个千古奇冤，实在令人怒发冲冠！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是那开国元勋、中共领袖之一的贺龙元帅……”

单田芳对评书版的《贺龙传奇》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由于时间有限，年事已高，他只好采用边看、边整理、边录音、边播出的方式播讲，共录制500多讲，在北京电台和各地800多家电台播放了2年。《贺龙传奇》是在单田芳录制的100多部评书巨作中最长的一部，受到广大听众的好评，由此也被评为全国长书金奖。我为能实现薛明同志关于将贺帅的事迹编成长篇评书的愿望而倍感欣慰。

关于如何搜集、掌握素材

记者：您创作的作品绝大多为纪实性文学，我理解所谓“纪实”就是要求忠实于历史事件，这与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戏剧等相比，在搜集、掌握素材方面的要求更高。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作家：没错，为贺龙元帅等革命家以及我军写传，需要掌握大量的素材。这项工作其实是非常庞大繁杂的。我是从进入总参《贺龙传》编写组后开始红色经典著作创作的，搜集素材的工作也始于那个时候。到贺传组后，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当时编写组有5名成员，其他4名同志对贺帅都有一定的了解。组长刘伍曾长期在贺帅身边工作，连他的名字都是贺帅给起的；副组长贺晓明是贺帅的女儿，更不用说了；党支部书记徐惠恩是总参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组员朱泽云的情况有点特殊，他原是湖南桑植县的宣传部长，因了解贺帅早年的部分情况才调到编写组工作的。我对贺龙元帅的历史和红二方面军的历史可以说完全不了解。到传记组以后，我拼命地学习，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种史料，到元帅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实地查看、采访，走访相关的人士。我把搜集资料的工作概括为“阅万卷书，行万里路，访千百人”。

部分抄写资料

阅万卷书。因为是老帅传记组，组织上为我们查阅有关资料提供了便利。后来我调任武警文艺创作室主任，查阅史料也比较方便。多年来，我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及有关省、市、地、县的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等馆藏资料，这对熟悉、掌握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我党我军的发展历史帮助极大。在北京，我每天或骑自行车，或乘坐地铁、公交车，到中央、军委档案馆、军事科学院等查阅资料。到外地采访时，我也抓紧时间到当地的档案馆、纪念馆、图书馆寻找查阅。为抓紧时间多看一些资料，我常常是一块面包一杯水，一坐就是一天。许多资料不可以复印，我就一字一句抄写。虽然我们传记组按贺龙元帅不同历史时期的撰写任务作了分工，但我觉得为了更好地把握总体，分工以外的资料也应该尽量多搜集，整个红二方面军的材料也不能忽视，因此需要抄写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这些年来，我究竟抄了多少万字的资料，连我也说不清了。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报刊、书籍上见到一点有关贺龙元帅和与他相关的资料，我都进行摘抄或剪贴，有时获得了一些线索，我就顺藤摸瓜，向纵深了解，非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不可。如今，我收集的有关贺龙元帅及我军各个时期的资料，都快成一个小档案馆了。

《贺龙传》编写组到四川采访时留影，左四：贺晓明，右四：周奋，后排右二：刘秉荣

在四川采访时同贺晓明、谢戊申等一起在飞仙关桥头留影

1980年12月25日，作者和周奋等三人从彭水到酉阳途中与公交车相遇，因路窄公交车落千米深的烏江，这是出车祸现场我们乘坐的吉普车

行万里路。为了写好贺龙传记，当年12月，我们编写组先后到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采访和实地考察。后来，我还到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宁夏、上海、福建、广东等地采访考察。当年革命前辈战斗过的地方，都是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偏乡僻壤，采访考察这些老区，站在一个个悲壮的革命遗址前，踏上一个个当年革命前辈艰苦熬鏖战的战场，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同时也对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先辈的斗争历史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一次，我到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南腰界采访考察，受到了老区群众的热情欢迎。在这里，我不仅亲眼看到了许多革命遗址，老乡们还把我带到贺龙元帅当年亲手栽种的花红树处。乡亲们告诉我说，贺帅当年共栽了14棵树，不料在元帅含冤去世那年都不明不白地枯死了，真是草木亦有情啊。老区采访考察，山高水险，交通不便，还常常发生一些意外的险情。一次，我与另外两位同志到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采访。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养儿不用娇，酉秀黔彭走一遭”，可见“酉秀黔彭”的凶险。我们担心出事，结果还真出了事。我们乘坐的212吉普车在龚滩乌江的一个码头至酉阳县城途中，与一辆长途客车相遇，在会车时长途车躲让不及，跌进了万丈悬崖（后经交管部门鉴定，认定这起重大交通事故是因长途客车驾驶员操作不当所致）。当时四野无人，我只身攀着古藤下到几百米深的谷底，见到车已摔得粉碎，车上司机、售票员和大多乘客不幸身亡，其他乘客伤情也很严重。这时天快黑了，又下起了小雨，我为那些遇难者难过，为那些伤者着急，于是凭着部队学到的救治知识，为伤者包扎抢救……目睹这起重大交通事故让我们心有余悸，也让我们对是否继续采访行程产生了犹豫。但经一番商议，我们很快统一了思想，我们想到许许多多革命前辈为革命出生入死，勇于牺牲个人的一切，今天我们遇到一点小小的风险，怎能就打退堂鼓呢？于是下定决心继续前行。每次到老区采访考察，条件都比较艰苦，但我们为了完成神圣的使命而毫无怨言。

采访9岁参加长征的贺老总外甥老红军向轩（中）

采访胡德平

采访吳桂贤副总理

　　访千百人。走访当事人、亲历者，了解、掌握更多素材，这是创作红色经典作品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传记组时，我们到贺帅家乡湖南桑植采访，了解到许许多多故事让我们十分震惊。为了革命，贺帅的父亲、弟弟、大姐、两个妹妹和侄儿6人先后壮烈牺牲，贺氏宗亲有100多人牺牲或被害，跟随贺帅闹革命而牺牲的家乡子弟有3000多人。我把了解的许多内容都写入了贺帅书中，还创作了《贺龙姐弟》一书，刻画和歌颂了贺英同志光辉的一生。多年来我采访了数百名相关人士，他们有我军的高级将领，有当年的赤卫队、红军老战士，有牺牲烈士的亲人后代，有普通的群众，也有曾经的敌军将领。在湖南浏阳，我到了王震将军家乡，和王震弟弟以及乡亲们座谈，到了肖克老将军和任弼时同志的家乡，听到许多感人的故事。在肖老故乡嘉禾，我见到了肖老八十岁的姐姐，她当年出生入死闹革命，且依然住在农村，两目失明。她的儿子是个农民，她并没有依仗肖老的地位和自己对革命的贡献，使儿子跳出“农门”。这使我深受感动，老一辈的革命家是真正的无私无畏的人。有的采访对象是出发前确定的，有的则是根据查阅资料、采访中新发现的线索而临时增加的。那时联络手段相对落后，即使有地方政府的帮助，要找到这么多人也十分困难。有时按地址去寻找却扑空，这是常有的事。当年我采访的老人，而今多已作古，如贺龙元帅1923年在四川讨贼联军任团长时，他的参谋长邱翥双当时已95岁了，在我采访后不久就去世了。我采访的许多老前辈都是耄耋老人，在后来的十来年中先后去世，由于我下手早、抢救了很多活材料。这些活材料，有过去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史料,非常难得。此外，我还向许多专家学者请教，探索有关问题。这些努力，使我不仅对贺龙元帅戎马一生的战斗生涯有了系统的深入的了解，也使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艰苦斗争的历史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为我的创作积累了丰富厚实的素材。

如何使用这些素材？我掌握三条原则：一是描写的人物、事件做到史出有据；二是对一些老将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区人民、国民党将领、民主人士的回忆，有的虽然没有文字的依据，无法核实，但由于是他们耳闻目睹或亲身的经历，仍然是很珍贵的史料，如果与历史事件基本相符，可以适当引用，不仅能起到昭示后人的作用，并为研究有关历史提供佐证：三是对一些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在不影响主要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的引用，以使故事更加生动、丰满。

这里还要说一下，无论是查阅资料、采访相关人士，还是实地考察，也是有讲究的，就是目的要明确，但涉及面要尽量宽泛一些，比如要写某个人物，尽量要把与这个人物相关的人物、相关的团队、相关的事件都搞清楚，这个人物就能写得活，写得丰满，同时也为写整个团队打下基础。如，我通过搜集、掌握贺帅素材，把红二方面军的历史也搞清楚了，后来就撰写了《红二方面军纪实》。1996年6月《红二方面军纪实》出版后，我即着手进行《红四方面军纪实》的创作。有些同志很惊讶，说你刘秉荣写贺帅，怎么又要写红四方面军呢？这得益于我在撰写原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的《朱良才传》和帮助詹才芳女儿、北京军区詹扬同志写《詹才芳传》时，大量接触了红四方面军的史料，并实地考察、采访了许多当事人。1998年初，我完成了《红四方面军纪实》书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决定出版这部书，并上报新闻出版署，请求对这部书稿进行审读。1998年10月7日，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宣传部复函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认为“书稿所涉及的军史战史及人物史的材料丰富而翔实，语言生动准确，不失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读物。”后来，我根据军科院专家审计读书稿的具体意见进行了修改，于2000年8月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牌“知识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当然，也发生了点小插曲。《红四方面军纪实》出版后，引起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几位同行的不满，并告到出版社和武警政治部。其实，那几位告发的同行也都是老朋友，我和出版社的同志一起专门拜访了他们，说明了该书立项、报批、审读的情况，很快消除误解和矛盾。原来，他们在完成某老帅传记后，却没有很好利用既有的资料，而我出了书，让他们感到了难堪。消除误会后，他们还送了我不少资料，希望在再版时吸收利用。

关于创作红色经典著作的“奥秘”

　　记者：您在30多年时间内创作的红色经典可谓著作等身、鸿篇巨著,能不能谈谈获得成功的奥秘？

作家：这个问题倒是挺难回答啊，因为文学创作是没有什么捷径和奥秘的。鲁迅先生说过，看小说创作指导大全一类的书，是不能写出好小说的。我简单谈一点个人体会：一是要有一个大的目标。所谓大的目标，就是要有一个“作家梦”吧，只有热爱文学和文学创作，才有学习和努力的动力，才能用心体验生活、观察生活，才能在各种艰难困苦面前始终坚持不动摇，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二是要有不怕苦的精神。创作是苦差事，字要一个个写，一点也偷不得懒。我们那时没有打字机和电脑，每个字都要黑字写在白纸上，大家称为“爬格子”。这许多年来我养成了“写”的习惯，几乎没有一天不动笔的，多多少少也要写一些，年节假日也从没间断过，连大年三十都动笔。有时感冒发烧，实在不能动笔了，也要看书，如果不能写东西，不能看书，心情就烦燥。我在《战友报》上发表一则短文，叫《闲谈莫过五分钟》，既是对自己的告诫，也是对朋友们的进言，要大家珍惜光阴。人生苦短，弹指间光阴就流失。由于潜心写作，许多应酬都被我推掉，应该走动的关系也不走了，为此“得罪”了一些朋友，但后来他们也就理解了。三是首先要做好人。所谓文如其人，要写出鼓舞人民、引领时代的好作品，就要当好时代的尖兵。做好人，就要做一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我记得浩然老师曾经对我讲过，他写作的宗旨是“热情歌颂”，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生事物。浩然老师的话是对的，我也是照浩然老师的话去做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没上过多少学，成了作家，是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培养的，是共产党培养的，所以，党的恩情是不能忘的。多年来，我一直实践着浩然老师的话，把“热情歌颂”放在首位。特别是在写传中，我真心实意热爱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我党我军无数优秀儿女，把写好传记作为我最崇高的使命。做好人，就要做一个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堂堂正正的人（内容略）。

记者：您在这些方面都可称楷模，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和著名作家浩然合影

作者和《贺龙传》编写组长刘桐树合影

作家：学无止境，实践也无止境，还要继续努力。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如果说我在创作红色经典作品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其实也是依靠各方面的支持的结果。在我成长道路上，在我创作生涯中，我始终不忘63军炮兵团领导和战友们对我的关心、教导和培养，还要感谢著名作家浩然老师对我的教诲和指导，感谢北京军区杨白冰、胡可、刘伍等老首长、老领导和战友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薛明顾问、贺捷生大姐、李振军政委、以及贺传组周奋、贺晓明等领导、同事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多家出版社的领导、责编以及军科院等单位审读的同志付出的心血。借贵刊这个平台，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爱人，自从我踏上创作的道路，她一直鼓励、支持我，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为我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记者：您下一步还有新的创作计划吗？

作家：我打算写一部自传，给广大青少年和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记者：今天占用了您那么多时间，真有点不好意思了，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代表《鼓乐心语》编辑部全体同仁以及读者，衷心祝福您健康长寿，创作顺利！

作家：不客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访谈录全文完，感谢战友和读者们的阅读、点赞和分享！）

刘秉荣，天津宝坻人，1965年入伍，同年12月入党。先后在某军炮团、军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任记者、编辑、主编、文艺创作室主任。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贺龙全传》《彭德怀传奇》《朱声达将军传》《唐子安将军传》《红海忠魂》《魂飘重霄九》《西路军魂》《国民政府秘史》《北伐青史》《辛亥革命秘史》《天变》《杨三姐告状》《洪湖血浪》《刘家友传》《新编拍案惊奇》《菜刀记》《东方武警》《南疆擒魔》《英雄赞歌》《尘烟滚滚唱英雄》《共和之殇》《新军阀大战》《洪湖曲》《屹立》《善书》等70余部著作，在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著述总字数5000余万。《贺龙元帅》获全军第五届图书奖，《贺龙全传》获全国长书金奖等奖。

图文:刘秉荣

编辑: 李国华